人物生平
徐玮（1903-1928），原名 宝兴，化名 秦明、谢公弢、胡公达， 江苏省 海门市磨框镇人（现瑞祥乡），1903年10月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徐锡龄设塾教读，农忙时率孩子们下地干些农活；母亲陈允煌粗通文墨，常给子女们讲 民族英雄的故事。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徐玮热爱祖国、同情劳苦群众的思想感情。1914年，徐玮投考 海门县立高等小学时，在命题《自治》的作文试卷上写道："我不但要治好自己，还要使天下人均能自治。"小小的年纪，就有了关心天下事的抱负。
1916年秋，徐玮升入私立 海门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玮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宣传抵制日货，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校长为了平息学 ?潮，想"借重"成绩优秀的徐玮在同学中的威信，要他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劝说"大家"安心读书"。学校当局意料不到，徐玮利用学校提供的讲坛，大讲学生运动的意见，同时还揭露了校长经商敛钱的劣迹。结果徐玮被诬为"鼓动学 ?潮"而被学校开除。
1920年徐玮考取 苏州东吴大学预科。在这座教会学校里，他热情宣传新思想，传播无神论，并在神学课上与教师激烈争辩，结果又被开除。1922年徐玮进入 上海 南方大学读书。他一边求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在这期间，他协助负责沪 西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青年团第三支部书记稽直，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在夜校里，他给工人上文化课，宣传革命道理。由于徐玮和蔼可亲，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工人们对他特别满意。
1923年，徐玮在 上海 沪西区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与稽直等又创办了"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小沙渡是工业区，有几家 日本人经营的大纱厂，产业工人十分集中。为了扩大宣传阵地，他们又成立了"小沙渡沪 西工友俱乐部"，徐玮任干事。补习学校和俱乐部本着"团结互助，增长知识，改良待遇"的宗旨，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徐玮等人还动员进步学生去俱乐部教书，在课堂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还向工人介绍安源路矿工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给工人们很大鼓舞。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五卅"运动的 策源地之一。与此同时，徐玮与 南方大学的进步师生一起反对校长 江亢虎的" 国家社会主义"。他们以 江亢虎曾私谒清废帝 溥仪，面递"奏章"为导火线，在校内发起驱江运动。后来， 于右任等另建国民大学，徐玮即转入国民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直到1926年毕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徐玮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夏天，他以 通海派沪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了几个青年回到家乡，为 上海参加"五卅"运动的工人募捐。他们走村串户地宣传，鼓动农民们行动起来声援 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11月，徐玮任上海 沪西区小沙渡共青团部委书记，领导有关工人及国民大学、大夏大学的共青团支部工作。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时，常以机器的部件或螺丝钉比拟每个团员或工人，他说："我们能象机器那样团结成一个整体，就不怕'拿摩温'和老板了。"他还介绍红旗的意义以及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 工人阶级的地位等。他深得团员和工人们的拥戴，被誉为"宣传鼓动家"、上海团组织中的一大"金刚"。小沙渡团的工作在徐玮的领导下搞得生气勃勃，受到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 贺昌的表扬。
1926年春，徐玮回乡为父亲治丧期间，还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将《资本论》、《向导》、《 苏联十月》等书刊分送亲友。他的母亲劝他"回乡教书，享享清福。"他意味深长地对母亲说："一个人享福与许多人享福哪个福大？闹革命就是要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为了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他立志要做"职业革命家"。他曾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中国革命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党、团的事业将要好几代人才能胜利完成，因此需要有一批一辈子做各种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
1927年1月，共青团江浙区委员会在 上海召开会议，徐玮当选为区委书记。他主张培养 青年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加入组织，并要求团的工作向农村发展。当时他已在 上海近郊的 南翔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农村党、团支部。2月，为配合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 江浙区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徐玮担任特委会所属的宣传委员会委员、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了宣传大纲等文件。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徐玮作为共青团的代表出席了 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上海 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徐玮又被选为委员，分管宣传工作。
4月12日， 蒋介石在 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借口"工人内讧"，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疯狂地屠杀工人，纠察队员死伤300余人。第二天， 上海总工会在 闸北 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反动分子的罪行，号召"打倒军阀，为死难工友复仇，收回工人武装！"徐玮冒着生命危险协助江浙区委书记 徐梅坤主持了这次大会。
4月27日，徐玮出席了在 武汉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又出席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在武汉中央军事科工作。八月，调往为 蒋介石反革命势力严密控制的 杭州，担任共青团 浙江省委书记。
徐玮到达杭州后，化名谢公弢，以失业教师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结合毕业即失业、婚姻不自由、妇女不能独立等切身问题来启发青年的觉悟；他在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多次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扩大党、团影响。由于徐玮等的努力，杭州的革命斗争活跃起来，工人们纷纷起来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学生们相继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腐朽的国民党党化教育。 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反朴，到处搜索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密布。为了打击敌人的恐怖政策，及时给青年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徐玮以柿州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写了《告青年学生书》的小册子，印成后广为散发，一时轰动了杭州城，国民党 浙江省当局甚为震惊。
1927年11月初，省委军委地下机关突然被搜查，团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徐玮和团省委秘书长 曹仲兰等同时被捕。他们先被关在 杭州市柴木巷看守所，不久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
被捕后，徐玮即化名胡公达，国民党反动派起初把他当作一般政治犯看待。1928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徐玮被传审。特别法庭庭长钱西樵对他说："你不叫胡公达，你是大名鼎鼎的徐玮，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用不着隐瞒了，你不要再跟共产党了。"徐玮从容地回答："好罢，那我问你三个问题，你的答复如果使我满意，就不当共产党。"三个内容都涉及国民党为什么背叛革命的问题，问得钱西樵瞠目结舌，狼狈不堪。徐玮微笑着说："你既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就只好当共产党当到底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徐玮送回监房。
徐玮在身份暴露以后，就决心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尽力为党做工作。趁看守不在时，他对着牢门的小窗口，向难友们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串联，布置狱内的地下工作，组织要求改善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他要求难友们把监狱当作学校，趁此机会多读些马列著作。他还用已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向难友 们演讲，痛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表明自己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视死如归的决心。
1928年5月3日下午3时，看守突然来喊他，徐玮心里明白了，昂然冲着那个看守喝问："今天杀几个人？"看守从未见过"死囚"在这种场合会这样问话，惊得不知所措，手一抖，把钥匙和名单全掉落在地上。徐玮镇静自若，拾起钥匙、名单。为同监的难友曹仲兰、陈英盛、 陈存世打开了牢门。他们四人一起挺胸阔步地走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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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玮，原名徐 宝兴，化名胡公达、谢公韬，1903年出生于 江苏省 海门县。他的家庭是一个旧式耕读人家，父亲徐锡龄设私塾（后名私立广育小学），以教书为业，业余下田耕作。徐玮小时候就在此读书。1914年，徐玮升入 海门县立高小，在升学考文中写道：我不但要能自治，还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
1919年，徐玮升入了 海门中学。在校期间，徐玮为人正直，能文善道，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校方想借助他向学生作些解释。不料，徐玮在一次演讲中竟揭露校长办学似奸商，结果被借故开除。于是，徐玮转学 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后直升大学本科。
徐玮上大学全靠父兄向亲友借钱支持，所以他学习十分勤奋。东吴大学是 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宗教气氛浓重，无言论自由。徐玮受新思潮激励，有意识地宣传新思想，因此引起了校方注意，被视为“危险分子”。一次在宗教课上，他坚持无神论与任课老师辩论。老师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报告训育主任，说他谩骂师长，污辱宗教，遂将他开除。1922年，徐玮转到 上海 南方大学求学。
1924年， 南方大学校长 江亢虎向废帝宣统私下跪呈奏折的丑事被揭露后，徐玮同进步师生一起掀起驱江运动，旋即从南方大学分裂出来，另立国民大学。徐玮即在该校继续学习，读的是英国文学系。在校期间，他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组织了小沙渡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去夜校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 五卅运动期间，他同一些同学到海门，代表 上海市学生会，向当地群众宣讲上海日商纱厂和巡捕房枪杀工人 顾正红的惨案经过，进行募捐活动，支援上海罢工工人。
1926年，徐玮大学毕业后，便担任了 上海市小沙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区）委书记。小沙渡是 日本纱厂云集的地方，工人众多，当时五卅运动的顾正红烈士就在这里壮烈牺牲。徐玮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其他革命知识青年，组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徐玮很重视青年工作，注重发挥共青团的作用，教育团员和青年懂得革命道理。他经常对团员们说：“我们都是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要发挥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小沙渡共青团组织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从原来的100多人，迅速发展到300多人，成为 上海工人运动中一支强大的骨干力量。
由于徐玮的工作卓有成效，1927年2月，共青团在 上海召开江浙区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江浙区委书记。
1927年， 上海工人第三次发动了武装暴动，并成立了上海革命政府，徐玮作为革命青年的代表，被推选为政府委员。
1927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大屠杀，徐玮离开了 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杭州市团委在四一二事变后遭到破坏，团中央派徐玮来到浙江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组织领导工农运动。
1927年11月6日，一群年轻人正在杭州市抚宁巷9号共青团省委机关为庆祝 苏联十月革命节，油印一批传单，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踹开房门冲了进来。没等其他人反应，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曹仲兰已经擦着手上的油墨迎上前：“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曹仲兰点着头，指了指房间里的其他三个人。“他们是我雇来搞抄写油印的勤杂工。”
“一块走！”
士兵们带走了曹仲兰、 李信、 郑子明，还有一个自称胡公达的人。
曹仲兰这四人的案子送到浙江特别刑事法庭之后，庭长钱西樵一直疑团满腹，尤其是那个自称胡公达的人，他总觉得是个解不开的谜。 根据胡公达自己的供词，他是浙江 嘉善人，刚由家乡出来到杭州找工作，在一家面店吃面的时候，凑巧碰到曹仲
如果说这个“凑巧”已经使钱西樵难以接受，那么胡公达自称的初小文化就更使钱西樵疑窦丛生。虽然胡公达的入狱登记表填写得歪歪扭扭，但钱西樵总觉得这歪歪扭扭的字是故意写的。
钱西樵提审了曹仲兰，说他不相信曹仲兰是共产党浙江省委机关负责人，真正的负责人是其他三个人中的一个。只要曹仲兰说出那人的姓名，可望立即获得释放。钱西樵又明确无误的告诉曹仲兰：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死刑无疑。
而曹仲兰淡然一笑：“我当然想活，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确是负责人。”
对于徐玮来说，被捕后的这几个月，日子不好过。
1927年11月6日被捕的时候，他没想到曹仲兰那么快就挺身而出，说自己是共产党省委负责人，更没想到曹仲兰会把他说成是临时雇佣来的勤杂工。
开始的时候，徐玮心里很不是滋味。省委负责人明明是自己。怎么能让曹仲兰冒名顶替去冒险呢？但是他又不能反驳。曹仲兰之所以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显然是曹仲兰认为他的生要比自己的生还更有意义。既然曹仲兰已经做出了抉择，他没有理由再去干扰曹仲兰的计划。
然而，曹仲兰给他规定的身份是勤杂工，要扮演这个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虽然调到浙江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是省委负责人，认识的人不少，但既为勤杂工，他就必须装作不认识这些人。为此，入狱之后，徐玮一直竭力避免与外界接触，一天到晚蹲在监狱的角落里不声不响。遇有放风，他也踽踽独行，帽沿压得老低，放风中若遇到过往熟悉的同志，他总设法躲避，实在躲避不了，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他还必须注意适应自己的“初小文化程度”。这是一种最痛苦的适应。同牢的同志可以堂而皇之地学经济读外文，而他不能，他只能看《水浒》、《西游记》。当他看到别的同志读英语，他实在熬不住，也只好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读上一会儿。
他知道他必须努力隐藏自己。有一次监狱当局给全体犯人拍单身正面照，这是敌人为扩大侦察线索而采取的一个步骤，他就消极抵制。当摄影师按动快门时他猛地低下头。连续两次，气得摄影师大骂一通“傻瓜”。
他必须记住自己是雇来的勤杂工，只有始终坚持“扮演”好这个角色，才有生还的可能。
1927年11月20日，在给大哥徐宝康的信中，他也如是自称。大哥是个小学教师， 心有灵犀一点通，收信后也立即化名胡公堂复信徐玮，表示已明白了他的处境。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既忐忑不安，又充满希望。他知道钱西樵并不相信他的供词，但也看出钱西樵还没有抓到他的把柄。
然而没有维系太久，他便被押进了钱西樵的审判庭。这时，他还不知道叛徒已把他给出卖了。
（早上好， 胡先生！）
钱西樵突然蹦出一句英语。徐玮心里一愣，但是他很快镇定住了自己，显然，钱西樵又在进行一轮新的试探。他不理他，抿着嘴唇不吭声。
（你不回答，不太礼貌吧？徐玮先生，谢公韬先生！）
徐玮吃了一惊，原来钱西樵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真实身份！便也用英语说：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一切悉听尊便，还有什么好啰嗦的呢？”
“不，不，正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钱西樵的态度显得非常诚恳。他告诉徐玮，他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像徐玮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他决不允许随意将之摧残。虽然徐玮是大名鼎鼎受通缉的 上海市政府委员，只要发表一个退出 ? 共产党的声明，他一定会以身家性命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徐玮眯缝着眼，等钱西樵的滔滔不绝告一段落，他才郑重地告诉钱西樵：如果能回答他的三个问题，他就退出 ? 共产党。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都涉及到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钱西樵一个也回答不了。
“对不起，既然你回答不出，我当然也不退出 ? 共产党！”
经过那次摊牌之后，徐玮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 何足道。
但愿此生有意义，那管死得迟和早。
生死何计迟与早，灰色马在门外叫。
出门横跨马归去，啼声响处人已遥。
他喜欢读 库普林的小说《灰色马》。库普林是 俄国 无政府主义者，他运用新约全书上的典故，把灰色马比喻为死神，认为人类的死亡无非是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场景而已。徐玮很欣赏库普林对于死亡的潇洒气质，借《灰色马》的格式写下了这首诗。
从此，徐玮天天向难友们讲述革命道理。他利用放风机会，同个别同志谈话，布置狱中的地下工作。他要求党、团员要把监狱当党校，趁机会多读点书，如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陆军监狱的政治犯大多数还不知道党的八七会议，不知道“ 土地革命”。徐玮每天为难友们介绍会议精神，批判 陈独秀的 右倾机会主义，宣传党的土地革命纲领。他利用放风机会，进行广泛宣传。
1928年4月，徐玮分别给母亲、给兄弟、给朋友写了信。他得赶在刽子手动手之前把后事料理妥当。
在给朋友周赞明的遗书中这样写道：
“赞明：
操刀必割，来日无多，趁此时机，略留数话。相知一生，一朝永诀，未免黯然。但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后我而来者会来。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与悲伤。不过像我这样糊涂地随便地无大贡献于此历史阶段而就此消逝，我却有些不甘心了。然同时我这段未完的工程自有别人来完成，不过多用一些气力，多花一些时间罢了。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得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
1928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外号叫“李判官”的看守拿着一串钥匙来叫徐玮等4人“提审”。在他把徐玮拉出牢门以后，徐玮高声责问道：“今天枪毙几个？”“李判官”大吃一惊，吓得把钥匙、名单掉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徐玮和另外三个同志昂首阔步走出铁门，回头向难友们高叫：“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徐玮是个硬汉，所以纠集省党部和伪省政府的人员一百多人前来参观。徐玮等4人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法官不敢验明正身，叫十几个看守紧紧抓住4位革命者的双手，直赴刑场。
陆军监狱里的300多名政治犯听到4位烈士高呼口号，十分感动，齐声高唱国际歌来答复四烈士。行刑时，每一声枪响，活着的难友们就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直到第四声枪响。国民党“参观”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回去。他们这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一批不怕死的人”。
“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得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这出自英雄肺腑的语言，是徐玮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死观和革命的高尚情操的真实反映，也是徐玮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 光明未来的向往 。
历史评价
"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后我而来者会来。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和悲伤。"这是徐玮烈士给他的好友周赞明的遗书中的一段话。这朴实的语言，表明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