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炯 （中国近代教育家）
徐子休先生名炯，字子休，别号霁园。是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贤”之一。1861年生于四川省华阳县——今天的成都华阳，1936年病逝。他青年时期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仕途蹭蹬，并不得志。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教、学和一”的生活，直到老衰病逝。这五十来年中，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教人的一生。孔夫子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放在他的身上是当之无愧的。
林子休生活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时代，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洗礼”，特别是受“宋儒”理学影响很深；但又对明末“三先生”和颜元、吕留良等人的学说和为人衷心仰慕，所以养成他坚毅的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同时也使他和时代脱节，被陷入时代的冲突和洄流中而不能自拔。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是林子休的好友。政变前夕，他曾打电报给杨、刘二人，提醒他们注意，哪知电报还没有到达，“六君子”已经在北京菜市口身首异处了。他得到这个消息，愤激地对亲友们说：“这一刀砍下去的不是他们的头颅，而是满清的国脉啊！”
此话一点不错，戊戌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此路不通，而后资产阶级革命就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浪潮，终于在十三年后彻底埋藏了清王朝。之前，徐子休曾写了一篇题为《古今有女娲否》的文章，对那位“圣母皇太后”进行了无情的讨伐和鞭笞。这，在如天如父的-君主统治的背景之下，可算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举动了哦！果然，“老佛爷”赫然震怒，下诏抓这个大逆不道的叛贼，他在好友的掩护下，逃避到陕西，才得幸免。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孙中山在日本再次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将军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第二年进军四川。当时袁世凯派在四川的军政长官是成武将军陈宦——袁的心腹之一，袁依之为“南天柱石”——鉴于当时的情势，想要对抗“护国军”犹如以卵击石，有所不能；但要背离袁皇帝，又有所不敢，因而心怀疑虑，左右为难。当时成都某些社会团体曾派出代表向陈宦-，希望他不要为虎作伥，同“护国军”妥协，站在反袁阵营一边，哪知这位陈将军一时发作，将其中一人“就地正法”，而且宣布以儆效尤。这时的徐子休不计个人安危，不顾亲友劝阻，毅然给陈宦写信，辨明是非，指陈利害。后来陈宦终于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除了大背景的因素外，徐子休先生的陈词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二陈汤”也成了袁皇帝的催命符。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四川军阀有人高唱“川人治川”的调子，意图割据四川，0国家。徐子休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川人之治川也》的文章，指出：四川乃中国之四川，非四川人之四川，凡中国人均得而治之，非四川人所得而私云。此文一出，京、沪各报都加以转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祖国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徐子休先生毕竟是一位与时代脱了节的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仍然要坚持“尊孔读经”。不单举之于口，而且见之于行。他在成都创办“孔圣堂”，广招生徒，实践“尊孔读经”的理想。这所学堂后来嬗变为“大成中学”时，在课程中仍然设置有“读经”一项；校门上仍然高悬着“孔圣堂”的匾额；在校园内仍然保存了供奉孔子的“大成殿”，每逢农历朔望和孔子的诞辰，全校师生齐聚殿上，在“至圣先师”和“四配”位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不能不说是新时代成都的一种难得的奇观！
徐炯（1862年—1936年），字子休，号蜕翁，华阳县（今成都市）人，清末民国教育家。
自幼聪慧好学，十九岁考中秀才，补廪生，光绪癸巳举人，两次入京会试不第。在江南会馆设私塾，将《资治通鉴》定为入塾士子的必读之书。戴季陶及长兄传薪曾在徐炯门下受业。甲午之战后，扩充称为泽木精舍。后创办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徐炯写《古今有女娲否》，影射慈禧太后的专制。当时四川臬台沈秉堃要加害他，遂避祸陕西。应陕西布政使樊增祥之邀，率陕西首批留学生赴日，任留日学生监督。一年后返国。1910年，吴虞与其父发生冲突，徐炯时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特别召开一次教育会，视吴虞为名教罪人，将他逐出教育界。辛亥革命后，任四川教育会会长。1917年春，徐炯发起于成都少城实业街建立“六先生祠”，又创建丽泽会，讲习道学。[1]1921年，徐炯倡办大成学校，坚持“尊孔读经”。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主张学以致用。晚年名其居宅为“霁园” ，学者称霁园先生。1936年，病逝于成都。著有《霁园文钞》《霁园诗钞》，辑有《守约编》《军人道德谈》等。
注释
【1】吴绍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徐炯》一文提及：“先生又于祠内创立一新的研读组织——‘丽泽会’，邀集名师学者多人，共同支持，函请全市各大中学校报送优秀学生一二名，按月参加会考，由名师分房阅卷，评定甲乙，并募集奖金，用为鼓励之资，平时定期由先生亲自讲课，使全市学生勤修苦读，成为风气。”袁庭栋《成都街巷志》于“商业街附实业街”条，云：“六先生祠难以维持，不久即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