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县 著 名 同 盟 会 员 徐炳炎
山东社会科学院 刘晓焕
徐炳炎（？—1916），曹县人。晚清末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据载，“徐（炳炎）早年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与辛亥革命。”曾先后参与济南“山东独立”与胶东辛亥革命的有关活动。其后赴东北随丘丕振开展讨袁斗争，邱丕振牺牲后又随丘少尹（又作邱绍尹、 丘绍尹）赴上海开展讨袁活动。在此期间，他还曾被孙中山先后委任为中华革命军“关外军事筹备委员”及中华革命军“山东济南先锋司令”。是山东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
一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炳炎与其他同盟会员一道在济南参与策动了“山东独立”。“山东独立”失败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党人，并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济南商埠惨案”（打死革命党人蓝毓昌，打伤革命党人刘溥霖、王玉珂，逮捕革命党人1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潜伏在济南的徐炳炎及其同志刘梅五（名福保，寿光人）、姜华亭等人主张采取断然手段，对破坏和取消“山东独立”与镇压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巡警道吴炳湘予以严厉制裁。正如丁惟汾等纂修《山东革命党史稿》卷6《济南商埠之案》所载：
“当是时，袁党横济南，见党人皆破，以为不足畏矣，益以多杀为贤，留省学生剪发者往往遇害，王讷等亦阴为吏所监，《齐鲁公报》尤以持论正而遭禁闭。于是，刘梅五等遂谋等炸吴炳湘，以杀其淫威，与徐炳炎、邵沧澜、姜华亭、李慕文、韩俊卿、王毓芬等挟炸弹分伏某门外杆石桥边，炳湘过，遥以弹投之，未中，炸力弱，仅伤卫卒二人，卫卒骇急，环炳湘护之。梅五等乘间逸去，沧澜一手炸伤，华亭也伤，三人皆免。炳湘幸无害，然袁党气少沮矣。”
对此，新修《曹县志》（《人物·人物传〔徐炳炎〕》）的记载则稍有不同，兹一并摘录于下，以供参考：
“‘山东独立’失败后，徐炳炎与同志姜华亭等人，为炸死破坏和取消‘山东独立’的袁世凯心腹吴炳湘（时任山东巡警道），遂在济南试制炸药，不慎走火，臂部被炸伤。”
1912年1月，徐炳炎与徐镜心等人率领民军攻占登州（治今蓬莱），被推举为临时总司令。15日，又应黄县民军请求，率军支援黄县革命。不久，起义民军在袁世凯军队和土豪劣绅武装共同镇压下而失败。
二
民国成立后，辛亥革命的成果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随着袁世凯实施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制自为日益暴露，徐炳炎与其他革命党人一样，转而投入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3年（民国二年），山东都督周自齐（单县人），因与徐炳炎是（曹州府）邻县同乡，故视之为心腹，便派徐炳炎带40多万元盐票、5万多元的汉口水电公司股票及3万元的期票到上海抵押。当年秋，徐炳炎便携这些票据潜逃至大连，有人问他：是否想当大富翁。他说：“还是要革命，但自己无能，愿觅如丘丕振（又作邱丕振）者，而共图之。”此事被革命党人牛镜海知道后，即据情电告丘丕振。当时丘丕振正在青岛，接电后便绕道赴大连与徐炳炎会晤。徐炳炎见到丘丕振本人，当面交付盐票40多万元，股票1.2万元（其它部分已为上海、大连的革命党人用掉）。丘丕振对徐炳炎的光明磊落敬佩不已，即派他与毕斋藤前往安东、昌图一带活动。
对于徐炳炎携带周自齐盐票、股票、期票交付丘丕振之事，丘丕振之弟丘少尹在所撰《邱丕振事略》一文曾有如下较详细的记载：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当我方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发动进攻山东时，丕振由沪急剧返济，谋所以响应。比及抵济，冷军已经败溃南退。于是丕振再度赴沪，拟共商此后进行办法，而党内诸要人，已相继东渡。在沪的湖北詹大悲则极赞成丕振计划，为赴日谒孙先生陈述。孙先生命即电召丕振到日一谈。丕振拟更返济，在适应现局的变化下，再作新的布置，途中闻敌密缉方急，停留于青岛。嗣奉孙先生电召，即绕道大连而东行。丕振必须过连，是有其原因在。原来敌山东都督周自齐的同乡徐炳炎，带着周的四十多万的盐票、五万汉口水电公司的股票，到上海去抵押，（闻另外还有三万期票。）徐携此潜逃到连，有人问他是否想作富家翁？他说：“还是要革命。但自己无能，愿觅如丘丕振者而共图之。”在连同志据情以告丕振，丕振因而过连。徐第一次见丕振面，即把这些东西，除损失一部分外，全数交给丕振，（盐票还是原数，水电股票只剩一万二千元，期票没见。）徐这种磊落态度，实在可佩。丕振一方着人赶急设法抵押，一方屏当东行。”
可惜，大约1913年底，丘丕振因准备发动武装举义需要经费，便带着这些盐票、股票去青岛抵押，不料这时，盐票、股票竟因故大部分遗失（仅剩两张汉口水电公司股票），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在令人惋惜。丘少尹在《丘丕振事略》一文对此也记载说：
“丕振把盐票、水电票等送往青岛去抵押，在青岛负责的是其弟子厚，而子厚在
青突为德当局所捕，并将引渡。幸子厚的哥哥六斋在青与德人关系素密，贿以巨金，
多方营救，始得释免。盐票等竟于此际遣失，仅剩两张水电股票在连，（每张一千元，
是留作商量抵押作样子用的。）共押了一千元，毫不济事。”
三
“二次革命”失败后，丘丕振经湖北籍革命党人詹大悲介绍，被孙中山招赴东京。丘丕振向孙中山汇报了华北革命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孙中山“极嘉许，即介绍丕振参加了他所创组的中华革命党”，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3,000元作为丘丕振返国活动的路费，又议定由陈其美随后携款到大连协助开展工作。不久，丘丕振经过上海返回大连。1914年初，陈其美、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携款到大连与丘丕振共同策划讨袁事宜。陈其美因在活动款项分配上偏重支持上海等地的讨袁势力，与丘丕振意见不合，便与戴季陶离开大连。丘丕振只得独自设法筹措经费。他毅然将过去未卖完的家产全部变卖，又征得其他方面的资助筹集了一笔款项，便立即行动起来。他认为袁世凯的统治不会长久，革命的任务是促袁早亡。他还认为：应当着重争取驻山东的第五师和直隶的第四师官兵投入反袁斗争，时机一到，可直捣北京；目前“先在东北各地联络群众，能够集中一两千人，即开始作游击战争”，等东北形成不可扑灭的革命势力后，再约集山东、直隶等地的武装力量，克期大举，以定大局。丘丕振的这一讨袁行动方案，得到徐炳炎等同志的赞同。于是，大家按照丘丕振的部署，除在大连设立指挥中心外，还分别在长春、昌图、营口、铁岭、哈尔滨、青岛、济南等地派有专人负责。当时，徐炳炎、姜华亭及丘少尹等同志先是在大连协助丘丕振展开工作。对此，丘少尹《丘丕振事略》一文也有记载说：
“丕振当时的布置：一、置活动中枢设于大连，在连工作的有尹仲材、简孟平、傅立鱼、姜化【华】亭、徐丙【炳】炎、徐宣辰、李仲刚、丘绍尹等。革新会这一组织，在东北未多用，常用的是军事名义“东北讨袁军总司令”。二、各地的分工：孙竹君在长春负责；毕藤斋、顾正义在昌图负责；陈志杰、王作民在营口负责；陈幼闳在辽阳负责，后转铁岭；牛镜海到哈尔滨工作；丘子厚在青岛负责；李慕文、韩梅清、董其成在济南负责。三、各地负责人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武装力量，地点的选定，是依据联系的对象人而选定，是以该人对该地熟悉，或对联系对象先有一种关系，待联络成熟，即多去同志组织军事领导核心，领导发动。”
据新修《曹县志》一书（《人物·人物传》）的记载，1914年7月，经丘丕振的举荐，徐炳炎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济南先锋司令。以便条件成熟时随时回济南发动讨袁军事。
1914年夏秋之交，革命党人先后在长春、昌图、营口、铁岭等地发动起义。但因准备不足、联络失误，起义相继失败。在此过程中，徐炳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随主动向丘丕振请缨，以挽颓势。于是，在8月间，他奉命带领15人白天混入本溪湖城内，顺利解除了当地300多人的敌军武装，“所得的枪支没人扛，敌军大队到来，即行退去”。所以，到头来，革命党人当时东北地区发动的一系列讨袁武装起义，只有徐炳炎这一小股武装发动的举义取得了较完整意义上的胜利。对此，丘少尹《丘丕振事略》一文也留下了如下记载：
“一九一四年的夏、秋，这一期间在各地活动的情形：长春方面：经我方的运用，敌驻军内的矛盾已尖锐化而冲突起来，惟以该方的负责人孙竹君不是军人，不能参加其中实际指挥而告失败。及大连大批同志赶到，机会已经错过。昌图方面：联络的共有三千多地方武装，是以通江口为集合中心，想不到的是都市上的月份牌和乡间所用的皇历错着一天，因此丕振带着百余人向约定地点通江口出发时，根本就晚着一天，丕振在途中夜间又遭到地方武装的阻挠，打到天明，始知是联络好的一部分〔武装〕的误会，于是又晚了一天，及到通江口，各方来集合的部分，久候丕振不至，又纷纷撤走。丕振不得已，暂退昌图，正设法再与联系之际，在昌图八家子遭到张作霖骑兵两营的包围。徐宣辰带着六个人经此，（在出发时与大队失掉联系。）即突由敌后方冲入，六人都阵亡，徐亦负伤。敌受意外的袭击，仓皇退去，而此百人得以脱险，（丕振以下主要干部都在内。）重要分子张夏臣于此役牺牲。本溪湖方面：徐炳炎以十五人解除了该处驻军三百多人的武装，是临时举动，事前没作好准备，所得的枪支没人扛，敌军大队到来，即行退去，亦没能建成一支得力的游击部队。营口方面：驻营的道标队经陈志杰的联系，已有三个连长填具誓书，正在继续进行，被敌方察觉，陈志杰、王作民先后被捕，判了十五年的徒刑，没有所动作。铁岭方面：联络成熟的时候，丕振因事东渡，即令其弟绍尹主持这一部分，准备发动。当时密设的机关是在敌营园近旁，举首可以看到隔墙敌兵下操，在将发动以前，为敌所察觉，除绍尹一人因事出外而得幸免外，全体被捕遇难，（他们都是砍的头，还不是枪毙的。）主要人计有孙竹君、陈幼闳、姜华亭、杨誉华等。这一役的损失，最为惨重。在济南方面负责联系的李慕文、韩梅清，先后被捕牺牲，只剩下董其成一人。在青岛负责联系的丘子厚，被德人逮捕，虽得释放，亦再不能在青立脚，暂来大连。牛镜海到哈尔滨去，毫无消息，死是死了，死的情形不明。这一些挫折，都是极严重的。但从实际去看，还不是失败，而有其成功的一面。因在这些挫折的过程中，联系方面越广，参加的同志越多，革命的力量是更向前推进了。”
另据新修《曹县志》一书（《人物·人物传〔徐炳炎〕》）的记载：“〔在领导本溪湖举义〕之后，他〔徐炳炎〕坚持游击战争，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
四
此后，丘丕振得到留日同学们的支持后，重新布署了今后东北的工作计划。他自己决定亲自到天津建立联络机构，以便对驻马厂的直隶第四师官兵开展工作，兼及考察山东情形，做大举起义的准备。不料，当丘丕振到达天津后，由于变节投敌分子的出卖，不幸遭袁世凯的特务逮捕，被解往济南。同年10月26日，丘丕振在济南西门外刑场遇害。消息传来，徐炳炎及丘少尹等同志万分悲痛，决心坚持斗争，继续进行烈士未完的讨袁大业。
1915年（民国四年）春，丘丕振之弟丘少尹偕一批革命党人南下，到上海办《爱国日报》，徐炳炎也随后到沪。正如邱应龙、邱应平《忆先父邱绍尹》一文所载：“先伯〔邱〕丕振是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既遭意外，群龙无首，〔讨袁〕事业遂告停顿。先父〔邱〕绍尹〔与徐炳炎〕等，相谐去上海〔随后开办了《爱国日报》社〕。”
为解决报馆经费不足问题，徐炳炎在一天晚上，孤身抢了郑家桥一家烟土店。丘少尹问他：“你急着用钱，大家想办法，何必如此？”徐炳炎却说：“报馆这样困难，这些奸商不做好事，是应该让他们出几个钱的。”
1915年7月10日，徐炳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关外军事筹备委员”。当时，孙中山为加强对东北地区讨袁斗争的领导，在此之前，就先后委任白耀辰为中华革命军“关外军事联络员”、祁耿寰为中华革命军“关外革命军司令长官”，随后又于7月10日一天委任了包括徐炳炎在内的6人为关外军事行动的领导人，以继续开展东北地区的讨袁斗争。现存《〔孙中山〕委任中华革命军人员姓名录（1915—1916）》即记载了7月10日这6人的名单所委任职务的情况：
黄庆喜 〔中华革命军〕关外游击司令部卫队长（七月十号委）。
徐炳炎 〔中华革命军〕关外军事筹备委员（七月十号委）。
宁 武 〔中华革命军〕关外军事筹备委员（七月十号委）。
柴子安 〔中华革命军〕关外游击司令部先锋队长（七月十号委）。
黄廷剑 〔中华革命军〕关外游击司令官（七月十号委）。
尹 钧 〔中华革命军〕关外军事联络委员（七月十号委）。
随后，孙中山又于1915年11月2日委任徐炳炎为中华革命军“济南先锋司令”，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徐炳炎可随时回山东发动讨袁军事。现存《〔孙中山〕委任中华革命军人员姓名录（1915－1916）》对此所留原始记载如下：
徐炳炎 〔中华革命军〕山东济南先锋司令，〔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日发〕给〔委任状〕。”
惟新修《曹县志》（《人物·人物传〔徐炳炎〕》）的记载则说：“是年〔1914年〕7月，徐〔炳炎〕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济南先锋司令。”从时间上看，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足采信的。
可惜，在同年夏，徐炳炎就得了鹤膝风病，影响了他的日常活动。但徐炳炎却一直仍关心讨袁革命大业，坚决不肯辜负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快到年底时，丘绍尹代表山东同志前来探望他的病情，正值蔡锷由北京潜回云南后，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战争，这一消息使徐炳炎倍感振奋。他高兴地对丘少尹说：“云南已经发动起来了，你赶快回山东，我可能弄到一大笔款，保证支持你。”不料，就在丘绍尹走后，徐炳炎病情忽然加重，致使他设法募集资金的计划被迫停止，不得不随夫人（日本人）赴日本疗养。其后不久，徐炳炎就带着没能亲眼看到袁世凯败亡的遗憾含恨病逝了。
惟关于徐炳炎的卒年，再次还应当稍加说明。新修《曹县志》记载，徐炳炎卒于1915年，笔者以为非是。因为从蔡锷等人1915年12月25日方宣布云南独立这一标志性时间来推测，云南独立传到上海需要时日，而丘少尹去探望他显然也是在12月25日之后的数日（或者说至少是在云南独立后的一两日，当不会超出至次年元旦）。但他随日本籍夫人赴日求医，路途需要时日；到了日本就医也需要时日，亦当不会立即病重致死。依次推测，徐炳炎之逝世（卒年），当不会在1915年12月底，而最早不出1916年1月初。故其卒年应当是1916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