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追随陈干参与民元北伐 担任“总部要员”“参与机要”
（1912.1—2）
1911年11月山东取消独立后，陈干等人由前往上海组织武装，议北上举兵。嗣于1912年1月驻军安徽凤阳。徐昌言与昌邑籍的同盟会员于恩波、于雁民、刘肇唐、陈延训、陈希孟等来投军。当时，徐昌言在陈干幕下参与机要（或笼统地曰担任“总部要员”）。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更是认定无论清政府作何种和议表示，北伐断不可懈。当时，南下的山东革命党人充当了北伐的主力军，昌邑籍同盟会领袖陈干率领的山东北伐军成了革命派北伐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是，山东独立失败后，革命党人多避离省城，不少人转移到了青岛。为集中力量改善关系大局甚重的上海、南京等地的斗争局面，陈干、吕子人、陈希孟（即陈亦贤又作陈峄贤）、陈延训等人便组织了百余精明强干的青年，编为齐鲁敢死队，由青岛乘船南下上海，随即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追击清军至浦口时，北伐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将淮军一营划给陈干，与山东革命军组成宪兵联队，仍归陈干统辖。
当陈干率部北伐军行抵凤阳时，所部不满千人，昌邑籍同盟会员于恩波、刘选卿，潍县籍张伯言、于祖黄，高密籍的蔡自声等同志，亦各召集部分人员（如于恩波所召集的昌邑籍骨干成员有于雁民、刘肇唐等人），相继南下，与陈干相会合，从而壮大了革命军力量。此后，继于恩波召集第一批同盟会骨干南下追随陈干北伐之后，徐昌言与同志张书绅、萧兰池、李长庚、齐东野、齐洛亭、孙书琳、王兆堃、王凤竹、张怀谔等昌邑籍同盟会骨干亦相继前往相会。以上各主要人员先后被陈干推荐委以要职。其中潍县籍同盟会员张伯言担任了陈干的副手（宪兵联队副司令），于祖黄随后亦担任了工兵营长；昌邑籍同盟会员中，徐昌言被委以“总部要员”，于恩波则被委任为秘书长之类要职（一说亦系“总部要员”），刘选卿稍后担任了军法处长，王兆堃担任了军需官，“博学能文章”的陈希孟则担任了书记官，均成为陈干的重要谋士与助手。
此后，在徐昌言、于恩波等人全力辅助下，陈干所部宪兵联队为北伐军右翼，沿津浦路继续北上，与清军作战多次，逢战必捷。如在固镇、南宿州，就先后与清军张勋等部先后发生苦战，徐昌言等人即积极协助陈干，率部相继占领了这两处要地，并收编了来自泰安的巡防营三营及地方部队胡老幺等各部，壮大了队伍。不久，在于恩波、徐昌言等人协助下，陈干率宪兵联队“进兵中途又收编游勇，得吕、黄两部，凡八百人”，进一步扩大了势力。①然后，宪兵联队继续北伐，经丁家围子、萧县，直逼徐州。
关于徐昌言、于恩波等人南下与陈干所部北伐军会合的地点，各种资料记载并不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始终追随，自济南、青岛、上海、南京（含浦口）、凤阳、固镇、宿州一直到徐州，于恩波、徐昌言一直追随在陈干左右。
二是淮上、凤阳说。全面开展爆发前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一书卷5《党务》的记载说：“时陈干起兵淮上，兵不满千人，于恩波、于雁民、刘肇唐、陈延训、陈亦贤等从之。”②一直追随陈干、亲身参加陈干所部北伐军并先后担任齐鲁北伐大队大队长、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团长的吕子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整理）《吕子人先生访问记录（1957年9月）》一文的记载中则说：“……（我和陈干）到浦口后，柏烈武（即柏文蔚）给明侯（即陈干）一宪兵司令名义，叫我召集山东青岛同人全数到浦口。……（我自青岛召集百余人经上海）到浦口后，编为齐鲁敢死队，指定地点驻凤阳。柏（烈武）又拨一模范营给明侯，与敢死队合，名为宪兵联队。山东同人随后到（凤阳）者，有于沐尘、于祖黄、张伯言、刘选卿（及徐昌言）等。”③孙鹏《辛亥革命前后的吕子人》一文亦持是说：“……后来，吕子人和陈干一起去浦口找柏烈武。柏烈武指派吕子人回青岛召集山东革命党人一起去浦口。吕子人回到青岛召集百余人，乘船先去上海，然后辗转到达浦口，编为齐鲁敢死队，驻扎凤阳。随后山东革命党人于沐尘（于恩波）、于祖黄（及徐昌言）等亦陆续到达（凤阳），敢死队改编为齐鲁北伐大队，吕子人任大队长。”④宋甲其《昌邑近代革命史纲》一文（第3部分《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斗争》第2章《淮泗军北伐》）的记载也说：“……（陈干）北伐敢死队最初仅几百人，驻安徽蚌埠以东的凤阳，除陈干外，我县的同盟会员于恩波、于雁民（与刘肇唐、陈延训、陈峄贤、徐昌言）等都是北伐敢死队的重要组成人员。不久，这支队伍有潍县等地的大批同盟会员也相继参加，力量逐渐壮大，改编为淮泗讨虏军，陈干任司令，开始北上。从凤阳抵蚌埠，又协同浦军、粤军，三路出发，决议彻底打垮张勋的辫子军，收复战略要地徐州。……”⑤宋甲其《昌邑辛亥革命纪略》一文又进一步记载说：“‘山东独立’取消后，陈干等党人随即由昌邑去青岛，经上海，奉命去浦口与柏烈武接洽后，以宪兵联队名义组织武装。……吕子人回青岛召集数百余人，在浦口编为齐鲁敢死队，指定驻安徽凤阳。这时柏烈武又批给陈干一个营，与齐鲁敢死队组成宪兵联队。昌邑于恩波、刘选卿、王兆坤、王凤竹（南逄乡后伍塔人）、于雁民、刘肇唐（名克济，昌邑三泊〔今平度市刘古路村〕人）、陈延训、陈亦贤、徐昌言（南逄乡〔徐家北逄村〕人）、张怀谔等也来到凤阳投军。人员增加后，敢死队改为齐鲁北伐大队。从此（凤阳）开始，宪兵联队为左翼，配合广东北伐队和右翼镇军出师北伐。宪兵联队经固镇、南宿州战役后，收编泰安起义的部分清军和几支山东地方部队，军容壮大，克丁家围子、肖【萧】县，直取徐州，扩编后为淮泗讨虏军。”⑤王伟波、刘辉《略谈陈干先生对家乡的贡献》一文（第1部分《首倡革命》）实际上亦持是说：“1911年（山东独立取消后），陈干起兵淮上，于恩波、于雁民、刘肇唐、陈延训、陈峄贤（与徐昌言）等从之，于凤阳共策北伐，于是下固镇，取南宿，遂克徐州。”⑥
三是宿州说。即于恩波、徐昌言等人南下至宿州时始与陈干所部北伐军相会。从丁惟汾等纂修《山东革命党史稿》卷10《大捷淮徐》所载山东北伐军北伐历程可以证实，于恩波等人南下与陈干所部北伐军会合的地点是在固镇之役之后、徐州之役之间的宿州战役前后：“时南京临时政府以袁世凯犹图拒我师也，命六路进兵北伐，烟台为第四军，各省民军自浦口北上者为第二军。时姚雨平率粤军与（陈干）宪兵联队及苏军同发，粤军为主力，苏军协粤军右翼而进，联队协粤军左翼而进，战张勋于固镇，败之，追至宿州。（张）勋方增援欲固守，（陈）干乃与粤军、苏军为谋，先以联队绕（道）而出（其后），袭击其北某要地，粤军、苏军攻其前，必大破之，（粤军、苏军）从之，（结果张）勋军大溃，遂下宿州，（张）勋仓皇退走，所调泰安巡防两营困城中，降于宪兵联队。是役，联队先入（宿州）城，山东党人于恩波、张书绅、孙书林、蔡自声（及徐昌言）等皆来会。（此后）进兵中途又收编游勇，得吕、黄两部，凡八百人。（张）勋弃徐州北走，各军追之，进次徐州。”⑦
以上三说，似以第二种说法较为可靠。不仅抗战爆发前修纂《昌邑县志》首倡是说，且亲身参与者（吕子人）回忆录亦持是说，更有即墨、昌邑文史、史志专家（孙鹏、宋甲其、王伟波等）倾向此说。故笔者暂从是说。
又据民国间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一书卷5《党务》的记载说：“当陈干起兵淮上，（昌邑革命党人）从戎决策者不乏其人。”⑧而作为昌邑同盟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昌言，与于恩波、陈峄贤（陈希孟字峄贤，又作亦贤）、萧兰池等人一样，均是“陈干起兵淮上”时“从戎决策”的昌邑同盟会员中的核心人物。该志书又记载：“时陈干起兵淮上，兵不满千人，于恩波、于雁民、刘肇唐、陈延训、陈峄贤（与徐昌言）等从之，于凤阳共策北伐。于是，下固镇，取南宿，累战皆捷，遂克徐州。邑同志张书绅、萧兰池、李长庚、齐东野、齐洛亭、孙书林（与徐昌言）先后赴之，各勤所司。”⑨随陈干一起参与北伐的陈干夫人杨紫霞女士后来回忆淮泗讨虏军北伐历史情况时，也曾谈到徐昌言与于恩波等人在陈干部山东北伐军（淮泗讨虏军）担任“总部要员”等情况：“……淮泗（讨虏）军计有两千人马，其中昌邑、潍县、高密（籍）近千余。军中主要者明侯（陈干）为司令，刘冠三（高密人）为总参谋，邱河清（杨紫霞四舅）为参议，吕子人（即墨人）、于沐尘（昌邑人）、吕秀文（曹县【濮州】人）、肖【萧】兰池（昌邑人）、徐昌言（昌邑人）、孙绍舟（昌邑人）、张怀谔（昌邑人）等皆任总部要员。……”⑩另外，知情人石愚山（1919年五四运动之年“济南第一师范[简称一师]应届毕业的学生，是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之一”⑪）在其遗作《关于济南“五四”学运若干记述的辨误——读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告成，淮泗讨虏军改编为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随后在徐州陈干部任职的昌邑籍革命党人开始陆续解甲归田。据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对革命军队或合并或解散，以削减过于膨胀的军费开支。陈干认为共和告成，自请解散所属军队，自己到东北调查边防。昌邑在军中供职的同盟会员于恩波、徐昌言、张怀谔、王兆坤、王凤竹等解甲返回昌邑。对此，多有文献资料记载，其中主要的是宋甲其《昌邑辛亥革命纪略》一文的记载：“1912年春，因南北议和（告成），三十九混成旅驻徐州云龙山待命，昌邑在军中的供职人员于恩波、徐昌言、张怀谔、王兆坤、王凤竹等（开始）解甲返回昌邑。肖【萧】兰池等也随刘冠三回到济南。”⑬曾随陈干一起参与北伐的杨紫霞夫人后来的回忆与上述稍有差异。她回忆说，1912年春，她曾随陈干偕于恩波、徐昌言等人回过昌邑（当然这也是可能的）。兹一并摘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一九一二年春，（杨紫霞随陈干）与昌邑其他人士于沐尘（恩波）、肖【萧】兰池、张怀谔、徐昌言、孙绍舟等回昌邑，我们提前返回徐州（而于沐尘、徐昌言等人则未回徐州）。”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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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惟汾等纂修：《山东革命党史稿》下册（卷10《大捷淮徐》），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稿本、台湾1971年5月影印本，第22页。又载台湾《山东文献》第2卷第3期，1976年12月20日，第59页。
②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卷5《党务》），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稿本（残存1册），存昌邑市档案馆。又载昌邑市文山诗书社编校，宋甲其主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9月，第657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印行，1986年7月，第72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即墨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印行，1990年12月，第182页。又载孙鹏编著：《即墨史乘》，方志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16页。
④宋甲其主编：《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4年11月，第11－12页。
⑤宋甲其主编：《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4年11月，第37－38页。又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辛亥革命在山东——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99—100页。
⑥政协昌邑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10辑《陈干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昌邑发展座谈会专辑》，内部印行，2002年2月，第171页。
⑦丁惟汾等纂修：《山东革命党史稿》下册，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稿本、台湾1971年5月影印本，第21—22页。又载台湾《山东文献》第2卷第3期，第59页。又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辛亥革命在山东——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424页。
⑧民国《昌邑县志》卷5《党务》，载昌邑市文山诗书社编校，宋甲其主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9月，第656页。
⑨民国《昌邑县志》卷5《党务》，载昌邑市文山诗书社编校，宋甲其主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9月，第657页。按：昌邑同盟会党人参与北伐者尚多，绝不止上述所提到的11人，相继参与北伐之著名者尚有刘选卿、徐昌言、萧兰池等若干人。
⑩徐言年：《访辛亥革命老人杨紫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133—134页。
⑪石愚山：《对“五四”时期济南学生运动的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印行，1965年6月，第159页。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61页。又收入胡汶本、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221页。
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内部印行，1978年11月，第175页。又收入胡汶本、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436页。
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印行，1991年1月，第10页。又载宋甲其主编：《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4年11月，第38页。又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辛亥⑭革命在山东——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00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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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昌邑“五一八惨案” 幸免于难（1912.7.2）
1912年7月2日（农历五月十八日），昌邑发生“五一八”惨案，徐昌言假归结婚，未在县城，得免于难。
先是，1912年春夏间，鉴于民主共和政体刚刚建立，人民更加向往和平，由徐州解甲归来的徐昌言，与同乡好友萧兰池（由济南返里）、李长庚、张怀谔（由日本返国）、于恩波（6月上旬丁母忧由京回籍）诸同志积极谋图兴革，“欲为地方谋幸福”，继续推进辛亥革命前就已开始的厉行新政、兴利除弊的各项措施，引起县城内的绅士梁怀思、原千总许殿魁等人及胥吏们的仇视。6月底（五月中旬），本年春即在济南发起共和促进会的平度籍革命党人彭中豪奉山东都督周自齐之命，偕同安丘籍革命党人周振声等人到昌邑县从事宣传活动，劝导民众剪发、放足，得到了徐昌言、在籍丁忧之国会议员于恩波以及昌邑县议参两会的积极协助。7月1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正逢昌邑县城大集，彭中豪、周振声等人先在县署前搭棚演讲，原千总许殿魁和绅士梁怀思、魏桂五当场被剪去发辫。事后，许殿魁等人“引为大辱，纠合吏役，造作蜚语，谓促进会之来昌，乃党人潜勾结，强迫官长，尽裁吏役”，遂密谋策划，纠众向进步势力大肆反扑。①
7月2日（农历五月十八日），“五一八惨案”发生，遇难者达28人。昌邑县近代民主革命精英损失殆尽。仅于恩波、徐昌言、刘选卿等少数人或以故先期出城、或不在籍而幸免于难。
是日晨，城绅梁怀思、许殿魁及持有兵械的吏役至城隍庙集合，在县长（知事）张春海默许下，他们先纵火焚烧了县参事会，杀会员刘镜海、委员王国恩、书记罗振庆等人；继而包围县议事会，会长李长庚让朱文海等人留守，乃偕委员王子阶（凤庭）及新近自徐州回籍的萧兰池、县内高等小学校长刘祖基、新近由日本返国之张怀谔等人赴县衙谒见县长张春海不遇，出衙即遇暴徒，王子阶、张怀谔、刘祖基等人乃“潜退署中”，穿越后墙，缒城而下，匿城外苇塘中；李长庚则挺身至县大堂，拟谕暴徒以大义，言未出即为暴徒所戕。时歹徒已先杀了朱文海等议事会留守者，又毙彭中豪、周振声等于旅舍，“至是，复搜获劝学所长王廷俊、小学教员徐锡田等，毙之通衢。”其后，暴徒们又进行了全城大搜捕，大肆屠杀党人及剪发之进步人士。搜及苇塘时，脔割王子阶、萧兰池、张怀萼于塘畔；惟刘祖基适以本村多人赶来救护，始获救。高等小学校教员沙养灿（济宁人）与党人齐元英自后门逃入训导署，训导闫树声（胶州人）“匿之积薪下获免”。因此，“全城剪发人员幸脱虎口者，惟刘祖基及济（宁）沙（养灿）二人而已，罹惨案者共十八人云。”②是为著名的民元昌邑县“五·一八惨案”，又称“民元惨案”或“民元惨变”。
身历惨案、死里逃生的同盟会员王文蔚（即王霞亭）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后来对当天所发生的惨案经过有如下回忆：
到第二天（农历五月十八日）晨七时左右，突闻城隍庙钟声大鸣，旋见城里当地方的丁寿亭沿街鸣锣高呼：各家都关门上城隍庙啊！……霎时又见县衙门的衙役一大群，各执长枪、大刀、土枪、腰刀、马叉等，由十字街向南往城隍庙而去。我遂紧关门户不敢外出，再听城隍庙方面，仍然钟声大鸣，人声噪杂，兼闻有喊打喊杀之声，后又望见南面火起，火势冲天，到十二点后火才熄灭，人声亦暂稍息。我正在院内静听之际，忽见城内东街人于芳顺，越墙跳入我院，慌慌张张地叫我赶快藏躲。据他说：“参事会的人是躲在会内屋里（地藏庵旧址）关上门不敢出来，而夏文华即叫人搬秫秸培在门窗上，泼上洋油点上火，连房带人全都烧毁。议事会的人看见的全被杀死。现在梁三爷（即梁怀思）、夏文华和清宣统间在昌邑卸职的千总武官许殿魁（素以讹诈烟馆赌局为生），正在城隍庙开会，他们说：“杀死的人数还不够，一定还有藏起来的，须要挨门搜查，查出没有辫子的人来，不问是谁一律杀死，才能除净。还要先到十字街东义成永号王文蔚那个铺子里去翻翻，他那里是个革命党铺，和议参两会常有往来，他也早剪了辫子，他那里一定有藏着的人。”据于芳顺说，他听到这里就赶快跑来送信，并催促我快快地藏躲。他说罢又复越墙而去。我遂立刻藏在一个最严密的坑洞里。待不多时，即有多人来搜查，但前后翻遍就是没翻到这个坑洞。到二十日早晨我带上假辫子化装逃出，幸免于祸。③
宋甲其《昌邑辛亥革命纪略》一文也详细记载了民元昌邑“五一八惨案”的经过情形：
古历五月十八日（7月2日 ）晨七时左右，吏役各持有兵械到城隍庙集合，并拥县长张春海和梁怀思到场画诺。约八时许，暴徒蜂拥而出，先纵火烧了县参事会，在会的会员刘瀛海、委员王国恩、书记罗振庆、文牍李丕振等牺牲。继而包围县议事会，留守的委员朱文海、文牍王凤麟被杀害。又到旅舍杀害了宣传员彭中豪和周振声。
早晨，参事会会长李长庚闻听有变，立即会同委员王凤庭及从省回昌邑的萧兰池、县内高等小学校长刘祖基、新回籍的张怀谔等到县署找县长张春海商订弹压之策，并嘱委员朱文海等留守。此时尚不知暴徒已经放火杀人。既到县署后，始知县长已赴城隍庙。这时暴徒们也冲进了县署。李长庚让其他同志从县署后之城墙缒下，匿于护城河的苇塘中，自己独登大堂，与暴徒讲理，申明大义。不幸当场被暴徒一刀刺入胸中，壮烈殉难。
暴徒们又进行了全城大搜捕。在劝学所杀害了劝学员长王廷俊和小学教员徐锡田，又杀害了参加济南（山东）独立之役的张绍曾等，最后杀害了潜藏在城外苇塘中的萧兰池、王凤庭和张怀谔等人。议事会委员王兆坤在中伍塔村家中听说城里有变，急忙赶入城中谋图解救同志，也遇害。凡受革命影响而剪辫者，多遇害。死于此次惨案者二十八人。
同盟会在城里的党人逃离此难者仅有高小校长刘祖基被本村刘辛人救出，再就是高小教员齐东野、沙养灿（济宁人）因训导阎树声（胶县人）隐藏而幸免。还有参事会委员史庭辉、原议事会文牍（后任）蚕校教员吕守朴逃出城外。④
当时，徐昌言好友于恩波以故先期（7月1日或此前）出城，遂得幸免遇难。对此，于江东《（于恩波）行状》一文的记载也说：“共和肇造，人民向治甚殷，先严偕同里萧兰池（与徐昌言）先生等，方集县人士谋兴革，见忌豪猾，纠众为乱，戕十三人，萧先生死焉。先严适先期出，获免，……”⑤但也有的记载说惨案发生时于恩波等人也在城里，惨案发生后冒险从城墙跳下，摔伤了腿，带着腿伤连夜经潍县逃亡济南的。如当时的《申报》不仅对当日详情做了详细的报道，而且记载了当时于恩波、齐元英、沙养灿等三人逃跑过程中跳下城墙摔成轻重不同之伤、然后“联合昌邑同乡诸君，公恳周都督（自齐）速派兵队剿捕”等情况，兹一并摘录于后，以资参考：
邑劣绅梁怀思者，与前清已革外委许姓等，向以勾串县署书差包娼窃睹架唆词讼为生活，甚至把持钱粮杂税侵吞以肥己。自本邑议参两会成立后，清理赋税，追出吞没之款，化私为公，并攻讦梁许之不法，而加以摈斥，因而怀恨綦深，造言生事，谓自治会将在四城门安设局所，抽收人税，并收房屋牲畜等捐，贫民易于摇祸虑，或滋疑惧，复暗中结纳驻县防营（共兵八十余名，驻扎距城五里许山下村），冀图煽乱。值促进共和演说会会员于七月一号在县开演说，劝人剪发，梁许及下级议员夏选櫆、魏桂五等到会旁听。演说员以若等非官即绅，应先剪发，以为合邑之倡，遂稍用强迫手段，代为剪去。而许革弁一时未能抵拒，痛苦终夜，如丧其元。翌晨九句，约同梁夏魏等，赴城隍（ 庙 ）撞钟设誓，纠集匪党二百余人（ 全系县署书差），首先紧闭城门，占据电局，断绝交通，以次纵火焚烧参议两会，屠杀会员，又赴高等小学堂，破扉而入，立将县视学王君凤廷、教员徐君锡田暨十四龄学童王凤拥出脔割之，令人惨不忍言。学约萧兰池等闻变，赴县署报告，冀速民政长亲出弹压，甫入署门，同行三四人尽为匪类所杀。许等均骑马持械，狼奔豕突，带领匪党，分路出城，又追杀剪发者若干人，并拘囚张民政长于城隍庙。先是，防营兵队业已进城，并又开枪剿匪，只在城头作壁上观。迨剪发之士纷纷跳城避难，该防兵竟敢指为匪类，有藏入城障中芦苇者，搜而尽杀之，有跃晕在地者（系学界张君士一），捉之入城，先割刃于腹，继用煤油焚杀之，尤属惨无人理。然后又分赴四乡，将剪发者搜尽杀绝，乡民或为之战栗，可谓穷凶极恶矣。惟教员沙君（济宁人）及学界齐元英、于恩波等三人，跳城时跌伤甚重，幸免于难，潜行来省，联合昌邑同乡诸君，公恳周都督速派兵队剿捕。已电饬陆军九协马统领良驰往剿办。始派登镇登守，继经请求，始得改电九协。闻此军队已半路折回矣，不悉当道诸公，何以慰死者之灵于地下也。呜呼！⑥
其实，幸免于难的也不只像民国间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卷5《党务》所载为刘祖基、沙养灿、齐元英三人，实际上还有史庭辉（一作史廷辉，字祥五，今都昌街道办事处巡堡村人）、吕守朴（今奎聚街道办事处西陶埠村人）、刘选卿、徐昌言、王霞亭（今都昌街道办事处后伍塔村人）、魏复初（今都昌街道办事处辛置村人）等革命党人。其中关于徐昌言，王麟阁在《袁世凯叛变革命与民五讨袁》一文回忆其情况时云：“（昌邑）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堂长】徐昌言（字禹臣），假归新婚，未在县城，得免于难”。⑦曾随陈干一起参与北伐的杨紫霞夫人后来的回忆与上述稍有差异，谓“五一八惨案”发生后，徐昌言与于恩波还曾赴徐州向陈干汇报昌邑发生惨案之事（当然这也是可能的）。兹一并摘录如下，以供参考：“一九一二年春，（我随陈干）与昌邑其他人士于沐尘（恩波）、肖【萧】兰池、张怀谔、徐昌言、孙绍舟等回昌邑，我们提前返回徐州。（农历）五月十八日（7月2日）后徐昌言、于沐尘（恩波）回徐州报说昌邑发生惨案。明侯气愤难平，力主重惩叛乱（分子），遂（通过山东都督周自齐）使寒亭驻军马良到昌邑擒歼凶手。元凶夏子英潜逃；梁怀思被解往济南，请明侯说情（明侯是梁的义子），明侯坚辞，遂于济城正法。⑧”这说明徐昌言不仅幸免于难，而且还与于恩波赴徐州向驻徐州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少将旅长陈干报告“五一八”惨案情况，从而促使陈干推动山东都督周自齐派驻寒亭马良部军队到昌邑平息了叛乱。
从资料记载来看，徐昌言南下投军（参与民元北伐）时，所遗县立高等小学一职显然是由同盟会员刘祖基继任（也有可能是徐昌言直接委托刘祖基继任校长的），直至1912年7月2日昌邑“五一八”惨案发生，仍由刘祖基担任校长，亦即惨案发生时（前），徐昌言已不是昌邑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了。王麟阁在《袁世凯叛变革命与民五讨袁》一文所载及引用者所持惨案发生时徐昌言仍任县立高小校长一职之说是错误的。
“五一八”惨案的结局大致如下：7月6日（五月二十二日）晨，驻潍县寒亭统领马良带队抵达昌邑，以便相机惩办。因其行动计划为城绅梁怀思的亲戚“在潍县侦知泄密”。“所以（马良）军队进城后，县衙衙役全部逃光，只剩县长一人。劣绅夏俊魁父子及其全家男女均逃一空。马良见事不可为，即不动声色，在大街上对百姓安慰一番，带队复回潍县（寒亭）。⑨”14日（六月初一日），马良复奉命带队抵达昌邑，出示安民，宣称：“军队来昌（邑），专在维持秩序，惨死者咎由自取，杀人者既往不咎，县署公役须照常供职，否则以畏罪潜逃论。”后又再次传知衙役早日至衙点卯，来者赏钱，不来者永久除名。胥吏、城绅等闻讯，“始稍稍集”。16日（六月初三日），暴徒们见外来军队并无动静，以为真的没事了，于是，“吏役亦多数回署，（马良）最后召集梁怀思、夏文彬等人至县署，会商善后，并召集署中吏役训话，兼颁犒赏。”及训话、犒赏完毕，马良厉声喝令卫队出，以两兵捆缚一人，将在场之六七十名吏役中的渠魁30余人处死，其余全部寄监候讯；城绅梁怀思则被押解赴省正法。⑩
事后，徐昌言与于恩波、陈干等知名人士还先后给遇难的友人王廷俊、刘瀛海、朱镜清、李鹭翔等烈士撰写了墓表，叙述了先烈们的革命事迹，记载了“五·一八惨案”的过程，以表示对遇难诸烈士的怀念。
值得一提的是，据王伟波主编《昌邑历史人物》一书记载，1912年（民国元年）前后（应该是“1912年”之后），徐昌言曾与廉贡生王玉洁及同窗好友为业师王道东立《春圃老师门生碑记》：“王道东（约1912年前后） 谱名德溥，字春圃，昌邑巡保村人。少年力学，久负声誉，弱冠学问更加出群，七次参加乡试，三次受荐卷，都未被取中，仍立志不气馒，文名远扬，远近求学者以列入门墙为幸。他从不斤斤以章句教育学生，而是勉励学生致力实学，所以凡是他的学生，多有所做为。中年以后，值政权变更，他深为时务痛心，边致力教育，边研究中西学术，当时教育废弛，维新派高谈欧美，守旧派则力保国粹，他能超绝流俗，学兼中西，培养了大量人材。卒后他的弟子公同为之立了门生碑。（据清廉贡生潍县王玉洁、昌邑徐昌言《春圃老师门生碑记》）”⑪另外，在1913年5月徐昌言为徐昌言与同志庄陔兰、丁惟汾、徐镜（敬）心、吴大洲、王鸿一（朝俊）、刘冠三（恩锡）、王乐平（者塾）、赵正印、吕子人、于恩波、刘溥霖等共同为张怀谔树立墓碑的碑阴174人名单中，也有王道东之名（排在第136名上）。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王道东显然应该属于进步人士（甚至还可能参加过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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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卷5《党务》），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稿本（残存1册），存昌邑市档案馆。又载昌邑市文山诗书社编校，宋甲其主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9月，第657页。按：以往关于参与策动昌邑“民元惨案”的城乡（主要是城区）绅士之称谓，大都称之为“劣绅”或“土豪劣绅”。例如，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一书卷5《党务》原文的记载如下：“□□□□【‘民元惨案’】发难于胥吏，酿成于县官，煽动于劣绅，助长于防营，症结所在，则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彼共和促进会之强迫剪发，又为此案之导火线。昌邑胥吏权力之大，通省皆无，县议事会成立，□□□□□□□□□于胥吏积弊，稍加搜剔，若辈遂视党□□□□□。梁怀思为城内首富，平日结交官长，与役吏狼狈为奸，把持学款，为□□□【所欲为】，□□□□□机关人员刺骨，与吏役合谋报复。”“民国元年春，有平度彭中豪者，发起一共和促进会，赴各（州）县，劝导人民剪发放足，到昌邑后，在县署前搭棚演讲，各机关人员及衙署吏役亦多到场，有武官许殿魁者，拖辫入场，被演讲员强迫剪去，又剪胥吏带辨者数人。许等引为大辱，纠合吏役，造作蜚语，谓促进会之来昌（邑），乃（同盟会）党人潜与勾结，强迫官长，尽裁吏役，讹言四起，而残【惨】案之根以伏。”（昌邑市文山诗书社编校，宋甲其主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9月，第657页）可谓首次对参与策动惨案的城乡绅士一概称之为“劣绅”。又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王霞亭《回忆昌邑“五一八”惨案》一文和近年昌邑学者宋甲其《昌邑辛亥革命纪略》一文亦均持是说：前者的记载说：“一九一〇年（即清宣统二年），昌邑县议事会和县参事会即已成立。……城区的土豪劣绅梁怀思（号称梁三爷）、夏俊奎（号称夏大老爷）及其二子夏文彬、夏文华、魏桂五等，均在全县选举当中落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发行，1964年6月，第100页。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印行，1983年10月，第1页）后者的记载也说：“……县城内的土豪劣绅梁怀思等在县议参两会成立时落选，又因废止衙弊损其利益，他们为保持势力，便组织了一个所谓‘城区议事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印行，1991年1月，第12页。又载王蔚成主编：《昌邑文化博览》“鄑邑春秋”篇，齐鲁书社，2000年7月，第71页）笔者依据上述记载，第一稿亦对梁怀思、魏桂五等人冠以“劣绅”。而徐言年先生《
②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卷5《党务》），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稿本（残存1册），存昌邑市档案馆。又载昌邑市文山诗书社编校，宋甲其主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9月，第657页。按：关于民元昌邑“五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人数，一般说法是28人，此处“十八人”当为“二十八人”之误（即漏掉“二”字）。郝士邦《昌邑县于家郜私立育秀中学概况》、宋甲其《昌邑辛亥革命纪略》两文亦均谓遇难烈士为28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31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印行，1991年1月，第14页）唯王霞亭《回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陈孝祖《昌邑县民元五一八惨案革命烈士殉难拾遗》及昌邑县政协提供（吴强摄影）《昌邑辛亥【民元】“五一八惨案”死难烈士碑》三文则均谓惨案殉难人数为27人，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印行，1964年6月，第103页；台湾《山东文献》第13卷第2期，1987年9月20日，第133页；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传华主编：《齐鲁百年名碑集》，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年3月，第34页）
③王霞亭：《回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发行，1964年6月，第133—134页。又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07—108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印行，1991年1月，第14页。又载宋甲其主编：《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4年11月，第41—42页。
⑤台湾《山东文献》第4卷第4期，1979年3月20日，第71－72页。
⑥《昌邑残杀案纪详》，载《申报》1912年7月20日，第6版。
⑦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第285页。
⑧徐言年：《访辛亥革命老人杨紫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134页。
⑨王霞亭：《回忆昌邑“五·一八”惨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印行，1964年6月，第103页。
⑩刘毓章修、刘选卿纂：《昌邑县志》（卷5《党务》），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稿本（残存1册），存昌邑市档案馆。又载昌邑市文山诗书社编校，宋甲其主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9月，第657－658页；王霞亭：《回忆昌邑“五·一八”惨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印行，1964年6月，第103页。
⑪王伟波主编：《昌邑历史人物》，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第281页。按：书中将王道东生卒年记载为“1912年前后”，太笼统。从年龄来看，王道东至少应该比徐昌言大10—20岁（甚至可以说大20岁左右的可能性为大），故其生年当在同治年间（如比徐昌言大20岁计当为1864年）；至于其卒年，从碑文中有类似“中年以后，值政权变更”之语，而“政权变革”则是指辛亥革命时的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的清王朝，而这里的中年（仍以比徐昌言大20岁计）王道东当为48岁。再以王道东大约卒于1920年左右的1920年估算，王道东卒年年龄当在66岁左右。当然，具体还需要到巡保村王道东里籍查看《王氏族谱》并访问其后人（知情人）再定。
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149页。
七、担任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斋务长（1912—1916）
据綦际霖遗作《回忆1902年——1916年的山东师范学堂》一文（第2节《山东优级（含高等）师范学堂毕业生的类别和班级》）介绍：“1912年，北洋政府决定将裁撤的存古学堂，并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改称为山东高等师范学堂。”①大约是年，徐昌言奉命担任该校斋务长。据笔者25年前提交《清末民国山东有关高校部分昌邑籍毕业生一览表》中所涉徐昌言同县宗亲徐法邵在济南求学简况时的介绍说：徐法邵（1883— ），“宣统二年（1910）考入山东存古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2月【3月】，山东存古学堂取消，学生并入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法邵亦随班转入高等师师范学堂就读，1914年（民国三年）12月毕业，时年32岁。”②可知山东存古学堂并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后改称山东高等师范学堂）的时间是在清帝退位之后甚至是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又据王祝晨口述、明少华整理《清末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回忆杂记》一文（第1节《优级师范前后的有关情况》第4目《“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山东高等师范学堂”》）记载：“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决定：以裁撤的存古学堂，并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又改称为山东高等师范学堂。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全部学生毕业，未再招生，即行结束。”③由此可推知，徐昌言担任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斋务长一职的任期，大约始自昌邑“五一八”惨案之后，持续至1916年，前后四五年时间。
马德坤、张晓兰编《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一书（第2章《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的生平》“兴办教育”部分）记载：“……于是，1912年5月，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山东高师’），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鞠思敏，被徐鸿策校长任命为该校教务主任，自此之后，他矢志不渝地选定了教育为终身事业，可以说，山东高师是鞠思敏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起点。”“……1913年，徐鸿策校长去职后，鞠思敏继任山东高师校长，同时兼任法政专门学校的教习，从此，该校进入了一个薪新的发展阶段。”④
这一记载，所说“1912年5月，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时，鞠思敏 “被徐鸿策校长任命为该校教务主任”比较靠谱，但所说1913年“徐鸿策校长去职后，鞠思敏继任山东高师校长”则不敢苟同——因为此处明显将徐鸿策去职、鞠思敏继任时间拖后了一年（详后）。查在其之前刊出的丁涛《终生治教 誉满齐鲁——记山东四大教育家之首鞠思敏先生》一文（第2节《名孚重望的山东高师、一师校长》）也有如下相关记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在国体变更下，1912年（民国元年5月）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奉命改为国立山东高级师范学校。德高望众，品学兼优的鞠思敏先生被任命为国立山东高师教务长，1913年校长徐鸿策去职，由思敏先生继任校长。山东高师在鞠校长领导下，科学治校、励精图治，成为山东的最高师范学府。与当时北京、南京，成为山东的最高师范学府。与当时北京、南京、武汉高等师范，合称全国四大师范学府。”⑤说明《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一书相关内容引用的是丁涛的文章。
至于斋务长职责执掌范围，根据史料记载，清末时期，斋务长负责督促学生的日常生活、考察学生品行，协助监督执行有关规章制度，维护学校秩序，填造学生名册，定时汇集各教师的学生点名册，考核学生请假，旷课情况并报监督和教务长存查，对请假逾期和旷课学生按章惩处，每月会同庶务长召开职工会议一次，检查工作。斋务长由监学官协助，分任具体工作。民国初年，斋务长一职也废去，由学监员若干人，分任斋务工作。
綦际霖遗作《回忆1902年——1916年的山东师范学堂》一文（第3节《山东师范学堂的经费》）曾着重记载了该校经费尤其是此间徐昌言担任斋务长的相关情况，兹一并摘录于后，以资参考：
学校经费一向是不公开的，所有教职员学生也从不过问，也无权过问。学校所有文件中也没有经费使用的记载，故无从查考。仅就知道的一二件事记在下面：凡各县送考一个师范学生（名额是上级指定的），须由县解交落库纹银60两，以后每年成为定额，每届学校招生须查有缺额时才饬该县送考。 这时省城各校学生都是官费供给，并无此例。
学生的膳费是不一样的，在分配上按考试成绩分列等第。成绩（每学期考的）列90分以上的，每月是一两六钱纹银；80分以上的是一两四钱；70分以下的是一二钱，除去伙食，剩余的伙尾发给本人。手续由瑞蚨祥开银条子，经班*长分发，各两人再向该号兑取，正副班长每月有补助费一两，学生请长假的扣发伙尾。新生入学一律发一两二。这种采取书院每月领膏火的办法，名为鼓励，实则数目不划一，易于上下欺瞒。学生领取时也不要学生的领据。学堂的报销和交代，用什么证据，即由经理商办理。监督常常更换，经理商是永远不换的。报销交代中只要合例，上级也不挑剔。至于前任亏空，后任弥补，在师范开创过先例：
（1）王讷任内正是辛亥革命山东独立时期，独立取消后，革命分子赴烟台继续发动革命，在学校经费中提取了活动费，致亏空7000余两。后来王讷任山东临时省议会副议长被选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这笔款遂压在学校的经费账上。
（2）徐鸿策任校长时，不善于处理经济事务，加上用人有些不当，内部发生了矛盾。这时徐昌言是斋务长，有管理经济的责任，两人工作上不能合作， 徐鸿策以学校经费困难要裁减职员为理由，面辞徐昌言。昌言却说： 咱个人间有什么不合适之处吗？既然没有，只是为的经费困难，我可以一年不支薪， 帮忙到底，以后果然如此执行。但徐昌言对审查不实的财经报表却不盖章， 后徐鸿策被人以“乱用学校经费”告发，教育司派人查核，徐昌言即献出一个单子，单子上列有70多条报销不实的事。教育当局只好将徐鸿策调（省立）第五中学（校址在临沂）任校长， 并按照学生们的请求委鞠思敏任高等师范校长，徐昌言仍任原职， 饭堂管理上也改变了过去包伙办法，由学校自办，减为馍馍咸菜、稀饭， 裁去伙尾，徐（昌言）自任管厨。这种用新土填旧坑的做法，使学校得以继续发展，财政公开也上了轨道。 这种办法是比较合乎学生心理的。⑥
徐昌言
据临沂市教育志编委会编《临沂市教育志》（《临沂中学》部分）记载：“山东省立临沂中学的前身，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创设在琅琊书院旧址的沂州中学堂。1913年（民国二年）该学堂改名为省立第十中学校，1914年时又改名为省立五中学校，1928年后再改称省立第五中学。”“沂州中学堂时，设‘监督’管理校务。历任监督为郭学廉、孙砚耕、李德峻、王景祎、高云庆、徐中昂。辛亥革命后，学堂改称学校，监督改叫校长。历任校长为徐鸿策（东平县人，留日学生）、赵灵谷（安丘县人、留日学生）、商自箴（恩县人、优级师范毕业）、庞镜如（莒县人、优级师范毕业）、徐眉生（沂水县人、北京高师毕业），刘承攽（郯城县人，北京高师毕业）。”⑦这一记载说明，临沂“省立第十中学校”改称“省立第五中学”的时间是“1914年”，其首任校长即前任（首任）山东高等师范校长徐鸿策。
又据鞠文焌《鞠思敏年谱》记载：“（1912年）3月间（农历壬子年正月），由威海返回济南，这时清帝已退位，局势逐渐稳定，鞠思敏被省高等师范学堂聘为教务长。次年，原校长徐鸿策去职，鞠思敏即继任校长并兼省法政专门学校教习。半年后，高等师范学堂奉命不再招收新生，逐步结束，另设省立第一师范（中师），他又被委为兼任校长。”⑧这一记载则说明，身为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斋务长的徐昌言曾与身为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教务长的“民国四大教育家”之首的鞠思敏同事，至1913年，徐鸿策去职后，鞠思敏升任校长，徐昌言仍然继续担任斋务长，两人又共事至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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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綦际霖遗作：《回忆1902年——1916年的山东师范学堂》，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0页。按：该文又载：“……这一些国粹派的议员，认为学堂的教育是离经叛道的必须招收研究国粹的学生，来保存古风。于是在尚志堂修了两座楼，成立了存古学堂，至民国元年奉令撤销了。把存古学堂学生并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该校后改称为山东高等师范学堂）完全班，这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的产物。”（《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2页）
②刘晓焕：《清末民国山东有关高校部分昌邑籍毕业生一览表》，载王伟波主编：《昌邑历史人物》，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第454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内部印行，1965年12月，第162页。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65页。
④马德坤、张晓兰编：《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47—48页。
⑤济南市天桥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天桥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97年11月，第90页。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1—12页。
⑦临沂市教育志编委会编：《临沂市教育志》，内部印行，1988年10月，第35—36页。
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荣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印行，1994年8月，第51页。
八、与庄陔兰、丁惟汾、徐镜心等同志为遇难友人张怀谔立碑
（1913.5）
1913年5月，徐昌言与同志庄陔兰、丁惟汾、吴大洲、蒋衍升（字洗凡）、张映竹、王鸿一、徐镜心、刘冠三（恩锡）、王炳燇、于普源、林修竹、陈命官、王乐平、吕子人、朱文泉、陈干、张书绅、徐昌言等174人为昌邑“五一八”惨案殉难之著名烈士张怀谔立碑，以示纪念。在为张怀谔共同立碑的174人中，徐昌言之名排在庄陔兰、丁惟汾、王乐平、吕子人、陈干等人之后，于荫棠、张书绅、吕守朴、卞凌河等人之前，列第82位。碑文为潍县廪生孙华庭撰并书。①
张怀谔（1884—1912）字士一，昌邑县城南张固村（今属昌邑市都昌街道办事处）人。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济南山东高等学堂，嗣又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经纬学校，一年后因继母丧回国，与同志创开成、开济学社。民元“五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8岁。孙华庭为其所撰碑文内容如下：
张君士一义烈士碑志
中国多佳子弟，惟鲜有志士。盖志士者，气昂义愤，每与人世有团结不解之缘，故视人世之休戚荣辱，亦如身之休戚荣辱，必欲出而力为之，默转易之，期共底于均平之权利而后已。惟危于天命，沮于人为，且祸每蹈于叵测。此诚志士之大不幸，而亦志士之无可如何者也。观夫张士一君之奇遭，良可慨已。
张君名怀谔，字士一，山东昌邑人。质厚性豪，具有大志。少从严训，读书富于记忆力，每有承问，辄应对不爽，当时师儒皆器重之。及就傅读经，务会其通，不为章句学，且有得于史传、地舆、历算诸实学，而于中华种族源流异同、迁移流域又甚留意，故读历史地理志，每至外族内侵，中族见弱之际，辄废卷太息。刘公舞剑，祖生著鞭，有遥契焉！君少失怙恃，事继祖母与继母克尽孝道，尝涕泣语人曰：“既不得承欢膝下奉双亲以长年， 吾罪甚矣！ 若不再自振拔，其何以报死者慰生者？”于是，修学益笃。
年十九，遂赴省垣高等大学校肄业。继又自备资斧，远赴日本东京，肄业于经纬学校。然君心究于古今中外政治之得失，目睹夫欧雨美风东渐之荡溢，而改革政体、保强种族，其潜结于意想中者，于是乎大有在矣。留日年余，因继母病丧回国，复与同志立开成、开济二学社，盖其所素注意者又深且远也。厥后清政府有激于士民之心志、议论，乃改定立宪方针，亦强国之一道也。惟以实行迟迟，致人人心疑，忧国者心焉慨之，而君滋戚然也。嗣此凡提议倡举，节节进取，不遗余力，苦志劳形，经数年如一日。
及夫武昌起义，南北议和，易专制而为共和，合五族而为民主，君乃欣然曰：“我国亦有民主共和之一日也，吾志偿矣！吾事已矣！”由是家居而不复思出。无如政体骤变，新旧交哄，意见分歧，而氓之蚩蚩又复狡焉思逞。民国元年七月二号，不意昌城之变，而君亦及难矣！呜呼痛哉！恨之莫及，惨何可言，彼苍苍者岂有知耶！虽然自来变政之难且险，中外一辙，欧国变政，大抵变专制而为立宪，其变为共和者必经大艰阻、大骚乱，如法国之革命而后可观其效。吾国举事不数月间即定共和之功，而未有连结之祸，抑谁之力也？而君等又何惜一死哉！君殁年二十有八，子男二：文同、达同。兹届归封之日，同人徵志于余，□【吾】于【与】士一君乃师生也，虽谫陋不容辞，爰拭涕略举事实勒诸石，以永垂不朽云。
潍县廪生孙华庭谨撰并书②
碑阴为徐昌言与同志庄陔兰、丁惟汾、徐镜（敬）心、吴大洲、王鸿一（朝俊）、刘冠三（恩锡）、王乐平（者塾）、赵正印、吕子人、于恩波、刘溥霖等共同为张怀谔立碑的174人名单，徐昌言排在第82位，名列庄陔兰、刘冠三、徐鸿策、张传一、于恩波、刘祖基等人之后，张书绅、金凤巢、翟原溥、邹荩臣、张文海等人之前。名单如下：
庄陔兰 丁惟汾 吴佐洲 蒋洗凡 安茂寅 张映竹 王 讷 王朝俊
徐敬心 刘恩锡 王炳燇 徐炎灼 邱天柱 徐鸿策 陈 藻 周庆恩
高鹤立 林修竹 赵正印 张正坊 于普源 周树桢 张光宸 邓树屏
曹宗汉 陈命官 王照清 于廷樟 王 环 张传一 宋逵升 于建勋
王云廷 傅荣楣 王世昌 于宗海 邵纶恩 初赞皇 许奎龙 王法孟
刘鸿书 牛庆誉 胡学勉 王者塾 王善谟 吴肇基 单百珍 李文彬
孙柳溪 孙岱龄 徐 绂 吕子人 于恩波 李咸升 杜凤楼 于乐洵
张梦兰 刘临之 丁文翰 谭秋芳 孙以升 王希圣 王铭云 刘溥霖
聂寿亭 邢平泉 黄建绩 于明道 毕学文 王 崐 朱文泉 王勋臣
刘林书 萧丕绩 李沧澜 陈 干 刘祖基 黄振玉 王昭文 姜士海
齐元英 徐昌言 于荫堂 张书绅 唐学三 于启昌 王瑞云 黄连芳
邢树功 金凤巢 马 骥 于桂林 韩天衢 徐吉临 陆象豫 王树纯
李壬灏 刘丙中 史书云 史登奎 马鸿标 李秉彝 王龙韬 李树范
张文□ 韩景隆 王金第 方学成 李光华 王国珣 翟原溥 韩鸿顺
刘英俊 隋仁盛 李来宾 王道东 王之垣 刘宗章 史升元 孙书林
王百裕 邹荩臣 曹振纲 王之疆 杨世基 邹丙曜 王廷栋 王德凤
黄天贤 王玉衡 王之墠 史维通 王凤竹 王玉藻 王天邦 王坤南
姜言儒 傅广田 徐曰贤 王贤德 于鸿升 史阶升 孙树嘉 孙春普
毛京泰 王兆平 王庚三 刘乃旭 夏英魁 黄连登 史登堂 于发升
王兆恩 王步元 张传纲 徐培珩 丁锡章 刘文灏 王连三 董在田
王相珍 李仁邦 王运午 李佐邦 姜其譔 徐法邦 孙希圣 王林郊
张文海 卞凌河 陈麟台 吕守朴 刘廷桢 孙燮臣
中华民国二年五月 号
仝 立③
阴历癸酉年三月 日
按：又据昌邑友人、文史专家赵凤虎先生2023年10月14日发来微信告知：“（原南逄乡）张固（村），张怀谔（字士一）是徐昌言的姐夫。”此可以作为徐昌言社会关系研究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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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华庭撰并书，张志渭、张竹亭提供：《张君士一义烈士碑志》，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146—150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146—148页。又载王蔚成主编：《昌邑文化博览》，齐鲁书社，2000年7月，第290—291页。按：收入前者时，较后者多出一句“又何惜一死哉”，且有一字漫衍不清，以“□”代替（后者此处则作“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印行，1987年12月，第148—150页。按：该碑文收入王蔚成主编《昌邑文化博览》一书时，碑阴立碑人174人名单只保留庄陔兰、丁惟汾二人，余者俱省略，即以“庄陔兰、丁惟汾等[共174人，名略]”代替。（参见该书，齐鲁书社，2000年07月，第291页）
九、与陈干、张书绅、于恩波等同志为友人萧兰池立碑（1914.2）
1914年2月，徐昌言与陈干、于恩波、张书绅等同志一起为“五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另一著名烈士萧兰池共建了墓碑。
萧兰池（1881—1912），字香坡，昌邑县西乡萧家埠（今属昌邑市都昌街道办事处）人。1906年考入山东农林学堂，1909年毕业。当年（1909年）秋，任昌邑县立劝学所劝学员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以清山东巡抚孙宝琦被迫宣布的“山东独立”不可靠，乃与刘溥霖、孙钟廉、蓝毓昌、王玉珂、臧庚文等同志谋狙击张勋，事泄，被捕入狱。1912年2月，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告成，始获释。旋至徐州，在陈干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参赞军务。6月下旬，回籍省亲，倡导剪辫放足，“五·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32岁。陈干、王默轩、宋逵升等人各为其立碑一座，碑现存昌邑市博物馆。
徐昌言与陈干等同志所立墓碑碑文（见碑阴）由陈干撰写，内容如下：
萧烈士香坡墓表
萧君香坡，讳兰池，从事革命较同难诸君子为久，其践行笃实亦较同难诸君子为最。武汉发难，君持激烈主义于济南，事泄被捕，狱词不挠。共和成，放归，走徐州，参划兵事，心力绞瘁。六月，旋里省亲，越二日遇害。天之摧折善类，以此为酷。君颀身瘦面，神采奕奕，以长厚称乡里。生辛巳，卒壬子，年三十（二）。陈干曰：“当年亡命走济南，微君力几为满奴所获。礼曰：交游之仇不同国。
抗辩公庭，为歼君仇，叩诸方寸，固应尔尔。”
陈干撰
碑阳则为：
民国三年二月 滕县陈名豫题
萧公香坡讳兰池乡谥贞毅先生之墓
陈 干 徐昌言
等共建 ①
张书绅 于恩波
从碑阳落款排名次序来看，当时徐昌言在当时昌邑民主革命先进分子中的综合地位，似乎仅次于陈干，但又略高于张书绅、于恩波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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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碑存今昌邑市博物馆。又载王蔚成主编：《昌邑文化博览》（《碑记石刻》篇），齐鲁书社，2000年7月，第288页。又载张学闵著：《乡韵俚语》，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10月，第232页。按：碑文（不含碑阳内容）又收入宋甲其、李圣聪、姜亦卿等搜集：《“五·一八”惨案殉难烈士碑文拾零》，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文史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印行，1983年12月，第21—22页。
十、被列入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请愿名单（1915.9）
1915年9月19日（民国四年八月十一日），梁士诒等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当月，山东籍帝制派人物王锡蕃、石金声、艾庆镛、王丕煦、王景禧、王遂善等人为拼凑请愿书及请愿名单，将一部分前同盟会员（如徐昌言）强拉其中，甚至连刘冠三、王朝俊、彭占元、于恩波等一些正在从事反袁活动的革命党人，也应该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帝制请愿名单，给后人留下了参与帝制请愿的反面人物的印象。
兹将王锡蕃等人请愿书及其拼凑的请愿名单一并抄录于后，以作参考。
山东省公民王锡蕃等第一次请愿书 1915年9月
具禀。山东省公民王锡蕃等为请愿事。窃维一国之政治组织， 必准乎历史、国
情、民俗，三者而后，能维持国安、恢张国权以求竞生于现今世界， 借以保国际间
永久张和平，断未有元首更迭、邦本如风雨之飘摇， 而可望政治休【修】明、国民
得享乐业安居之幸福者也。我国自有史以来，皆以君主政治绵互， 历数千年， 以至
于有清末造，乃忽焉变更。昔唐虞之揖让，虽主治出于传贤， 而若稽古帝国，固俨
然君主垂拱于上也。周室之共和，虽诸侯相与为政， 而其国主权亦非民意组织而成
也。当辛亥革命改革之际，清政不纲，枭桀并起， 人人有窥神器、 帝制自为之思，
顾群相忌嫉，莫肯相下。于是，谬举欧美民主共和之制， 附会孔子选贤与能之说，
牵引唐虞、有周揖让、共和之义， 以是为我国古代之良规， 近世平民政治之极轨，
外托美名而内消争哄，黠者利其可为他日争夺政权之地， 而愚者惑于若辈自由平等
之言，遂相与定计，仓皇求安旦夕。试使其平心论之， 固已自知其不足为长治久安
之策矣。
当是时，我大总统受命清廷，总理内阁，其敷陈于上，布告于民， 固坚持君主
立宪一言， 始终不肯稍易。 是足知我大总统卓识远谟， 能洞烛我国数千年国情民
意，非君主立宪不能适合无间也。既而清廷宣示信条，许行宪政而大局糜烂， 祸乱
未已，乃慨然下诏，命我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 我大总统念调和种族之争，
消弭兵革之祸，安戟党人暴乱之心，维系一时治安之状，未可固执成见，坐误事机，
乃委曲求全，因势利导，涕泣受命，宣布共和，国民虽愚， 莫不谅我大总统权宜救
国之深心，而冀将来必有补苴之善策。自始迄今， 信仰倚托之意，未尝改也。迨及
赣宁乱作，湖口構兵，而乱党争攘政权之隐衷， 荼毒生灵之谬计，遂昭然暴露于天
下，士不得修于学，农不得耕于野，工商不得安于肆， 疮痍未复，重以兵戈，举国
皇皇，不知死所。幸我大总统天授神武，数十日间，削平大难，与民休息，其倾覆之
速，固由乱党之失道寡助， 然微我大总统仁智信义深入人心，政治功能足驭朽索，
则我国民受祸之残酷，诚不知所届矣。
比年以来， 葡萄牙革命之师屡兴，墨西哥选举之争迭见，法兰西之内阁月易岁
更，其国不振，即共和完备之美利坚，每当总统改选之年， 都市骚然，百叶停滞，
政事窳败，亦无可讳言。凡此种种，报章揭载，闾巷流传，国民虽愚，耳而熟之矣。
内怵国中共和之事变，外鉴列邦共和之弊端， 近观四载共和之情状，远揽【览】四
千年非共和之成规，援古证今，挈长较短， 其得失利病， 不待智者而决矣。
夫共和政治之强移于我中华，其违民意背国情，无论都邑乡里，人人皆能言之，
窃窃然引以为深忧，顾未敢公然大声疾呼、群相辩论者，徒以约法拘束耳。乃者，
闻宪法起草会业经组成，国民会议所以决定宪法者也，亦行将召集矣。至是而政体
根本上之龃龉，与夫国民数年来之疾苦，设犹隐忍缄默，不于宪法未经制定以前首
为长治久安之计，诚恐国基莫由而奠，祸乱相寻，败亡相续，将永远以共和二字为
厉阶，是用父诏其子、兄勉其弟，相与纠合，匍匐京师请愿于我参议院。
伏维参议院诸君子，以代行立法院之职权，深鉴我国民之素愿，痛抉共和之积
弊，而审定救国唯一之方针，采择众论，俯顺舆情，毅然将吾国是否仍应定为君主
立宪问题根本解决。如能于国家根本法中宏帝国之远猷， 消无穷之隐患， 国民之
福，亦国家之利矣。抑民等更有请者，政体改革，固纯为国家内治之问题，而宪政
实行，为国民全体所希望。回溯前清季年，国中志士奔走呼号，昌言于众，请命于
朝，咸以君主立宪为政治上之极轨。是时，我大总统方在枢垣，灼知救国之方，无
逾宪政，苦口敷陈，毅力筹备；而深宫不察，群吏相猜，信而见疑而被谤，亲贵竞
执政柄，贿赂公行，党锢士林，摧抑民气，凡其所为，动违宪政本意。请开国会而
遏之，请废皇族内阁而罪之，阳树立宪之声，阴行专制之实。方以为幼稚之民可以
术驭，乃义旗一举，全国应之，兵士倒戈，官吏弃职，瓦解土崩，一朝垂尽，往事
未远，殷鉴在兹。更念前史君主之朝，享国有永有不永，或数百年，或十余年，其
促（段）者，乃至数年。当其覆亡，莫不诿为天命，而不知实由有治人无治法之观
念误之耳。治法维何？厥维立宪。宪政之效，著于列强。其德、俄、意，欧洲之君
主立宪国，无论已；即我东邻之日本帝国，尤以为厉行君主立宪政体之故，以致治
绩之富强，邦基之巩固，几于凌驾米欧。吾国同处亚洲，自未可强与立异。兹值宪
法将定，宜何所取资，因革损益，斟酌至善，此又国是确定后所最宜上下一心，并
力以图之者也。民等情志迫切，忘其忌讳，干犯国法，不胜悚惶。谨依立法院组织
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具书请愿。伏维贵院迅赐开会议决施行，国家幸甚，国民幸
甚！
王锡蕃 石金声 艾庆镛 王丕煦 张肇铨 丁惟鲁 潘 復 李德溪
孔祥柯 于普源 王景禧 徐亮羲 孟昭岚 马荫荣 李梦说 艾肇旭
王遂善 刘昭一 刘祷瑞 杨 渭 朱钧声 张敬承 陈命官 傅金寿
刘肇唐 王 讷 丁昌燕 朱燮元 王绳祖 单庭兰 任祖澜 孔祥霖
庄陔兰 管象颐 庄 钰 管象晋 孙友萼 伊若珩 贾鸿宾 王朝俊
周 玺 彭占元 李汝谦 杨毓泗 王元瑞 卢宝龄 杜佐宸 徐昌言
于恩波 于 瀛 张书绅 于庭樟 刘冠三 黄建绩 刘星楠 魏丹书
朱桂山
中华民国四年九月
介绍人 冯麟霈 孙多森 齐耀珊 孙毓筠 秦望澜 袁金铠 ①
此份请愿人名单所列57人，至少陈命官（蓬莱人）、刘肇唐（昌邑三泊刘古路村人）、王讷、丁昌燕（一说辛亥年入盟）、庄陔兰、王朝俊、彭占元、李汝谦、杜佐宸、徐昌言（名列第48位）、于恩波、于瀛、张书绅、于庭樟、刘冠三、刘星楠、朱桂山等17人系前同盟会员、国民党人（其中徐昌言、于恩波、张书绅、刘肇唐4人均系昌邑籍）赫然名列其中，另外还有张敬承等数人清末曾参与反清革命活动或后来参护法活动者，而其介绍人之一齐耀珊祖籍昌邑齐西村。故笔者认为，这份名单恐不完全可靠，至少象于恩波、刘冠三等坚决反清后来又坚决参与讨袁斗争的著名革命党人绝非情愿列名其中，而是被其中象王锡蕃、王遂善、王景禧、石金声等晚清官吏和其他有功名者（孙友萼等）强拉硬拽拉去充数的，甚至是在刘冠三、于恩波、徐昌言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偷盗用名义（名字）的。
又，1916年（民国五年）5月由上海国民书社出版的黄毅著《袁氏盗国记》一书（上篇《本纪》第3章《盗国之运用》第1节《运用之利器》乙《请愿联合会》第4目《请愿之人物》）也收录了“（洪宪帝制）山东请愿人名表”。从“山东请愿人名表”的记载来看，山东请愿人共有61人，其中前57人与《山东省公民王锡蕃等第一次请愿书》所列名单一致（其中王朝俊作“王朝晋”），仅后4人（即梁文灿、阎茂达、李悻、姜仲原）系新增的。兹将该请愿人名单摘录如下，以供参照：
王锡蕃 石金声 艾庆镛 王丕煦 张肇铨 丁惟鲁 潘 复 李德溪
孔祥柯 于普源 王景禧 徐亮羲 孟昭岚 马荫荣 李梦说 艾肇旭
王遂善 刘昭一 刘祷瑞 杨 渭 朱钧声 张敬承 陈命官 傅金寿
刘肇唐 王 讷 丁昌燕 朱燮元 王绳祖 单庭兰 任祖澜 孔祥霖
庄陔兰 管象颐 庄 钰 管象晋 孙友萼 尹若珩 贾鸿宾 王朝晋
周 玺 彭占元 李汝谦 杨毓泗 王元瑞 卢宝龄 杜佐宸 徐昌言
于恩波 于 瀛 张书绅 于庭樟 刘冠三 黄建绩 刘星楠 魏丹书
朱桂山 梁文灿 阎茂达 李 悻 姜仲原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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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筹安会编：《君宪问题文电汇编》，民国初年铅印本，第2编，第10－13页。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0辑（第893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4月，第137－143页。
②黄毅著：《袁氏盗国记》，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民国五年）5月，第36页。又转见王麟阁：《袁世凯叛变革命与民五讨袁》（1957年12月），载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1958年12月，第289页。又载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周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护国运动》，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55页。又见王麟阁：《袁世凯窃国与民五讨袁》（1957年12月），载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