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士徐乃昌
南陵县文史办
徐乃昌为晚清年间海内著名的藏书、刻书、金石考证、古物字画收藏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之一。他一生宦游中外，经历不凡，业绩昭著。
生平概述
徐乃昌，字积余，晚年号随庵老人，祖籍安徽省南陵县上北乡十都一图汤村徐（今工山镇山峰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卒于民国34年（1945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六岁。
徐乃昌自幼颖异聪慧，博学广闻，才华横溢，好学汲古，勤考经文。十余岁时，曾从苏州名书法家姚孟起先生学书。年弱冠，即离家自立。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优贡至南京中乡试，为举人，援例候补知府，分发江苏。光绪二十七年署淮安知府，继而特授江南盐巡道，兼金陵关总督；主办江宁积谷局，通州、金陵厘捐，淮、海、徐赈捐；督察通海垦务。因其优越之政绩，出类拔萃之才干，获得外务部侍郎徐寿明之器重，向清政府举荐，奉旨交军机处记存。不久，提调江南高中、小学堂事务，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监督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特派至复旦大学毕业考试监督（当时校长为马相伯），又督办淮海盐总栈、兼沙漫州（十二圩）缉私，会办淮南盐务公所。光绪三十年，清廷派遣江南学生近百人赴日本留学，学习陆军、实业（铁道、造船……）、师范等，徐受总督端方委派总领其事，并在日本考察政务，赏戴花翎，钦封二品衔。
徐氏一生政绩显著，礼贤下士，纳识举才，曾语人曰：“为善最乐，莫如好施行道，端正扶危，风人语人，我应岂恻慈祥，安置妥贴，情非市惠伶心，岂要举俗励浇薄功”。
约光绪二十六年间，徐乃昌去广州与名门千金刘世珍（安徽贵池县人，其父刘瑞芬由驻英、法、德、意、奥、比、荷七国大使任满回国，就任广东巡抚）联姻。
在北京，徐乃昌曾就学于大学士翁同和门下，受到翁常熟高度赞誉，称其为翩翩佳公子也。
“戊戌维新”，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徐乃昌曾与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江标等创办新学堂。民国9年起，他襄助张季直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南通图书馆，继又授命为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刘坤一等办理外交事务。
辛亥革命后，徐乃昌旅居上海，与著名书画家陈夔龙（字小石，原北洋总督）、萧崖泉、姚虞琴、李瑞清、吴昌硕、黄宾虹、王一亭，研究版本学者费念慈、吴大徵，金石考证家叶昌织等组织贞元会（聚餐会），相互呤诗、绘画及书法贻赠。并与上海军政府商务总长王一亭设立慈善机构，名仁济善堂，以救济灾民。并为旅沪同乡建立徽宁会馆。
民国20年，安徽洪水泛滥成灾，徐乃昌关注桑梓灾情，向上海各界募捐，除呼吁救济单位支援外，还亲自上门拜访皖籍同乡大户，募得巨款，径汇南陵。
藏书刻书
徐乃昌二十岁时，在北京琉璃厂书肆初识缪荃孙（古汉语学家，藏书历史近五十余年），从而结交。缪氏曾语人曰：“我的‘艺风堂’清人文集虽有千种之多，但比起‘积学斋’只是小巫而已。”故徐氏藏书之多、之精、海内闻名，时人誉之为藏书巨子、刻书大家。据徐氏嫡裔称，其藏书盛期达数万卷，与当时我国著名藏书家南浔刘氏“加业堂”、常熟翟氏“铁琴铜剑楼”齐名；能与其戚谊安徽省贵池县刘世衍（字葱石）“聚学轩”媲美。当时徐、刘二氏为安徽出版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徐乃昌室号“积学斋”，富于藏书，古今版本，种类繁多。徐氏藏书，同时刻书、著书，内容广泛，涤洗得当，纷杂排列有序，典籍经文，诗词歌赋，水经地释，花部农谈，兵刑礼乐，金石碑帖等广博而精深。其中：自撰自刻有《南陵县志》四十八卷（民国初年）、《南陵建制沿革表》一卷、《金石古物考》一卷、《续方言》一卷，《汉书儒林传补遗》一卷。
自撰尚未刊行有《积学斋藏书记》、《随庵珍藏书画记》、《金石目》、《吉金图》、《安徽省金石图》。
精选所藏善本古书（其中不少为宋元版本）重新校刻有光绪二十四年完成之《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百家》十集一百家一百零七卷、光绪二十六年完成之《郈斋丛书》二十种五十七卷、光绪三十年完成之《皖词纪胜》一卷、光绪三十四年完成之《随庵丛书》十六种三十八卷、宣统元年完成之《闺秀词钞》十六卷、宣统三年收录其师友诗稿《怀豳杂俎》十二种十七卷、民国5年完成之《随庵丛书续篇》计十种三十九卷、民国12年曾影印刊刻《宋元科举三录》三卷、同年还有单刊之《玉台新咏》十卷、《徐文公文集》三十卷、民国13年影印刊刻有《锦瑟集》一卷。
凡经徐乃昌校刻翻印之旧有典籍，从无草率、照抄、敷衍之弊，而是极其严肃、认真，精心审阅，并附有例言扎记，详加注释，以飨后人，其中不乏善本乃至海内孤本，赖以珍藏刊刻才免于泯灭。《玉台新咏》系影刻明赵均“小宛堂”版本，好利之书贾尝以徐本充赵本索价，可见刻印工精制已达上乘。1984年间，中央电视台在五频道曾播映：安徽南陵徐乃昌珍藏明手抄本农书一本、系海内孤本，今存于北京图书馆内。
徐乃昌曾与张元济、李拔可、陈叔通、缪艺风、吕鹿笙等研究古籍印刻，为清末私家藏书、刻书之代表人物，张静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一书中，论述近代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指出它“在中国为最精”，在提到董康、陶湘、刘世衍、徐乃昌……等十五位代表人物中，徐乃昌亦名列前茅。
明、清两代，安徽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占重要的一页。咸丰、同治之后，安徽刻书较之江、浙稍有逊色，渐趋衰落，处此情况之下，徐氏以竞争者姿态，脱颖而出，与之抗衡，为安徽刻书在全国范围内，夺得了应有的一席地位，为安徽出版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晚清时，著名考古学家王国维对徐氏甚为推崇，曾经为徐乃昌《随庵勘书图》题诗曰：漫忆庐黄甲戴钱，北江戏语费衡铨，问世尽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朝访残碑夕勘书，君家故事有新图，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风流总不如。前有随轩后随庵，二徐焜耀天东南，海滨投老得至乐，石墨琅书共一龛。
徐乃昌曾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考证学家王福庵研究甲骨、钟鼎、商周三种古文字，收集很多拓片。
寓居上海时，与柳亚子、朱祖谋等编写《上海通志》。并热忱为桑梓尽力，民国初年与安徽大学程演生等，参与《安徽通志》编纂工作，尤其民国初年主纂之《南陵县志》对家乡史志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藏书多至数万卷，不少海内善本孤本赖以收藏保留至今，除少数由于兵燹、迁徙、十年浩劫而散佚外，绝大多数得以珍藏在安徽、南京、上海、苏、杭等地图书馆（其中不少为其本人和后裔捐献）。例如积学斋善本书目录卡及金石碑帖本六千种，存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还有不少木刻版本存放在苏州报国寺内。抗日战争以前，曾赠送梓乡（安徽南陵）民众教育馆线装书数千卷，并用木板夹住，纱带扎紧，一部一部置于书庋内，藏于孔庙明伦堂真经阁上（当时为县参议会址），县长刘植派林达章继任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倭机轰炸县城，为保护好文物，林派人将几大橱珍贵文献搬至香由寺。不久，继任县长刘靖清见香由寺古木参天，林荫密布，为防空袭之好场所，命县府各科室迁香由寺办公。林达章无可奈何，只得另迁南门城外茶庵。时进隆冬，天气酷冷，县府卫兵将一捆一捆古书搬出燃烧御寒，就这样，珍贵文献被全部烧光。
目前，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尚有其《闺秀词钞》三十七家十册，明复刻元版；《战国策》十卷十二册，以及宋代《宝佑四年登科录》、《绍兴十八年日年小录》，手抄本《岭峒志》、《平江纪事》等。徐乃昌尚有数十年从未间断过的日记及部分藏书，因保管不慎，有的转卖他人，迄无下落。其晚年还主编《安徽丛书》，印出各集均为皖籍学者著作，社会人士对此评价甚高。
徐乃昌对金石考证学精益求精，被誉为江南四大考证家之一。他收藏很多金石器物，编有《随庵吉金图录》、《小檀栾室镜影》、《镜影楼钩影》、《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玉圣林庙碑目》、《积余斋集拓古钱谱》等。王国维十分推崇他这种以图录传古的功劳。尤其所藏汉、唐古镜、古钩（具年号钩镜，水银浸镜钩、日光镜……）数量之多，品种之奇、之精，世所罕见，为海内藏家之冠。
徐氏又善于填词，华东师范大学周子美教授曾目睹其手稿，极为推崇。其夫人及二女有《绣余自好吟》、《冰奁集》、《记江集》、《纫兰词》、《香芸词》诸刊刻本。又擅长书法，所书径寸魏碑古朴、端庄、典雅。苏州灵崖寺大殿，今尚存有其手迹长联一副；杭州玉皇山半山道观大殿长联一副，毁于文革期间。
热心实业
徐乃昌自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前后，响应实业救国，竭诚辅佐张謇（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创办大生纱厂。初创伊始，资金短缺，徐氏则游说南洋大臣张之洞拨官银为大生纱厂官股，以济眉急。清光绪二十六年陆续开办通海垦务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等实业。继又主办南洋劝业会，展销苏皖一带工农业产品。民国九年至民国十四年，徐任通海实业管理处处长、大生纱厂常务董事期间，为发展民族工业竭尽心力。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兵燹连年，帝国主义者，趁机大肆侵略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当时，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之思潮正蓬勃兴起，徐乃昌与刘鸿生、刘吉生、李宣龚、陈叔通、刘念义等兴办上海水泥厂，并任董事；又与南洋总督周馥之孙周美权、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周叔韬（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兴办镇江大照电力公司，任董事；同时任大生纱厂二厂厂长。继又发起组织中国水泥联营，其联营单位有上海水泥厂、中国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乃周学熙、周叔韬合办），并负责主持其事。每当资金缺乏时，徐氏则多方奔走设法，向金融界（如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大陆银行等）贷款资助，使兴办之实业日益兴隆。
除此他还在上海兴建公园，如南市区的半淞园、闸北区之虬园等，供市民们休憩。
爱国仇倭
徐乃昌赴日本东京考察学务时，有次日本军国主义者当着中国留学生的面，公开蔑视我中华民族，向全校日本学生说：“苹果甜吗？你们喜爱吗？它出产在中国东北，我们大日本帝国要富强起来，夺取中国，首先占领东北。”徐乃昌听罢大怒，拂袖而去，愤然回国。
“一二八”、“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徐氏坚贞不屈，终日闭门不出，只与当时佛教界名僧释印光、释妙真（苏州灵崖山有印光塔，妙真法师为住持）、名流王一亭、丰之恺等专门研究佛学，以避乱世，与世尘隔绝。
对原来故旧王揖唐、梁鸿志、罗振玉之流沦为汉奸，卖国求荣，切齿痛恨，彻底断绝关系。平时经常教育子女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当其弥留之际，还告诫子女：“中国人要有志气，要学伯夷、叔齐，宁饿死首阳山下，也不作亡国奴！凡是当汉奸的戚友，必断绝往来，牢记、牢记。”其忠贞爱国，坚持民族气节，令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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