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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 从远古时代到徐福东渡的历史考察 ​牟元珪
2018-03-20391

徐福为秦始皇求仙药而东渡不归,他率领的数千人的船队到
了什么地方?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不解之谜。近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徐福东渡问题再次被提到研究
日程上来,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笔者相信,通过中外学者的不断努
力,共同探索,徐福东渡的历史之谜终将大白于天下。本文不过从
个侧面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交流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但是,近年来中日两国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
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第四纪地质时代,
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
在东亚大陆上,第四纪哺乳动物可划分为若干个动物群,例如
泥河湾动物群、盐井沟动物群、周口店动物群、黄土期动物群、猛犸
象动物群。奇怪的是,近几十年来,在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的地层
中也发现了这些动物群的化石,难道这些古动物群会插翅飞越太
平洋,从东亚大陆到达日本列岛吗?

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揭开了这一秘密。原来,在二
百多万年以前,地球开始进入第四纪地质时代。第四纪前期更新世
(亦称洪积世)是地球的第三次大冰川时代,曾经不断地发生剧烈
的气候变化。当气候变冷时,冰河扩大,海面下降,称为冰期或海退
期,当气候变暖时,冰河缩小,海面上升,称为间冰期或海进期。东
亚大陆和日本列岛正处在海进、海退的变动地带,随着冰期和间冰
期的反复交替,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的分合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而在第四纪大部分时间内,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是连结在一起的
彼此间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大海阻隔,当时日本列岛还只是亚洲大
陆突出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半岛,日本海则是陆地环抱的一个内陆
湖。由于没有天然障碍,所以亚洲大陆的古人类和脊椎动物可以自
由地往返迁徙,很容易地通过陆地进入日本列岛。
1962年,日本渔民曾在对马海峡海底打捞起一段纳玛象牙化
石。这样的化石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岸、日本海和琉球群岛上也曾发
现过。有趣的是,在距离渤海湾二百多公里的海底,也打捞出一块
披毛犀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说明在远古时代,如今的黄
海和渤海海域还是一片陆地大平原,有着广阔的草原地带。否则,
这些陆生脊椎动物是不会在黄海两岸留下化石的。因为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相近,所以远古陆生动物群才能通过陆地,由东亚大陆到日本列岛。

       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证明,动物是先于人类有中国大陆进入日本列岛的。更新世早期,中国华北泥河湾动物群,入四不像鹿、圆脊象、獾、熊、豹等,经过黄海平原到了日本。更新世前期,中国南方的万县动物,如东洋象、水牛等迁到日本。更新是中期,中国周口店动物群众的纳玛象、杨氏虎、梅氏犀、肿骨鹿等到了日本。更新世晚期,北欧、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猛犸象动物群,经库页岛南下进入日本北海道。中国北部黄土期动物群中的普氏野马、野牛、野驴、河套大角鹿等。从华北、东北经黄土平原进去日本九州,然后由九州进入四国和本州。这些动物群是当年原始人狩猎的对象,随着动
物群的迁徙,一些原始人也在追捕中进入日本列岛。
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日本石器时代
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在此以前是没有人类活动的。然而自
1931年直良信夫发现“明石人”遗骨以后,日本列岛已多次发现古
人类化石。这些古人类和中国大陆的古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
“明石人”伴生的动物化石所处的地层分析,它与中国“北京猿人
同处于第二冰川期,“宫古岛人”与中国南方的猿人有着渊源关系。
“圣岳人”“三日人”遗骨测量数字表明,它们与中国“山顶洞人”相
接近。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岩宿发现了第一件旧石器。此后
自日本北海道及九州几乎到处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日本考古学
家把这种旧石器称为“先土器文化”无土器文化”或“前绳纹文
化”一般简称“绳文时代”现在,再没有人怀疑日本列岛上存在
过旧石器文化。
中日考古学家研究发现,日本和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
显的渊源关系。例如日本大分县早水台早期旧石器遗址中出土的
旧石器,在石器原料(石英脉岩)石器种类(砍砸器、尖状器、刮削
器厢和制作技术(垂直打击和交互加工)方面,都与北京周口店第
十五地点出土的石器有许多共同之处。日本枥木县星野遗址第十、
十一文化层中出土的用硅岩制成的石器,其石料、类型和技法都与
周口店第一、二文化层出土的石器相似。还有枥木县葛生遗址发现
的用纳玛象肢骨制作的斧状骨器,其制作工艺也与“北京猿人”制
作骨器的技术法相同②。在我国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
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狩猎时投掷用的石球,这类石球在日本鹿儿岛
上场遗址中也有发现。许家窑遗址中的许多尖状器和刮削器,也与
日本星野遗址七、八层的同类石器非常接近。日本长野县野湖遗址
中的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具有我国宁夏水洞沟遗址
的长石片工艺的某些特征③。山西省下川遗址出土的一种雕刻器与日本“荒屋型雕刻器”相近似。类似“荒屋型雕刻器”的石器还广
泛地分布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半岛、阿留申群岛④。上述情况表
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日之间已经存在着文化交流关系
从日本旧石器遗址的分布可以发现,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均分布在日本南部,例如早水台、岩宿、权现山、星野等遗址,其
时代距今约三万年至八万年。日本北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
时代上则比较晚,例如北海道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白泷文化,距今约
万二千年至一万六千年。由此可知,远古时代的人类是通过两条
路线由东亚大陆到达日本列岛的,南路由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
或不经朝鲜半岛直接到达日本九州一带。北路由中国华北,从西伯
利亚、库页岛到达日本北海道。根据日本和美国学者近年来发现的
古文化遗物判断,古代猎人曾由日本北海道经千岛群岛、堪察加半
岛和阿留申群岛,到达北美的阿拉斯加半岛,这说明在远古时代,
除中日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之外,中国华北与北美之间还存在着
另一条文化联系的通道
综上所述,在远古更新世时代,由于气候和地壳的变化,日本
列岛曾不止一次地与东亚大陆相连接,因为没有大海阻隔,古动物
群和古人类可以自由地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这就是中国大陆上
的脊柱动物化石能够在大洋彼岸的日本列岛上发现的原因。更新
世中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京猿人”的后裔因追捕动物进
入了日本列岛更新世晚期,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古人类又
陆续迁徙到日本列岛。他们亻把中国旧石器文化带到了日本,所以在
日本发现的旧石器不仅形状上,而且连制作方法、工艺程序也与中
国出土的旧石器相类似。中日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在没有文字的
远古时代,虽然不可能见诸史籍记载,但是地下出土的石器却是最
好的历史见证。

大约距今一万年以前,更新世结束,代之而来的是第四纪后期
全新世亦称冲积世),这是由于气候变暖,海面开始上升,加上地
壳运动,结果黄海平原消失了,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分离开来,形
成了四面环海的岛屿。
从全新世开始,日本出现了以绳纹陶器为代表的绳纹文化时
代。这一时代相当于日本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或社会发展史
上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时间一直延至公元前三世纪。在同一时
期,中国已由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在考古学上,
则由新石器时代经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全新世以后,人们虽然不能再徒步由东亚大陆进入日本列岛,
但是,从有限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来分析,这个时期东亚大陆和
日本列岛间的文化交流,并没有被大海所阻断,具有先进文化的中
国人曾不断地来到尚处于荒蛮状态的日本列岛。
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当日本列岛处于绳纹时代中期,中国
已进入殷商奴隶制时代。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居民因出海捕
捞,有的无意中被海浪漂流到日本列岛。殷商末年,商纣王对东夷
大规模用兵,夷人被迫出海逃亡,有的辗转流入日本列岛
周灭商以后,商贵族箕子率遗民五千人渡海亡命朝鲜半岛的
到战国末年,箕子在朝鲜已传至四十代。日本和朝鲜近在咫尺,箕
子一行后裔有的很可能到了日本列岛,传播了殷文化。西周初年,
纣王子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对滨海地带负隅顽抗的“顽民”残酷镇
压,走投无路的夷人不得不出海逃亡,其中有人也可能到了日本列
岛。《论衡·儒增篇》: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
同书《恢国篇》“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按:鬯,古畅字
香草也同书《越奇篇》又曰“畅草献于倭,珍物产于四方,幽远之
地,未可言无奇人也。”(日凇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认为,倭人所贡畅草产于日本。这说明早在西周初,日本列岛上的倭人也有远渡
重洋来到中国大陆的。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于青铜器、
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导致了逐利海上者
的激烈竞争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出现了像齐国那样的“海王之国”
同时青铜和铁兵器的使用,大大增加了杀伤力,使战争规模不断扩
大,加上其他天灾人祸,迫使东部沿海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
于海上。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齐、燕、赵等国不断有人逃亡到
朝鲜半岛,有的还直接或间接地流入日本列岛。据日本《新撰姓氏
录》记载,在204户大陆移民中,有14户其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
人⑧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
莱仙药。这些人中有的到了日本。齐、燕人流入日本,从出土文物
可以得到证实。例如齐、燕用的刀币在朝鲜半岛陆续有所发现。在
平安北道的清远曾和属于中国北方系统的铸铁农具一起发现。在
全罗南道的康津出土过二十几枚燕明刀币,而同样的明刀在日本
广岛县三原市附近和岛根县出云簸川郡杵筑町命主神社都有发
现。刀币流入日本,说明绳纹时代晚期,中国的齐、燕文化经朝鲜半
岛传入了日本列岛。
战国时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达,从而扩
大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世界地理知识,齐人邹衍创立“大九州”说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邹衍总结了前人海上活动的经验,
对世界地理提出了一种推论性质的假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
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为一个大州,周围有小海环绕着
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都有大瀛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
际因此,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
九州”说虽出臆测,但它扩展了人们的空间观念,有利于破除保守
闭塞的成见,因而受到梁惠王、赵平原君、燕昭王等的尊崇和礼遇。
燕昭王派方士入海寻找神山仙岛,可能是受了邹衍“大九州H”说的影响和启发,与向海外开疆拓土有关。那些奉命出海寻神求仙的方
士,唯恐无功而归遭到杀戮,因而亡命海外,有的人被飘流到日本
列岛是完全可能的。
和齐、燕、赵人同时或稍晚流入日本列岛的是吴、越人。春秋战
国时期,吴越、楚在吴越滨海(今江浙沿海)带长期进行残酷的
战争,不堪战祸之苦的沿海人民,不得不四处逃亡,其中有的人浮
海而东,无意中被海潮飘流到日本列岛。中国史籍中有关于倭人自
称是吴太伯之后的记载。据《史记》等记载,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
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生子名昌(即周文王),有“圣瑞
深受古公亶父宠爱。太伯知其父欲立季历以传位于昌,便以米药为
名,和仲雍奔亡荆虿吴越之地),断发纹身,与当地人同俗,被拥立
为王,国号“吴”,是为吴国始祖。倭人自称是吴太伯之后,始见于三
国奥豢撰写的《魏略》,其后《晋书·东夷传》、《梁书·东夷传》也有
类似记载。倭人是吴太伯之后,虽然只是一种传说,但至少说明早
在三国时期,中国已有吴太伯子孙移居日本列岛,成为日本人祖先
的传说了。日本方面也有自认为是吴太伯后裔的。如《神皇正统
记》应神天皇条下记载:某朝的一书中说,日本人系吴太伯之后此
书在桓武天皇时下令烧毁⑦。日本南北朝僧人中岩圆月曾到中国
六朝学习佛教,撰《日本书》说:吴太伯逃至荆蛮,断发纹身,与蛟龙
共居,其子孙至筑紫(今日本福冈县,时人以为神,将太伯比作日
本天皇的祖先。书成后,被日本朝廷下令焚毁,不准流传,此后虽然
还有人主张此种观点,但在“天神后裔”支配下的日本,这种观点之
不容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先秦时代,由于战争、天灾人祸等原因,中国大陆沿海一带已
有人经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流入日本列岛,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间
已有信息往来儒家创始人、大教育家孔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
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画。又说“予欲居九夷,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是古代对东方沿海一带夷人的总称,因居东方,又称东夷。又因种类众多,故称九
夷据考证有玄菟、乐浪、文丽、满饰、扶臾(扶余)索家、东屠、倭
人、无鄙。包括今朝鲜和日本⑨。孔子晚年政治上不得志,曾产生浮
海居九夷的想法,说明先秦时代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存在已有所
认识。这从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的记载也可得到证实。该
书记载:“巨燕在东北陬,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这里所
说的盖国,当指朝鲜半岛盖马高原。“巨燕”指战国时代燕国。
“倭”指日本“属”的含义,除有“属于”之意外,还有通,接近的意
思。“倭属燕”可解释为“倭与燕相近,或“倭与燕相通”战国时代
燕昭王胡服骑射,大破东胡,开疆拓土,其势力远达朝鲜半岛北部
朝鲜与日本近在咫尺,燕与倭通过朝鲜半岛发生交往是完全可能
的。燕国金属货币明刀,不但在中国辽东半岛出土,在朝鲜半岛、日
本列岛也先后发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山海经》相当准确地指明
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这是对中国人海外活动的根据和总结,说明
战国时代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已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人通过朝鲜半
岛间接或直接进入日本列岛是确凿的事实。当然,中国大陆沿海居
民流入日本列岛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总的说来,还是分散
的、零星的,而不是大批的集团性的,是因战争、天灾人祸被迫盲
目的流动,而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移民活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
中国大陆移民虽说是先进的,但不可能对日本社会产生巨大的影
响。真正给日本社会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是秦代徐福大规模的移
民集团的到来。
徐福东渡不归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尽管从五代以后不断有人
指出,徐福到了日本,但至今仍有持怀疑态度者,其实,如果我们
对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仔细地加以分析,便不难发现,徐福东渡到
了日本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史记》、《汉书》、《三国志》是我国正史中最有权威性的史学名
著。司马迁《史记》最早对徐福东渡的去向作了记载。据《史记·秦
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
(今山东胶南市南境)“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
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
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琅琊,徐福再次来见秦始皇。因为九年前第一次
入海求仙药,花费了巨额钱财未获仙药,恐谴,乃诈称“蓬莱药可
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
之。”嗪秦始皇因为梦与海神战,如人状”,占梦的博士又说了对徐福
有利的话,秦始皇便相信了徐福的谎言,第二次派徐福出海,并配
备了强弩射手,亲自督战。“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
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徐福入海
求仙药,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
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
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
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
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
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汉书
伍被传》记此事说:“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仅把“平原广泽
改为“平原大泽”。《史记》、《汉书》上述记载有三点值得注意:(1)提
出了“徐福东渡”的命题,海神既问徐福“汝西皇之使耶?则徐福入
海求仙药当为东渡无疑。(2)徐福既以“诈称”“伪辞,骗得秦始皇
信仼,后来又“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说明徐福入海求仙药只是
借口,其目的在于摆脱秦王朝统治。(3)徐福“止王不来”之地的显
著地理特征是“平原”和“广泽”,这为寻找徐福的踪迹提供了重要
线索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史学家,汉武帝时继父职,任太史令,以治学严谨而闻名于后世。《史记。秦始皇本纪》直接取材于秦代国家
档案,对于徐福东渡的记载是可信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关于
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记载,是将军伍被对淮南王刘安谈
话时所讲到的伍被,楚地人,其父与徐福为同时代人,徐福率领数
千名童男女东渡不归,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闹得“百姓悲痛相思,
欲为乱者十家而六”。楚地与齐地接近,伍被父辈对此等大事当
有所闻伍被对刘安谈话时,其父母尚在世,他所说的“徐福得平原
广泽,止王不来”之事,很有可能来自父辈的传说。《史记》一再提到
“三神山”说徐福到过“蓬莱山”,最终到了“平原广泽”,应当是有
事实根据的。只是司马迁当时还弄不清“三神山”和“平原广泽”在
什么地方。《山海经》是有关于倭人的记载,但司马迁认为《山海
经》“放荡迂阔,言不可信”故此说“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对
《山海经》的态度,可能影响了他对徐福行止的判断
“三神山”在什么地方?《山海经·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
中。”郭璞注“在渤海中也。”《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
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
且止,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
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
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汉书·郊祀志》记载同,只作
了个别字句的调整。后人据此多认为“三神山”在今渤海中。其实,
古代渤海是泛指山东半岛以东以北的大海。《山海经·海内东经》:
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按:琅琊台在今山东胶南市,琅琊以
东大海即今之黄海。又《初学记》卷六“东海之别有渤懈,故东海
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可见古之渤海包括今之渤海和黄海,其
含义有时扩大为东海而今之黄海,古代亦称东海,此由《史记·十
二诸侯年表》“齐负东海”可知。又今之东海,古代亦称南海。《史
记·秦始皇本纪》:“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为证。盖古人的地
理概念比较模糊,往往把从渤海出海去的地方笼统地视在渤海中徐福以求仙药为名,行逃避秦苛政之实,东渡所至唯恐不及其远
他率领数千人的船队不可能止今渤海中不归。否则,是难以逃脱秦
始皇追捕的。由此可见,“三神山”应在今黄海或东海以东的大海
中。至于“三神山”是否确有其地,历来持否定态度者居多。清人钱
泳《履园丛话》卷三“海市蜃楼”条云“王仲翟常言:‘始皇使徐福入
海求神山,终无所验。后游山东登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
俱为所惑者,乃此耳。’此言甚确。”今人多以此说为是。其根据是
《史记·封禅书》所云: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及到,反居水下”这
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景象恰似山东蓬莱(古登州)的“海市蜃楼”现
象。近年李永先先生指出:“先秦人所说的‘三神山’不是海市蜃楼
而是指的日本列岛”。其说颇有道理。富士山是日本列岛最高的
山峰,山顶常年积雪不化,呈白色,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黄色的光
芒,景色异常壮观、秀丽。这与战国秦汉方士们传言的“三神山”万
物禽兽皆白色,宫阙为黄金白银砌成何其相似乃耳。富士山古称蓬
莱,日语有长生不死的含义,山上生长一种草,服之可延年益寿。
《史记》一再提到徐福到过蓬莱山,所指可能就是日本的富士山战
国时代,大批燕齐方士入海求“三神山””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
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秦始皇曾先后派徐福、韩众、卢生、侯
公、石生等入海求“三神山”采仙药这种求仙活动一直延续到汉武
帝,经久不衰。他们中有的可能去了日本,又回到中国大陆,而把在
日本见到的富士山的壮丽景色编造成神奇的谎言欺骗国君,而为
人们熟悉的蓬莱“海市”则强化了这种传言的欺骗性,以致使秦皇
汉武一再上当受骗。《史记·封禅书》关于“三神山记载并非出
于偶然,这实际上是对战国秦汉盛行的海上求仙活动的真实写照。
假如“三神山”是“海市蜃楼”,司马迁怎么会说“盖尝有至者v呢?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是指
徐福去了黄海或东海以东大海中的某个岛屿,其最显著的地理特
征是有“平原”和“广泽”从现在地理知识可知,今黄海或东海以东各岛屿既有“平原”又有“广泽”的,唯有日本列岛。日本列岛由九
州、本州、四国、北海道四个大岛和许许多多小岛组成,总面积37
万多平方公里。著名的平原有关东平原、浓尾平原和畿内平原,都
分布在本州东南部。畿内平原是日本最大的平原,气候温和,河流
纵横,土壤肥沃,日本境内最大的湖泊—-琵琶湖也在本州畿内地
方除日本列岛外,则无一岛屿具有“平原广泽”的地理特征
除《史记》、《汉书》之外,《后汉书》、《三国志》对徐福东渡的去
向也都作了记载。《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黄龙二年(公元230
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洲
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
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
稽货布,会稽东(冶)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
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年春二月,……卫温,诸葛直皆
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后泽书·东夷传》云:会稽海外“又有夷洲
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遺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
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
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
不可往来。”《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为探寻徐福的踪迹提供了
线索:(1)“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之地即澶()洲,澶洲在会
稽以东大海中;(2)三国初,徐福一行的后裔已繁衍数万家,且时有
至会稽货市者,会稽东冶县人亦有入海遭风漂流至澶洲的:(3)G后
汉书》成书于《三国志》之后,其价值主要在于把徐福止澶洲不还附
记于《东夷列传》倭国之后,作者范晔似乎已意识到澶洲即倭国的
部分,从而把徐福的行止与日本联系起来了。
孙权派二将军入海求澶洲寻找徐福的后裔,目的显然是掠夺
人口,补充兵员的不足,结果二将军因无功而还被诛“长老传言”
能够导致孙权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可见徐福止澶洲不还的“传
言”并非谣传,应当是确有其事的。三国时,澶洲居民既有至会稽货市者,则必有吴国遗物留存于地下,今日本古坟中出土了大量三角
缘神兽镜,过去大多认为是三国魏镜,不但其形制、纹饰与吴镜相
同,而且有的铜镜有“赤乌元年”“赤乌七年”纪年铭文,则此种三
角缘神兽镜在我国至今一无所见。因此,王仲殊先生认为,三角缘
神兽镜是东渡的吴国工匠在日本制作的。而吴镜的主要产地正是
会稽郡(即今浙江绍兴)这说明孙权寻找澶洲不仅是听信了“长
老传言”,而且有东渡吴人的传说为依据。三国时,徐福一行在澶洲
已繁殖数万户,当时会稽以东大海中有数万户的大岛,只有日本列
岛。据《三国志。魏志·东夷倭传》记载:对马国有千余户,末卢国
有四千余户,伊都国有千余户,奴国有二万余户,不弥国有千余户,
投马国有五万余户,邪马台国有七万余户。日本列岛上的人口集中
在生产力较发达的地区,弥生文化时代主要分布在九州,弥生后
期,古坟时代还迁移到近畿地区,有数万户人家的澶洲可能是日本
九州或近畿地区的某个大国
今日本本州西部旧有夕V”地名,汉字为“坛”坛”与“亶”
“澶”为同音字,皆读作“但”。吉田东伍《大日本地名辞书》中国长门
丰浦郡坛浦条云:坛之浦(夕v宁)乃下关海峡东口北之称。
大略为早輛獭户(内海)之东北至满珠岛沿岸之总名。近世特呼前
田龟山近傍为坛浦。寿永四年平氏一族覆没之故迹也。”坛浦,《玉
海》又制作“团浦”,日语读音相同。附近除“澶之浦”外,还有“坛之
上”坛之浦”隔海对岸九州丰前的“田之浦”与“田野浦”,日语读
音相同。今山东人读“陈”如“田”福建人读“陈”如“澶”古代齐人
“田”苧“澶”的读音可能相同。据《三国志》、《后汉书》记载,澶洲居
民实为齐人徐福的后裔,而传说徐福东渡澶洲不还者又为会稽东
冶县(今福建福州市),故“亶”田”二字同音,“田浦”亦即“坛
浦”总之,今日本下关海峡沿海一带,古时叫“澶浦”,东汉三国时
其地居民至会稽货布者,可能称其地为“澶洲”会稽东冶人入海遭
风流移至澶洲者,有的后来重返大陆,带回了徐福止澶洲不还的“传言”。又据《了俊纪行》云:“长府之海是曰‘澶浦’。旧说谓神功
皇后在此海滨建坛祈祷,故以为名。”按:神功皇后即日本大和朝廷
女王,仲衷天皇的皇后,与孙权是同时代人。一说神功皇后即是《
国志·魏志·东夷倭传》中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邪马台国在今日
本九州还是近畿尚无定论,三国时已有七万余户,与徐福止澶洲繁
衍数万户的传言大体符合,这仅仅是偶然巧合,还是必然联系,值
得沉思

八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日本书记》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史
书在此以前,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大倭阙史时代”。由于没有文字
记载,研究日本“阙史”时代的历史,除了传说之外,考古学研究便
成为必不可缺的主要手段了。从上个世纪以来,随着日本考古学研
究的进展,日本阙史时代的面貌日渐明朗起来,这就为解开徐福东
渡之谜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距今约一万年以前,日本进入新石器时代,因为这一时代的陶
器外部饰有草绳样花纹,故称为绳纹文化时代。绳纹文化时代尚处
于母系氏族社会,原始人群多居住在简陋的竖穴,使用打制和磨制
石器工具,过着渔猎采集生活,尚不懂稻作农耕,甚至连米粒都不
曾品尝过。但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列岛突然从渔猎采集经济
跃进到以稻作农耕为中心的农业经济。代表这一时代文化特征的
陶器,首先发现于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因而被称为弥生文化时
代。弥生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水稻的广泛种植和金属工具的普遍
使用,由此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在日本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水稻农耕文化开始于弥生时代,稻
作农耕是划分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绳纹时
代有无农耕问题,日本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近几十年来,由于考
古发现了一些比弥生时代更早的水田遗迹和炭化米、米谷压痕等,千是有的学者提出,早在绳纹时代末期,日本列岛上已有农耕存
在③。但考古学家伊东信雄认为:“在绳纹时代之遗迹,从未发现过
栽培植物的遗体。”“畿内’与‘西日本’各地一样,在绳纹晚期的遗
迹里,虽发现不少植物性之遗体,但无一是栽培植物”。时下主张
绳纹农耕说的人虽然比过去多了起来,但此说的命运如何,还有待
于日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研究,目前断言绳纹时代已有水稻农耕
还为时过早。因为水稻农耕不但需要稻种,还要有高度的栽培技术
和相应的金属工具,这在绳纹时代恐怕是难以做到的,而且在已出
土的绳纹遗迹中也还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正如著名文化人
类学家石田英一郎所说“假如发现绳纹土器有谷之‘压痕”’,也只
表示,绳纹时代末期传入稻作文化,预告弥生时代之开始而已”
这种说法至少在目前是比较妥当的。
日本水稻是从哪里来的?是日本列岛上土生土长的吗?这
点从本世纪初以来,已为日本学者自己所否定。现在,中日学者都
认为,日本水稻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只是传入的途径还有不同的
说法。主要有:(1)华南说:认为由中国华南直接从海路传入日本九
州:(2)江南说:认为由长江下游直接渡中国海传入日本;(3)华北
说:认为是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
按第一种说法,从华南顺日本海流(黑潮)到日本要穿过约二
千公里的海路,这样在航行必经的台湾和琉球群岛应有栽培稻遗
物出土,但迄今为止并未发现稻作文化的任何遗物而且“依考古
学的查证,在北九州发生的稻作农耕文化是经南九州,再传到琉
球”。日本稻作农耕的发祥地是九州西北部,而不是九州南部。如
果由华南传入日本,必然会先传播到九州南部,然后再传播到九州
北部和其他地区,如此,则不仅与地理形势不合,而且势必推翻迄
今所有的考古学证据,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从已出土的栽培稻遗物来分析,日本水稻最初是由中国山东
半岛传入的,而不是从长江下游直接传入日本。日本水稻是单一的粳稻而不是籼稻。日本九州西北部佐贺县唐津菜烟遗址出土的炭
化米几乎全是粳稻,只有约10%较细长,测定者认为可能是生长
不足所致,而不一定代表另一亚种2。我国考古学家严文明根据对
三十多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年代、分布、种属分析及其与历史上和
现今野生稻的关系的考察,提出长江流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是我
国栽培稻的发源地,并指出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直接祖本,普通
野生稻的性状最接近于籼稻,所以最早培育的栽培稻应当是籼
稻。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栽培稻遗存,经鉴定为籼稻,说
明距今七千年左右我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已开始种植水稻,其
品种为较细长的籼稻。这一事实排除了日本水稻来源于长江下游
的江南说
距今约三千至四千多年,水稻向北传播到山东半岛。1980年
在山东栖霞县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稻谷痕迹,经鉴定为
粳稻,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多年。这与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古代
黄河中下游栽培的水稻多为粳稻的情况是一致的。1973年江苏东
海县焦庄遗址中出土了距今三千年前的水稻籽粒,经鉴定属栽培
稻粳亚科。尔后又在赣榆县盐仓城商周文化遗址中发现炭化稻米,
经鉴定亦为粳米。这一发现不仅说明淮河的北海州湾地区早在三
千多年前已种植水稻,而且表明山东半岛和苏北徐淮地区同属于
一个文化区,因而两地的稻作农耕有许多共同之处,栽培稻为同一
亚种,所以,水稻最初由山东半岛传入日本,并不排斥日本稻种
部分来源于徐淮地区
古代中日交往有南北两条路线。北路由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
东海岸,横穿渤海湾,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再经过马岛、壹
岐岛,而到达日本列岛的北九州。南路由长江下游橫渡东中国海
直航日本列岛@。北路航程较远,但风浪小,比较安全。先秦以来多
取道于此。公元607年,日本大野妹子出使中国。翌年,隋朝遣裴
世清往报,走的都是这条路线。南路航程虽较短,但风险大,直到七世纪后才打通这条航线。唐代鉴真和尚东渡六次才到达日本,可见
这条路线很不安全。在南路打通以前,可能有少数人漂流到日本,
但是,先进的稻作农耕需要稻种、高度技术、相应的农具和劳动力
组织,这对于少数海上遇难者或冒险渡海货市者来说,是难以想象
的,日本学者们指出:“稻作农耕于日本突然出现是公元前三百年
前后。”“日本列岛既然没有任何条件使原住民族放弃采集而发展
到栽培,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唯一可以想象的
是:一定受了相当强大的大陆文化之影响,才有这样大的改革,其
他也找不出任何理由。”稻作传入日本,一定有稻作知识,并携带
谷种之大陆移民渡来而造成的。”“日本农耕技术导入之动机是由
外力促成的,并不是自发的。可以说是中国金属文化之扩大”@。这
种大陆移民集团不正是中国徐福吗?徐福借口为秦始皇入海求仙
药而东渡不归,实际上是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向海外大规模的移
民活动。他不仅带去了五谷种籽,还有技术百工,其中必有稻作技
术人员。徐福携带先进文化到了日本列岛,与日本原始的绳纹文化
相碰撞,结果,先进战胜了落后,日本社会从此结束了野蛮时代,而
步入文化时代
日本弥生时代另一显著特征是金属文化的突然出现。从上个
世纪以来,在日本弥生文化遗址中,陆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铜铎、
铜剑、铜犁等,与青铜器相应出土的还有铁斧、铁镞等。众所周知,
人类文化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
代,但在日本列岛,青铜器和铁器几乎同时并存,而看不出铁器时
代之前还有个青铜时代,即是说,日本社会是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
入铜铁并用的时代。日本弥生时代还没有发现青铜和铁资源,日本
本地所产的所谓“和铜”是八世纪以后才发现的。在原始社会的条
件下,日本也不可能有青铜器、铁器熔范设备和制作技术。因此,日
本弥生时代的金属文化和稻作农耕文化一样,是一种外来文化,确
切地说,弥生文化是一种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这一点现在已越来越为日本学术界所公认。日本学者根据日本出土的上古金属器物
推测,从公元前三世纪起日本已有大陆“渡来人”徐福东渡恰值此
时,很可能是移居日本的“渡来人”中的一支徐福东渡带着金属原
料、熔范设备和金属工具的制作技术进入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的
迅速发展
近几十年来,通过对地下出土文物的研究,日本学术界对徐福
东渡日本持肯定态度者日渐增多,随着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徐福东渡的千古之谜,最终将被彻底揭开
以上,从史籍记载、考古发现等方面考察了中日文化源远流长
的关系,以及徐福东渡日本的历史事实。假如从地质、地理、人种
民族、宗教、民俗、思想、医药、造船、航海、冶炼以及民间传说诸方
面作进一步研究,那么,徐福东渡日本的史实必将更加明朗地显露
出来。限于篇幅,恕不能详加论述
注释
①③裴文中:《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978年第12
②芹泽长介:《日本旧石器时代》,岩波书店1982年版
④中村孝三郎:《中部地方北部的先土器时代》,《日本考古学》I河出书房社1980
年版,盖培卫奇《黄海沧桑话友情一—中日远古时代的文化交流》,《光明日报》11978年
⑤《尚书·大传》李季《2000年中日关系史》学用社,1983年版
⑥《历史读本特辑》新人物往来社,1976年影印内阁文库藏本《新撰姓氏录》
⑦川侯磬一编:《群书类丛》第二卷内外书籍社1929年版
⑧《论语·公治长第五》
⑨《论语。子罕第九》
⑩徐桐生:《谈上古大陆移民到徐福东渡》,载《徐福研究论文集》1991年中国科技
出版社。
a山海经·海内北经》
①五代)《义楚六贴·城郭。日本》,宋)阳修:《日本刀歌》,(元)吴莱:《听客话能野徐福庙》,(明)陈仁锡:《皇明世祛录》刘坤达《刘氏鸿书》。
f《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④《史记。大宛列传》。
⑤李永先《徐福故里及东渡的探索》,载《衿福研究》,1991年青岛海洋大学出版
⑩《史记。封禅书》
①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
8佐元真:《日本农耕起源论批判》,《考古学报》第23号1968年
山崎纯男·《绳纹农耕论的现状》,《历史公论》第4卷第3期1978年
⑩④@泉靖一、石田英一郎,《日本文化的源流》,角川书店1975年
@石田英一郎:《日本文化论》,筑摩书房1977年
②大村武:《出土炭化米》《莱烟分析考察编》,日本唐津市1982年
严文明。《略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
《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國贺昌群:《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本文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