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籍《山海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大百科全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其中好多怪异故事或事物很难被后人所理解和接受连著名的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都认为其内容“荒诞不经”而“不敢言之也”但正因其“荒诞不经”，所以没有被后世经学家加以修订或篡改，因此保留下大量远古时期的信息。本文对《山海经》的一些特点及其作者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山海经》其书
《山海经》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马昌仪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 先有图后有文 )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如果我们深人分析《山海经》中《海经》和《荒经》部分的叙事方式，明根是图在先、文后出。这种“以图叙事”的方式，是人类在文字发明之前或文了未成熟之前的普遍现象。
(二《山海经》最初作者是东夷领袖伯益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名者也。”东汉王充也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水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
但令人不解的是，今本《山海经》含有商周时期的内容，故有观点质疑伯益不是《山海经》的作者，认为《 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非一人，且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道理，同时都有所偏颇。正如前述，《山海经》是先有图，后有书。所以《山海经》至少有三个版本。最初一个是伯益所著的《山海图》(古本《山海图》)，一个是春秋战中国时期写竹简上文字版的《山海经》( 竹简《山海经》)，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刘向刘秀父子根据竹简校订的《山海经》( 今本《山海经》)。古本《山海图》的作者是伯益，竹简《山海经》的作者出自春秋战国，或许经过多人之手，今本《山海经》是刘向刘秀父子根据竹简《山海经》校订之后的文本。
为什么说伯益是古本《山海图》的作者呢?因为伯益和他所处的时代具备编写《山海图》的条件。
第一，文字条件。已知东夷地区在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原始的图像文字。迄今为止，已经在东夷地区出土的大口尊上发现了近30个图像文字又叫陶文，这是我国最早的图像文字。从5000年前原始陶文的出现到3500年前成熟甲骨文的形成，中间经过了1500年，而伯益恰恰生活于其间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末期。因此从文字的演化与成熟过程来讲，伯益的所处的时代应该位于文字走向成熟的前夜，所以具备编写《山海图》的文字条件。
第二，知识积累。我们不知道伯益所处的龙山文化末期是否存在知识虑炸，但龙山时期地下考古资料已经证明，那是一个政治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先进，人民生活富裕的时代。伯益作为当时的东夷领袖，部落联盟的主要政治人物之一，协助帝舜管理国家大事，协助大禹治水、到过全国各地，所见所闻多，具备编写《山海图》的知识储备和积累
当然，由于当时的文字尚未完全成熟，伯益不能全部用文字来记述他新现所间,在文字无法表述的地方只能用园而业不远上际上，图像文字本身即是图，也是字、二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最初的文本只能是《山前历史文献类153图》，而不是完全文字版的《山海经》。另外，龙山时期商未出现竹简或纸张，伯益所著《山海图》只能画在陶器、陶板、木板或兽皮之上。
如此说来，伯益的古本《山海图》形成于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末期，竹简《山海经》出现在近 2000年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近2000年的漫长发月里伯益亲手编著的古本《山海图》不论是在陶器、陶板、木板还是在兽皮上、都不可能完好地保留下来，因此一定有人不断将其复制并传承。在复制传承的过程中，难免会对内容有所增减，对原有的记载产生有误读或歧义。等到2000年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人学士开始将《山海图》转译成竹简《山海经》的时候，文人学士们也会根据自己对《山海图》的理解而对内容产生增减、误读和歧义，因此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成书非一时，作者非一人”的现象。
等到汉代刘向刘秀父子校对竹简《山海经》的时候，竹简已经部分遗并发生竹简顺序的错乱，因此我们看到的今本《山海经》并非是完整的竹简《山海经》。后来，古本《山海图》和竹简《山海经》失传了，只有刘向刘秀父子校订的今本《山海经》流传了下来。而我们在今本《山海经》里看到的插图都是后人根据书本内容而重新创作的。
因此，如果说《山海图》的作者是伯益，东夷地区就是《山海图》的诞生地。
(三)《山海经》由两部分组成顾颉刚认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径》和《海经》各成-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王宁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
同一部《山海经》，其《海经》和《荒经》为我们提供了同一幅图的两套解说词。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将《大荒东经》利《海外东经》相互印证。
（四）《山海经》地理顺序与现时顺序不同
与今人的地理排序不同，《山海经》的地理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也就是说，古本《山海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咙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储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蛇，在汤谷上。”是古本有齿字之证。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 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五）《山海经》的荒诞不经与信息断代有关
《山海经》历来被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 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为什么后世会产生“荒诞不经”的看法呢?是因为信息断代，是因为后人对远古先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所知甚少，已经无法理解原创作者的本初之意。
从古本《山海图》到竹简《山海经》，二者间隔了近2000年。期间没人对《山海图》进行记录或注释，其中的信息仍然依靠民间的口口相传，其中不乏信息遗失，也不乏信息变形。等到2000年之后文人学士将古本《山海图)转译成文字版《山海经》时，这些文人学士对其中的许多事物和事件都一无所知，因此出现了大量误解与误读。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图》中在君子国的北方标注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是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同时在彩虹的两端各加上一个头(远古先民信仰万物有灵，拟人化的手法正他们记录和叙事的最常见手法)。后来古人将古本《山海图》转译成竹简《海经》时，他们只是直观地将彩虹描述为虹虹，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并未附加任何解释，使后人无法理解这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六）《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界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占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而，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灏项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学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耳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显然，《山海经》是东夷人最早的族谱和家谱
(七）《山海经》有中国远古崇拜太阳神的最完整记述
5000年前东夷地区的图像文字，最早记载了远古先民的太阳崇拜。在目前所发现的20余个图像文字中，有1/3 含有太阳图案，说明太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东夷先民对于太阳神的完整记述来自《山海经》。
《山海经·海外东经》曰:“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大荒之中有山，名日要摇瓶，上有扶本，柱三百里，其叶如并。有谷，日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截于乌。"
《山海经·大荒东经》我:“东海之外大壑，少贝之国，少吴储帝题项，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生甘渊，甘水出焉。”
《山海经·大荒南经》写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人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根据郭璞的考证，此段文字应该在《大荒东经》出现，之所以出现在《大荒南经》，是因为刘向校订《山海经》时竹简错乱的缘故。
在这里，羲和是帝俊的妻子，生了十个太阳，因而成为中国的太阳女神商代称其为“东母”。
羲和之国的地望何在呢?
据笔者考证，羲和之国与少昊之国乃同一地域，即今之日照地区。日照有天台山，主峰有起始于4500年前并沿用2000多年的太阳神祭坛遗址，天台山之北4公里处有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尧王城遗址。考古资料证明.龙山时期的尧王城是少昊之城，是都城，天台山是少昊之国祭祀太阳神的祭祀地。
二、伯益其人
(一)伯益是少昊之后
《史记·秦本纪》曰:“秦之先，帝灏项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损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
但伯益的高祖是少昊，而不是灏。《 索隐》云:“秦、赵宜祖少昊氏。《说文·女部》曰:“赢，帝少昊之姓也。”《通志·氏族略》:“秦氏，赢姓少昊之后也。.....或曰，伯益佐舜，赐姓赢氏。”《日知录》卷二十三:“秦赵、梁、徐、郑、江、黄、葛、麋、赢姓也，自少昊。”
《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郑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日“少峰氏鸟名官，何故也?’郑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所以司马贞《隐》云:“女修，灏项之裔女，吞鸟卵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I而祖灏项，非生人之义也。”按:“《左传》郑国，少吴之后，而赢姓盖其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
也就是说，伯益的高祖是少吴，外高祖是灏项。
(二)伯益的出生地在费县
从上文《史记·秦本纪》记载可知，伯益原名大费，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提升为主管驯化鸟兽的官员，因而称为柏翳(伯益)，并且被赐姓为赢，娶帝舜之玉女。
今本《竹书纪年》称大费为费伯。《史记·秦本纪》云“大费生子二人,-日大廉，实鸟俗氏。二日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泗州”引《都城记》曰:“伯益有二子，大日大廉，封鸟俗氏，秦为其后也;小曰若术，别为费氏，居南裔为诸侯，至夏氏末，其君费昌去夏归商，佐汤伐桀有功，人为卿士，··...·汤更封费氏之底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祠，复合为伯，使主准夷。”
这说明伯益之后有两支，一支大廉，迁徙西北成为秦人祖先;一支若木留居东夷世守费地，以费为氏，后来建立费国，且建有伯益之祠。《左传·信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其中的“费”就是春秋时鲁国季氏的费邑，在今费县西北。由此可知“费”即伯益的出生和初起之地。
(三)莱芜是伯益的封地
伯益在帝舜时还担任过“虞”官，即掌管山林之官员。“虞”既是机构名又是官衔名，其很大一部分职能与今天的环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围更大山、林、川、泽的保护与治理，都是“虞”的职责。因此，伯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环保部长。
伯益佐禹治水有功，得帝舜“受土赐姓”。赐为何姓?受土在哪里呢?
《史记·秦本纪》云:“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秦始皇本纪》云:“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越绝书》卷三云:“益与禹臣于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路史·后纪七》云:益“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侍虞夏，始食于赢为赢氏”。注曰:“赢，盈也，庶物盈美而以为封，即太山赢县。”“赢，盈也暑能繁物而封，汉县隶泰山(郡)，后魏复置于莱芜，唐人博城。所谓赢博.今究之莱芜，本齐邑。"“始食于赢”即伯益初封于“赢”，也就是上文所谓有土”“受土”"封之百里”
“赢”又在哪里呢?有观点认为在先秦史籍中的“赢邑”。
《春秋·机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赢。”杜注:“赢，齐色，今泰山赢县。”《左传·哀公十一年》:“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王申，至于赢。"《左传·哀公十五年》:“公孙宿以其兵甲人于赢。”杜注:“齐邑。”《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之齐，止于赢。”焦循正义“赢，齐南邑。”上载春秋战国赢邑，曾被齐国领有、位在齐、鲁交界地区，秦所置赢县，汉、魏、晋、宋、后魏、隋因之、唐贞观元年省人博城。东汉安年间、曹操曾因泰山郡界旷远、作为权时之宜，表奏“可分五县为赢郡荐麋竺领赢郡太守。苏廷光先生考证赢邑是“古赢国的所在”。何光岳《东源流史》考“赢邑”为“伯益的所在地”。察先秦地名，“赢”地仅此一处益赐姓赢，郑樵《通志·氏族略》云伯益“因所居于赢、故因生以姓”，故即伯益的封地赢国，故址在今山东菜芜市羊里镇城子县村。据谭其襄主编《国历史地图集》从春秋到隆所标注，古豪国地处泰山之左、左前与古牟国正南遥对古穷桑、偃(奄)、灏曳、费、郑等故都，与“南裔”费地直线距120公里，正是伯益及其乃祖乃宗肇始的历史文化名区。
(四)现今的尧王城遗址曾经是伯益的都城
日照地区在大汶口和龙山时期属于少昊之国，今天的尧王城遗址曾经少昊之国的都城。
地下考古表明、尧王城遗址地层堆积以龙山文化层为主，兼有大汶岳石、商、周、汉等时代。龙山时期，尧王城遗址是一个超大型“原好市”，是当时东夷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龙山古国的“都城”。出土文物器、石器、玉器、青铜冶炼的铜渣以及带有图像文字的大口尊等，极具价是铜渣、彩陶和陶文。在这里首次发现了土坏房建筑，特别是奠基石的发开了中国在建筑领域举行莫基仪式的先河。墓葬的葬俗独具特色，在慕主围镶陶片构成方形墓框独一无二。尧王城遗址一带留有厚重的远古太阳崇太阳文化。尧王城遗址出土的墓葬的头像都朝着南部3公里处的天台山方天台山主峰有起始于4500年前并沿用了2000多年的太阳神祭坛遗址，是人祖先羲和祭祀太阳神的圣地，是东方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的发源地，也夷人祭祀先祖的圣地。
王青教授认为:“到龙山文化末期，少吴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邂起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考古挖掘资料表明，迄今发现的所有龙山遗址以尧王城遗址的面积最大，当是龙山时期最大的都城。伯益是少昊之后，也是东夷地区最主要的东夷首领，那么他的都城也应该是当时最大的都城。伯益作为少昊的直系后裔，利用尧王城作为他的都城顺理成章。
(五)青州益都也有可能做过伯益的都城
李白凤(1913-1978)在《东夷杂考》中说:“伯益，禹之臣，东夷人也,疑寿光之益为是也。”考古学家王献唐(1896-1960)也在《山东古国考》一文中指出:“清光绪间，灰城( 黄县)出土瓦当多件，上铃印有古照字，亦即益字的古文，为古益邑地名。”战国末期，齐国齐襄王复国以后铸行了一种钱币币面铭文有“璇化”“隘二化”“四化”“照六化”四类。有的学者将“瞪化解释为寿光益城所铸。古益邑在今古城街道古城村，春秋为益邑，战国为聚瞪币之地，故谓益都。西汉为苗川国懿王子刘胡的封地，后沿为王胡城，1947年改为古城，村名王胡城。后改为古城区，今为古城街道治所。
历史考古学家王献唐指出:“地名多由氏族得名，氏族名由地起，亦以氏族名地，互为因果”，“可以古代氏族考地名，亦可以古代地名考氏族”。既然伯益是东夷族的部落联盟领袖，而山东称益的地名，古今只有寿光益城。曹魏置益都县故址，称南益都，以别于古城之北益都。高齐时益都县治迁今青州，故城仍称益城村。
王永波和张光明先生《益都得名与伯益古族新证》一文在引用史料的基础上推断益都曾经是伯益的都城，益都因伯益而得名。
(六)伯益是“未冕之王”
根据禅让制，大禹去世之后将王位传给伯益，但伯益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时代。《 史记·夏本纪》载:“(禹)举益任之政十年，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竹书记年》则记载:“益于启位，启杀之。”也有的说，禹早就培植势力、让启夺取王位。从各种资料看来，禹的儿子夏启代表的是新兴奴隶主的利益，积极主张实行封建的奴隶制，因此启当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伯益远不能敌，被杀伯益作为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后一位卫道士，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式人物，一个“悲刷英雄”，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赠变时期暴力4争的结果。启从此建立了夏王，开创了此后帝位世代相袭的“家天下”局当是龙山时期最大的都城。伯益是少吴之后，也是东夷地区最主要的东夷首领。那么他的都城也应该是当时最大的都城。伯益作为少昊的直系后裔、利用是王城作为他的都城顺理成章
(五)青州益都也有可能做过伯益的都城
李白凤(1913一1978)在《东夷杂考》中说:“伯益，禹之臣，东夷人也疑寿光之益为是也。”考古学家王献唐(1896-1960)也在《山东古国考》一文中指出:“清光绪间，灰城(黄县)出土瓦当多件，上铃印有古照字，亦即益字的古文，为古益邑地名。”战国末期，齐国齐襄王复国以后铸行了一种钱币币面铭文有“隘化”“盛二化”“盛四化”“照六化”四类。有的学者将“瞪化解释为寿光益城所铸。古益邑在今古城街道古城村，春秋为益邑，战国为聚瞪币之地，故谓益都。西汉为苗川国懿王子刘胡的封地，后沿为王胡城，1947年改为古城，村名王胡城。后改为古城区，今为古城街道治所。
历史考古学家王献唐指出:“地名多由氏族得名，氏族名由地起，亦以氏族名地，互为因果”，“可以古代氏族考地名，亦可以古代地名考氏族”。既然伯益是东夷族的部落联盟领袖，而山东称益的地名，古今只有寿光益城。曹魏置益都县故址，称南益都，以别于古城之北益都。高齐时益都县治迁今青州，故城仍称益城村。
王永波和张光明先生《益都得名与伯益古族新证》一文在引用史料的基础上推断益都曾经是伯益的都城，益都因伯益而得名。
（六）伯益是“卫冕之王”
根据禅让制，大禹去世之后将王位传给伯益，但伯益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时代。《 史记·夏本纪》载:“(禹)举益任之政十年，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竹。”也有的说，禹早就培植势力，让启夺取工位。从各种资料看来，禹的儿子夏启代表的是新兴奴隶主的利益，积极主书记年》则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张实行封建的奴隶制，因此启当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伯益远不能敌，被杀伯益作为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后一位卫道士，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式人物，一个“悲刷英雄”，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她变时期暴力斗争的结果。启从此建立了夏王，开创了此后帝位世代相袭的“家天下”局面。这种局面延续了3900余年，直到1911年，才告结束。以此历史事件为景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剧本《未冕之王》正在创作之中。
(七)伯益后裔“多显”
《秦本纪》载舜对伯益说:“尔后嗣将大出。”伯益六世孙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六世孙孟戏、中衍为太戊御。伯益十世中谲在西戎，保西垂。十三世孙孟增幸于周成王。十五世孙造父幸于周缪王为御，因功封赵城，造父族由此为赵氏。十七世孙非子为周孝王息马，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续赢氏祀，号秦赢。二十二世孙秦襄公攻戎救周，护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二十七世孙秦缪公用百里奚，称霸诸侯。四十一世孙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都咸阳，天子致霸，诸侯毕贺。四十六世孙秦始皇赢政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帝国。
《史记·秦本纪》又云:“太史公曰: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郑氏、芦氏，终黎氏、运奄氏、苑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除秦、赵为周代建立的国家外，其他的都相当古老。如运奄氏，即商朝的奄国，在今山东曲阜县。徐氏，即商朝的徐国,在今鲁南和苏北地区。终黎氏，也作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县。黄氏，到周代为黄国，在今河南潢川县。江，在今河南正阳县。他们活动的地区，从今山东直到河南东南部，在传说中的皋陶后裔北侧的一条弧线上。据说，皋陶是偃姓,伯益是赢姓。偃、赢一音之转，当是从两个近亲氏族部落发展下来的。
除上说之外，郑氏即古郑国，在今山东郑城西南:芦氏即古营国,在今山东营县;苑裘氏即古苑裘国，春秋时为苑裘邑，在今山东新泰市楼德镇。白冥氏、蜚廉氏地望不详外，俯鱼在河南原阳，将梁在江苏邵县。以上都是假古老的东夷方国，可证秦之先源于东方。
(鞠志国，日照太阳文化旅游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