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偃王在后世典籍中多被称为“仁义之君”,通过对相关器铭的分析可知：徐偃王确有其人，其生活年限约西周中期周穆王世，活动区域为周王朝之东且因自小身染骨病以至神形怪异、面目可憎，故在班簋铭中被周人讥为“东国
戎”。与此同时，徐偃王作为部族首领又身兼巫师之职，在孟簋铭中又被称为“无需”,这一发现也与古时巫师多为残疾之人的习俗相吻合①。据铭文所载周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大战，与周公东征的规模约略相等，是夷夏民族的又一次大的交锋，只是由于时代久远至战国时相关史迹已模糊，加之彼时战乱频仍及稍后的秦人焚书之举，终至相关史迹隐没以至以讹传讹。本文意在以时间为序系统梳理历代文献所载的徐偃王相关史料，以期探讨文献形成背后的复杂文化及政治成因，进而推动对文献形成过程具有多元或多线性的深入认识。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斧正。
一
文献所载有关徐偃王之史事，最早当推战国晚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前半叶)成书的《尸子》与《荀子》。然《尸子》一书早已亡佚，《山海经·南山经》郭璞注引《尸子》曰：
徐偃王有
而无骨。②
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③
有关这两条记载，初读令人十分费解。若结合穆王时器班簋与孟簋器铭，种种疑惑则焕然冰释。徐偃王在班簋中被周人讽为“东国戎”,“”《说文·疒部》无，段玉裁依谢灵运《发临海峤》《说文》补篆曰：“,疲也，从疒肙声。,骨节疼也。今俗谓酸”,《集韵·先韵》:“,骨酸也”,《广韵·先韵》:“,谓手足痛疼也”,又《玄应音义》卷二十“痛”注“酸痛”。不唯宁是，《说文·人部》亦载：“偃，僵也”,段注：“徐偃王生而偃，故以为号，凡仰仆曰偃，引伸为凡仰之称。”据此可知，徐偃王因自小身患罹骨病，导致骨节酸痛，上述特征在早期的文献中则被记录为“有而无骨”。
至于徐偃王的怪异之举“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赵世超先生将其解释为巫术之举，他认为“列于庭当然不是为了陈列展览，也不是单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与功绩，其主要目的仍是要通过控制山水之怪的尸体来控制其同类。”(1)这一看法诚为卓见，如此一来徐偃王的怪异之举就可以用弗雷泽的交感巫术原理来解释(2)。此处的徐偃王显然是一位巫师，他试图通过模拟动作表达真实目的，以解除族人生存和发展中不利已身之物。且郭璞为晋代有名的术士，《晋书·郭璞传》载：“(璞)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于古代巫术的理解远比后世学者准确得多。只不过“物类之相应”又“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淮南子·览冥训》),当初兴此仪式的动机已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尸子》一书中对徐偃王的两条记载，看似荒诞无稽难以理喻，实则二者相辅相成，彼此承袭，保留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正是由于徐偃王“有而无骨”,这一现代人眼里的病理特征竟被古人视为通灵捷径，进而有“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的怪异之举，这一推论也符合上古时期的王同时也身兼最高巫师身份的习俗(3)。殷周鼎革周公“制礼作乐”后，巫术文化才逐渐被礼乐文化所取代，但它的根却仍深深扎在社会的深层土壤里，《尸子》及孟簋铭中的徐偃王所为正是这种远古习俗的孑遗。
稍晚于《尸子》的《荀子·非相》篇内曰：
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焉；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4)
可知在战国时人眼里，徐偃王虽体态异于常人，却可与诸多古圣先贤(如：仲尼、周公、皋陶、闳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等)相提并列，正所谓“形不胜心，心不胜术”(《荀子·非相》)。至于具体何“术”,荀子并未言及。稍晚成书的《韩非子》一书里徐偃王的人物形象渐趋丰富，或可视为《荀子·非相》篇的注脚与补充。《韩非子·五蠹》谓：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5)
今按：这是典籍中有关徐偃王仁义的最早记载，进入战国后一方面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战乱频仍，时人曾慨叹邦国数量锐减之剧“此周之所封四(国)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吕氏春秋》);另一方面国君骄奢淫逸、耽于享乐，不能尚德崇仁。诸子百家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多“因事说理”“因古说理”,孔子崇尚“仁”与“礼”;老子虽云“绝仁弃义”,但究其思想，不仁即至仁，至仁即不仁，崇尚的是无为之仁；墨子的“兼爱”“尚贤”更是不出“仁”的范围。诸家对“仁”不厌其烦地宣传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宣传古圣先贤的“仁义”,来达到抨击中原地区统治者苛政暴虐的目的。
与诸子理念迥然有别的是，以韩非为首的法家虽然多次提及“仁”,但其根本目的是反对仁治，主张施行法治。他认为在急剧变动的时代，并不能采取“宽缓仁政”,以徐偃王为例他早期推行仁政，割地而朝者一度曾有三十有六国，但最终仍落得“丧其国”的下场，“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于是他提出了以法治为本，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建立以法、术、势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法治思想体系(6)。
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绝大多数诸子著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给后人保留珍贵的史料，而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祈求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7)为了迎合世人，诸子常借古喻今“因事说理”“因古说理”,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渲染下，诸子常引古代先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甚至不惜编造历史故事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故梁启超先生云：“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8)任公所言实为卓见，我们应慎重地对待诸子笔下所载的历史事迹。
百余年后，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撰《淮南子》,其卷十八《人间训》篇承袭并扩充了《韩非子》的记载：
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灭亡削残，暴乱之的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禽矣。(9)
《淮南子》约成书于汉景帝时，武帝初年献出，是一部“牢宠天地博极古今”的著作，汉代经学大师高诱曾给予此书“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道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10)的盛赞，近人梁启超先生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淮南鸿烈》为两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11)此书的编撰宗旨为“纪纲道德，经纬人事”(12),其作者为大名鼎鼎的淮南王刘安。提及刘安，史书所载一生最有影响的大事有二：一是编撰《淮南子》;二是发动叛乱(13),而这二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密切相关的，《淮南子》的编撰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其叛乱作舆论宣传。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人间训》中的徐偃王形象。
史载淮南王刘安“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一点也与传说中徐偃王的形象若合符节，只不过此时的淮南王也意识到仁义早已不合时宜，所以在《人间训》中徐偃王是一个好行仁义，且因之煊赫并灭亡的颇具悲剧色彩的君王。只不过与《韩非子》相比，两书在具体细节上又略有差异：如灭徐者由荆(楚)文王(公元前689—公元前677年)变成了稍后六七十年的楚庄王(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朝徐之数亦由三十六国缩为三十二国。而且还煞有其事地增饰了王孙厉与楚庄王的对话，从而使得楚庄王伐徐之举更显得迫不得已、师出有名。
然春秋史事详载于《春秋》《左传》《国语》三书，如果汉东三十六国(或三十二国)真臣服于徐偃王，那他无疑是齐桓公之前最大的一个霸主。他为楚文王所灭必是楚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赫赫战功，为何这三部书里均未载只言片语?这在情理上根本解释不通，可见在战国时人的观念里徐偃王的真实史迹已不清楚了，至西汉刘安组织门客撰《淮南子》一书，更是不加分析地袭引《韩非子》,而且为了使故事更加生动丰富，还颇具想象地增饰了一段君臣对话。究其原因还在于：春秋以来，楚是南方的第一大国，在地望上都于汉西，而徐在汉东，两国壤地相接，所以在战国、秦汉时人的心目中，楚、徐非得争一个你死我活不可。他们不知道，这是西周中期的历史，那时最有实力的，是周而不是楚；到了东周，徐已降为二、三等国家，不足为楚的对手了(14)。
二
司马迁撰《史记》时也提及徐偃王，《史记·赵世家》云：
造父幸于周缪(即穆，下同)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15)
同书卷五《秦本纪》亦曰：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16)
若依太史公言徐偃王的生活年限约为周穆王时，破徐的应是周穆王，与楚并无关系。这是典籍中第一次将徐偃王的生活年限前推至周穆王时，结合班簋、孟簋可知，太史公的看法诚为卓见。
或有疑者认为，若依《史记》所言徐偃王无疑就是个趁周穆王西游这个空子而造反的“乱臣贼子”,似乎有悖于韩非、刘安笔下的“好行仁义”之君的形象(17)。朱继平先生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徐夷、徐国、徐偃王的边缘地位以及司马迁对徐偃王形象改造背后的社会情境着手进行分析。她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徐人作为“非我族类”的异族，曾数度挑战周人的统治权威。徐偃王作为徐人的“英雄祖先”,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夷狄”的印记，即使战国时期被儒学家列入先圣之列，其异族特质仍不可能被彻底遗忘。汉初可能尚有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按：如司马迁)保留着将徐国、徐人作为华夏异族的认知。另外，司马迁打破徐偃王仁义的固有形象，或许还有借一个典型的“异类”“叛者”来加强华夏族群认同的目的(18)。由此可见，无论是“乱臣贼子”抑或是“仁义之君”仅仅是不同话语权的产物，是史家出于不同立场而对徐偃王真实形象的不同选择，二者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然周穆王若果真大破偃王，那应是西周时代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司马迁不把它正式记入《周本纪》呢?对此疑义顾颉刚先生曾给出过十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大约司马迁也只认它是一个传说的缘故，有如夏少康中兴一事，他只记在《吴世家》,不记入《夏本纪》,即同此例。从《史记·冯唐列传》看，赵人冯唐到汉武帝初年还存在，他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交好，冯遂常常把赵国流传的民间故事讲给司马谈听，所以《赵世家》里所载的神话、传说特别多。周穆王破徐偃王即他讲的故事之一，给司马氏父子记录了下来；秦、赵同祖，所以又顺笔写入了《秦本纪》。这个故事，本身虽也是一个传说，但却接近历史。所以然者，造父是赵氏的祖先，他为周穆王管马和御车，亲身参加了伐徐之役，因此他的子孙还能讲述得正确一点⑥。顾先生这一推理完全合乎情理，只不过依《史记》言与冯遂交好的是司马迁，而不是其父司马谈(19),如此一来史料的真实性必会大大提高。至于穆王西巡之事，详载于《穆天子传》(20)《楚辞·天问》《列子·周穆王》(21)等战国之前的典籍。
又东方朔《楚辞·七谏》篇言：
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
东方朔与司马迁同时，《汉书》有传，言其“时观察颜色，屈直言切谏”,此处的荆文指楚文王(公元前689—公元前677年)。可见即便是与司马迁同时的鸿儒之士，仍旧有人相信徐偃王是一位生活在春秋时期的仁义之君，是被楚文王所灭与周无关。
再后七、八十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初年的《盐铁论》《说苑》《论衡》诸书也纷纷言及徐偃王，其中以刘向撰《说苑·指武》篇记载最为详尽：
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若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22)
很显然，这段文献大体抄袭了刘安撰《淮南子·人间训》篇，只不过此时与王孙厉对话的由楚庄王变成了楚文王。“陆地之朝者”又变为了“汉东三十二国”,此处明显抄袭《韩非子·五蠹》一书。此外，还煞有其事地增附了徐偃王的遗言，遂将关注重点从“仁义”上升至“文德”与“武备”的对比，这一转变或与刘向生活的年代有关。
刘向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汉帝国由宣王中兴走向哀帝、平帝的衰亡过渡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宦官外戚交相作乱，民众生活十分困窘，甚至到了“生子辄杀”(《汉书·贡禹传》)的地步。而刘向撰《说苑》的目的就在于借史喻今，以达到“言得失，陈法戒”(《汉书·刘向传》)的目的，具体到《指武》篇则是以此劝诫汉成帝要兼顾“文德”与“武备”,切不可顾此失彼。
至西晋张华撰《博物志》卷七《异闻》引《徐偃王志》云：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孤母以为异，覆煖之，遂
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録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见云狗袭。偃王既主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为弓(号),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残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23)
此为目前所见有关徐偃王史迹最为全面的记载，集神话传说与真实史迹为一体，而这一切又与作者本人的个人学识修养不无关系，据《晋书·张华传》载“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此外，张华曾任太常博士、佐著作郎、长史兼中书郎、中书令等职，职务之便也使得他博览群书。作为一部囊括万象的作品，《博物志》收罗了大量的天下奇闻，可补《山海经》《禹贡》《地志》等的阙漏，对于世人拓宽见识有很大作用，但是史料价值相对有限，历代学者多倾向于将它归为小说家类(24)。
和众多民族的祖先起源一样，徐偃王的出生也颇具神话色彩。古时东夷部族多尚鸟，凡属此族或曾定居东方的部族多认为自己的始祖是从鸟卵里生出来的，这一传说同时也证实了徐属东夷部族。而“弃之水滨”“覆煖之，遂成儿”之语，又与周人的祖先起源相似。这一记载一方面利用华夏族群起源之“模式化情节”,进一步将徐偃王纳入中原华夏英雄祖先体系；另一方面在“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作用下，又赋予了徐偃王作为徐国、徐人“英雄祖先”的崇高地位(25)。此外，典籍中还首次出现了楚伐徐是受周王指使，至于具体何王，此处阙佚。至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东夷传》确指此处周王系西周中期的周穆王：
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26)
范氏所著显然糅合了《韩非子》《淮南子》《史记》等前人典籍，而且还详尽地记载了徐偃王最初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迫使周王命其主“东方诸侯”,后因其广行仁义朝国甚众，周穆王才下定决心命楚文王灭徐。然细绎文义，范晔之说弥缝痕迹过于明显，此说很显然是为了调和《史记》《韩非子》《淮南子》等前人记载的牴牾，无奈周穆王、楚文王二人的时代，相去实在甚远。这一点早在三国时代谯周作《古史考》时就提出疑义：“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27)可见很久以前学者对此调和就已心生不满，既然如此，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传说呢?顾颉刚先生分析其产生的背景时言：“因为周穆王伐徐偃王后，徐国南迁江、汉流域，而居在荆山的楚国正在发展，徐人受到周、楚两方面的压迫，又退出江、汉流域而迁至淮水流域立国，那就是泗州的大徐城。后人只知道徐人是在周、楚两方压迫之下迁徙的，而忘记了这件事的确实年代，以至放到楚国的名王文王或庄王身上去，并且说是周穆王派他们这样做的，那就大大地淆乱了历史的真实。”(28)考虑到文献它毕竟不同于金文，并非当时的实录，而是后世根据一鳞半爪的资料或传说整理而成，不可避免地带有后人的习惯与偏见，顾先生所言诚哉。
三
综上所述，以时间为线检典文献后，我们不难发现：和众多的历史人物一样，徐偃王的形象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模糊至清晰的发展历程。其最初形象是一位体态异于常人、喜好搜罗怪鱼奇兽、位列古圣先贤之列。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时人眼里，徐偃王又变成一位活动在春秋时期，好行仁义，且因之国势隆盛并灭亡的颇具悲剧色彩的君王。然详记春秋史事的《春秋》《左传》《国语》三书对此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可见在战国时人的眼里，有关徐偃王的真实史迹已不清楚，至西汉刘安门客撰《淮南子》,更是不加辨析地袭引《韩非子》一书。再后二三十年，太史公撰《史记》首将徐偃王的生活年代前推至西周中期穆王世，现在看来这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西周中期，西周王朝与南方各族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以徐为首的九夷甚至内侵至周王朝的畿内。略有遗憾的是，或许司马迁也认为它只是一个传说，故并未将它正式记入《周本纪》。尽管如此，《史记》一书自问世以来，由于其权威性对后世治史家仍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之影响也并未倾刻间消失殆尽。无论是西晋张华撰《博物志》,抑或是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都是糅合了前人的记述，特别是《后汉书》一书，为了调和《史记》《韩非子》《淮南子》等前人记载的牴牾，甚至不惜将两个时代相差甚远的周穆王、楚文王纠合在一起，因弥缝痕迹过于明显前人早已心生不满。至此，徐偃王的主体形象已塑造完毕。此中缘由除去后人的支离附会，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与不同时期史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史识修养相关。如司马迁的生活年代虽晚于尸子、韩非、刘安之辈，但由于其便利的社会身份及地位，使得《史记》一书虽成书较晚，却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今按：出土材料的层出不穷在带给世人惊喜的同时，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相关史料的认知，从而获得了传统历史学所不能提供的历史信息。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对蚌埠双墩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了一大批春秋时期的钟离国青铜器，其中1件戈(M1:47)和1件戟(M1:382)的铭文(29),对于研究春秋时期徐之历史意义重大。
M1:47戈正反两面均有铭，正面有铭曰“
(徐)子白(伯)容此之元戈”,M1:382戟有铭“(徐)子容巨茈自乍(作)为(?)其元戈”,学者多认为“伯容此”与“容巨茈”同为一人(30),此处“容巨”孔令远先生认为即《礼记·檀弓下》所载之“容居”(31),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32),可随后孔先生又提出容居后继承了徐国王位，成为了徐君，这一点却值得商榷了。
《礼记·檀弓下》郑玄注“驹王，徐先君……容居，其子孙也”,倘若容居果真后来成了徐王，汉时郑玄尚距古不远，怎么会失载于注疏中，此其一；其二，文献与大量的铜器铭文均显示，徐君多称“王”,而称“子”者鲜见，故“徐子”也不大可能是徐君(33);另需补充一点的是，若容居为徐君，那俘获徐君对钟离国而言无疑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赫赫战功，可为何在M1:47戈背面仅言“童(钟)丽(离)公柏获(徐)人”,这在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这两件器的问世不仅印证了《礼记·檀弓下》等文献记载之不诬，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徐之历史及江淮流域诸国之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注释
1详参拙作《从班簋、孟簋铭看典籍中的徐偃王——兼论两周时期徐之迁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1期。
2《史记》卷五《秦本纪》“徐偃王作乱”条集解引，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有继无民”条下注也引此，惟二者略有差异。《山海经》无“而”,且“”作“筋”。详参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6页。
3《山海经·南山一经》“猨翼之山”条下注引，详参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4(1)赵世超:《铸鼎象物说》,《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5(2)[英]詹·乔·弗雷泽:《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1页。
6(3)陈梦家先生曾言商王为群巫之首,进而由精神领袖上升为政治领袖。张光直先生亦认为三代开国君主的丰功佳绩,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详参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美]张光直著:《艺术、神话与祭祀》,刘静等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第37-51页。
7(4)(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等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4-75页。
8(5)(清)王先谦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5页。
9(6)吕烨馨,吴晓玲:《〈韩非子·五蠹〉读后评述》,《文化学刊》,2019年第6期。
10(7)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55页。
1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6页。
12(9)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95页。
13(10)(汉)高诱:《淮南子注·叙》,《诸子集成》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4(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15(12)《要略》开篇即言:“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汉)高诱:《淮南子注·要略》,《诸子集成》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16(13)在刘安是否叛乱一事上,学界尽管尚有不同说法,但以《史记》《汉书》等正统史家为代表的学者多认为刘安确曾叛乱自杀。
17(14)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文史》第32辑,第1-28页;后收入氏著《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第820页,第821页。
18(15)(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79页。
19(16)(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5页。
20(17)龚维英:《徐偃王年代考》,《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
21(18)朱继平:《淮河流域“华夏边缘”特质的消弭与延续——以相关古史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历史地理》(第二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254页。
22(19)《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参(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61页。
23(20)有关《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宋元以降学者们多认为其为战国时人编造小说,然宋元之前多被认为是起居注,是完全的信史。臧振先生结合新近出土材料,提出《穆天子传》应为西周实录,类似后世《起居注》。详参氏著《穆王西巡三千年祭》,《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4(21)近代学者多以为《列子》为东晋人伪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有马达先生力证其为战国作品,详参《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25(22)(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说苑校证》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6-367页。
26(23)(晋)张华撰、范宁校:《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4页。
27(24)《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绛云楼书目》等。
28(25)朱继平:《淮河流域“华夏边缘”特质的消弭与延续——以相关古史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历史地理》(第二十四辑),第244-254页。
29(26)(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08页。
30(27)此书已佚,引见《史记·秦本纪》正义。
31(28)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文史》(第32辑),第1-28页。后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第800-846页。
32(29)安徽省文物考古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阚绪杭、周群、钱仁发、唐更生:《春秋钟离国墓的发掘收获》,《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钟离君伯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39-143页。
33(30)孔令远先生部分字的隶定与此虽不同,但仍以二者为同一人,详参氏著《徐王容居戈铭文考释》,《文物》2013年第3期;黄锦前:《蚌埠双墩M1出土的两件徐国有铭兵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十辑。
34(31)《礼记·檀弓下》: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
35(32)孔令远,李艳华,阚绪杭:《徐王容居戈铭文考释》,《文物》,2013年第3期。
36(33)黄锦前:《蚌埠双墩M1出土的两件徐国有铭兵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