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徐国人物
（一） 徐偃王
徐国人物中，最有名的当属徐偃王。但是，对于徐偃王，学术界议论纷多。对其议论，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关于徐偃王的仁义之名，其是否真的符合仁义之名，其仁义之名又何来；二是徐偃王的年代，主要有四说，即周穆王时期之说、楚文王时期之说、楚庄王时期之说以及无特定年代之说。笔者将根据一些有力的证明材料，对徐偃王形象进行探究。
现存最早记载徐偃王的文献材料是《尸子》①。《尸子》中对于徐偃王的描述充满了荒诞色彩，不可采信②。尸佼（约前390——前330）距离徐国的灭国时间不过一、二百年，对于徐偃王的了解，已经不是很明晰了。除了《尸子》，《荀子》对偃王的描述也是带有神话传说的荒诞色彩。然而，荀子将徐偃王与孔子、周公等人相提并论，将徐偃王放在了圣人之位，这也是文献材料中最早见徐偃王美名之处。
此后关于徐偃王的文献记载中，都有赞誉之声，将“仁义”之名冠以偃王。如《韩非子·五蠹》、《淮南子·人间训》、《说苑·指武》、《后汉书·东夷列传》等等。然而，唯有《史记》的记载中并未认可徐偃王的“仁义”之名，甚至采用了“作乱”、“反”这样的词汇。
宋代章如愚（1196年进士）在《群书考索别集》一书中对于偃王的“仁义”有所讨论：“周室在上，偃王诚知仁义者，则岂敢断诸侯之争辩，受三十六国之玉帛乎？”站在周王朝的角度来看，徐国确实有僭越之举，其行为不能称仁义。
司马迁作《史记》一书时，带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司马迁没有将“仁义”之说冠以偃王。
然而，他书中均认可徐偃王的仁义之名，也就是说，大部分前人心目中的偃王是仁义的。可见，偃王的仁义之名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必有一定的理由。《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提到“偃王不忍斗其人”，认为这也是偃王仁义的一种表现，也就是反对武力而为仁义。除了反对武力的层面，我们还可以从出土材料中寻找
①《尸子》中有两条关于徐偃王记载。此两条内容见于《山海经》中所引较古版本的《尸子》，现流传下来的《尸子》一书中不见此记载。
②如“徐偃王有筋而无骨”。
相关证据。
江西高安县“汉建成侯墓”中出土了春秋晚期的大量徐器，其中有若干耑，“徐王禹又耑”、 “仪楚耑”等。耑是一种很古老的青铜器，在春秋早期就已经很少使用，而徐国到了春秋晚期仍有很多的耑在使用，说明徐国在文化上很保守。
保守的另一面是自我优越感。徐国文化在某个时期很可能走在前列，因而非常有自我优越感，固步自封导致了文化发展的保守、停滞。
春秋早、中期的徐国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鼎。鼎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象征着先进、厚重的历史文化。由此看来，徐国早期在文化上较为先进，文化积累也较为厚重，有其文化优越性。根据绍兴坡塘出土的徐国青铜器“徐尹鼎”，我们了解到，徐国子孙即使在徐国灭国后，依旧十分重视徐国习俗的传承。这也可证明徐国早期文化的厚重以及后来的保守。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厚重而又保守的文化，重文而相对轻武，使得徐国有了仁义之名。笔者以为，徐偃王只是恰好处在徐国鼎盛之时，因而徐国的仁义之名被冠在了徐偃王头上。
关于徐偃王的年代，《韩非子·五蠹》认为是楚文王时期，《淮南子·人间训》认为是楚庄王时期，《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衢州徐偃王庙碑》、《元和郡县图志·徐县志》等文献则以为为周穆王时期。另外还有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提出，徐偃王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比如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文中提出“徐偃王在春秋中叶以后或者已经成了徐国的代表人物。”①顾颉刚的《徐和淮夷的迁留》一文认为“徐偃王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他们国族的一个徽帜。”② 有徐偃王年代记载的文献中，《史记》与《后汉书》是相对较为可靠的材料。
《史记》中提到徐偃王为周穆王时期之人；《后汉书》中则记载其为周穆王与楚文王时期之人。《后汉书》中的记载有问题，周穆王与楚文王相差几百年的时间，不可能同时出现，《后汉书》很有可能部分参考了韩非（前280——前233）之说。
而韩非之说列举历史事件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事实的考证并不严谨。除了《史记》、《后汉书》，还有韩愈（768——824）的《衢州徐偃王庙碑》和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图志》都认为徐偃王与穆王同时。《衢州徐偃王庙碑》虽为碑志类杂文，带有歌功颂德的成分，然而其中的人物事迹，也是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元和郡县图志》则为一部考证严谨的地理志，大部分内容可作为史料直接利用。
徐偃王与楚庄王同时之说由《淮南子》中提出。《淮南子》与《韩非子》一样，为诸子百家之说，为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作，其中所述的一些历史事件没有经过严谨考证，不可全信。现代一些学者认可刘安之说，如龚维英的《徐偃王年代考》一文。然而，龚维英的立证点在于刘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这样的逻辑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1990年第32辑。
显然有漏洞。
至于认为徐偃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或是族徽的观念，正是由于对于徐偃王的议论众多而产生的。面对不同时代的徐偃王，面对形象不甚清晰却又名声在外的徐偃王，学者们才有此猜测。然而对这些记载徐偃王的文献进行考证，还是能够做出徐偃王年代判定的。并且，各文献中记载的徐偃王之事都是具体的一事，即偃王作乱而被讨伐之事。这样一件具体的事，必定不会是多个徐国君主共同发生的，因而徐偃王必定是一个具体的人物。
笔者以为，那个仁义之名在外的徐偃王就是周穆王时期的徐国君主，也就是《今本竹书纪年》中提到的“徐子诞”①。徐偃王的仁义之名实则是徐国的仁义之名，只是徐偃王刚好处在徐国势力的鼎盛时期，因而仁义之名被冠于偃王。
（二） 徐驹王
《礼记·檀弓下》记载：“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其中提到了徐驹王。
除了《礼记》，还有韩愈的《衢州徐偃王庙碑》也提到了驹王：“驹王、章禹，祖孙相望。”章禹是徐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根据韩愈的描述，驹王应当相当于徐国的始祖。
根据《礼记·檀弓下》与《衢州徐偃王庙碑》的描述，徐君驹王应当是徐国人心目中受人爱戴的徐国始祖，或是较早时期的徐国君主，并且徐驹王的名声也比较大。
文献中关于徐驹王的材料仅此两处，但是我们可以在出土的徐器中寻找到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1.钮钟九件（出土于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春秋晚期）：“徐驹王之孙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②
2.镈钟六件（出土于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春秋晚期）：“攻王之玄孙。”孔令远在《也论巢编镈的国别》一文中分析了铭文中“攻王”就是徐驹王。
3. 巢镈（出土于江苏省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春秋晚期）：“隹正月初吉庚午，巢曰：余攻王之玄孙，余子，择厥吉金，自作和钟，台享台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孙，永保是。”有学者将 巢镈中的“攻王”认为是攻吴王，而认为此器是
①关于徐子诞就是徐偃王，我在附录一“《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徐国材料考辨”中已作出具体说明。
②此铭文为储盛彬、姚景州拟定（储盛彬、姚景州：《梁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中国文物报》1996年第1版）。孔令远采用其拟定文字。
吴器①。孔令远则从该器的形制、字体风格等考证此器为徐器，攻王当为驹王。此器中的“攻王”与“镈钟六件”铭文中的攻王同，应当都是徐驹王。
4. 次缶盖（出土于江苏省丹徒县大港镇）：“王之孙……”此铭文为董楚平先生拟定，董楚平认为这里的王指的就是《礼记·檀弓下》中的驹王，商志覃、孔令远也赞同此说法。商志覃认为，文献中的“驹王”“实乃字之讹”②，是“勤”、“老”之意，是徐人对其祖先的尊称。
在董楚平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上青铜器铭文中的“徐驹王”、“攻王”以及“王”指的都是《礼记·檀弓下》中的徐驹王。青铜器铭文中的某某之孙，某某可能是该人的祖父，也可能是该族的祖先③。可以看到，在很多青铜器铭文中，驹王都被徐国人当作是他们的先祖，这也可见其受徐国子孙的爱戴。
宋代王应麟（1223——1296）在《困学纪闻》中提出：“《后汉·东夷传》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擅弓》載徐容居之对曰：‘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然则驹王即偃王与，济河即谓西至河上也。”④他认为，徐驹王就是徐偃王。笔者以为，其说有理：一则“驹”与“偃”字面意义上相通；二则在文献材料中，偃王经常被徐国人当作是徐国的先祖，而在出土材料中，驹王常被认作徐国的先祖；三则如王应麟所说，事件吻合。因而偃王与驹王当为同一人。
（三） 文献中的其他人物
1. 容居
《礼记·檀弓下》中记载：“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 这里写到容居之事。然而这里的容居没有写明身份，可能是该时期徐国的一位大臣，也可能是徐国的王位继承者，被派到邾娄国吊丧。 文献材料中唯有此处提到容居，没有更多信息，但是在出土的青铜器材料中却有其相关信息。出土于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的“徐王容居戈”，孔令远将其铭文拟定为“徐王容居取其吉金自作元用戈。”曹锦炎作“容居”为“容巨”。孔令远在《徐王容巨戈铭文考释》一文中提出，铜器的主人“或为《礼记·檀弓
①如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镈铭文考释》、冯时《 巢钟铭文考释》等文。
②商志覃：《次缶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文物》1989年。
③出土于江西省靖安县水口大队李家生产队的“徐令尹者旨型炉盘”，其铭文载：“君之孙， 令尹者旨型，
择其吉金，自作炉盤。”此段铭文由董楚平先生拟定。“”字，裘锡圭隶定为，徐旭生、董楚平都将其
释为偃王的偃。“”与“雁”字形相近，而“雁”与“偃”一声之转，这里的“君”，也并不是者旨型
的祖父，而是徐国的祖先“偃王”。
④（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87页。
下》中所载的容居”①。此外，出土于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的“徐子白取此戈”，也与容居有关。曹锦炎将其铭文拟定为“余子白取此之元戈。”“白取此”，孔令远认为与“容居”为同一人。“居（巨）”与“取”读音相近，“此”“为夷人姓名之尾音”②，因而此二人应该都是《礼记·檀弓下》中所说的容居。
根据出土文物的铭文记载，容居的身份得以明了，他曾为徐国的一位君主。
只是《礼记·檀弓下》中所载，容居还未为君主，可能是以太子的身份被派往邾娄国吊丧。
关于容居年代的考证，可从考证“邾娄考公”的年代下手。邾娄考公，《礼记》注曰：“考公，隐公益之曾孙。” 邾隐公在位时间为前506年至前472年，考公应当迟于隐公，则考公时徐国已灭国。根据《礼记》此条完整的记载内容，容居到邾娄国需行国礼。若此事发生在前512年之后，也就是徐国灭国之后，则容居无需再行国礼，因而此段文献材料记载有误，这里的邾娄考公记载有问题。
鄙意，“邾娄考公”可能为“邾娄公考”，则《礼记》中记载的“邾娄考公”可能为邾娄国的任何一位君主。东汉郑玄《礼记注疏》以及清顾炎武《日知录》中都以为，邾娄考公应当为邾娄定公。孔令远也从出土青铜器“徐王容居戈”的年代考证上证实郑玄及顾炎武的推断。邾定公于前614年至前573年在位，其丧之时在前573年。则容居生活在前573年左右，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为徐国君主。
2. 仪（义）楚
《左传·昭公六年》中有关于仪楚的记载：“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 ③《春秋左传集解》杜预注：“仪楚，徐大臣。”清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封建考》中亦云：“仪楚，徐大夫。”清徐时栋《徐偃王志》中提到：“景王九年，君使大夫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杜预、马端临、徐时栋等人都将仪楚认为是徐国的大臣。
关于仪楚，文献记载中不再有其它相关记载。然而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我们可以找到其相关材料。
在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好几件关于仪楚的青铜器。如出土于江西省高安县汉建成侯墓的义楚耑：“义楚之祭耑”。同样出土于汉建成侯墓的徐王义楚耑：“隹正月初吉丁酉，徐王义楚择余吉金，自作祭鍴，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予身，子孙永保。”还有出土于湖北省襄阳县施坡大队北部蔡坡山岗战国墓群的徐王义楚元子剑：“徐王义楚之元子，择其吉金，自作用剑。”（以上铭文皆参考董楚平先生《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关于仪楚，还有更多相关青铜器，这里就不
①孔令远、李艳华、阚绪杭：《徐王容居戈铭文考释》，《文物》2013年第3期。
②同上。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9——1180页。
再一一列举。 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均作“义楚”，而《左传》及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均作“仪楚”，两者为同一人。从以上这些出土青铜器材料，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仪（义）楚是徐国历史上的一位国君，而不是大臣。 这些相关的青铜器材料中，并不是所有的铭文都作“徐王义楚”。“义楚耑”中就作“义楚”，可能此时义楚尚为太子。《左传》中此时仪楚亦尚为太子①。
3. 章羽（禹）
《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②《公羊传》作“章禹”，《衢州徐偃王庙碑》也作“章禹”。“章羽”和“章禹”为同一人。章羽（禹）是徐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在章羽之时，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历史终结在昭公三十年，即前512年。但是，徐国虽然灭亡了，徐国的子孙并没有被灭，他们先是逃到了楚国，然后开始了他们的逃亡之路。在浙江的衢州、舟山、温岭一代都有徐偃王的传说，很有可能是徐国子孙后来的逃亡之地。但是章羽是否逃到了浙地，因缺乏相关文献或出土材料证明，目前无法考证。
《左传·昭公六年》中有关于徐仪楚的记载，昭公六年时仪楚尚为徐国太子，章羽在位肯定迟于仪楚之时。即章羽最早在昭六年也就是前536年在位，一直到前512年徐国被灭国。
孔令远认为，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的“徐王之子羽戈”，就是章羽即位之前所铸，器主为章羽。
（四） 青铜器中出现的徐国人物
春秋早期的徐国人物
1. 徐太子白，见1979年湖北枝江县出土的余大子鼎。此时为太子，后来
是否当上徐君，没有其他的证明。
2. 徐子汆，见山东省费县城北台子沟出土的余子汆鼎。现出土的徐器中，
余子汆鼎是唯一不称王而称子的。此器出土于山东费县。徐国一直来僭越称王，
此处称“子”可能为以下原因：此器或是徐国要供给齐国或鲁国之物，因而谦卑
称子；又或者此器并非徐人所造，而为当时的宗庙主或其他诸侯国赐给徐国之物。
①这也可作为大致判定“义楚耑”年代的证据。“义楚耑”作于义楚为太子之时，《左传·昭公六年》中仪楚仍为太子，则“义楚耑”的年代大致在昭公六年前后。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05页。
春秋中期的徐国人物
1.徐王，春秋中期偏早，见徐王鼎、宜桐盂。徐王鼎作“徐王”，宜桐盂作“季”，为同一人。
2.宜桐，徐王之孙，春秋中期偏晚，见宜桐盂。
3.徐王庚，见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的庚儿鼎、荆州出土的沇儿钟。庚儿鼎中庚还不是徐王，沇儿钟中庚已是徐王。
4.沇儿，徐王庚之子，见沇儿钟。
春秋晚期的徐国人物
1．徐王子，见徐王子钟。
2. 徐王禹又，见出土于江西省高安县清泉市“汉建成侯墓”的徐王禹又耑。 董楚平先生认为，禹又就是《左传》中出现的章羽。孔令远先生认为，禹又所处年代比仪楚略早。董楚平先生认为禹又为章羽是出于字形上的考证，孔令远先生则是从青铜器形制等考述。我认为孔令远之说更为恰当。仅从字形上分析禹又就是章禹，有很多的漏洞。
3徐王义楚，见出土于汉建成侯墓的义楚耑、徐王义楚耑、出土于湖北省襄阳县施坡大队北部蔡坡山岗战国墓群的徐王义楚元子剑、徐王义楚剑。义楚见于文献记载，《左传·昭公六年》有其事迹，在文献中作“仪楚”。其年代大约在昭公六年之后，不晚于昭公三十年（此时是章羽）。
4. 羽（徐王章羽），见徐王之子羽戈。其年代不早于昭公六年，最迟为昭公三十年。
5. 徐王利攼，见徐王利攼剑。见《殷周金文集成》及《古越阁藏铜兵萃珍》收录。
以上人物均为徐国君主，或是徐国君主的子嗣。下面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徐国的臣子或者其他相关人物。
6. 徐国大臣俦儿，见俦儿钟。俦儿钟里面涉及到俦儿四代人的名字，分别是俦儿的祖父斯于，父亲以及儿子儿。另外可以得知的是俦儿是义楚的臣子，所以其生活于昭公六年至昭公三十年之间。
7.徐国大臣者（诸）故，见出土于汉建成侯墓的徐莤尹征城，应是徐国的武官。
8.徐国大臣，见出土于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306号墓的徐尹鼎。
9.利以及其子次，见江苏省丹徒县北山项春秋墓出土的徐缶盖。根据铭文，只能知道他们是徐国的后代。至于是君是臣，无从知晓。
10. 徐，见徐盤。信息十分有限，只能知道名字，其他信息无从考证。
11. 巢，见江苏省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的巢镈。巢自称是徐攻王也就是驹王之孙。从铭文得知，他父亲名。
12. ，见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钮钟九枚。
13.衍，见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出土的钮钟九件。
14.徐冉，见徐冉征城。
15.徐侯侄子，见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出土的徐王戈。
16.姑冯昏同，见江苏常熟出土的姑冯昏同之子句鑃。虽然铭文上看不出是徐器，然而句鑃这种乐器春秋时基本消失匿迹，唯有在徐人中还在流行。
17.配儿，见出土于绍兴狗头山的配儿句鑃。虽然很多学者因为铭文中出现的“吴”字而认为其为吴器，但是经孔令远考证，此器应当为徐器。并且，人名后面有缀“儿”字很符合徐人名字的风格，如庚儿、沇儿等。
出土的徐器中，大部分的人名无文献记载可考。徐国大臣的名字利用价值并不是很大，涉及到的确认当过徐国君主的名字主要有白、、汆、庚、子、禹又、义楚、羽（章羽）以及利攼。除了义楚与章羽，其他人物在文献中找不出相应的事迹。不过，从这些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徐国在灭国后依旧称王，依旧维持着自己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