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现存徐偃王传说的结构由“奇异诞生”、“接受考验”、“通过考验”、“成为首领”、“战败”、“逃亡”、“建设当地”、“死后成神”八项功能组成，这八项功能分别以徐夷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为历史根源。徐偃王传说的稳定性在于八项功能的排列顺序是不变的，变异性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自少昊时代起至西晋末年晋室南渡，功能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成分的数目随着徐夷发展阶段的更迭而逐渐增多；其二，各项功能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成分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第一项功能“奇异诞生”的历史根源是徐夷的起源阶段，即少昊时代。该功能唯一的表现形式卵生与少昊时代徐夷的鸟图腾崇拜相关，属于原生形式。与“奇异诞生”相关的其他成分是“生子者”，即徐偃王之母。“生子者”的原生形式是徐夷中某位尚未婚配且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女子（例如首领的女儿）。
该成分的派生形式有二，一是男性最高统治者的多名女性配偶之一，二是为男性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女性仆从。这两个派生形式的产生，是由于男性特权阶级崛起、氏族部落体制解体以后，讲述者用男性特权阶级统治下的社会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的形式取代了原生形式。
第二项功能“接受考验”与第三项功能“通过考验”的历史根源是徐夷的奠基阶段，即“五帝”时代徐夷所参与的部落融合过程。徐夷在血缘与文化上既继承了东夷传统又吸收了西夏和北狄因子。与此相呼应，第二、三项功能以幼小的徐偃王被抛弃后在神秘角色的帮助下破卵而出的形式，暗示了东夷、西夏、北狄三方图腾对徐偃王的保护。“接受考验”是为“通过考验”作铺垫的，其唯一的表现形式被抛弃属于原生形式。变异性在于与该功能相关的两个其他成分，即“执行考验的角色”和“执行考验的地点”。徐夷在部落融合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处于主动地位。相应地，传说中的徐偃王也应凭借先天的优势主动接受考验。不过，尚被束缚于卵中的徐偃王无法自主行动，而在徐偃王之父并未表现于文本叙述层面的情况下，与徐偃王关系最紧密、最有资格代替徐偃王行动的就是徐偃王之母。因此，“执行考验的角色”的原生形式应与“生子者”的原生形式相同，这两个成分的派生形式的产生原因也相同。“执行考验的地点”的原生形式是水边，因为水在徐夷发展与部落融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存异文中仅有１篇叙述为野外，此派生形式可能出自某位讲述者的个人加工。“通过考验”的原生形式是被衔走后在温暖的环境下破卵而出，与该功能相关的其他成分是“帮助徐偃王通过考验的角色”，其原生形式是独居且无子的年长女性以及她养的犬龙。独居且无子的年长女性代表徐夷在参与部落融合之前本部落的母系远祖，她通过加热肉卵使卵壳升温，帮助徐偃王打破卵壳，这与母鸟孵化雏鸟极为相似，体现了徐夷的鸟图腾崇拜，象征了经过部落融合之后的徐夷对东夷内核的坚守。衔卵的犬龙的真身是黄龙，即徐夷所融合的西夏某部落的图腾；外表是犬，即徐夷所融合的北狄某部落的图腾。犬龙是年长女性的所有物，这正符合西夏和北狄为辅、东夷为主的特点。“通过考验”的派生形式中，不论是被衔走后在日出时分破卵而出，还是被衔走后破卵而出，均无法体现徐夷内部东夷传统对西夏、北狄因子的控制。至于演变原因，前者仅见于１篇泗洪县异文，可能是某位讲述者的个人加工，兼或受到东明传说中关于日光的表述的影响；后者也仅见于《搜神记》所载异文，可能是流传过程中的偶然省略。“帮助徐偃王通过考验的角色”的派生形式中，单纯的犬的形象无法体现西夏因子，犬龙演变为犬是幻想中的事物被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所取代；所有人不明之说无法体现徐夷内部东夷传统对西夏、北狄因子的控制，而且此说仅见于２篇异文，可能是流传过程中的偶然省略；男性最髙统治者的无子嫡妻之说则是男性特权阶级确立绝对统治地位以及一夫多妻制形成之后的产物。
第四项功能“成为首领”的历史根源是徐夷对外扩张阶段中对同盟国家的控制力较为稳定的几个子阶段。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徐夷势力虽然时盛时衰，但总体处于对外扩张的状态。其间，一批徐夷在淮北的祖居地活动，同时另一批徐夷致力于扩张势力范围，先后向中原、汉东、淮南发展。在“成为首领”的原生形式中，成为徐国国君与在祖居地活动的徐夷有关，成为多国盟主与在外扩张势力范围的徐夷有关。与“成为首领”相关的其他成分是“势力范围”和“成为首领的缘由”。“势力范围”的原生形式有五个：徐国本土（即徐夷祖居地），汉东地区，江淮地区，东夷，未表述。派生形式有两个：安徽东北部、江苏大部以吴国为首的３６个小国，会稽山一带；这两个派生形式的产生，是由于迀居江南地区的徐氏宗族为了强调本宗族乃徐偃王的后裔，将徐偃王作为首领的势力范围更改为江南地区。“成为首领的缘由”的原生形式有两种情况：当“成为首领”的表现形式是成为徐国国君时，“成为首领的缘由”的原生形式是未表述，因为上一项功能“通过考验”本身就相当于成为首领的缘由；当“成为首领”的表现形式是成为多国盟主时，“成为首领的缘由”的原生形式应是武力手段，其现实基础为徐夷的军事实力。“成为首领的缘由”的其中一个派生形式是行仁义，其产生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有关，具体而言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孔子对九夷之地的向往及荀子对徐偃王的肯定，其二是韩愈对徐偃王的盖棺论定。“成为首领的缘由”的另一个派生形式是得到红色弓矢，它的来源比较复杂。一方面，首领与弓箭的关联源于东夷集群的射手英雄传说。另一方面，红色与统治权的关联却有可能源于以相生式五德始终说为基础的汉居火德观念。结合以上两个方面推测，得到红色弓矢这一形式应是自东汉起徐氏宗族在传承徐偃王传说的过程中添加的，目的是强化徐偃王的英雄形象，暗示徐偃王具有称雄东方乃至称霸中原的雄心与资质。
第五项功能“战败”的历史根源是徐夷对外扩张阶段中的、对同盟国家的控制力减弱的子阶段，以及终结了对外扩张阶段的控制力丧失阶段。该功能的原生形式有二：与敌军作战后被击败，战略性撤退。其中，前者的判断依据是徐夷在西周中、晚期和春秋中期先后被周穆王、熊渠、周宣王、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击败；后者的判断依据是大量带“王”字的徐器铭文、高规格的礼器和乐器组合、《礼记？檀弓下》记载的徐国使臣的傲慢态度，这些证据表明徐夷在主观上仍然存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与敌军作战后被攻灭是对原生形式的强化，此派生形式仅见于叙述楚国主动伐徐的异文，它可能以春秋中期徐夷在淮南地区的全部势力范围被楚庄王所吞并为现实基础，战败后的徐夷势力大减，加之此后迁回淮北地区，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因此对楚国而言相当于徐国被灭。与敌军作战后不忍民众受伤而假装战败是对原生形式的弱化，不忍民众受伤而直接放弃作战是进一步弱化，这两个派生形式产生的原因与因行仁义而成为首领这一派生形式产生的原因是一致的，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逐渐占据的主导地位有关。其余两个复合式派生形式（假装战败之后被敌军击败，战略性撤退之后被敌军击败）则出于江南地区的徐氏宗族的改动。与“战败”相关的其他成分是“击败徐偃王的敌军首领”，该成分的原生形式是周穆王、楚庄王。楚文王之说多半是中原人士在对徐夷的传说未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的讹传。周穆王联合楚文王、周穆王联合楚君、周天子联合楚君这三个派生形式则是对前三个形式的调和。
第六项功能“逃亡”的历史根源是徐夷的调整阶段，即原本进行对外扩张的这批徐夷由于不敌楚军进攻，从淮南江北地区迀回淮北的祖居地（今邳州市一带）的阶段。回迀的徐夷应该是直奔目的地，中途不太可能有过多的停留。因此，“逃亡”的原生形式是直接逃往目的地，而“目的地”的原生形式就是今邳州市。在途径地停留一段时间后到达目的地，以及所有位于江南地区的目的地（越城，今衢州市龙游县，今无锡市、常熟市一带，今台州市黄岩区、路桥区、温岭市一带，今舟山市，今宁波市鄞州区），这些派生形式的产生与吴国攻灭徐国后徐夷迀往吴国和越国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在江南地区发展壮大的各支徐氏宗族在东汉中期以后根据本宗族的迀居情况对徐偃王传说进行了相应的增改，以强调本宗族乃徐偃王的后裔，达到团结宗族之目的。
第七项功能“建设当地”的历史根源是徐夷的蛰伏阶段，包括春秋中、晚期在祖居地继续建设都城，以及春秋晚期亡国后在南迁途中建设新的活动中心。原生形式有两个：建城，建城并发展农业、改善民生。派生形式中，建书院隐居学习之说见于宁波市的异文，这应该与宁波市重视文教的社会风尚以及徐氏宗族对当地文教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有关。镇压妖怪之说见于邳州市的异文，是为了解释当地云坛山山顶土丘、剑劈泉、饮马池的由来。
第八项功能“死后成神”的历史根源是徐夷的复兴阶段，是徐氏宗族在江南地区兴起后铭记故土、缅怀祖先的产物。此阶段的上限可推至西汉阳朔二年（徐元洎于该年由江北迁居江南），下限在晋室南渡以后。徐氏宗族定居江南之初还未形成规模，直到东汉中期仍有徐氏宗族离开江南，迀往北方，他们对淮北的祖居地应该还拥有较深刻的记忆。所以，此时徐氏宗族对于徐偃王传说中“死后成神”的叙述，应该较为贴近徐夷在祖居地祭祖的真实情况。据此推测，“死后成神”的原生形式是死后受到后人崇祀，“后人纪念徐偃王的地点”的原生形式是位于邳州市徐山的石室。“死后成神”有两个派生形式：其一是死后魂魄守护着某地，此形式的产生是为了与上一项功能“建设当地”的派生形式（镇压妖怪）相承接；其二是在肉体未死的情况下得道成仙，此形式仅见于宁波市鄭州区的《仙人徐偃王》，其产生应与道教在当地的流行有关。“后人纪念徐偃王的地点”的五个派生形式均指向江南地区，这些派生形式的产生与唐代以来徐偃王信仰在江南地区的盛行有关；其中，既有徐氏宗族自身的发展壮大作内因，也有地方政府的认可与推广作外因。
徐偃王传说的演变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淮北地区的氏族部落发展为江南地区的多支宗族的过程，此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４７２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最初，徐偃王传说只是流传于徐夷内部的祖先诞生传说，其中蕴含了徐夷源出东夷集群的文化传统，以及与黄河流域的西夏集群和北狄集群的文化交融。从商代晚期到春秋中期，随着徐夷的对外扩张以及与中原王朝和楚国的频繁交锋，徐偃王传说在祖先诞生传说的基础上，逐渐扩展为称雄东方却又遗憾落败的英雄传说，其中蕴含了徐夷与黄河中游流域的西周王朝、黄河下游流域的鲁国、江汉流域的楚国的碰撞与交流。此夕卜，西周至春秋时期，徐偃王传说传播到徐夷外部。之后被正史与诸子著作有选择、有改动地加以记载，使徐偃王由霸主演变为仁君，此种改写又因儒家思
４７２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０４）：１．
想的正统性而从书面文本进入口头文本，反映了徐夷对中原文化以及官方文化的接受。从春秋中期到西晋末年，徐夷先退守淮北地区的祖居地，因被吴国攻灭而迁往江南地区，之后历经数代人的繁衍生息，逐渐在江南地区发展出多支宗族。这些徐氏宗族基于各自的迁居情况对徐偃王传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改，使徐偃王传说进一步扩展为各地分化的宗族源流传说，其中蕴含了徐夷对江南部分地区文化的吸收。
由于笔者在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上比较薄弱，所以本文在地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方面的阐释欠缺深度。但总的来说，徐偃王传说的演变轨迹，仍然为认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交叉性与流动性，以及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交融提供了立体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