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下求索
结庐穷巷
嘉靖二十六年（1547）秋天，徐渭搬出岳父潘克敬家。（关于迁出潘家的时间，徐渭的叙述亦不一致。《自为墓志铭》说：“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学。”潘似死于嘉靖二十五年，第二年为嘉靖二十六年。《畸谱》则说：“二十八岁自潘迁寓一枝堂。”《自为墓志铭》写于四十五岁，《畸谱》作于七十三岁去世之前。我们认为前者所述较为符合事实，后者为暮年回忆，时间偶有舛错，亦不足为奇。而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将迁居系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亦可备一说。）徐渭离开潘家时，正是生活上极为贫困的时期，又是思想上最为苦闷的时候。他表示出来的行为极不具人情。潘克敬极力挽留他，他坚持要走。潘克敬知道他搬出去后生活没有着落，劝他多带走一些东西，他却执意不拿一件东西，以此表明自己那高傲的自尊。
徐渭离开潘家，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并不是潘家待他不厚，更不存在潘家有意驱赶走的可能。潘克敬很赏识徐渭的才能，认为徐渭迟早是会出人头地的。在上两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中，潘克敬都极力帮助徐渭。一是在遗产诉讼的过程中，潘克敬利用各种关系，为徐渭经营。二是潘似病情日趋严重时，潘克敬延医诊治，竭尽全力。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潘克敬为这两件事耗尽精力，愁白了头发，更为此耗去许多钱财，其费用多达中等人家聘娶的数目，也就是说花去了两三百两银子。从中也可见潘克敬对徐渭的器重。而徐渭一直与潘家保持着深厚的情义。除岳父潘克敬外，徐渭与妻兄潘涛也一直关系融洽。在离开潘家这一年，徐渭给即将去北京的潘涛送行，写有《送内兄潘五北上》诗：
去年八月吾入科，二妹开帷送五哥。
今日五哥复北上，房空镜暗余轻罗。
二月梨花几树云，九曲黄河千尺波。
忽然念此杳如梦，落日当舡烟雾多。
（《徐渭集》，第721页。）
诗题的“潘五”和诗中“五哥”均指潘涛，“二妹”指潘似。去年潘涛外出，徐渭夫妇为他送行。今年潘涛北上，潘似已成故人，只有徐渭为内兄送行，使徐渭不禁想起已去世的妻子，感到人生如梦，与妻子已成隔世之人。
潘涛参加谒选，徐渭又有诗《送内兄潘伯海谒选》，其中写道：“见兄兼念妹，送舅只携甥。明岁承恩日，龙池万柳青。”（《徐渭集》，第177页。）伯海为潘涛的字。徐渭又一次由兄及妹，表达了与潘家的感情。
然而，由于徐渭离开潘家的行为过于绝情，超出常人臆想之外，再加上徐渭不愿意向别人求助，离开潘家后又隐迹于市中，种种行迹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有的人直截了当地对潘克敬说：
凡人择子婿，不为利，则为名；不为名，则亦多其寒温虚礼。今君之以女与人也，上之无利与名，乃并其虚礼而亦不得耶？（《赠妇翁潘公序》，《徐渭集》，第547页。）
议论者的意思很明白：大凡人家选择女婿，都带有明确的目的，即名和利。即使退一步讲，也图个问寒问暖的礼数。而你潘克敬选择徐渭为女婿，三者一无所得，值得吗？
潘克敬却回敬议论者说：
君所谓利，吾所不道也；所谓名，将谓其屡荐而辄弃也。诚其问学解弛，当以为忧。至于校计显晦，非可令达人闻也。今人有热而疏其亲，亦有凉而附之者。吾婿方凉，其偃伏寡与，固不当施与我，然壮士之志也，处困者所难。岂可诋訾之哉？
潘克敬的回答同样也很明确：我不屑于你们所说的“名”与“利”，我所担忧的是女婿在“问学”上有所松懈。任何人都有显达与晦隐的时候，我不会趋贵附热。我的女婿目前正处在困难时期，本来就不希望他施惠于我。但是，对于有志之士，岂可在此时诋毁他呢？从这段话来看，潘克敬是相当旷达的人，他不顾及眼前利益，而着眼于长远。他的回答使议论者一时语塞，各种议论从而也就销声匿迹了。
徐渭离开潘家后，在绍兴东城租赁了几间房屋，招收生徒，以教书糊口。东城有郡学，这几间房间在穷巷之内、学宫之旁。徐渭将设立的学馆命名为“一枝堂”，并自书楹联：“宫墙在望居三卜，天地为林鸟一枝。”（《一枝堂》，《徐渭集》，第1060页。）上联所说的“宫墙”，是指古越的遗迹；“居三卜”是指卜居、卜邻、卜宅，说明自己选择此地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下联取《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之意，以此说明自己的所需与所求十分有限。
学馆以“一枝堂”命名，听起来挺美，其实房屋很破旧。据《司马氏嫂传》所述，徐渭的邻居叫白朝岳，“两家户荜，编疏以槁篁。每嚏息，则激响出道上”（《徐渭集》，第1139页。）。连在屋里打个喷嚏，路上的行人都能听到，其房屋的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冬天，有一个月连续下了三场雪。第三场雪最大，徐渭目睹此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枝堂对雪》诗：
大地呈三白，小堂开一枝。
楼台住天上，鸾鹤下神祈。
混混无穷处，茫茫不可知。
翻思潜岳顶，仙去欲何之？
（《徐渭集》，第742页。）
面对白茫茫的雪景，生活的困惑和贫穷，使徐渭产生了“茫茫不可知”的感觉。仰望城南秦望山上的潜岳峰，他出现了“仙去欲何之”的幻觉。
这年冬天，潘克敬与季本去杭州拜见何鳌。何鳌与季本同一年中进士，任山东巡抚时因被弹劾，被贬官为福建右参议，上任途经杭州，此时已居住在萧山西兴驿。潘克敬、季本与何鳌一起饮酒，谈诗论文，其间季本拿出徐渭写的《代白书》。何鳌读完后，说：“西汉文字也，好如萧子。”（《徐渭集》，第1334页。）萧子即萧鸣凤。从何鳌的赞语中可以看出，何鳌对徐渭的赏识和徐渭的杰出文才。
嘉靖二十七年（1548），俞宪就任绍兴同知。俞宪，字汝成，无锡人，嘉靖十七年进士。他儒雅风流，关注文事，刚到任，听说新昌吕光升有文藻，就立刻召见；打听到徐渭有文采，又马上召见。徐渭写有《送俞府公赴南刑部三首》，其中第三首写道：“好艺惭艺流，抱经充经生。胡为甫下车，召回临前庭？自顾非徐，敢言西园英？公才比曹氏，固是弟与兄。”（《徐渭集》，第58页。）徐渭自认为才华不如徐，而称颂俞宪才华如同曹丕、曹植兄弟一样。俞宪后来辑《盛明百家集》，在《徐文学集序》中说：“初，生（徐渭）之辉赫黉校也，予实助其先声。及后声闻台省，声闻督抚，声闻馆阁，则生自有以致之。”（《徐渭集》附录，第1355页。）可见，俞宪对徐渭的文章颇为推崇，并且对徐渭有培植之功。
徐渭与山阴知县周俊民也保持着友好关系。周俊民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山阴知县，二十七年卸任。嘉靖二十五年，他的侧室去世。徐渭写了一首《李氏挽诗》，其中云：“病靥花销艳，空帏网缀尘。”（《徐渭集》，第742—743页。）嘉靖二十六年冬天，周俊民晋京入觐，于这年归来。徐渭写了《周山阴觐而归县》一诗，诗中写道：“著述书成卷，从横笔遍题。抚绥称众母，学术本吾师。校艺俄矜短，怜才或许奇。君手每提耳，某也敢扬眉。”（《徐渭集》，第308—309页。）徐渭在诗中称颂了周俊民的学术文章以及对人才的重视。而当徐渭获知周俊民升任南康通判的消息，又写了《送周山阴公判南康》一诗，希望周俊民“此去悬知兴绝学，预为吾道一弹冠”（《徐渭集》，第230页。），为当地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迁居一枝堂后，徐渭招收生徒，有了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徐渭将生母苗氏迎接回家。这样，离别十九年的母子总算团聚了。苗氏自徐渭十岁时被苗宜人遣出家门后，具体生活情况不得而知。但这段经历对徐渭造成的创伤，是终生难忘的。因而，一旦条件允许，日子能过下去，他就把生母迎回家了。此时，长子徐枚已四岁，祖孙三代居住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享受天伦之乐了。
这一年，徐渭还从杭州买回妾胡氏。起初，两人之间的生活是融洽的。徐渭为此写下了一首《纳妾》诗：
角枕覆衾长，新香异旧香。
昔年曾射雉，此日复求凰。
杏靥开春镜，鸦云换晚妆。
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徐渭集》，第187页。）
诗中“射雉”出典于《左传》。周朝贾大夫长得很难看，娶了个美丽的妻子。妻子三年对他不言不笑。贾大夫带着妻子去野外打猎，射雉而获，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妻子才露出笑容。徐渭将此典用在诗中，意在说明他当年是以才华博得潘似的恩爱的。“求凰”即“凤求凰”，是汉代司马相如向卓文君求爱时所唱的一首恋歌。从诗的内容看，胡氏颇有几分颜色，而且对徐渭也挺体贴，劝他不要早起。因而，徐渭才会有“新香异旧香”的感觉。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矛盾就出来了。问题出在婆媳关系上。徐渭只用一个“劣”字来判定胡氏，而没有说出具体的事实。（参见《畸谱》，《徐渭集》，第1328页。）虽然胡氏对徐渭很体贴，而对婆婆就不那么恭敬了。徐渭买回胡氏的本意，是想让她侍候母亲的，胡氏的行为恰恰违背了徐渭的初衷。而徐渭却是一个极重亲情的人，容不得胡氏的行为。此外，恐怕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此时徐渭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这从《将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其中说：
入地登天两不妨，从来作戏在逢场。
门前昼静堪罗雀，城上春深好牧羊。
披褐家门孙令尹，入山经纪卜中郎。
已知此意无人会，闲坐看云点太阳。
（《徐渭集》，第229页。）
诗下原注：“孙叔敖事见《史记》，余先子宦归，家甚贫，故引用其事。”明代的官员俸禄很低，徐渭的父亲虽官至同知，名列大夫，但去世之时，并没有给家庭留下太多的财产。又由于两位兄长先后过世后，家产被他人夺去，家中的财产几乎荡尽。所以，徐渭感到“家甚贫”。从诗题来看，此诗写的是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正月初一事，可见徐渭当时生活是较为艰难的。而艰难的生活更容易激化婆媳矛盾。最后，徐渭不得不将胡氏卖掉。胡氏提出诉讼，徐渭为应诉而花费了许多精力。
师从季本
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起，徐渭正式拜季本为师。而此前，徐渭已与季本有交往，其时徐渭年龄为二十一岁。（《胡公文集序》云：“往渭冠时，得见今右布政使胡公边事疏于师季长沙公所，盖读之累日夜。”（《徐渭集》，第519页）文中所提及的胡松上疏为嘉靖二十年事，以此推测。）从结识季本到正式拜他为师，其间经过了七八年。在这七八年中，徐渭在人海沉浮，生活困顿，精神苦闷。尤其是最近几年，徐渭接二连三遭受不幸，百思不得其解。而拜季本为师，恰恰是为了解开精神上的情结。季本是王阳明的学生。王阳明的学说影响了明中晚期整个知识界，成为盛极一时的思想潮流。徐渭在《畸谱》中说：“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徐渭集》，第1332页。）可见，季本对徐渭的影响。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登进士第，授刑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死后，王守仁任庐陵知县，后累迁为南赣巡抚。因平定大帽山、横水等地方民变和宁王朱宸濠叛乱，升为南京兵部尚书。死后被封为新建伯，谥文成。（参见《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2页。）
王阳明的学说是对程朱理学的拨乱反正。程朱理学强调的是“理”，即“天理”，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而王阳明则以“心”为核心。他认为万物统一于心，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即“心外无物”；人心也是一切事理的出发点，即“心外无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致良知”，强调一切道德修养、学问功夫，都是在内心中体认先天具有的“良知”，除去昏蔽“良知”的一切欲望，从而做到“心明”。“心明”便是天理，自我的存在便由此得到最终的实现。他进而认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强调知行合一。这种思想在当时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首先它否定了“天理”的存在，要求一切求诸自我，而排斥所有外在的权威，从而强调了个人意志的崇高和尊严，给个性张扬提供了空间。其次，“致良知”要求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内心自省，而排拒传统道德中虚伪的成分，对确定人的自信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渭对王阳明及其学说表示了极大的崇敬。他在《新建伯遗像》诗中写道：“千古真知听话虎，百年遗像见犹龙。”（《徐渭集》，第228页。）视其学说为“千古真知”，高深奇妙，变化不可测。他代人起草的《为请复新建伯封爵疏》（《徐渭集》，第440—442页。）一文，列举王阳明平生功绩，力辩学术与事功关系密切，请求恢复王阳明的封爵。《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其后》则指出由于推崇王阳明的人品，也就推崇他的书法，进而推崇他少年时的书法。（参见《徐渭集》，第570页。）《书新建公二序手稿》认为王阳明的书法“天风海涛，乃近元常”（《徐渭集》，第578页。）。元常是三国魏时钟繇的字，擅长楷、行、隶诸书，尤精于楷书。徐渭指出王阳明的书法风格与钟繇相近，气势逼人。而在《书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迹》中，徐渭进一步认为，王羲之是“书掩其人”，王阳明则是“人掩其书”（《徐渭集》，第576页。），将人品与书品联系在一起论述。徐渭赠王阳明之子的《送王新建赴召序》则直接称赞：“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之道也。”（《徐渭集》，第531页。）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承继了周公、孔子的道统，具有圣学的地位。
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阳明因父亲病故，回乡守制，在绍兴筑室阳明洞，聚众讲学。徐渭当时处于幼年，自然无法前去听讲。但他后来专门去探视王阳明讲学之所，并写有《阳明洞》一诗：
阳明洞天小，名为道流芳。
马融今别去，传经冷石房。
（《徐渭集》，第834页。）
马融是东汉时的大儒，从学者数以千计。徐渭以王阳明比马融，表示跟随王阳明的门徒众多。而自从王阳明去世后，传经布道便成为空谷足音。此诗充分肯定了王阳明的巨大影响。此外，徐渭还曾专门探访过王阳明被谪途中居住的石洞，写下了《水帘洞》一诗，称颂王阳明“投荒犹自闻先哲”（《徐渭集》，第222页。）的勤苦思索精神。
徐渭的老师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他自幼聪慧，上自儒家学说，下至星历、度数、地理、兵农之书，无所不读，但未得要领。自从师事王阳明后，彻底放弃原有的学说，一心用于致良知之说。正德十二年（1517）中进士后，他打算舍弃仕途而跟随王阳明探究学问，还是在王阳明的劝说下，他才去就任福建建宁推官。由于居官耿直，为人刚正，仕途并不顺利，最后从长沙知府任上退休还乡。应该说，季本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讲学，弘扬和阐发致良知学说。他被贬为揭阳主簿时，曾到王阳明在南宁创建的敷文书院讲学，听讲者“日之百计”。他出任辰州通判时，又在辰阳书院亲自讲学。他升为吉安同知时，又在青原山聚众讲学，阐明致良知学说。他回到绍兴后，讲学长达二十三年。跟随季本学习的人，都是“博洽执持奇俊之士”（《师长沙公行状》，《徐渭集》，第643—650页。）。其中，与徐渭同一时期在季本门下的，有柳文、丁肖甫、萧女臣、叶子肃、李子遂、马世培、任士成、张道本等人。徐渭与他们多有往来，有的甚至保持终生友谊。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原是针对朱熹“格物致知”而提出来的。但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对“致良知”的解说各有不同。季本与王畿都是王阳明的得意门生，而两人对“致良知”的理解就不一致。王畿认为“致良知”当以自然为宗。季本强调“致良知”应以警惕为功夫。为驳斥王畿的说法，季本在青原山讲学时，著《龙惕书》以申明其学说：“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理自内出，镜之照自外来，无所裁制，一归自然。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常以此为先哉？”（《知府季彭山先生本》，《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第308页。）王畿则在《答彭山龙镜书》中反驳道：“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贵自然，警惕时未可自然，自然时无事警惕，此是堕落两边见解。《大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及其正，此正入门下手工夫。”（《郎中王龙溪先生畿》，《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第291页。）对两家的争论，徐渭著有《读龙惕书》一文。他在文中说：“惕之与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徐渭集》，第678页。）试图调和两家的争论，而其倾向性则在于强调“致良知”要在修养上下功夫。
季本对徐渭的才华颇为赏识，在著《诗说解颐》时，曾征求他的意见。徐渭在《奉师季先生书》之三中说：
其中有不尽者，则以《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不知夫子以为何如？（《徐渭集》，第458页。）
《诗经》中兴体的起句，有些兼有“比”、“赋”的作用，有些只是一种发端，辞义与下文并不相连。此种现象在民间歌谣中也普遍存在。然而自从《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后，儒生解经，往往穿凿附会。徐渭则明确指出《诗经》的“国风”与乐府民歌及当时的俗曲童谣并无二致，性质完全相同，因而可以通过当时民间歌谣中兴体的特点来理解《诗经》的兴体。这就揭开了历来披在《诗经》身上的神圣色彩，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钱钟书极为推崇此论，认为“深有得于歌诗之理，或可以阐‘触物起情’为‘兴’之旨欤”（《关雎（四）》，《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徐渭与王阳明的另一位得意门生王畿关系极为密切。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人。嘉靖二年（1523）下第后，跟随王阳明探究学问。嘉靖十一年中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武选郎中。后来辞官返乡，讲学四十多年，进一步把良知学说与禅宗思想相结合，强调良知“无善无恶”，主张只要守住这无善无恶的本心，任其自然，不作任何人为的调节、束缚，便是“致良知”。（参见《郎中王龙溪先生畿》，《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第291页。）徐渭和王畿是姑表兄弟的关系，两家多有往来，徐渭代作的《题徐大夫迁墓》一文，就是以“王畿”署名的。徐渭虽然没有正式拜王畿为师，但对王畿非常崇敬，敬王畿为师。他在《畸谱》的“师类”共列举了五人，而王畿被列为第一人，其他四人分别为萧鸣凤、季本、钱和唐顺之。（参见《徐渭集》，第1332—1333页。）可见，徐渭自认为受王畿的影响很大。
对徐渭来说，王学提供了一种从根本上把握人生的途径。徐渭从小在受压制、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成年后又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因而在精神上积聚了沉重的痛苦。他表面上表现出孤傲、偏激的个性，与外部世界产生对立，而内心里恰恰潜藏着自卑。这种矛盾的情结在徐渭身上显得十分突出。就本来意义而言，王学是一种引导人们通过内省的方式自致于“圣人”境界的学说。它否认任何外在的价值标准，要求人们不要计较于事功的成败得失，而把自我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对解决徐渭当时的人生困惑，无疑提供了精神支撑。既然人生的价值在于内心修养而不在外在的表现，那么世俗的一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更没有必要为一时的成败得失而痛苦了。王阳明学说的这种精神渗透到徐渭一生的方方面面。从为人处世的疏狂到诗歌书画创作的率意，无一例外。
诗慰逐臣
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季，俺答从古北口侵入长城防线，进攻北京。
俺答是蒙古族一个部落的首领。自巴图蒙克的孙子于1547年去世后，俺答逐渐控制了整个蒙古南部和鄂尔多斯及山西以北地区。他向明朝廷提出互市的请求，希望达成互市的协议，以便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明朝的茶、金属器皿、丝织品和草药之类货物在蒙古族被视作珍宝，成为结盟和结婚时的重要物品。没有明朝货物的输入，俺答便不能达到他更宏大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但是，俺答一次次关于互市的请求，都被明世宗拒绝了。于是，俺答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选择了入侵。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起俺答多次袭击宣府，打败明朝的守军，进行了劫掠和屠杀。嘉靖二十九年北方发生长达半年的干旱，俺答的粮食供应出现危机，他又准备袭击宣府。在大同附近的几次小接触后，俺答被这个地区的总兵收买而转向东驰。秋季，俺答突破古北口的防线，向南到达通州，在那里建立了营寨，直逼北京城下。严嵩和仇鸾敛兵避战，俺答在北京郊区大肆烧杀掳掠数日，才从白羊口撤走。仇鸾派兵尾随，却在白羊口大败，损失千余人。然而，他却因冒报战功而受赏。事后又诿过于兵部尚书丁汝夔，将丁汝夔抵罪。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庚戌之变”。
这年冬天，远在江南的徐渭听到这个消息，愤恨朝政腐败，写了《今日歌》二首。其中第二首写道：
套中大酋号俺答，夜猎时时索靴，
亲驱教马五万群，不寇榆林向东踏。
三卫京师之左肘，酋也过之一麾手，
却令直下古北口，累朝赏赐亦何有？
分兵各出数百骑，鸣鼓烧城似儿戏，
何意天子阅军场，眼看胡奴旋舞技。
密云顺义良亦苦，马上红颜抱双股，
掳生杀死不可数，将军垒空成堵。
来时不扑去不禽，何用养士多如林，
却令御史募敢死，一人匹马四十金。
传闻敕符即日下，斯言未可知真假，
假令真有募士者，吾亦领银乘匹马。
年年抱书不曾舍，夜夜看书烛成，
治生作产建瓴泻，何以将之供母寡？
丈夫本是将军者，今欲从军聊亦且。
聊亦且，诚孟浪，请看信陵君，下令于境上，
当时归养免从军，今日从军翻是养。
（《徐渭集》，第121—122页。）
诗的前半部分，以俺答的横行无忌反衬出明代军队的怯懦畏敌。诗的后半部分，写他听到朝廷发旨募兵，便有从军之意。这一方面是由于他长年读书，生计无所着落，无以供养老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将才，在国家危难之际，更应从军作战。从而可见徐渭此时境况的窘迫，也反映出他对国家民族的关注。徐渭是一介平民，就此而论，他的这种热情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年春天，徐渭又愤慨地写下《二马行》，将矛头直接对准把持朝政的严嵩和贪生怕死的仇鸾。其中写道：
去年防秋古北口，劲风吹马马逆走，
对垒终宵不解鞍，食粟连朝不盈斗。
将军见虏饱掠归，据鞍作势呼贼走，
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马追奔仅得彀。
天寒马毛腹无矢，饥肠霍霍鸣数里，
不知此处踏香泥，一路春风坐罗绮。
（《徐渭集》，第124页。）
明世宗沉溺道教的炼丹术，长期不过问政事。朝廷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严嵩处理。俺答袭击北京郊区时，明世宗仓促召集朝臣议事。一百多名朝臣无人敢对此事发表议论，唯独国子监司业赵贞吉和锦衣卫经历沈越次进言，矛头直指严嵩。事后，沈上疏请求领兵出战，又被扣压，受到严嵩的敌视。
嘉靖三十年（1551）正月，沈上疏论严嵩十大罪状，要求罢免严嵩以谢天下。沈指出严嵩的十大罪状是：“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奉承，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沈传》，《明史》卷二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34页。）上述罗列的十条罪状详尽而具体，主要涉及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结合严嵩的所作所为，也大抵如此。然而，明代政府是一台庞大的机器，触及一点往往会波及全身。沈所提及的问题，一旦追究起来，就会涉及到许许多多官员的命运和前程。所以，沈的上疏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明世宗的大怒。沈受到严厉的处罚，被廷杖五十，削官革职，贬往保安为民。沈被迫移居宣化府保安州，接受地方官员的监视管制。消息传到山阴，朋友们悲愤不已，纷纷寄书慰勉。
徐渭是沈很亲密的朋友，又同是“越中十子”的成员。自从俺答入侵京师以来，他就对朝政腐败感到不满，尤其是听到沈被贬为民的遭遇，更是怒火中烧，写下了《保安州》一诗：
终军愤懑几时平，远放穷荒尚有生。
两疏伏阶真痛哭，万人开幕愿横行。
朝辞邸第风尘暗，夜度居庸塞火明。
纵使如斯犹是幸，汉廷师傅许谁评？
（《徐渭集》，第216页。）
徐渭将沈比汉武帝时的终军。终军被选为博士弟子后，上书汉武帝，评论国事，被授官谒者给事中。后来奉命出使南越，被南越相吕嘉所杀。沈上书评论国事，同样表现出耿耿忠心，但景况却与终军完全相反，不是被委任，而是被削官为民。终军奉命出使边远地区，尚且被害，沈被贬边疆，其前景更令人担忧。同时，徐渭把矛头直指严嵩。据《明史·宰辅年表》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八月，严嵩加太子太傅，九月晋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十二月加少傅；二十四年七月加太子太师，八月加少师。所以徐渭以“汉廷师傅”指严嵩。一句“汉廷师傅许谁评”的质问，将严嵩迫害忠良的行径直接道破。这是需要胆略的。
属意绘事
嘉靖三十年（1551），徐渭从绍兴来到杭州，在玛瑙寺陪伴潘读书。潘，字时谊，是湖州的富家子弟。玛瑙寺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它的西面就是岳鄂王祠。两人一起谈诗论文，情趣相投，相见恨晚。徐渭在困难的情况下，得到潘两个月的饭食，心存感激。潘则对徐渭的率直性格和出众才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经历关涉到徐渭此后的生活。
徐渭在玛瑙寺伴读时，一次到寺西的岳鄂王祠游览。岳鄂王祠两边廊庑上的壁画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壁画描绘了岳飞的成长及征讨、抚降等事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画面不能表达的事件，就以简单的文字予以表述。徐渭感到绘画的表现力比史书的记载更明畅，也更动人。几天后，徐渭在市场里买了四幅《明堂图》。《明堂图》描绘的是人体上的脉络和穴位，以长萦表示脉络，以圆孔表示穴位，而将脉络和穴位的名称记在旁边，从而使人一目了然。这使徐渭很受启发。他觉得《四书》的语言，是圣贤留下的精髓，就像人体上的脉络和穴位一样，应该让人一目了然，而不应该像传注讲章那样，使人越读越糊涂。有感于此，他开始用五色笔给《四书》绘插图，用形象来表达圣贤之意。（参见《四书绘序》，《徐渭集》，第521页。）这便是《四书绘》产生的过程。《四书绘》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徐渭早期绘画作品之一。
同一年，徐渭还创作了《枯木竹石画》。北京图书馆藏余姚萍实写本《十百斋书画录》上函甲卷记徐渭此画，题画诗云：“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暮烟中。”（此诗亦见《徐渭集》第406页，题作《枯木石竹》。）下署：“嘉靖辛亥秋日写，青藤道人。”有“一泓秋水”、“田水月”、“天池道人”三方印章。“嘉靖辛亥”即嘉靖三十年。从时间上看，此画创作于秋天，当晚于《四书绘》。这又是一幅徐渭早期的作品。
徐渭还有一幅早期作品叫《笋竹》，但确切创作时间难以考订。徐渭题画诗《笋竹》云：“客里盐齑无一寸，家乡笋把束成柴。尽取破塘聊遣兴，翻引长涎湿到鞋。”跋云：“积斋丈出卷索书，予书其半而竹其半，缘日来初习乏纸，借人笺素打稿故也。一笑。天池山人徐渭。”又云：“余学竹于春，不逾月而至京，此抹扫乃京邸笔也。携来重观，可发一笑。渭。”（《徐渭集》，第1305—1306页。）徐朔方根据徐渭四度晋京的情况及上述文字的内容，推测徐渭“在二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已有北京之行”，将此画创作时间系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徐渭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第71页。）可备一说。
实际上，徐渭对绘画的关注，起于更早的时候。在越中结社之时，他已留意陈鹤的绘画，并在陈鹤那里见到过杭州的名画家沈仕，与沈仕结为朋友。他曾亲眼看过沈仕的许多画作，为沈仕写过题画诗，如《青门山人画滇茶花》写道：
武林画史沈青门，把兔申藤善写生。
何事胭脂鲜若此，一天露水带昆明。
（《徐渭集》，第404页。）
从诗的内容来看，徐渭此时虽未着手绘画，但对绘画的评论已有见地。他到吴中寻求生活出路时，对吴中的绘画艺术也颇为留意。后来，他写下了不少绘画题跋，可见吴中绘画艺术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徐渭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是颇为自负的。他在《书刘子梅谱二首》诗的小序中说：“刘典宝一日持己所谱梅花凡二十有二，以过余请评。予不能画，而画之意则稍解。至于诗，则不特稍解，且稍能矣。”又，诗题下自注：“此予未习画之作。”（《徐渭集》，第302—303页。）从中也可以看出，徐渭在没有学习绘画之前，对绘画已形成一定的见解。也就是说，徐渭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开始绘画创作的。
从杭州伴读回到绍兴后，徐渭又去拜访同知俞宪。在交谈中，俞宪说他父亲临终前写了“冰心雪操”四字交给母亲，母亲一直遵循这一遗嘱教育和培养他，使他考中进士。徐渭听后，很受感动，写了《俞母节诗》一诗：
藁砧一别泪阑干，冰雪遗书墨未干。
每执寒灯看不尽，独居罗帐岁将残。
红妆久歇孤鸾镜，白发仍簪五凤冠。
地下相逢应有问，丈夫犹自立孤难。
（《徐渭集》，第814页。）
同是幼年失父，徐渭与俞宪的状况很不相同。俞宪在慈母的抚育下，考中进士，仕途顺利，官至同知，是很幸运的。而徐渭却在幸与不幸之间，所幸的是得到嫡母苗夫人的爱护和抚育，不幸的是十岁时生母被遣，十四岁时嫡母又去世，从此失去了母爱，更为不幸的是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秀才。相同的身世，不同的命运，这正是徐渭深受感动的原因所在。
秋天，俞宪调任南京刑部主事。临行之前，徐渭写了三首诗送别。他在诗序盛赞俞宪“以文学饰史治”的功绩，并感激俞宪的知遇之恩。其中第二首写到了俞宪勤政的形象：“俯案问疾苦，春风被野草。岁月计有余，山谷惭无报。”（《送俞府公赴南刑部三首》，《徐渭集》，第57—58页。）
同在秋天，赵锦被任命为云南按察副使，云南遣使者杨时学到余姚迎接赵锦。赵锦字元朴，余姚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张天复的女儿嫁给赵锦的儿子赵淳卿，两人是儿女亲家。十月十二日，赵锦路过绍兴，住在张天复家里。徐渭前去拜访。席间，徐渭对云南边疆的情况极有兴趣，听杨时学聊起少数民族首领那鉴与明朝政府的冲突事件。徐渭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事后写成了一篇传记《那鉴》。（参见《徐渭集》，第1044—1045页。）从中也可以看出，徐渭对边疆事件一直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