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书剑奇情
结识唐顺之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已回到湖州的潘给在绍兴的徐渭写信，说是替徐渭在双林乡求得继室。徐渭急忙赶到湖州，见到了严翁。严翁与徐渭交谈得很投机，同意将长女许配给他。徐渭的多疑性格在此又起了作用。他观察严翁的举止，以为许配给他的长女是痴呆的，便坚决地谢绝了。
这一年初夏，浙江台州遭到倭寇侵犯，黄岩知事武纬战死。倭寇攻破黄岩县，杀掠甚惨，并大掠象山、定海，浙东为之震动。七月，明王朝紧急征调山东巡抚王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不久，又改巡视为闽浙巡抚。（参见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明朝政府正式开始全面的抗倭战争。
明代倭患与明代的海禁政策密切相关。明代实行海禁，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以防止海内外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并保证官方对朝贡贸易的控制；二是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以打击倭寇在沿海一带的骚扰。明代前期，由于坚固的海防和海禁政策，东南沿海虽屡遭倭寇骚扰和侵袭，但终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的海禁政策，在打击私人海外贸易的同时，也伤害了部分参与贸易的豪族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被巨大的走私利益所吸引，也敢于铤而走险。于是，便出现了对抗官军追捕、残杀而武装起来的走私集团即海寇商人。而日本当时的手工业尚不发达，一般使用的丝绵、药物、器皿等均需中国供给。虽然明王朝自开国之初就与日本开展了断断续续的贸易，但这种有限制的贸易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对中国货物的需求。普通的中国货物在日本往往能卖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巨大的利润刺激了不少亡命之徒无视中国的海禁政策到中国来进行掠夺。同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1477—1583），各封建藩侯纷纷割据称雄，加上频繁的灾荒，使不少战败的贵族、武士、浪人以及奸商和破产农民转而成为倭寇。海寇商人和倭寇两股势力的结合，最终酿成了嘉靖倭患。
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都御史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指挥士兵和战船，捣毁海寇商人在浙江定海双屿港设立的基地，烧焚其营房和战舰，擒拿并处置了其头目李光头和许栋，给海寇商人以沉重打击。嘉靖三十一年二月，许栋旧部王直收拾被明军击溃的残部，吞并了广东海盗陈思盼部众，纠集倭寇，自称船主，在浙江定海金塘的烈港建立据点。当时在定海周围数十里的倭寇、海盗和亡命之徒，纷纷归附王直。这年初夏，进犯台州，攻下黄岩，大掠象山、定海的正是王直率领的倭寇和海寇商人。
倭寇的大规模侵掠，不仅引起朝廷议论纷纷，而且也引起地方士绅名流的关注。当时丁忧在家的名流唐顺之，好谈经世致用的学问，又精通武术和兵法。这年夏天，唐顺之特地到宁波视察形势，经过绍兴时，季本、王畿尽地主之谊，曾举行校射仪式表示欢迎。唐顺之对季本和王畿说，曾在提学副使薛应那里读到徐渭的文章，因而也邀徐渭见面。大家一起谈诗论文，兴致高涨，一直送唐顺之到柯亭，才依依不舍地道别。徐渭写有《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至柯亭而别，赋此》一诗。诗前小序说：
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射于越圃。而万总兵鹿园、谢御史狷齐、徐郎中龙川诸公与之偕西也。彭山、龙溪两老师为之地主。荆公为两师言，自宗师薛公所见渭文，因招渭，渭过从之始也。（《徐渭集》，第66页。）
这次聚会，给徐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渭在此后多次提及这次相聚，如在《寿徐安宁公序》中说：“予当壬子夏，偶得见刑部君于荆川先生舟中。”（《徐渭集》，第956页。）在《畸谱》中说：“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鸣者。”（《徐渭集》，第1334页。）这些说法，也许有夸张虚饰的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徐渭与唐顺之的文学见解相似、性格相投、文风也相近，因而他愿意多次提起唐顺之。
唐顺之是嘉靖中后期文坛上“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宋派”反对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复古模拟之风，主张向唐宋散文家学习，讲求文从字顺、平淡自然的文风。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中提出“文章本色”的观点（参见《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在《答皇甫百泉郎中》中对复古主张进行了批判（参见《荆川先生文集》卷六。）。徐渭的见解与唐顺之上述观点不谋而合。如他在《西厢序》中说：“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徐渭集》，第1089页。）在《叶子肃诗序》中，徐渭更是激烈反对诗歌创作中的复古模拟之风，而是提倡显现本色、突出个性的风格：“其情坦以直，故语无晦；其情散以博，故语无拘；其情多喜而少忧，故语虽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语虽俭而实丰。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徐渭集》，第519—520页。）相似的见解，共同的兴趣，正是徐渭与唐顺之走到一起的原因，也是徐渭晚年在《畸谱》中将唐顺之列入“纪知”的原因。
徐渭参加了这年举行的岁试。提学副使薛应批阅徐渭的试论，十分惊异，在卷尾批道：“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1页。）将徐渭置为第一，录取为县学廪生。按照明代科举制度，府学廪生定额四十名，州县学各递减十名，由政府每月给廪生提供米六斗及鱼肉若干。也就是说，成为廪生，使徐渭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
八月，徐渭照例参加了乡试，仍然名落孙山。这是他第五次乡试失败，心情非常抑郁，精神十分沮丧。从杭州回到绍兴，徐渭写下了《涉江赋》：
壬子季秋，予既被弃，涉江东归，水深则厉，仆痛主困，旅多太息。夕发西陵，日高造阈。渭既登一枝之堂，俯而拜母。母曰：“儿复如是归乎？儿则困穷，儿好颜色，儿腹应饥，为儿作食。”既乃渭复往旧托之禅堂，掩关户于晷刻，嗒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来相问视，顾盼之间，指予鬓而谓曰：“子发白矣，年其几何，吾则宜然，如子则那？”（《徐渭集》，第35页。）
此赋文字较长，就上引部分来看，一个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赋前有小序。徐渭在小序中说，潘岳三十二岁作《秋兴赋》，头上已有白发，后来作《闲居赋》，“自述多落而少迁”，但合两赋而观之，则“诚见其嗜醇而姑言寂寞也”，大有作秀之嫌。而徐渭写《涉江赋》时，也是三十二岁，鬓发变白，而景况远不及潘岳，所以他说：“虽才不逮潘岳，而志或异焉。”因而写此赋以明志。从赋的内容看，确实反映了徐渭当时的困顿和苦闷。
这年冬天，徐渭从一枝堂移居目莲巷。
献诗俞大猷
嘉靖三十二年（1553），闽浙巡抚王起用俞大猷为参将。三月，在侦知王直结寨舟山普陀山的秘密消息后，王指挥俞大猷统率福建水师向倭寇发起进攻。福建水师使用的大福船，比倭寇的船只大几倍，在海战中占优势。俞大猷将倭寇打败，焚烧了庐舍，斩首五十余级，生擒一百四十三人。王直在乱战中乘机逃脱。（
参见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王直失去普陀山据点后，派遣各股倭寇向沿海各省大举进犯。闰三月倭寇萧显侵入吴淞口，抢掠宝山，攻破南汇所，四月围困太仓，五月进入上海。另一股倭寇于四月攻掠海州。又有一股倭寇四月攻破福建屿。还有一股倭寇攻陷乍浦，围攻海盐。倭寇自闰三月登岸到六月退回海岛，在短短三个月内，攻陷昌国、临山、乍浦、青村、吴淞、南汇诸卫所，围攻海盐、太仓、嘉定、长洲等县城，进入上海，抢掠华亭、崇明、青浦、海宁、余姚、山阴、会稽、临海、平湖、嘉兴、黄岩等十多个县。倭寇所到之处，焚烧抢掠殆尽。
这年春天，徐渭曾打算去武进拜访恩师薛应，已经乘船到了杭州。但听说倭寇萧显从松江进犯乍浦，正在乍浦交战，海宁关市警戒森严，他只好又从杭州回到绍兴。四月间，山阴、会稽两县城乡首次遭到倭寇烧杀抢掠。绍兴府知府刘锡征调民夫守城，徐渭参加了守城的徭役，并写下了《海上曲五首》。从这五首诗的内容看，徐渭对官军避战和官吏守城的措施非常不满，如第一首写道：
雪隐城月高，使君梯楼坐，
县绠讯谍士，但自苦城破。
问贼一何多？数百余七个，
长矛三十六，虚弓七无。
腰刃八无余，徒手相右左，
转战路千里，百涉一无舸。
发卒三千人，将吏密如果，
贼来如无人，卒至使君下。
（《徐渭集》，第59页。）
这首诗采用对比的手法，形象地表现出明朝军队的无能和倭寇的凶悍。几百个人的倭寇队伍，武器装备也很差，却能在江浙一带转战千里，而有三千人守卫的城市却让倭寇感到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官军的弊端，如绍兴府会稽县典史吴成器就主动收编地方武装，参加抗倭战争。徐渭的老师彭应时也受王委派，去训练新兵。徐渭的同学吕光升的弟弟吕光午更是投笔从戎，投身到抗倭战争的第一线。徐渭为此写下了《赠吕正宾长篇》一诗，表示欢送：
海气扑城城不守，倭奴夜进金山口，
钢签半傅鹈膏，刀血斜凝紫花绣。
天生吕生眉采竖，别却家门守城去，
独携大胆出吴关，铁皮双裹青檀树。
楼中唱罢酒半曛，倒着儒冠高拂云，
从游泮水践绳墨，却嫌去采青春芹。
吕生固自有奇气，学敌万人非所志，
天姥中峰翠色微，石榻斜支读书处。
（《徐渭集》，第113页。）
吕正宾即吕光午，新昌人，兵部尚书吕光洵的族弟。其兄吕光升以文才杰出，五年前受到绍兴同知俞宪的赏识。吕光午虽然也是“学敌万人”，但参加科举却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他投笔从戎后，勇武绝伦，在抗倭战争中曾多次杀敌立功。
俞大猷自从在舟山普陀山打败王直后，曾在浙东沿海屡次用水师打败倭寇。四月十四日，俞大猷和汤克宽进攻王直于马迹潭，王直败走，窜入南直隶。二十四日，俞大猷在临山卫所俘斩倭寇三百余人。五月，俞大猷在莲花洋大败倭寇，斩俘甚多。八月二十二日，俞大猷又督官兵进攻普陀倭寇。把总刘恩率百户邓诚、武举火斌、武举黎俊民等攻破倭砦，围攻茶山绝顶，俘斩无遗。（参见胡宗宪：《浙江倭变记》，《筹海图编》卷四。）俞大猷屡次打击侵入浙东的倭寇，减轻了倭患的危害程度，使浙东各府州县未受严重的损失。
俞大猷到绍兴去拜见闽浙巡抚王，受到城内士民的欢迎和慰问。徐渭联合六个人，每人写诗歌颂俞大猷的抗倭行为。徐渭写下了《赠俞参将公》。徐渭在诗序中说：“比年海陆奸冗通市岛夷，其后渐剽掠居民，坏城郭，贼伤大吏以数十。于是公本抱负文武，流声有年，承开府之命，提孤军横艘海中，经涉春夏，贼所当无不应手碎者。东南万姓，赖以全活。渭以孤远，每思一致缁衣之情，而不有路。会公入府城，诣提督，府中学士大夫若诸父老子弟，知与不知，望见将军麾盖，感激有涕下者。渭于是仓卒集里同声稍知歌咏者六人，各著篇以颂。其他散处不在，不量寡昧，倘亦有壶浆之意乎？”（《徐渭集》，第789—790页。）诗序写出俞大猷的功绩、绍兴士民感恩的心情以及徐渭表示欢迎的方式。从序言来看，徐渭有志于抗击倭寇，但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原诗如下：
孤城一带海东悬，寇盗经过几处全？
幕府新营开越骑，汉家名将号楼船。
经春苦战风云暗，深夜穷追岛屿连。
见说论功应有待，寇恂真欲借明年。
整首诗采用的是纪实手法。从诗的内容看，徐渭对倭寇入侵和俞大猷的抗倭战争是十分了解的。如颈联“经春苦战风云暗，深夜穷追岛屿连”所表现的，是俞大猷摧毁普陀山倭寇据点的事件，这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所述完全吻合。而尾联“见说论功应有待”，是指俞大猷在抗倭过程“竟坐失事停俸。未几，逐贼海中，焚其船五十余，予俸如故”（《俞大猷传》，《明史》卷二一二，第5603页。）。俞大猷被停俸禄，后来受奖的经历，也与史实相实。“寇恂直欲借明年”，徐渭借用典故，希望俞大猷能留下来扫清倭患。寇恂是东汉光武帝时的执金吾，跟从光武帝刘秀征讨颍川群盗，降服了盗寇。他班师回朝时，当地百姓在道路上请求刘秀借用寇恂一年，以彻底清除盗患。
抗倭三战役
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倭寇萧显利用军营过春节防卫松弛之际，从崇明南沙突围，攻掠上海，但因董邦政在上海筑城防守，倭寇围攻不下，只得转掠松江和乍浦。王急调镇抚彭应时率新兵到乍浦堵击。彭应时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徐渭听到这个消息，写下了《彭应时小传》，其中“死之时，犹怪骂其马前卒促使己脱身走者”（《徐渭集》，第628页。）一句，表现了彭应时的英勇气概。徐渭十五六岁时跟随彭应时学过一段时间的击剑，一直视彭应时为老师。彭应时之死，使他内心十分沉痛。他为彭应时立传，本应有许多内容可写，但他只抓住彭应时任侠好武、亢直果敢的性格落笔，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多字，却写出了彭应时的个性，取得了铿锵有力、节奏强劲的艺术效果。此文被视为徐渭散文的代表作品之一。
九月十三日，是季本七十岁的生日。徐渭有几位同学远游在外，他们请徐渭写一篇寿文，向老师表示祝贺。他们认为徐渭长期跟随老师，应该阐述出自己的见闻。于是，徐渭撰写了《奉赠师季先生序》一文。在文中，徐渭指出季本学问的最大特点在于：“取六经，独以其心之所得，以一路竟往其奥，而悉摧破之。”并且认为季本“遇大事，胆魄益张，乃善容人之短，及经纶古今，真王佐才也”（《徐渭集》，第515—516页。）。
九月，倭寇在林碧川、沈南山等人率领下，抢掠萧山、临山、上虞等地。十一月由仙居转入诸暨，见当地已有防备，便从山路潜入山阴境内，在跨湖桥上望见城垛高耸，不敢入城，便转往柯桥，强迫乡人姚长子做向导。姚长子故意将倭寇带到四面环水的化人坛。总兵俞大猷和会稽典史吴成器率领兵士将倭寇包围在柯亭。徐渭跟随吴成器来到前线，藏到士兵队伍中，乘船围绕倭寇营垒一周，仔细观察地形，谋划用兵方略。
柯亭之战开始时，官兵采用渡水的方式进攻柯亭敌垒，四面分兵渡水，一面先受挫，其他三面即溃退，在战术上由主动变为被动。初次进攻失利后，俞大猷和吴成器故意放出船只，引诱倭寇来抢夺船只。等到倭寇大部分上船以后，又派人潜入水中，将船底活塞拔掉，致使倭寇一百三十多人溺水而死，取得了柯亭大捷。（参见胡宗宪：《浙江倭变记》，《筹海图编》卷四。）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一股百余人的倭寇从上虞爵溪卫所登陆，一路烧杀抢掠，窜到绍兴城东皋埠，被绍兴知府刘锡和典史吴成器包围。徐渭随军到达皋埠。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被围的倭寇，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利于速战，不利于持久”，另一种认为“利于持久，不利于速战”。这次，徐渭又乘船到倭寇占据之地，观察地形和察知人事。回来后写成《拟上府书》一文。他在文中认为，如果采用速战速决的方式，就应根据皋埠西南河道狭窄的地形，派三十个壮士乘夜色埋伏在岸边丛林中，而各派三十个壮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渡河，发起进攻，南面佯装败走，其他三面一起夹击追逐之敌，就能获胜。如果采用持久战的方式，则应将一千人分成四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乘舟巡逻，其他三个组休息，围而不攻。不出几日，倭寇“必饥疲偷渡”，官兵乘机击败他们。（参见《徐渭集》，第461—463页。）
然而，徐渭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倭寇乘着夜色从东面偷渡逃走。
这一年，徐渭参加绍兴府举行的例行岁试。这次岁试的两道策论试题均涉及防倭问题，现实针对性非常强，而徐渭的答卷也反映出他对防倭的一些看法。无论从对科举的了解，还是对徐渭的了解的角度，都有必要在此叙述一下。
策论试题一：
问：韩信破赵，用背水阵，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驱市人而战，故其势必当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予之生地则走。”何前日石墩之战，兵以临水而大败，近日柯亭之战，兵登岸即舍舟以坚其死，又败，将以为不置之死地耶？则既以置之死地矣；将以为信之兵练习严法，而今日之兵不练习严法耶？则信又谓驱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胜败异，其故何也？（《徐渭集》，第505页。）
这道试题完全脱离了科举时代泛泛而论的出题方式，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原来，科举时代也有另类的试题。出这道题的旨意在于，要求考生对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徐渭的答卷对韩信取胜而柯亭之战初期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分析，尤其是对柯亭之战败因的解剖，足见徐渭的军事见解。他认为，学习韩信背水为战，使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必须和具体的条件、具体的措施相结合。而柯亭之战中，倭寇已先背水而战，必死之心牢固。而我方指挥者却盲目驱使士兵死战，士兵畏敌胜于畏水，结果反而溃败。
策论试题二：
问：通穷举坠，治理攸先，今绍兴公帑虚矣，何以实之？闾阖困矣，何以苏之？武备弛矣，何以振之？戎心启矣，何以弭之？诸士子目击时艰，筹之必熟且悉矣，幸明以教我。（《徐渭集》，第506页。）
徐渭的答卷涉及官兵纪律荡然、官兵众多而不敌倭寇之寡、将官虚荣贻误战机、当时战地形势及绍兴城守诸方面，尤其是谈到军情部分，切中时势。徐渭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幕府应打破常规使用人才，军纪严明，“至于用兵，务令乘间待时，掩其不备，误以多方，多其奇伏，循环无穷，使战胜而不复”。（《徐渭集》，第509页。）
提学副使阮鹗到绍兴视学，看到徐渭的答卷，很欣赏，置为第二。府学举办宴席，为即将赴杭州参加乡试的考生饯行。同知潘梅应邀与考生共进晚餐。席间，潘梅特别看好徐渭，认为徐渭此行必将考取举人。然而，徐渭仍然名落孙山。乡试回来不久，适逢潘梅晋京入觐，徐渭写了《送同府潘公入觐》一诗，为潘梅送行。诗云：
早秋犹记赴明经，宴罢相期在此行。
又见抠衣随队入，真惭束带下阶迎。
惊时已是趋朝候，恋别难忘秣马情。
共在阳春无可报，况逢知己许平生。
（《徐渭集》，第779—780页。）
十月，又有倭寇二百余人从乐清登岸，流窜到黄岩、仙居，又经慈溪、余姚进犯绍兴。会稽典史吴成器率兵抵抗，并追击倭寇到萧山龛山。徐渭跟随吴成器参加了龛山之战。龛山位于绍兴府萧山县东北五十里左右。新任浙江巡抚胡宗宪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当时诸将刚征战返回，畏敌推诿，胡宗宪只得召集亲兵，激令吴成器统领作战，大获全胜。徐渭为此写下了《龛山之捷》（《徐渭集》，第1294页。）一文，详细记载了战斗的经过。徐渭还在吴成器军营中写了《龛山凯歌》九首七绝诗，赠给吴成器。其中第三首和第四首直接描写抗倭的场面：
曹娥官渡带钩萦，仙尉乘潮上下行。
炮石朝飞方断岸，江天夜雪欲偷营。
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
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
（《徐渭集》，第339—340页。）
徐渭除了参加抗倭战争外，还对在绍兴城内扰乱百姓生活的兵痞进行了一次整治。当时朝廷的军队驻扎在绍兴，其中有四个兵痞穿着华丽的衣服去城内扰乱，白吃白喝，还要动手打人，并且冲撞县衙门。县官畏惧祸害，不敢声响。徐渭与同学吴兑一次在路上遇到这几个兵痞，两人分头去召集七八个族人，一起将四个兵痞打翻在地，并脱掉他们身上的红色锦衣和靴子。兵痞只得下跪讨饶，市民则拍掌称快。（参见《赠吴宣府序》，《徐渭集》，第539—540页。）徐渭的机智和英勇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来。从此，兵痞扰乱市民生活的现象几乎绝迹。
十一月，一股倭寇从柘林（今上海奉贤柘林镇）大举入犯嘉善县治，然后越过嘉兴府而向西进犯湖州诸县。湖州归安双林乡严家遭到倭寇的洗劫。严翁被倭寇砍断一臂而死，两个女儿被掳走。消息传到绍兴，徐渭写下了《宛转词》诗：
宛转一臂断，流落二乔轻。
覆水已无及，通家如有情。
归来妆粉暗，啼罢泪痕清。
莫道红裙怯，官家盛甲兵。
（《徐渭集》，第171页。）
不久，传来确切消息，严氏长女在被掳后投河自杀，二女放还后也死去。徐渭又写下了《湖严氏有二女，其翁以长者许渭继室，渭自愆盟。顷闻为海寇断其翁臂，二女俱被执，旋复放还，便已作宛转词怜之。后知其长女被执时，即自奋坠桥死，幼女放还亦死，因复赋此。宛转词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诗：
讶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
生前既无分，死后空余情。
粉化应成碧，神寒俨若生。
试看桥上月，几夜下波明。
（《徐渭集》，第172页。）
徐渭在前后两首诗中均言及自己对拒婚的后悔。在他看来，如果当时接受了严翁的许婚，也许严氏女就不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后来，徐渭又写了《严烈女传》，其中说：“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为当其时，苟成之，或得免。”（《徐渭集》，第1046页。）表明他虽然没有娶严氏长女，却将她视同妻子。他在晚年写《畸谱》时，又两次提及此事，均称“悔”。可见，此事对徐渭造成巨大的精神刺激。
这年冬天，绍兴下了一场大雪。面对茫茫的雪景，徐渭写下了《雨雪十首》（《徐渭集》，第861—863页。）。这十首诗是和老师季本的韵而作的。诗的内容紧扣当时形势，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其二写道：
高城流水去茫茫，逻卒登陴带雪藏。
夜半忽闻同伴语，何如春茧野蚕僵。
诗下原注：“时倭夷内寇，城堞戒严。”士卒冒雪巡逻，固然反映出城市守卫的紧严，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倭患的严重，士卒不敢掉以轻心。
其七写道：
趁雪探梅入杳茫，深山端合有龙藏。
莫教一夜深千尺，却与蛇虫共穴僵。
诗下原注：“是年杨继盛死。”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却被廷杖下狱。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严嵩在陷害抗倭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时，将杨继盛的案情一并上报明世宗。结果三人于十月二十九日被斩首。杨继盛之死，引起在野派对严嵩的痛恨。沈在保安听到杨继盛的死讯，写了《哭杨椒山》诗：“郎官抗疏最知名，玉简霜毫海内惊。气作山河今即古，光齐日月死犹生。忠臣白首千秋劲，烈妇红颜一旦倾。万里只看迁客泪，朔风寒雪共吞声。”（《青霞集》卷六。）对杨继盛上疏的行为进行直接的肯定。徐渭在这时候写诗哀悼杨继盛，也足见他对时事的清醒认识。
其八写道：
南北相望两混茫，北胡犹耐雪中藏。
定知昨夜窥宣府，鹿革靴连马镫僵。
徐渭身处雨雪纷飞的南国绍兴，思维却飞往北国冰天雪地的宣府，担忧俺答侵扰边疆，他对国家边疆安危的关注，决非一般士子可比。
心系南词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底，徐渭从绍兴启程去福建顺昌访问内兄潘涛。在浙江境内，他主要走水路，其旅行线路十分清晰，即从绍兴经浙东运河抵达钱塘江，再溯江而上，经过桐庐、严州、兰溪，由衢江经衢州，到达江山，从江山翻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境内的浦城。再由浦城顺流到达延平（今福建南平），然后抵达目的地顺昌。一路上水光山色，奇峰老树，怪石虬藤，引起了徐渭的极大兴趣，写下了《日暮进帆富春山》、《七里滩》、《发严州，舍舟登陆，纵步十五里，憩山麓丛榛，远眺江中怪石》、《将至兰溪夜宿沙浦》、《江郎山三片石高顶，树生沉香，人或拾其朽落。又有小池雾雨，鱼辄飞去，人相传鸟衔游鳞向啄，堕子生长》、《早发仙霞岭》、《自浦城进延平》、《夜宿丘园，乔木蔽天，大者几十抱，复有修藤数十寻，县络溪渚》等纪行诗（《徐渭集》，第61—63页。），如富春山“峰翠逐岸来，树干参天去”，七里滩“壁峭易孤凌，麓折难直”，江郎山“日如云外升，天从隙中度”，仙霞岭“百折翠随人，一望寒生眦”，丘园“老树拿空云，长藤网溪翠”等景色描写，真是美不胜收。
潘涛此时任顺昌驿丞，徐渭就住在他的官署中。徐渭在顺昌度过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春节。就地理位置而言，顺昌属于南国，徐渭离开绍兴时还是寒冬腊月，但到达顺昌后已感受到春的气息，他写下了《顺昌道中新晴》一诗：
解辔投山屋，束鞍闻曙鸡。
风云留宿雨，花草踏晴泥。
晓峡喧溪路，春沙泛马蹄。
遥知武夷曲，只在乱峰西。
（《徐渭集》，第172页。）
顺昌已出现花儿开放、草木发芽的景象，那么北面的武夷山的景色会是怎样的呢？这正是徐渭急于去游武夷的原因。事先，徐渭曾约定几位朋友一起去，可是，临行时这些朋友都失约了。徐渭只得独自前往。
这次武夷之行，徐渭登上了天游观，泛舟九曲溪，饱览了武夷山的秀美景色，而最大的收获在于，他见到了王子骞尸解实物、张垓尸解之洞和拜谒紫阳精舍。他相信道教尸解仙化之说，如《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骞蜕首见紫气》诗中就说：“兹物真仙灵，磊磊黄琅坚。高顶泥丸宫，紫气犹一弦。”（《徐渭集》，第65页。）
从顺昌回来后，徐渭又去延平拜谒李侗祠。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朱熹曾跟从他受业，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徐渭写下了《谒延平先生祠》一诗，其中“默坐澄千虑，传灯与一人”（《徐渭集》，第173页。）两句，就是指李侗将学问传给朱熹一人之事。
潘涛喜欢收藏名画，家里有不少藏品。他知道徐渭不仅喜爱书画，而且还是行家里手，就将这些画作拿出来，请徐渭欣赏品评。徐渭对其中一幅绘有鹿的画作特别感兴趣，写了一首题画诗《题内兄家所藏画鹿一篇》，其中写道：“忆昨我从武夷来，此中泉石彼中有。入门向壁寒色高，却步犹疑九曲走。”（《徐渭集》，第721页。）徐渭联系武夷之行，将画中的泉石与武夷的泉石进行比较，从而肯定画家高超的写实手法。
在顺昌这段时间里，徐渭除了游玩和与少数友人往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收集、汇辑有关南曲的材料，并加上一些评论，写成了《南词叙录》。《南词叙录》虽然不足万字，却是古代关于南戏的唯一专门著作，在戏曲史上有重要价值。而徐渭所作的评论，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戏曲。据记载，早在北宋末年已经流行，南宋时十分兴盛，当时称为“永嘉杂剧”或“戏文”。到了元代，北曲杂剧兴起，风靡一时，但南戏仍然在民间流传。明代，出于南戏系统的传奇勃兴，逐渐取代了北杂剧的统治地位。而徐渭写作《南词叙录》时，正是南戏与北杂剧此长彼消、北杂剧略占优势之际。当时，有关北杂剧的著作已有《点鬼簿》、《乐府杂录》、《太平乐府》等，记载颇为详尽，“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李复波、熊澄宇：《南词叙录注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正是徐渭写作此书的出发点。《南词叙录》记载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保存了有关南戏渊源、声腔、角色、常用俚语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徐渭认为，南曲用俚俗语保持着它的本色：“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则《江楼》、《江流儿》、《莺燕争春》、《荆叙》、《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然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南词叙录注释》，第45页。）而所谓“本色语”，是指符合人物身分和个性而口语化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这一见解道出了戏曲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戏曲是表演给观众看的，要符合观众即时理解的需要，而不能像书面语那样让观众慢慢品味。他进而评论高则诚《琵琶记》说：
或言《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此犹有规模可寻。惟《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南词叙录注释》，第54—55页。）
徐渭对《琵琶记》的分析恰到好处。《庆寿》诸大套文辞典雅，遗存着文人案头文字的痕迹。而《食糠》诸作从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出发，真实地反映人物形象，其语言才是“从人心流出”，具有典型意义。
徐渭坚决反对以时文为南曲。他指出：
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妇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盛于今！（《南词叙录注释》，第49页、第52页。）
这些论述指出了戏曲艺术与案头读本的不同。《香囊》之类的作品所以不受观众的欢迎，关键在于大量使用书面语言和历史典故（即文中所指的“故事”）。戏曲艺术是直观的表演艺术，它的观众欣赏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做到通俗易懂是最基本的要求。
徐渭认为南曲和北曲发源地不同，各有特色，不应该厚此薄彼，而应当公平对待。他指出：
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行徐绵，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南词叙录注释》，第76页。）
不同的戏曲有不同的地域特色，也拥有不同的观众，这正是多种艺术形式得以并存的原因所在。他进而指出，北曲和南曲都来源于民间，只是一者发源于北方，一者发源于南方而已。北曲可以在任何场所演唱，那么作为“中国村坊之音”的南曲难道就不可唱吗？
徐渭还十分敏感地捕捉到正在苏州一带兴起的昆曲。他赞许道：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号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绛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南词叙录注释》，第35页。）
徐渭在北曲开始衰落和南曲正在兴盛的转变时期，看到了昆曲的前景，殊为难得。不出所料，到万历年间，昆曲成为风靡全国的剧种。
在戏曲的音乐格律方面，徐渭反对用人为的格律束缚南戏创作。他指出：“今南九宫不知出于何人，意亦国初教坊人所为，最为无稽可笑。”南戏本是“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乌有所谓九宫”？（《南词叙录注释》，第15页。）人为地制订格律，只能影响南戏的发展。但是，徐渭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格律，而是主张应当在南戏发展过程中形成较为宽松自由的格律，即“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南词叙录注释》，第27页。）。
二月十三日，徐渭从顺昌启程，返回绍兴。顺昌之行，徐渭的心情一直是舒畅的。他在途中写了《二月十三日自顺昌返越，复过延平，宿剑潭》一诗：
沙洲碧树远烟生，此夕维舟古剑城。
几日渐看春色暮，经年犹在客途行。
郡当积水溪流会，岸夹浮桥铁锁横。
睡起推篷来月影，错疑剑气拂波明。
（《徐渭集》，第217—218页。）
整首诗语言明快，通俗易懂，这是心理状况极好的反映。去时是冬天景色，来时是春意盎然，一路行来，徐渭兴致高昂。他写下了《自闽归，夜发桐庐，直溯大江，遥望海门，乍偃新月，水天一色，兴致旷然》一诗，其中“落日沧江莫，悠然忘所之”（《徐渭集》，第173页。），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徐渭大约于三月初回到绍兴。八月十七日，徐渭与同学丁肖甫一起，陪同老师季本到龛山去看抗倭战场，并且登上山冈，观赏钱塘江潮。徐渭写下了《丙辰八月十七日，与肖甫侍师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冈背观潮》一诗，其中写道：“白日午未倾，野火烧青昊。蝇母识残腥，寒唇聚秋草。”（《徐渭集》，第65页。）突出了龛山之战的血腥场面，表现了前一年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
他们游兴颇浓，尤其对钱塘潮的气势颇为钟情。第二天，他们在党山观赏钱江潮。徐渭在诗中描绘了钱江潮的壮观场景和恢弘气度，其中说：
山窥本避濡，俄惊足下吼。
老壁拍波尘，千仞落衣袖。
望穷不见外，潋滟明灭久。
人天俨未消，劫火烧宇宙。
（《十八日再观潮于党山》，《徐渭集》，第65页。）
不久，徐渭听说钱要到钱塘江边西陵渡口作法事，追悼抗倭战争中死去的将士。徐渭写信一封附一诗，并赠唐人集子一部给钱。这首诗便是《阴风吹火篇呈钱刑部君附书》。整首诗仿唐代李贺体，而内容则写得十分惨烈，如“黑松密处秋萤雨，烟里闻声辨乡语。有身无首知是谁，寒风莫射刀伤处。关门悬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犹道能言似昨时，白日牵人说兵事”（《徐渭集》，第114页。）。
徐渭回到绍兴时，正值徐海被歼于平湖梁庄。戚继光升任宁、绍、台参将，与流窜浙东的徐海残部作战于慈溪龙山。巡抚阮鹗率兵增援龙山，吕光午随军路过绍兴，与徐渭痛饮，并将缴获的日本刀赠给徐渭。据《新昌县志》记载，阮鹗被倭寇困于桐乡时，吕光午单骑突围，杀倭寇数百人，救出阮鹗。他在作战时有一个习惯，即在击杀倭寇后，将其腰间宝刀解下自用。（参见《新昌县志》卷一二。）他赠送给徐渭的是其中的一把。徐渭十分高兴，赋诗答赠。这便是《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在诗中，徐渭将吕光午比喻成唐代安史之乱时从睢阳围城中突围的南八（南霁云），从而肯定吕光午在桐乡破围中的作用。（参见《徐渭集》，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