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戎幕生涯
犹疑入幕
胡宗宪是东南抗倭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南直隶徽州府绩溪人。他于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先后被委任为山东益都和浙江余姚知县。在任期内，他不畏豪强权贵，作风强硬，显露了治理才能。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胡宗宪调任宣府、大同巡按监察御史。次年十一月又调任北直隶巡按监察御史。嘉靖三十年四月，胡宗宪出任湖广巡按监察御史。在这些任上，他整顿边防，加强防御，振作士气，处理事件，表现出较强的军事才华。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在浙江倭寇之患愈演愈烈之际，胡宗宪被委以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的重任。
嘉靖三十四年（1555）是倭患极为严重的一年，几乎每月都有倭寇的侵扰与洗劫。同时，这年也是明朝军队抗倭扭转局面的一年。总督张经与巡按胡宗宪接连挫败倭寇，先后取得王江泾、平望、横泾、陆泾坝、龛山与清风岭诸战役的胜利，抗倭形势渐趋好转，明军士气为此大振。
正当张经为彻底歼灭倭寇进行精心部署之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却以为倭寇进犯沿海，是因为触犯海神所致。他于二月向明世宗上疏提出祭海神以消除倭患的建议。赵文华，字元质，浙江慈溪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因重贿内阁首辅严嵩，被认为义子。不久，在严嵩的奏请下，赵文华被明世宗遣往松江、苏州和常州等地祭祀海神兼区处御倭之事。
赵文华抵达松江后，依仗严嵩的权势，颐指气使。而总督张经以自己位在赵文华之上，内心又轻视这个奸诈骄横的钦差大臣，根本瞧不起他。在王江泾战役中，他不仅拒绝了赵文华的所有建议，而且也不将作战计划告诉赵文华。赵文华气恼之下，秘密草拟奏疏，诬陷和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罪失机。欲俟倭饱扬，剿余寇报功，宜亟治，以纾东南大祸”（《张经传》，《明史》卷二五，第5407页。）。与此同时，赵文华转而与胡宗宪接近，希望以胡宗宪来牵制和排挤不听指使的张经。胡宗宪敏感地意识到赵文华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主动迎合赵文华的意旨。有意思的是，当五月十九日，张经关于王江泾战役的捷报辗转传到京城时，赵文华的弹劾奏疏早已呈至明世宗的手中。在严嵩的操纵下，明世宗关于缉拿总督张经和参将汤克宽来京讯问的诏令已于五月十六日发出。
不久，胡宗宪也上了一道弹劾张经的奏疏。在奏疏中，胡宗宪极尽诋毁之能事，对张经未能乘王江泾大捷之势直捣倭巢，永除倭患的行为极其不满，诬陷张径“狃于一胜而有骄心，苦于百战而萌怠意”，“心惑于利害之私而漫无定主，志骄于战胜之后而不听善言。机昧时衡，识迷当局，致使余烬复燃，前功积弃。此一臣者，盖功之首而罪之魁者也”，要求“将张经严加戒治”。（《题为督抚大臣玩寇殃民乞究治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六。）赵文华和胡宗宪弹劾的奏疏，对张经的被逮、治罪和被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王江泾大捷是明代抗倭战争的转折点，被认为“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二，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条。），而指挥战役的主帅却在事后被斩，权力斗争的残酷于此可见一斑。
五月二十三日，赵文华报告王江泾大捷的奏疏传到京师。他在疏中极力称赞胡宗宪的功绩。五月二十五日，赵文华再次上疏对失事诸臣进行弹劾，并极力举荐胡宗宪。而此前，严嵩也在明世宗面前极言赵文华和胡宗宪的功劳，而诋毁张经所起的作用。六月十九日，胡宗宪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出任浙江巡抚，并兼管福建福州、兴化、建宁、漳州和泉州海道事务，提督军务。与此同时，赵文华也被明世宗擢升为督察军务，并被赋予广泛的职权。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十九日，胡宗宪升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成为东南沿海抗倭战争的总指挥。
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月，明世宗根据赵文华的奏疏，改巡抚浙江都御史阮鹗于福建，其浙江巡抚事宜由总督胡宗宪兼理。胡宗宪请徐渭起草了《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对明世宗的委任表示感谢。在这份谢表中，徐渭首先表示了胡宗宪的自谦：“且昔叨监军纪功之任，偶成事于一时，比于今提督巡抚之难，亦奚啻夫百倍。昔犹不逮，今复何能？”其次表明了胡宗宪的决心：“臣敢不洒涕誓师，矢心图报。黄金横带，敢怀先乐之心；沧海扬波，岂望生还之日。”最后表达奋斗目标：“仗天威而策励，尊庙以周旋。取彼鲸鲵，爰助鼓鼙之衅；伫看溟渤，翻为雁鹜之池。”（《徐渭集》，第430页。）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徐渭与胡宗宪交往的最早的文献依据。至于徐渭是通过什么途径开始与胡宗宪交往的，一时已难以找到确切的依据。但是，有一个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胡宗宪的同僚和幕僚中有不少人是徐渭的朋友，徐渭与他们多有来往。如会稽典史吴成器，是胡宗宪的同乡。他在绍兴率地方军随胡宗宪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并曾取得龛山大捷。徐渭曾随吴成器参加柯亭之战、皋埠之战和龛山之战，而且写下了《龛山之捷》与《龛山凯歌》。
在胡宗宪的幕府中有一个幕客王寅，字仲房，号十岳山人。柯亭之战时，王寅挟带计策，赶赴辕门，纵论柯亭之战胜负的各种原因，于是与徐渭相识。吴成器十多次到王寅家中讨论时事，听取王寅对抗倭战争的意见。他从陶宅战败归来，王寅请徐渭撰写《陶宅战归序》，用来赠给吴成器。徐渭在文中指出抗倭战争不能取胜的原因：“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虚位，在下者无实权。此事之所以日敝也。”（《徐渭集》，第529页。）这一看法切中时弊。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徐渭在绍兴一带文名颇盛，而胡宗宪的总督府恰好驻扎在绍兴，正在忙于处理诱降王直和围攻舟山等事宜，与朝廷大臣函札往来极为频繁，需要一位文字表达能力强且表述得体的人来草拟各种函札。或许是通过上述列举两位中的一位，或许是通过其他人，胡宗宪招致徐渭来起草了《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三月，胡宗宪又召徐渭到总督府。徐渭代笔写下了《代祭阵亡吏士文》（《徐渭集》，第656—657页。）。这篇祭文是胡宗宪用来祭祀前一年冬天在岑港之战中阵亡吏士的。徐渭这两次写完文章后，并没有留在总督府，而是选择了离开。恐怕胡宗宪与徐渭都处在试探阶段，胡宗宪需要试探徐渭写这类文章的才华，而徐渭需要确认胡宗宪的诚意。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总督府是抗倭的中枢，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危、百姓生死的重任。徐渭是识大局而又有爱国情怀的人，这才是他应召捉刀的根本原因。否则，以徐渭孤傲的个性，是不会随便应召的。
徐渭离开总督府后，经山阴知县李用荧介绍，到平湖设帐授徒。此行的原因，在于徐渭当时生活相当穷困。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自己目莲巷的房屋：“每当雨雪时，举族集盆。”（《补屋》，《徐渭集》，第84页。）屋子又破又漏，遇上雨雪天，全家只得用瓦盆来接水。因而，他不得不设法去挣钱养家糊口。
九月，沈被害于宣化府。原来沈在削职安置保安后，愤郁不平，便用木块削成秦桧像，影射严嵩，早晚射捶。又经常触景生情而为诗赋文章，感慨时事，痛骂奸臣祸国。严嵩的党羽杨顺当时任宣化、大同总督，每当俺答入侵抢掠之时，总是避而不战。而等俺答扬长而去后，他却杀戮边民，割下首级以冒功。沈性格刚烈，愤怒不已，写信给杨顺，数落他的罪行，并要求杨顺出兵击虏。当时，保安发生旱灾，饥民无数，沈筹款放赈，救活一万多人。杨顺害怕罪行暴露，又暗承严嵩的旨意，想方设法陷害沈。嘉靖三十六年（1557），宣化、大同一带发生白莲教之乱，杨顺就和巡按御史路楷相勾结，在捕获的两个白莲教徒的姓名后加上沈的姓名，申报朝廷，严嵩父子又在朝廷起作用，于是沈以聚集白莲教谋反之罪，被斩于宣化府。同在保安的沈次子沈褒、三子沈衮也被害于狱中，只有夫人徐氏带着幼子逃出虎口。在家乡山阴的长子沈襄被逮送到宣化牢狱，因恰逢给事中吴时中上疏弹劾杨顺、路楷畏敌避战，残害边民，明世宗诏令逮捕两人下狱，沈襄才幸免于一死，被充军到辽东。
沈既是徐渭的老师，又是徐渭的密友，对徐渭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沈死后，徐渭写下了大量涉及沈的诗文，如《锦衣篇答钱君德夫》、《哀四子诗·沈参军》、《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作此》、《与诸士友祭沈君文》、《赠光禄寺少卿沈公传》，表达了对沈深厚的感情。
十一月，胡宗宪诱擒了王直。王直，号五峰，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他从嘉靖十九年（1540）起从事海上走私活动，几年间成为暴发户。随着明王朝海禁的加强和对海上走私的打击，王直加入了海寇集团，成为许栋的助手。许栋被剿灭后，他成为首领，招集各种亡命之徒，僭号曰宋，自称徽王，侵扰东南沿海。胡宗宪自上任浙江巡按御史那天起，即着手改变前任一味采取武力剿杀的抗倭战略和措施，而确立了“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基本战略。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胡宗宪派遣浙江鄞县生员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招抚王直。蒋洲、陈可愿与王直取得联系后，答应他两个条件，一是封官，一是开海市。王直对此很满意，表示愿意归降，并派出义子王与胡宗宪联络。经王的再次证实，王直便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以送蒋洲回国的名义，率数千精锐抵达舟山岑港。十一月，胡宗宪派指挥夏正为人质去岑港，王直将王留在岑港指挥军队，自己来到宁波，向驻扎此地的胡宗宪总督府归降。按照胡宗宪的本意，是要招安王直的，待王直为上宾，每天宴请不息。而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坚决反对，工科给事中徐浦又上疏弹劾胡宗宪，而明世宗也传来谕旨，“严责宗宪擒剿”王直及其屯聚舟山岑港的倭寇。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宪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将王直逮捕，派人押送杭州。
明世宗对胡宗宪逮捕王直的行为进行了奖励。胡宗宪召来徐渭写谢表。徐渭写下了《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徐渭集》，第431—432页。）。徐渭《畸谱》中说这年“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便辞归”（《徐渭集》，第1328页。）。四六，即指四六文，是骈体文的文体。有的论者认为“京贵人”“有极大可能是严嵩”（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第95页。）。但从胡宗宪和徐渭的行迹来看，徐渭《畸谱》所言及的“作四六启京贵人”，当指草拟《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一事，“京贵人”实指明世宗。
在总督府草拟谢表的过程中，徐渭遇见了出使日本回来的陈可愿，陈可愿与徐渭谈起了出使的有关情况，徐渭写下了《赠陈君》一诗：
长席挂帆轻，鲸波万里程。
片言降粤尉，尺组系田横。
日出亲曾见，风便始约行。
归来不邀赏，世上自有名。
（《徐渭集》，第176页。）
诗题下原注：“陈奉敕命往日本羁致王直者。直非陀、横比，取海岛之雄，略相似耳。”序中“陀”即指赵佗，秦时为南海尉，兼并桂林、南海、象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定天下，立赵陀为南越王。吕后时，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边邑。汉文帝时，派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上书削去帝号。景帝时，赵佗称臣。“横”指田横，秦末跟随田儋、田荣起兵反秦。田儋、田荣死后，他收齐散兵，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为丞相。田广被韩信击杀后，他自立为王。刘邦称帝后，他率所属五百人入居海岛。后来他应召来洛阳，在途中自杀。徐渭认为，王直的事迹虽不能与赵佗、田横相比，但雄居岛屿之事却十分相似，因而在诗中将王直比作赵佗（即“粤尉”）和田横，从而充分肯定陈可愿出使招降的功绩：“世上自有名。”
有的论者认为，徐渭直接参与了胡宗宪诱降徐海、王直的密谋，其依据为两条资料。其一，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王）、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徐渭集》附录，第1342页。）其二，钱谦益在《徐记室渭》中说：“文长知兵，好奇计，少保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皆与密议。”（《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1页。）这两条资料本身并不可靠，由此而引出的结论也就更值得怀疑。首先，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而钱谦益生于万历十年（1582），并不是与徐渭同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关于徐渭的记载当源于传闻。其次，徐渭本人并未提及诱降王直、徐海之事。他在《畸谱》中自称：“三十七岁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徐渭集》，第1328页。）徐渭三十七岁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他在《春祭先墓文》说：“渭去年春，以书记从督府驻师于鄞；前年，授经陈平湖县中；再前年，往延平滞内兄官署。”（《徐渭集》，第658页。）此文写了嘉靖三十八年，往前上推三年，即嘉靖三十五年，徐渭到福建延平府顺昌县去了。而这一年恰好是胡宗宪诱擒徐海之时。再次，有关胡宗宪诱擒徐海的记录，是茅坤写的《纪剿徐海本末》。如果徐渭参与此事，从徐渭入胡幕后草拟大量函札来看，则执笔者当为徐渭，而不是茅坤。
徐渭在总督府写完《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后，胡宗宪请他留在总督府作幕僚。徐渭坚决推辞，回到家里度过嘉靖三十七年（1558）新年。但新年刚过，胡宗宪又派人去请他到总督府作幕僚。这样，徐渭于正月初三日入胡宗宪幕府。后来，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徐渭集》，第639页。）
从这段文字来看，胡宗宪表现出礼贤下士的风范，而徐渭则态度相当傲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徐渭在自杀前写的这段文字，其真实性当不容置疑。他曾“数赴而数辞”，对是否入幕犹疑不决，其时间达一年之久。最后，促使他下决心入幕，原因恐怕有下述几方面。其一，徐渭关心国家大事，并且站在抗倭战争的前列，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功名心。进入总督府，无疑增加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其二，徐渭尽管个性孤傲，不愿与达官显贵打交道，但胡宗宪“性喜宾客”（《胡宗宪传》，《明史》卷二五，第5414页。），为人豪爽，不拘细礼，因而当徐渭提出“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2页。），即要求保持宾客身份而不是下属幕僚时，胡宗宪都爽快地答应了。从中也可见胡宗宪对徐渭的重视。其三，胡宗宪的幕府中罗致了不少名流，像茅坤、王寅、沈明臣、田汝成等都是当时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徐渭与其中的一些人关系密切。而胡宗宪待这些人都相当不错。其四，徐渭当时生活依然穷困，而胡宗宪为人大方，挥金如土，入幕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
捉刀献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胡宗宪逮捕王直，并派人押往杭州。十二月，胡宗宪返回杭州，紧急向朝廷奏言诱捕王直始末，并告诫执行者不可泄露消息，以免停泊在岑港的王反扑，酿成不测之祸。
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胡宗宪派人到岑港，企图说服王释放被作为人质的指挥夏正，并邀请王、叶宗满等人赴杭州，以便捕捉他们。正当犹豫之际，王直被捕的消息被泄露，王立即杀死人质夏正，并大筑栅栏，坚固防御工事，制造战舰、火器。胡宗宪赶往宁波，指挥围歼岑港的战斗。明军发起进攻，但未能攻克岑港。同时，大批倭寇进犯广东、福建及淮扬等处。
胡宗宪的指挥部设在鄞县。徐渭从正月初三入幕后，便随胡宗宪到达鄞县。到了三月，明世宗颁下圣旨，严词责令胡宗宪。胡宗宪惧怕获罪，上疏陈述战功，说消灭倭寇指日可待。正在此时，御史李瑚上书弹劾胡宗宪纵倭、贪贿等三大罪状。胡宗宪一方面上书力辩，另一方面却将纵倭的责任推卸给总兵俞大猷。
胡宗宪从巡按升至总督，完全依仗赵文华和严嵩的关系。赵文华也因抗倭之事擢升为工部尚书，并加少保头衔，但由于他的奸佞和跋扈，于上年九月被削职为民，不久自杀身亡。赵文华之死，使胡宗宪在朝廷失去了依靠。在不能尽快消除倭患而又遭到弹劾的情况下，胡宗宪想尽办法去讨明世宗的欢心。四月，胡宗宪在舟山捕获一只雌性白鹿，这本是生物遗传中的变异现象，不足为怪，但古人却将其视为上天预示的祥瑞。胡宗宪打算将它献给明世宗，便请人写了一道表文。别人写成献白鹿表文后，胡宗宪召徐渭来看。徐渭阅毕全文，瞪着眼睛不说话。胡宗宪说：“生有不足耶？诚为之。”（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39页。）于是，徐渭另写一道表文，这便是《代初进白牝鹿表》。胡宗宪为人豪武，不太能区别前后两道表文的优劣，就叫人写成两函，送往京城，请相友善的董份等学士过目，择优上呈皇帝。使者到了京城，诸位学士果然赏识徐渭之作。白鹿和表文献上后，迷信道教的明世宗大喜，相信这是上天的恩赐，郑重其事地祭告祖庙，接受朝廷百官祝贺，赏给胡宗宪大量银币。
明世宗不仅喜爱祥瑞，而且“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一《词林·四六》。）。徐渭的《代初进白牝鹿表》得到明世宗的喜爱，自在情理之中。此文短小简要，迎合了皇帝的心理期待，如“必有明圣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后斯祥可及而致。恭惟皇上，凝神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时以行，无为而民自化，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徐渭集》，第430—431页。），文笔流畅精美，既点明皇帝的“明圣”，又道出皇帝长生不老的愿望。此时的明世宗已完全沉溺于道教，也无精力阅读长篇高论，而徐渭此文的短小精悍和流畅优美，恰好正合他的胃口。
胡宗宪接到明世宗的赏赐后，又叫徐渭写了《代初进白鹿赐宝钞彩缎谢表》，对明世宗歌颂了一番：“传闻嘉瑞，预降仙禽，益占万寿之无疆，毕致四灵而未已。”（《徐渭集》，第431页。）
与此同时，在江北的抗倭斗争中，明军不仅有效地保卫了明世宗的祖宗陵寝不受侵扰，而且多次歼灭进犯的倭寇。四月，明世宗嘉奖江北平倭事宜，赏赐总督胡宗宪大量银币。胡宗宪感恩戴德，又让徐渭草拟了《代江北事平赐金币谢表》。在此谢表中，胡宗宪不仅对明世宗感恩戴德，而且还表决心说：“臣敢不锐志澄清，委身报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献币以来廷；结内贤豪，帐下益悬金而募士。”（《徐谓集》，第432页。）从此，徐渭得到胡宗宪的真正器重。
而此前，徐渭在幕府中的地位虽不同一般，但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他在驻军鄞县时写下了《客鄞述怀》一首七律诗：
满城花柳已无多，客久经春换绮罗。
佩笔每从偏将入，停舟因得故人过。
山居正可供新蕨，海气时来引旧疴。
便欲理将双楫去，明朝江上趁微波。
（《徐渭集》，第223页。）
从内容来看，徐渭不仅留恋山居生活，而且身体也不太好，于是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渭对初期的幕府生活并不很满意。但是，随着他代笔之作一次次受到称赞，也随着胡宗宪一次次受赏赐，胡宗宪对徐渭格外优待。据陶望龄的《徐文长传》所叙，徐渭经常同一群少年在市肆饮酒作乐。幕府有急事相商，召不到徐渭。到了深夜，开着戟门等徐渭回来。有人了解到徐渭的行迹，向胡宗宪报告：“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胡宗宪听了，反而称善。当时总督府势大权重，文武将吏参见，惧怕诛责，不敢抬头仰视。只有徐渭戴一顶破乌巾，穿一身旧衣服，直闯入门，毫无忌讳。（参见《徐渭集》附录，第1339页。）或许陶望龄的叙述掺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徐渭在幕府中受到特殊的优待，则是毫无疑问的。
胡宗宪为了巩固在朝廷中的地位，想方设法与朝中大臣搞好关系，他与朝中权贵的大量往来函札，均由徐渭代笔。六月，在驻军宁波时，徐渭替胡宗宪草拟了《代贺李阁老生日启》。李阁老，即李本，本姓吕，字汝立，号南渠，余姚人，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成为文渊阁大学士，在政治上迎合严嵩，是严嵩倚重的人物。胡宗宪让徐渭草拟贺信，意在表明对李本的忠诚。徐渭在贺辞中以“一代伟人”、“四海称快”等溢美之辞称颂李阁老（参见《徐渭集》，第883页。），完全体现了胡宗宪的意图。
胡宗宪是个有情义之人，他率军经过慈溪时，叫徐渭写了一篇《代督府祭赵尚书文》。赵文华是慈溪人，死于上年九月。胡宗宪不忘擢升之恩，所以让徐渭代撰祭文。在这篇祭文中，徐渭用“神武驾驭，仁义并参”、“生既有为，死应不泯”等语词称扬赵文华。（参见《徐谓集》，第656页。）赵文华依附严嵩，两度督军浙江，其奸佞和跋扈的行径，徐渭并非完全不知。然而，作为幕客，他只能听从主子的使唤，而不能自作主张。上述语词是代替胡宗宪而作的，自然是胡宗宪要求表达的意思。而作为捉刀人的徐渭，当他所写的文辞与事实相去很远甚至完全相反时，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是可想而知的。
胡宗宪围攻舟山岑港，相持数月无功。到了七月，明世宗颁下圣旨，诏夺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职，限令胡宗宪一个月内攻下。恰巧在闰七月，胡宗宪在安徽泾县白齐山捕获一只雄性白鹿，又让徐渭草拟《代再进白鹿表》，一并呈献给明世宗。此文称颂明世宗：“德函三极，道摄万灵。”（《徐渭集》，第432—433页。）明世宗又大喜，再次祭告祖庙和玄极宝殿，百官上表称贺。胡宗宪因为忠敬，而升俸一级。胡宗宪又叫徐渭起草《代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感谢恩宠：“臣敢不扪腹思恩，举头仰。粟令尽石，既惭千里之才；箸以临餐，惟致万年之祝。”（《徐渭集》，第433页。）
秋天，徐渭前往杭州，参加乡试，再次以失败告终。这已是第七次了。
军情始终牵动着徐渭的心，乡试一结束，徐渭就赶往宁波。这段时间里，徐渭一直挂念歼灭岑港倭寇之事。他在《白牝蛟二首》诗序中说：“招宝山东行若干里，洋也，白牝蛟宫之。相传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门。而向所诒海酋汪直之倭商住岑港者，自春抵夏，屡进剿屡阻于雨，人言蛟之祟也。幕中丑骂蛟，俄而雨如注。”（《徐渭集》，第257页。）他认为，明军自春至夏进攻岑港，均阻于雨而未能成功，原因就在于怪物白牝蛟在起作用。于是，他在诗中写道：“一语稍嗔酬恶雨，量无周处在军中。”想像军中如果有东晋周处那样的勇士，下水斩杀白牝蛟，那么攻克岑港就不成问题。诗序及诗反映出徐渭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本来，进攻时遇上下雨天，是很正常的事。但这样的事反复多次，徐渭就只能解释为牝蛟在兴风作浪了。同时，作为一介书生，徐渭对自己不能冲锋陷阵而感到无可奈何，如他在《游驱岩二首》诗中写道：“幕下也叨书记托，军中时动鼓鼙愁。自知投笔元无用，且抱清尊尽日游。”（《徐渭集》，第218页。）他在《寓穿山感事》诗中再一次流露出这种情绪：“霜寒戍草嘶征马，潮落江门露钓矶。欲请长缨何处是？且寻酒伴扣荆扉。”（《徐渭集》，第224页。）
胡宗宪久攻岑港不下，在军中引起争论，大家意见分歧很大。徐渭详细调查岑港战况，写成《拟上督府书》（《徐渭集》，第463—466页。），论述战略与战术问题。这是一篇相当出色的军事论文，从中足以说明徐渭的军事才华。在战略上，他指出要取得战事的成功，“其根本莫先于治兵”，而众人所说的“制作器械，易将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都是细枝末节。至于具体的治兵方法，徐渭指出：“凡善用兵者，必务明其部伍，五人为伍，五伍为队，四队为百，莫不有长，而长皆得相罚斩，以次而至于伍。”从百长到伍长，都要赋予对部下的生杀之权，将领才能指挥大军如一人。按照当时的规定，下级军官无权杀人。徐渭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指出，由于军队常常临阵溃散，所以死于敌手者甚多，如果使用严法督制，那么犯令被杀者反而大大少于死于敌手者，而军队却成为无敌之兵，永收万全之利。同时，他强调“振气莫要于选兵”，“选兵惟务精严”，精兵强将乃是战胜的根本保证。
徐渭分析了岑港战败的原因。一个是“有合而无分”的用兵弊病，这样往往容易受到敌人攻击，而不便于分散敌人兵力。另一个是战场上割取首级立功的规定，这样往往耽误战斗，不能乘胜破敌。徐渭提出，在今后的作战中应改革上述做法。
至于岑港之战的具体策略，徐渭提出了几条建议。首先，参与作战的军队要充分了解岑港的地理环境和敌方分布情况，事先用沙土做成模型，标示出地形的险要远近，营栅门户的虚实，进行反复练习。其次，要熟悉敌方使用火器的特点。倭寇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是鸟铳等火器，而这些火器一旦发射后，再次装火药就很费时，所以乘此间隙，发起突然进攻，极易杀个措手不及，取得胜利。再次，练就一支精兵，裹上绿衣，与草木混为一色，择地埋伏，另外派出诱兵，事先并不告诉实情，他们与敌方交战后自然溃败奔走。乘敌方追击时，我方伏兵出动掩击。
徐渭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表示：“生生平颇阅兵法，粗识大意，而究心时事，则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他进一步申说，以前柯亭、皋埠诸战役时，他都藏身士兵队伍里，观察地形，提出建议。这次也是听到“议论云兴”，才发表上述意见的，希望胡宗宪能够听取并采纳。
在此前后，徐渭还写了《与客登招宝山观海，遂有击楫岑港一窥贼垒之兴，谨和开府胡公之韵奉呈》一诗：
沧海遥连雉堞明，登临喜共幕宾清。
千山见日天犹夜，万国浮空水自平。
不分番夷营别岛，愿图方略至金城。
归来正值传飞捷，露布催书倚马缨。
（《徐渭集》，第231页。）
从诗题及诗的内容来看，徐渭又有划船逼近敌方营垒，摸清敌情的打算，这与他以前参与的柯亭、皋埠之战时的做法如出一辙。这也说明，徐渭不是口头上的理论家，而是具体的实践者。
到了十月，屯聚舟山岑港的王等三千余名倭寇，在得知明朝放回王直已不可能的情况下，纵火烧毁巢穴，泛舟转往定海县海中的柯梅岭，不久侵入福建境内，并在福建的浯屿扎营。于是，福建倭患骤然加剧。南京御史李瑚以私诱王直启衅为名，上疏弹劾胡宗宪“岑港养寇，温、台失事，掩败功之罪”（《明世宗实录》卷四七四，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条。）。与此同时，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给事中刘尧诲也上疏弹劾胡宗宪纵寇，请求追夺功赏。明世宗肯定了胡宗宪诱擒王直的功绩，诏令他仍旧担任总督之职。不久，负责调查勘察的罗嘉宾和庞尚鹏，在递交调查报告时又对胡宗宪进行了严厉的弹劾。由于明世宗的保护，胡宗宪依然平安无事。
在接二连三的弹劾过程中，胡宗宪写下了数千言的《自陈不职疏》（《忠敬堂汇录》卷四。），极力为自己的行为申辩。同时，为了表示对明世宗的感恩戴德，他让徐渭先后草拟了《代被论蒙温旨谢表》、《代被论乞免得温旨谢表》、《代被论得温旨谢表》三道表文。徐渭在第一道表文中写道：“历举明主之待远臣，鲜有见其如此，即使慈父之怜爱子，更复何以加之。”（《徐渭集》，第434页。）在第二道表文中写道：“顾臣何人，冒兹殊宠，天地覆载，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无以过。”（《徐渭集》，第435页。）在第三道表文中写道：“咸谓好生有若乾坤，未必加培于再覆之物，知子莫如父母，不能无疑于三至之言。”胡宗宪几次被弹劾而能平安无事，这与朝中大臣的袒护也不无关系。在整个过程中，胡宗宪先后三次让徐渭写了《又启三首》共九封函札，分别致辅臣严嵩、徐阶、李本。徐渭在给严嵩的第一通启中写道：“且凡人有疾痛痒，必求免于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于颠挤，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徐渭集》，第445页。）《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徐文长集》在引上述文字后按语云：“虽身居幕府，指纵惟人，然使申谢朝廷，更作何语？”对徐渭的献媚之词进行指摘。如前所引，徐渭将明世宗比作乾坤、天地、父母，尚在情理之中，那么将严嵩的作用视为高于天地、父母，则纯为谀词。徐渭后来在整理这一时期代笔之作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幕抄小序》中说：“韩昌黎为宰相作《贺白龟表》亦涉谀，其《谏迎佛骨》则直，人不能病余，其以此也夫！”（《徐渭集》，第536页。）他又在《抄小集自序》中说：“昌黎为时宰作《贺白龟表》，词近附，及《谏佛骨》则直，处地然耳，人其可以概视哉？”（《徐渭集》，第537页。）两篇序言都以唐代韩愈的代作与自作为例子，说明代笔之作有不得已之处，替自己的行为作辩解。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作为一个幕客，徐渭在捉刀献文时自有苦衷，难以道明。
这年冬季，兵部郎中唐顺之到浙江视察军情。他从江阴乘船到浏河，视察长江口岸，又从嘉兴至乍浦，乘船到舟山蛟门，沿途了解军事情况。唐顺之以古文闻名，在野时曾为胡宗宪出谋献策，复官后也想在抗倭方面有所作为。胡宗宪在总督府接待了唐顺之。席间，胡宗宪拿出徐渭代笔之文给唐顺之看，并说这是自己写的。唐顺之看完后，惊讶地说：这篇文章写得同我差不多。胡宗宪又拿出其他人写的文章，唐顺之这才说：刚才那篇，我就认为不是您写的，但作者是谁呢？我想见见他。于是，胡宗宪派人叫来徐渭，一起饮酒。（参见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39页。）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绍兴见面后，这次是久别重逢，徐渭和唐顺之甚为欢洽。因而，徐渭依唐顺之韵，写了两首《咏冰灯》（《徐渭集》，第782页。）诗，描绘了聚会时的情景。
同在这个冬天，徐渭从目莲巷迁居塔子桥。徐渭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移居目莲巷后，一直居住在那里，首尾共七年。从徐渭写于上年的《补屋》诗来看，目莲巷的房屋已经十分破旧。他当时就有迁居的打算，只是缺乏经费。而他在入幕近一年的时间里，为胡宗宪代笔了大量的函札，胡宗宪是个大方爽快之人，恐怕给了徐渭不少银子，从而使他得以实现迁居的愿望。
寄意《四声猿》
徐渭创作的《四声猿》，在明代戏曲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四声猿》是指《狂鼓史渔阳三弄》一出、《玉禅师翠乡一梦》二出、《雌木兰替父从军》二出、《女状元辞凰得凤》五出。他的弟子王骥德回忆说：“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赏为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曲律》卷四。）这段文字将《四声猿》创作情况交代得一清二楚。《玉禅师》（即《月明度柳翠》）是徐渭“早年之笔”，其余三剧顺序为《雌木兰》、《狂鼓史》、《女状元》。而《女状元》的本事是由王骥德提供的。
然而，由于王骥德的回忆没有提及《四声猿》创作的具体时间，有关其创作时间的推定就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完成于徐渭入胡宗宪幕府之前，是为“嘉靖说”。另一种认为完成于徐渭晚年寓居北京之际，时值万历前期，是为“万历说”。笔者认为“嘉靖说”较为接近事实。其一，《徐文长逸稿》卷四和卷八有诗两题共七首，为杂剧创作年代提供了信息。卷四《倪君某以小象托赋而先以诗，次韵四首》小序云：“倪诗以黄祖讽我……又以幕客讽我……倪别有七言绝讽我云：‘犹喜曾无江夏权。’谓我幸无权耳，不然即一黄祖也。”（《徐渭集》，第799—800页。）卷八《倪某别有三绝见遗》小序云：“一以渭《渔阳三弄》杂剧内有黄祖，乃讽我即是黄祖，特无权耳……一因四剧名《四声猿》，谓为妄喧妄叫。”末一绝云：“桃李成蹊不待言，鸟言人昧枉啾喧。要知猿叫肠堪断，除是侬身自做猿。”（《徐渭集》，第854页。）前后两序所提及的江夏太守黄祖杀害祢衡是《狂鼓史》的本事。而《四声猿》得名于《水经注》所引三峡民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三声已使人眼泪纵横，四声则更为悲惨。倪某赠徐渭诗，既以黄祖讥讽徐渭，又以幕客讽徐渭，徐渭不以为意，反而依韵答诗，可见两人交情不错。假设倪某的赠诗写在胡宗宪被捕甚或徐渭杀妻之后，倪某就不至于说徐渭妄喧妄叫，无病呻吟了。同时，徐渭即便已成为胡宗宪的幕客，但仍未受到重用，因此倪某说他“无权”了。其二，徐渭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迁居目莲巷，与其弟子王骥德仅一墙之隔，嘉靖三十七年冬迁居塔子桥，三十八年即迁居师子街，历时甚短。徐渭与王骥德从容商讨剧作，当在居住目莲巷这一段时间里。其三，《狂鼓史》的创作与沈被害有关，剧情以曹操喻严嵩，以祢衡喻沈。而沈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死于宣府。由此可以推论，创作时间在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沈被害之后，嘉靖三十七年冬迁居塔子桥之前。
《四声猿》的创作均有本事可寻，而徐渭又对本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从而寄托了徐渭的个人情感，显示了徐渭的艺术魅力。
《玉禅师》是根据当时流传极广的柳翠引诱玉通和尚破戒的故事改编而成。这个故事从宋代起就在民间流传，此后成话本、拟话本创作的素材。故事讲述玉通和尚不去参拜新任临安府尹柳宣教，柳宣教指使妓女红莲前去引诱玉通破戒。玉通中计后，随即沐浴辞世。玉通为了报复，转世为柳宣教的女儿柳翠，堕落为妓女，败坏他的家风。玉通的生前法友月明和尚让柳翠明白自己的前身来历，指引她坐化以成正果。徐渭将它改为两出杂剧，前一出写玉通受红莲引诱破戒，后一出写月明和尚指引转世为柳翠的玉通修成正果。就人物与情节而言，徐渭的创作与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相似（冯比徐小五十三岁，可能受徐的影响），而与元杂剧《度柳翠》有较大差异。在戏剧中，徐渭除了保留故事中原有讽刺官府和讽刺和尚的表层意蕴外，还表达了他对人性复杂的深刻认识。玉通在破色戒后，内心十分痛苦，他与红莲有一段对话：
【新水空】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欲河堤不通一线。虽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这等样牢坚，这等样牢坚，被一个小蝼蚁穿漏了黄河堑。（红）师傅，吃蝼蚁儿钻得漏的黄河堑，可也不见牢。师父，你何不做个钻不漏的黄河堑？（《徐渭集》，第1188页。）
这说明人欲的诱惑力十分强大，尽管玉通修行了二十年，仍然无法戒除欲根。接着，玉通援引阿难菩萨的例子为自己的行为开脱。阿难被摩登伽女用一个淫咒摄去，几乎坏了戒体，幸亏世尊如来将他救回。玉通说：“那阿难是个菩萨，尚且如此，何况于我。”（《徐渭集》，第1190页。）由此可见，无论是修行的高僧，还是菩萨，都免不了人的七情六欲。情欲是人的根本需求，禁欲是违背人性的。第二出通过月明和尚对柳翠的度脱，表达佛法理念，即“把要将不将都一齐一放”（《徐渭集》，第1196—1197页。），从而达到万虑皆空、一片空明澄澈的境界。徐渭通过对佛理的阐述，表达了他对人性复杂的理解与体悟。明代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兴起，尊重人性，尊重人的自然情欲，成为社会的普通风气。徐渭深受时代思潮的熏染，在创作中注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
《狂鼓史》写祢衡阴间击鼓骂曹操的故事。祢衡在曹操面前傲然不屈的故事在《世说新语》和《后汉书》中已有记载。《世说新语》叙说孔融的一席话说得曹操心中惭愧，不再追究祢衡的狂妄失礼。《后汉书·祢衡传》有祢衡在曹操营门外击鼓和“言语”的情节，但并没有当面责骂曹操。《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才有《祢正平衣骂贼》的故事。徐渭将史书记载与小说描写合二为一，发挥大胆的想象虚构，将祢衡骂曹操的场景设置在阴间地府，通过一次次的击鼓骂曹，宣泄其愤世嫉俗、抑郁不平之气，为天下寒士鸣不平。
《狂鼓史》是借祢衡骂曹操以骂明代的奸相严嵩，借祢衡为沈泄愤。沈被严嵩父子迫害致死，徐渭在诗文中多次以沈比祢衡，表达愤懑之情。如《哀四子诗·沈参军》：“伏阙两上书，裸裳三弄鼓……借剑师傅惊，骂座丞相怒。”（《徐渭集》，第67页。）《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骂座曾喧丞相筵，槌鼓终埋江夏土……啸歌本是舒孤抱，文字翻为触祸机。君不见，沈锦衣。”（《徐渭集》，第126—127页。）《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曹操沽名不杀贤，终付祢衡与黄祖。”（《徐渭集》，第718页。）《与诸士友祭沈君文》：“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徐渭集》，第1051页。）曹操让江夏太守黄祖杀死祢衡，严嵩指使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陷害沈，手段相似，这是作者的自白。徐渭借用祢衡之口，历数曹操奸诈、虚伪、狠毒、凶残的本性，刻画了一代奸相的典型形象。曲词慷慨悲壮，激越奔放，犀利尖锐，充分体现作者孤傲狂放、自由不羁的个性。同时，《狂鼓史》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徐渭的自喻。剧中写天帝白玉楼落成，礼请祢衡为修文郎。徐渭通过这个典故，表达了文人怀才不遇而自我安慰的情怀，这与徐渭自己的科场经历十分吻合。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在剧中却化为扬眉吐气了。
《雌木兰》取材于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辞》，剧情与叙事诗基本相同，只是将剧中的人物具体化并加上团圆的结尾。徐渭选用这一题材，显然出于他的逆反心理，木兰的唱词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一点：“休女身拚，缇萦命判，这都是裙衩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徐渭集》，第1198页。）即封建社会的大人先生还不如他们所轻视的女流。再加深一点考虑，也可以说举人进士还不如他一个穷秀才。徐渭在剧本中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此剧在《四声猿》中文辞最佳，但也最缺乏创造性的发挥。
《女状元》写五代时黄崇嘏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这故事最早见于《太平广记》所收的《玉溪编事》中，明代杨慎亦有记叙。据王骥德《曲律》所说，徐渭写完三剧之后，叫王骥德再觅一事，凑足四声之数。王骥德提出杨慎所述黄崇嘏故事适应写戏，因而徐渭有此作。在剧中，徐渭极力张扬了黄崇嘏的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难得的是吏治精明。这多少有徐渭个人的生活影子在内。同样，徐渭借助考生胡颜与主考官的对话，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胡颜说：“韵有什么正经，诗韵就是命运一般。宗师说他韵好，这韵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师说他韵不好，这韵是叶的也是不叶的。运在宗师，不在胡颜，所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周庠回答道：“也要合天下的公论。”胡颜又说：“咳！宗师差了。若重在公论，又不消说‘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了。”（《徐渭集》，第1211页。）徐渭多次应试，屡战屡败，感同身受，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与其说这是胡颜的感慨，倒不如说这是徐渭的内心独白。
《四声猿》四剧自一出到五出不等，除两套《点绛唇》（《狂鼓史》和《雌木兰》第一出）是北杂剧外，其他都是南戏或以南曲为主的短剧，形式自由，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南北两大声腔互相渗透的产物。而这正好体现了徐渭对杂剧体制进行大胆的创新。这种创新具体表现在折数、曲调、演唱方式等方面。
首先，元杂剧的固定形式是四折一楔子，而徐渭则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来确定折数。《狂鼓史》写击鼓骂曹，剧情简单，节奏紧张，徐渭仅用一出来表现，痛快淋漓。《玉禅师》写因果轮回，第一出写因，第二出写果，简洁明了。《雌木兰》写花木兰代父从军，第一出写战争，第二出写凯旋。《女状元》情节复杂，徐渭用五出表现了黄崇嘏从隐居到参加科举、断狱、辞凰得凤等一系列事件。
其次，元杂剧限用北曲，徐渭则根据剧中人物的性格选择曲调。《狂鼓史》表现祢衡的愤世嫉俗，感情激越奔放，故用北曲。《雌木兰》第一出写战争，表现尚武精神，也用北曲。而《女状元》写黄崇嘏多才多艺，表现文采风流，因而用南曲。
再次，元杂剧限定一人主唱，《四声猿》则根据剧情和塑造人物的需要采用多种演唱方式。《雌木兰》第二出分别由主帅、士兵、二军、木兰轮流演唱，显得紧凑活泼。《女状元》每个角色几乎都有唱词，第二出运用对唱，将各种人物的情态表现得惟妙惟肖。
创作《四声猿》的同时，徐渭对《西厢记》进行了评点，时作时辍，延续时间更长。此外，徐渭还对多个刻本作了评点。据王骥德所说，徐渭早年就对《西厢记》进行过评点，这就是流传的“暨阳刻本”。后来，徐渭又以刻于嘉靖二十年（1541）的碧筠斋本为底本作了评点。徐渭的评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西厢记》的意蕴进行鉴赏性的发挥，力图阐述作者的原意，文字活泼，富有机趣。二是对《西厢记》的方言、调侃语、伶坊中语、拆白道字、俚雅相杂、讪笑冷语等古奥难解的语词作出解释，同时补释了底本未备的部分文字。然而，正如王骥德所指出的那样，徐渭评本对“声律故实”，“未必详审”（《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古本西厢记考》，转引自《徐渭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第100页。）。而这又与徐渭作《南词叙录》及《四声猿》时对南戏和南曲的高度关注，是密切相关的。
长诗献寿
胡宗宪自从受到弹劾而化险为夷后，更加意识到在朝廷寻找靠山的重要性。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恰值严嵩八十岁生日，胡宗宪除了准备丰盛的贺礼外，还让徐渭写了一篇贺文。徐渭在这篇《代贺严公生日启》中，一如以往，竭尽吹捧之能事，如“知我比于生我，益征古语之非虚；感恩图以报恩，其奈昊天之罔极”（《徐渭集》，第445页。），读来令人作呕。
春天，徐渭回绍兴祭祀祖墓，写下了《春祭先墓文》（《徐渭集》，第658页。）。他在文中写到，由于谋生在外的缘故，已耽误了三年的春祭，为此内心感到惶惶不安。同时，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即上一年已与杭州王家议好婚事，打算于三月十八日入赘王家。而据《畸谱》所叙，徐渭是于夏天才入赘王家的。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但这次婚姻极其短暂，到了秋天，徐渭便离开了王家。《畸谱》记载：“夏，入赘杭之王，劣甚。始被诒而误，秋，绝之，至今恨不已。”（《徐渭集》，第1328页。）至于王家女怎么个“劣甚”，徐渭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从他叙述语气来看，他好像是被人设局而受骗的。此事对徐渭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晚年还表示“至今恨不已”。
自从擒获王直以及剿灭岑港倭寇后，东南倭患的中心已转到福建、广东，浙江则显得较为平静。战事不多，徐渭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均得到扩展。春天，他除了回家祭祖外，还去游玩了慈感寺。慈感寺住持内惺上人早知徐渭的文名，十分热情地招待他，并出示收藏的智舷诗书卷，请徐渭在上面绘画。智舷，字苇如，号秋潭，浙江嘉兴人，是明代著名的僧人，居秀水金明寺，擅长写诗，颇有诗名。徐渭一时兴起，不仅插上了绘画，还写了一篇赞。这篇赞文全由佛教名词组成，却又极为通俗，写得颇有意思，全文为：“好个和尚，沿门托钵。具头陀行，发广长舌。生欢喜心，来极乐园。现庄严相，说菩提偈。行住坐卧，心心指月。无无碍，不知不识。呜呼上人，于焉楚石。”（《楚石上人钵赞》，《徐渭集》，第1308页。）
徐渭早年从季本交游时，就在季本的案头读到胡松有关边事的疏文，内心十分仰慕，恨不得马上见到这个人，读尽其平生所著之书。而胡松也非常欣赏徐渭的文才，嘉靖三十八年（1559）就任浙江右布政使后，立即叫会稽县发下绵纸五百张、笔三十管、墨五锭给徐渭，请他撰文。只因办事人员将“徐渭”写成“徐纬”，徐渭心存疑虑而未敢领取。（参见《奉按察胡公状》，《徐渭集》，第461页。）不久，胡松约请徐渭见面。徐渭到达之时，胡松亲自出门迎接，一起畅饮，从容谈论，并一直将徐渭送到门口。徐渭是一介寒士，而胡松是有地位的官员，胡松表示出的尊敬令徐渭激动不已。因而，当胡松通过季本表示想请徐渭替他的文集写序时，徐渭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很快就写出了《胡公文集序》（《徐渭集》，第518—519页。）。
秋天，为了彻底歼灭江北特别是淮安与扬州的倭寇残余，胡宗宪前往嘉兴指挥作战，徐渭随幕。当时有一位士兵到酒店买醇酒、鲜肉、鱼饮啖，临走时不但不付钱，反而殴打店主。店主心中不平，提出申诉。胡宗宪叫人将士兵缚来审问，士兵极力辩解说没有这回事。胡宗宪一时不能决断。正好徐渭也在场，就提出剖腹检验的办法。胡宗宪采纳了，对店主说：“腹中有则已，不然，汝当抵偿。”店主表示同意，马上剖开士兵的腹部，鱼还留在肚里。胡宗宪释放了店主，并加倍偿还了酒资。从此，军中士兵胆战心惊，不敢再到市肆为非作歹。（参见《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兵部·军令》。）
徐渭自幼习过武，对军事的兴趣一生未减。在幕府中，他身为文职人员，虽以才智见长，却又喜欢与武将结交。在杭州时，徐渭与徐仁卿有交往。徐仁卿是武义生员，勇武超群，号称徐千斤。徐渭写了五首《武林馆中与徐仁卿同宿，因赠》（《徐渭集》，第346—347页。），称赞徐仁卿的智勇。驻扎嘉兴时，一位王将军邀徐渭观猎。当时正是雨后初晴天气，他们牵狗出太平门，骑马出猎，驰往海宁，顷刻百余里。虽未猎获到雉兔，却在月唐寺中割所携肉食痛饮，甚是豪爽。徐渭为此写了《观猎篇》长诗一首，其中描写了出猎的壮观场景：
健儿跪领将军言，翻身上马去如烟。
宝刀映日不足数，角巾受风真可怜。
浅草平堤水痕聚，万蹄避水移家去。
沙拥肥螯掠岸飞，丝牵小豸当空乳。
（《徐渭集》，第125页。）
沈明臣对徐渭的骑马出猎颇为羡慕，写了《出猎篇为徐记室、王将军作》，其中有几句描写了徐渭的豪迈意气：
徐生气豪心胆雄，直欲万里追长风。
崆峒扶桑挂眉睫，紫骝四足轻飞鸿。（沈明臣：《丰对楼诗选》，转引自《徐文长》，第93页。）
崆峒，古代传说中西方山名（今甘肃平凉有此山）。扶桑，神话传说中东方神木名。意思是说，徐渭骑马扬鞭，速度极快，马匹就像飞鸿一样轻快向前，从西方崆峒跑到东方扶桑，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徐渭的威武雄豪在诗中凸现出来。
到了八月底，盘踞淮安、扬州等地的倭寇残余已被歼灭。至此，江浙一带的倭患已彻底平定。胡宗宪从嘉兴回到杭州。九月二十八日，是胡宗宪四十八岁生日，胡宗宪在军中筹办寿筵，十分隆重。军中文官武将，地方各级官吏以至民间耆宿老友，献上厚礼，为总督祝寿。与其他人的寿礼不同，徐渭敬献的不是寿桃珠宝，而是一首百言长诗《上督府公生日诗》（《徐渭集》，第319—321页。）。这是一份十分特殊的礼物。徐渭在诗序中说：“慕恋恩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于言耳。”此诗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心潮澎湃，汪洋千里，一气呵成。首先，徐渭在诗中称颂了胡宗宪在抗倭过程中的功绩，如“初捧兵符分虎竹，再衔使命驭龙骧。森罗岛屿诸夷会，锁钥门庭一面当”、“管领华夷新士马，扫平吴越旧封疆”、“量兼沧海涵诸岛，身作长城障一方”，虽有拔高的成分，但基本符合史实。其次，徐渭叙说自身的经历，表达了对胡宗宪感恩之情：
鲰生本住山阴里，浪迹疑乘海畔航。
城下钓鱼怀漂母，堂前结客忆周郎。
未逢黄石书谁授，不坠青云志自强。
抱玉已怜非楚璞，吹竽那识动齐王。
幸因文字蒙征檄，时佩管毫侍琐廊。
綦履东西鱼共丽，戎衣左右雁俱翔。
县知陈阮时游魏，岂乏邹枚并寓梁。
博采燕昭期致骏，曲存宣父爱非羊。
众人国士阶元别，知己蒙恩心所量。
自分才难堪记室，人疑待已过中行。
构成燕雀犹知贺，报取琼瑶未可偿。
徐渭列举韩信、周瑜、张良、和氏等人遇恩知恩的典故，说明他对胡宗宪的感激之情。入幕前，徐渭曾经有过犹疑，有些行为也表现得狂放，这些都是对胡宗宪的试探。入幕之后，胡宗宪确实很器重徐渭的才华，徐渭也便以身相报，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侠者之风。而这段自述便是其心迹的真实表露。
胡宗宪自平定江浙倭寇后，重兵在握，更加注重与朝廷的关系。从嘉靖三十九年（1560）正月起，徐渭一直在替胡宗宪起草往来书函。正月恰值严嵩八十一岁生日，徐渭写了《代贺严阁老生日启》。此文称颂严嵩：“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屹矣山凝，癯然鹤立。”（《徐渭集》，第883页。）极为肉麻。三月，吏部尚书吴鹏加太子太保，徐渭为胡宗宪作《代贺冢宰吴公加太子太保启》（《徐渭集》，第884页。），表示祝贺。同月，兵部侍郎江东擢升户部尚书，胡宗宪为了表示祝贺，让徐渭写了《贺兵侍江公擢户书启》（《徐渭集》，第448—449页。）。
八月，浙江有个叫邵祥的人入山采药，发现十株灵芝异常高大。挖掘过程中，发现一只白龟蹲蛰灵芝根部。他马上将白龟和灵芝送到总督府。胡宗宪认为这是奇而又奇的祥瑞，立刻让徐渭起草《代进白龟灵芝表》（《徐渭集》，第881页。），派人送往京城，呈献给明世宗。龙颜大喜，举行盛大的献瑞告庙仪式，并赐给胡宗宪银五十两、金鹤衣一袭。胡宗宪接到赏赐后，又让徐渭草拟了《代谢钦赏表》（《徐渭集》，第881—882页。）。
徐阶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成为大学士，成了严嵩的副手。他们两人从来不和，彼此排挤，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到了这一年，徐阶入阁考满九年。胡宗宪极力投靠严嵩，也深知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极深，仍然让徐渭写《代贺徐阁老考满启》。文中称颂徐阶：“遇知于主独深，施泽于民自久。荐承帝赉，可卜天心。”（《徐渭集》，第884页。）胡宗宪作为政治家，其心机并非寻常百姓所能理解，既奉承严嵩，又迎合徐阶，两全其美的心态昭然若揭。而徐渭的代笔之作禀承其意，充满阿谀之词。
胡宗宪对徐渭的文才十分满意，为了使徐渭安心于幕僚工作，他在杭州为徐渭聘定张氏为继室。徐渭对此事非常感激，写了《谢督府胡公启》一文。徐渭说：“渭失欢帏幕，动逾十年，俯托丝萝，历辞三姓。过持己见，遂骇众闻，诋之者谓矫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隐忍以有待。明公宠以书记，念及室家，为之遣币而通媒，遂使得妇而养母。”（《徐渭集》，第449页。）文中所说的“历辞三姓”是指杭女胡氏、王氏和归安严氏。徐渭叙述了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过持己见”，也就是说要求过高。胡宗宪是豪爽之人，不仅为徐渭聘张氏，而且聘金也是由他支付的。徐渭完全是坐享其成。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杭州镇海楼毁于火灾。相传此楼为五代时吴越王钱所建，入宋后改名朝天门，元时又更名拱北楼，明初再易名来远楼，后改名为镇海楼。成化十年（1474）遭火灾后再建，此为第二次遭火灾。当时正处于抗倭关键时刻，有人认为重修此楼乃不急之务，但急于建功的胡宗宪却认为建楼有助于平倭，可以表明他平倭的决心和信心。于是他亲自领衔集资动工。此楼重建历时五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建成。说来也巧，这一年正好是胡宗宪平倭战绩辉煌的一年，胡宗宪自然十分满意，认为应该作记勒石，就叫徐渭替他写一篇《镇海楼记》。徐渭在文中记叙了镇海楼名称的变迁、重建的经过以及胡宗宪重修的心迹。（参见《徐渭集》，第611—612页。）
《镇海楼记》一文非常符合胡宗宪的心意。作为奖赏，胡宗宪送给徐渭二百二十两银子，给徐渭建造房子用。徐渭开始觉得数目太多，不敢接收，推辞再三才收下。徐渭回到绍兴，又变卖家中文物，也凑了二百二十两银子。他用这些银子在绍兴城南东买地十亩，经营房屋。为了表示对胡宗宪的感恩，他将房屋取名“酬字堂”，并写了一篇《酬字堂记》。据这篇文章记载，酬字堂是典型的江南园林，反映出徐渭的生活情趣：
有屋二十有二间，小池二，以鱼以荷。木之类，果花材三种，凡数十株。长篱亘亩，护以枸杞，外有竹数十个，笋迸云。客至，网鱼烧笋，佐以落果，醉而咏歌。（《徐渭集》，第612页。）
这篇文章还说：“始屋陈而无次，稍序新之，遂额其堂曰酬字。”可见，这块地上原有房屋，只是破旧而又无序，因而徐渭对它进行了整治，从而才形成典型的江南园林。实际上，酬字堂即是徐渭幼年读书处，也就是现在的青藤书屋所在地。不过，现在的青藤书屋几经易手，几经修葺，已非原貌。酬字堂最终于哪一年落成，不得而知。据《畸谱》所述，徐渭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初从福建回到绍兴后，才移居酬字堂。以此推算，当成于1560年至1563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