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狂生末路
寄人篱下
尽管徐渭对胡宗宪感情颇深，但他对胡宗宪被捕入京完全无能为力，只得回到绍兴闲居。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徐渭才正式移居酬字堂。经过一年多的修整，酬字堂已颇具规模，有池、有鱼、有花、有木，这里环境十分适应文人生活。而徐渭经过几年的幕僚生活，也有一定的钱财。在半年时间里，徐渭过着闲适的生活。
四月二十九日，徐渭的老师季本在会稽家中去世。徐渭听到消息，非常悲伤，当即写下了《季长沙公哀词二首》，他在诗中写道：“死因双宿去，生为六经来。”“绝学千年启，斯文一线传。”（《徐渭集》，第180页。）充分肯定了季本在学术上的地位。季本于这年的十二月营葬。徐渭又写了《师长沙公行状》。此文长达四千多字，这是徐渭现存诗文集中不可多见的长文之一。他详尽地叙述了季本的生平事迹，再次肯定了季本的学术地位：“其勤学苦心，皓首而不倦，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奖后进，翊颓纲，孜孜，目不暇给，则人人所共知者。”并且表达了他的感情：“而先生于渭，悯其志，启其蒙，而悲其直道而不遇，若有取其人者。”（《徐渭集》，第649—650页。）徐渭对季本感恩戴德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徐渭不擅长经营家业。他在胡宗宪幕府时，有人赠送给他十几匹洮绒。这是数量相当大的财富。而他请来裁缝，不仅替自己甚至替家中仆人都缝制了衣被，一天之内就把这批洮绒用完了。（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0页。）他在幕府中的几年，不断接受胡宗宪的馈赠，当有一定的积蓄。然而，闲居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就花尽了这些财物。到了年底，生活已陷入贫穷。
而在此时，远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春芳邀请徐渭入京掌文书。在此之前，徐渭曾代胡宗宪写过几封致李春芳的书函，但个人之间并无来往。李春芳对徐渭感兴趣，恐怕缘于徐渭为胡宗宪起草“进白鹿表”从而得到皇帝赏赐之事。而这又与李春芳个人的经历有关。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因善作青词，得到皇帝的重用，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被擢为礼部尚书。所谓“青词”，原指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由于是用朱笔书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为“青词”。到了元代以后，青词演化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文体，其内容主要是谢罪禳灾与祈求保佑平安。明世宗酷信道教，晚年更是抛开政务，一心沉溺其中，达到痴迷的程度。他任用大学士，甚至根据青词撰写的好坏而决定，史称李春芳、严讷、郭朴和袁炜为“青词宰相”（《袁炜传》，《明史》卷一九三，第5118页。）。李春芳邀请徐渭入京，主要是看中徐渭的文才，可以替他撰写青词。于是，他让自己的门客杭州人查某带了六十两聘银，催促徐渭北上。
与入胡宗宪幕时犹豫再三正好相反，徐渭对李春芳的聘用不仅没有任何推托，而且接受聘金后，很快就动身北上。这主要是出于生计考虑。自从胡宗宪幕府解散后，徐渭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徐渭不善于经营，几个月下来就已是坐吃山空。而一家老少的生活，需要他去解决。继续去当门客，不失为一种谋生手段。再者，对徐渭来说，北京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此行也带有探寻出路之意。
徐渭从绍兴出发，顺道到江苏武进看望老师薛应。薛应招待徐渭吃饭。两人畅谈十一年前的情谊，非常高兴。十一年前，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薛应为浙江提学副使，录取徐渭为县学廪生。第二天，徐渭离开武进，骑马来到镇江，即将去游金山寺，立马江边，回想起薛应的恩情，写下了一首诗，用以酬谢恩师。其中写道：“当年国士知，昨夕鸡黍会。十载并一朝，倏已成梦寐。”（《将游金山寺，立马江浒，奉酬宗师薛公》，《徐渭集》，第67—68页。）意思是说，薛先生当年把我当作最优秀的人才，昨天又设宴招待我。但是十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同做梦一样，而我却仍为生计而奔波。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北京，徐渭便去李春芳的尚书府报到。李春芳的尚书府养有不少文人，徐渭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于是，徐渭便有时间从事交游。一次，“越中十子”之一的诸大绶设宴招待徐渭，徐渭却很晚才到达。诸大绶问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徐渭说，在一位士人家避雨，看到墙壁上挂着归有光的文章，便反复诵读，不愿离去，因而就迟到了。诸大绶马上派人取来文章，张灯快读，与徐渭相对叹赏。（参见钱谦益：《震川先生归有光》，《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0页。）归有光于两年后经诸大绶推荐而考中进士，与徐渭这次赞赏不无关系。诸大绶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考取状元，此时是翰林院修撰，而徐渭却还是一介书生。但诸大绶很重视情谊，同时也很看重徐渭的才华，并没有因地位的升迁而看不起徐渭，而且很友善地对待徐渭。这是一种纯洁的友情。徐渭为此写下了《南明篇》一诗。在诗中，徐渭称赞诸大绶的才华：“对策时成一万言，传胪竟压三千客。昨日新从杏苑行，今朝已得侍承明。词臣旧自推枚乘，史笔今来让长卿。”认为诸大绶比枚乘、司马相如更有文采，同时叙及诸大绶的友情：“贱子游燕何草草，相逢下马长安道。”（《徐渭集》，第119页。）徐渭最看重的就是这种道途相见、执手交谈的平等感情。
过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节，浙江湖州天池山的和尚祖玉来到北京，找时任兵部侍郎的浙江德清人蔡汝楠，请蔡侍郎为其师玉芝大师写传。玉芝大师名法聚，俗姓富，浙江嘉兴人，于上年五月十九日圆寂。而蔡汝楠将撰写传记之事交给了徐渭。祖玉曾结庐山阴镜湖之滨，徐渭与他有交往，也是一种缘分。徐渭很快便写好了《聚禅师传》一文。徐渭在文中评论玉芝大师的著述言论：“多出入圣经，混儒释为一。”并且叙述了玉芝大师的为人举止以及聚众说法的效果。（《徐渭集》，第622页。）祖玉等人回南方时，徐渭写了《都门送湛玉二上人南还》一诗送行。诗中写道：“为师乞铭碣，持向青山埋。飘然别我去，有翼不能偕。何以赠远行？欲折南枝梅。”（《徐渭集》，第72页。）字里行间充满情感。
严嵩倒台后，其余党被一一罢免。而沈是被严嵩及其党羽陷害致死的，其时昭雪平反已有可能。沈之子沈襄在茅坤等人的资助下，去北京为父亲伸冤。徐渭在北京遇到沈襄，听说沈襄即将去保安访求沈的遗骸，写下了《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一诗，对沈表达了崇敬之情。诗中写道：“忆昔何人正当路，若翁上书凡两度。请缨直欲系单于，借剑亲将斩师傅。”诗中的“师傅”指严嵩。沈上疏时，严嵩为当政者。诗中又写道：“逐臣犹自怀孤愤，结客边庭欲破胡。”（《徐渭集》，第718页。）赞扬沈虽被削职充边而仍心系国事的情操。
徐渭答应李春芳的聘请，是希望得到李春芳的重用。但是，现实情况完全出乎徐渭的料想，李春芳只是视徐渭为一般的门客。徐渭在《寄彬仲》一诗中流露了这种实情：
学剑无功书不成，难将人寿俟河清。
风云似海蛟龙困，岁月如流髀肉生。
万户千门瞻壮丽，三秋一日见心情。
平原食客多云雾，未必于中识姓名？
（《徐渭集》，第232页。）
彬仲即柳文，是“越中十子”之一，与徐渭关系密切。此时，柳文远在山阴。徐渭在诗中向柳文吐露了真情。“平原”指战国时平原君赵胜，以养有数千名食客而闻名。徐渭自喻为“蛟龙”，希望得到李春芳的青睐，而李春芳却没有把他当回事，因而徐渭感到困顿，担忧岁月流逝而一无所成。
李春芳不看好徐渭也事出有因。李春芳聘用徐渭，目的是想让徐渭代作青词，而徐渭却不答应。《朱邦宪集》卷一五《与徐文长》云：“往岁知足下在长安不肯为相门作玄文，仆闻而高之。”即指不为李春芳撰青词之事。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说：“当是时，上方崇祷事，急青词，柄政者来聘，而文长知少保与有郄，不应。”（《徐渭集》附录，第1348页。）钱谦益《徐记室渭》也说：“当是时，上方崇祷事，急青词。当国者谓文长文能当上意，聘致之。文长知与少保有郄，弗应。”（《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第561页。）柄政者、当国者均指李春芳。从上述记载可以了解到，徐渭不愿替李春芳撰写青词，主要在于徐渭认为李春芳把胡宗宪看成严嵩的党羽，要彻底摧毁，而徐渭视胡宗宪为大恩人，所以不答应李春芳的要求。
到了二月，徐渭感到在李春芳的门下无法生存下去，就提出辞去聘用。在《奉尚书李公书》中，徐渭详细地解释了不能继续侍奉李春芳的五条理由，即“其中有不可者五”（《徐渭集》，第1020—1021页。）。整篇文章虽然措辞极为委婉，但态度极其坚决，时时流露出徐渭孤傲倔犟的个性。文章真实地叙述了徐渭与李春芳发生冲突的原因。首先，李春芳颇为多疑，相信“入粟之说”。所谓“入粟”即纳粟，是指以缴纳钱财的方式取得监生的资格。当时，南方士子有通过纳粟入北监而在顺天府（北京）应乡试的事例。查氏为了催促徐渭尽快北上，似乎答应过这件事。而其他人来问徐渭北上之由时，徐渭也以此事来应付。然而，徐渭到达北京后，李春芳并没有替徐渭办理纳粟入监事宜。这在徐渭看来，是李春芳失信。而李春芳则觉得徐渭不愿撰写青词，是因为此事未办而致，其入幕的动机不纯。这是徐渭与李春芳闹翻的根本原因。所以，徐渭才会提出于暮春辞聘，赶往南方参加乡试的想法，虽然他在文中表明对纳粟入监的态度：“但在某之身，非时力有所决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实，这不过是欲盖弥彰之举。其次，是“习效斯事”，即学习撰写青词之事。徐渭曾以不擅长撰写青词而拒绝接受青词撰写任务，其实是另有原因。而李春芳要求徐渭“习效”，这同样是对徐渭的轻视。在李春芳看来，徐渭不过是个老秀才，不会这种文体，就应抓紧学习。而从徐渭来说，向来以擅古文闻名，颇为自负，接受不了这种指使。再次，文书撰写任务太重，规矩太多，这也违背了徐渭入幕的初衷。李春芳对待门客极其严厉，不仅安排大量的撰写文辞的任务，而且要求“收散文目”，入住内府值班，集体聚餐。李春芳采取这些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将门客视作仆人，无非是为他服务的工具。而徐渭以前在胡宗宪幕府中被视为上宾，可以自由出入，即使有紧要文件，也是由胡宗宪派人送去或取回的，人格上受到尊重。李春芳的做法，无人格平等可言，这是徐渭难以接受的。
徐渭的辞呈并没有得到李春芳的同意，但徐渭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便拂袖而去。离开北京之前，徐渭写了《入燕三首》。在诗中，他不仅表达了内心的孤独，而且表达了对北京之行的懊悔，更抒发了怀才不遇、漂泊不定的感受，如第一首写道：“感事复怀人，生年苦不早。欲吊望诸君，迹陈知者少。”（《徐渭集》，第70页。）“望诸君”是战国时燕国将领乐毅投奔到赵国后而被赵君重用所取的封号。徐渭北上，也怀着某种希望，但他没有被赏识，而是失意而归。第三首写道：“春冬递迁谢，倏忽两月中。卧席不得暖，来往何憧憧。”两个月间北上而南下，飘忽不定，行色匆匆，这一切都源于不得意。
在回到江南的途中，徐渭遇到方阜民。方阜民是徐渭恩师方廷玺的儿子，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此时，方廷玺已经去世并已安葬，方阜民请求徐渭撰写墓表。徐渭答应了。在《方山阴公墓表》中，徐渭除了叙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外，还流露出自己不得志的情绪。方廷玺在任山阴知县时，赏识徐渭的才华，使徐渭成为诸生，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徐渭仍然是诸生。因而徐渭写道：“感旧伤知，悲悯时命，不觉其涕之横流也。”（《徐渭集》，第1028页。）在徐渭所撰的墓表、墓志铭中，像这样流露情绪的作品并不多见。
江南已是春雨绵绵的天气，行路不便，徐渭与方阜民盘桓了几天。等到天气转晴，方阜民提出回歙县，而徐渭也要赶回绍兴。分别之日，徐渭写了一首赠诗《送方阜民公子还歙》。在诗题下注云：“方阜民尊公知山阴，渭始籍诸生，提调师也。”（《徐渭集》，第220页。）再次提及方廷玺的知遇之恩。
经过旅途的奔波，徐渭回到了绍兴。由于过度的劳累，他病倒了。而此时，他的朋友柳文以捐资的方式成为岁贡，即将去就任高邮训导。徐渭病体好转后，就去拜访柳文。祖玉和尚已在柳文家里，柳文又招来同学丁肖甫。由于祖玉和尚是出家人，大家只得共用斋饭。席间，大家兴致很高，分韵吟诗。徐渭当即吟诵一首《病起，过访柳君彬仲，因玉公先在座，因招丁君肖甫共斋饭，分韵得行字》（《徐渭集》，第74页。）。还没有轮到祖玉和尚，他因事先走一步了。徐渭意犹未尽，就代祖玉和尚吟了一首，这便是《玉公分得黄字，时已先去，代作一首》。不久，一批朋友在王光禄的春园设宴为柳文饯行，每个人都写了赠诗，又一致推举徐渭写送别文章。于是，徐渭写了《送柳彬仲序》。在这篇文章中，徐渭指出，捐资入贡不是科举时代的正途，所得的官职也不会太高，但他认为，以柳文的才华和品行将会取得成就：“其遇事为节，作吏为循，师为贤，难为忠，儒为宗，使为不辱君命。”（《徐渭集》，第921页。）也就是说，柳文无论将来任什么职位，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徐渭对柳文寄予很大的希望。
正当徐渭准备这年秋试时，在北京的李春芳放出风声来，威胁徐渭马上到他的门下去。徐渭晚年在《畸谱》叙及此事时，用“声怖”一词。至于“声怖”的内容，没有具体说明。学术界一般认为，李春芳是以徐渭与胡宗宪案件有牵连来恫吓徐渭。因而，徐渭听到这一消息，便立刻带着银两北上。临行前，谢谠写了《送徐天池入京》一诗赠别。诗中写道：
莫负才名海内知，五云深处去何迟。
丈夫须建非常业，万里风尘不可辞。
（《盖东谢氏宗谱》附录，转引自徐朔方《徐渭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第120页。）
谢谠当时隐居在上虞农村，对徐渭再次北上的情况并不了解，还以为徐渭去北京预示着远大前程的开始。为了告知实情，徐渭写了《答谢太兴海门》作为回应：
江上芙蓉千万枝，交花接叶弄秋姿。
片帆此日江湖去，怕接郎官送别诗。
（《徐渭集》，第346页。）
诗下原注：“值秋试罢入京。”徐渭非常看重这场秋试，却由于李春芳的威胁而放弃，因而深为感慨。自此之后，徐渭再也没有参加过秋试了。徐渭晚年对弃考之事仍然耿耿于怀：“是岁甲子，当科，而以是故夺。后竟废考。”（《畸谱》，《徐渭集》，第1329页。）
徐渭赶到北京，就将六十两聘银交给李春芳的门人查氏，查氏拒绝接收。徐渭又将聘银送还李春芳，李春芳也不接收。徐渭原本以为只要交还聘金，就可以解除聘约，而到此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李春芳在有意为难他。或者说，李春芳要以他的权势驯服这个孤傲的书生。这是权势与个性的较量。
徐渭已无能力自行了结这起冲突。于是，他向诸大绶求助。当时，诸大绶因骑马摔伤，在家中养病。徐渭就在病榻前向诸大绶请教。（参见《哀诸尚书辞》，《徐渭集》，第663页。）诸大绶是翰林院修撰，李春芳也由翰林院修撰出身，两人算是同僚。由诸大绶出面向李春芳说情，李春芳才同意解除聘约，这才算了结了这场麻烦。
徐渭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此时，他已有心情从事书法创作了。一次聚会时，他分别为诸大绶和陶大临写过草书，并有一首题诗《再至燕，诸陶两翰君索草书，述怀卷端》：
越南燕北客中身，北去南来只一春。
樽酒又酣今宵月，布衣如怯去年尘。
既将细论酬词客，别取高歌混市人。
却怪舍傍杨柳树，故飘黄叶似含。
（《徐渭集》，第226页。）
第二句下原注：“一年中来往京师。”徐渭对去年北上之事仍心有余悸。尾联典出宋代晏几道《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原词意谓通宵歌舞，纵情欢乐。徐渭反其意而用之，虽然也身处繁华的都市之中，却与歌舞升平的生活无涉，只能过着冷清的日子，其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这段时间里，徐渭与当年的同学李子遂接触较为密切。李子遂，名有秋，福建建阳人，早年与徐渭一起师从季本。李子遂比徐渭早到北京，此行的目的是求人替父母撰写墓碣。中秋节那天，他去北京西庙逛旧书摊，看到张某的一幅王母骑青凤图，十分喜欢，就花重金买了下来。徐渭来到北京后，李子遂将此图送给徐渭欣赏。徐渭对此画也很赞赏，写了一首《王母骑青凤歌为子遂赋》（《徐渭集》，第147—148页。）赠给李子遂。到了冬天，李子遂即将离开北京。徐渭和他一起游西郊的碧云寺，并在枯柳下流觞饮酒，尽兴而回。（参见《将别，复偕游碧云，流觞枯柳之下》，《徐渭集》，第250页。）李子遂临行之日，徐渭又写了一首送别诗，这就是《子遂以尊人墓碣故抵燕，至腊始去，送之》（《徐渭集》，第250页。）。在诗中，徐渭称颂了李子遂的孝道，为“朝庭久罢孝廉科”而叹息。
徐渭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感到生活没有着落，带着惆怅，于年底前回到绍兴。
九死九生
回到绍兴的徐渭，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徐渭北上入李春芳幕，本有探寻出路之意，而两次北京之行和偿还李春芳的聘金，差不多耗掉徐渭的所有财产。其二，通过与李春芳的交往，徐渭感到权势的强大和个体的无能。正是在这种苦闷中，徐渭迎来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新年。正月初一这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徐渭独坐家中喝闷酒，已经喝醉了，又招呼王寅一起到刘尚志家中去喝。晚上回到酬字堂，又在自家小园里喝。这一天，徐渭是在酒中度过的。为此，他写了一首纪事诗《乙丑元日大雪，自饮至醉，遂呼王山人过尚志家痛饮，夜归复浮白于园》：
元日独酌不成酡，穿邻唤客雪中过。
三百六旬又过矣，四十五春如老何。
帻软渐知簪发少，兴豪那计酒筹多。
小园风景偏宜雪，缀柳妆梅有许窠。
（《徐渭集》，第236页。）
整首诗充满哀愁，叹息年华易逝，一事无成。只有尾联才表现出一定的生气。
立春的前一天，山阴知县率领士绅僚佐，在东郊举行迎春仪式。徐渭当时患病初愈，也去观看了这次迎接春牛、芒神的活动，并创作了《乙丑看迎春》一诗，描绘这种仪式的盛况：
清帝銮绕大堤，东郊仗引协群黎。
枝轻已作开花意，履重偏多夺彩泥。
一道风光随晓骑，两行箫鼓杂春啼。
微疴岂只都除祓，兼得阳和满袖携。
（《徐渭集》，第819页。）
从这首诗来看，徐渭的情绪已有好转，尤其是尾联表现了乐观的状态。到了正月二十四日，徐渭以较为欢快的心态，同几位朋友探游禹穴，来到马晋家的小园饮酒，并且即席为马晋书写扇面，同时还向马晋讨了两株海棠苗，又挖掘了几条竹鞭带回家去。他在诗中写道：
春来携酒醉春萝，乞得春花一两窠。
不若取将松竹去，成阴留待主人过。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与某等携觞俎，探禹穴，就十峰山人马丈饮于小园。林卉云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篱过别畦，又掘竹母数根而去。时薄霭生，山翠欲滴，众客怖雨，辄尔拂衣》，《徐渭集》，第352页。此诗又改题《索马乡丈紫竹罗汉，即席书扇遗之》，收入《逸稿》卷八，而以原题为诗序，《徐渭集》，第863页。）
诗题及整首诗颇有生活情趣。诗中的“主人”即马晋，名白峰，会稽人，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历任赵州、光州、济南同知。（参见《绍兴府志》卷五三。）马晋精于《毛诗》，曾向徐渭传授经文和教徐渭作文。（参见《奉寿马先生六十序》，《徐渭集》，第953—954页。）徐渭共跟随他学习了三四个月。（参见《畸谱》，《徐渭集》，第1331页。）这年四月二十四日是马晋六十岁生日。三月十三日，徐渭与十六位好友会聚马晋的宁寿堂饮酒。众人凑钱替马晋祝寿和绘像，推举徐渭为绘像写颂。于是，徐渭写了《奉寿马先生六十序》一文。
“越中十子”之一的陈鹤晚年移居南京，于嘉庆三十九年（1560）病死于他乡。其子打算于这年二月初十日，将陈鹤与原配胡安人合葬在绍兴，向徐渭乞求墓表。徐渭与陈鹤关系极为密切，也深受其画风的影响。陈鹤去世时，徐渭正在胡宗宪幕府中效力，后来又为生计两度北上，一直没有时间好好地怀念这位好友。而陈鹤儿子的请求，又勾起徐渭对往事的回忆。徐渭深情地写下了《陈山人墓表》一文，对陈鹤的生平个性、才华以及两人的交往，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参见《徐渭集》，第640—642页。）意犹未尽，徐渭又写了一首诗悼念陈鹤。诗中写道：“三岁违故壤，殒根千里丘。念兹怆欲结，涕下不能收。”（《哀四子诗·陈徵君》，《徐渭集》，第66页。）对友人的客死他乡，表达了哀伤。此时，陈鹤的侄儿将陈鹤创作的清曲集辑成书，命名为《息柯余韵》。徐渭又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即《曲序》（《徐渭集》，第530—531页。）。
徐渭虽然经常与朋友相往来，有时也饮酒吟诗，但内心的苦闷并未减轻，反而加重了。到了春末夏初，徐渭的心情极其郁抑，他打算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生命。在自杀之前，徐渭撰写了《自为墓志铭》，对自己的生平作了概述，并对后事进行了安排。从这一点来看，徐渭是以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而且，徐渭写这篇墓志铭时，头脑是极其清醒的。
徐渭自杀，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徐渭集》，第639页。）这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徐渭与胡宗宪关系密切，自胡宗宪被捕后，各种传闻都有，尤其是去年被李春芳威吓，徐渭意识到与胡宗宪案件的牵连。与其被他人杀掉，不如自杀，这是徐渭性格刚烈之处。其二是“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徐渭在胡宗宪幕府的五年，是其一生中最富足和快乐的时期，他视胡宗宪为恩人。而胡宗宪被捕后，徐渭无能为力，帮不上忙，但他激于义愤，表示“一涉义所否”，“虽断头不可夺”。这是重义的表现。
徐渭在《海上生华氏序》中说：“予有激于时事，病甚，若有鬼神凭之者。”（《徐渭集》，第555页。）此文写于徐渭自杀被医治救活之后，此时对自杀原因的归纳恐怕是冷静的。这段话有两层含意，即“激于时事”与“病甚”。“时事”大概是指胡宗宪被捕之事，抑或也指李春芳威吓之事。徐渭认为，胡宗宪是对国家有功之人，不应该被捕下狱。而事实上，自从严嵩倒台后，以徐阶为首的内阁一直在清算严嵩的罪行和追查严嵩的余党。胡宗宪是严嵩的亲信，自然受到株连。徐渭又是胡宗宪得力的幕客，而且文名远扬，恐怕迟早也会被牵连。这大约是“激于时事”的含义。“病”是指发狂，这与“激于时事”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徐渭由于“激于时事”，思想非常郁闷，最终导致发狂并自杀。徐渭晚年在《畸谱》中提到自杀的原因时，只有“病易”两个字。所谓“病易”，是指精神失常。而对如何导致精神失常，徐渭只字未提。
徐渭自称“夙有心疾”，在胡宗宪幕府时，曾经受到“内外交攻”，表现更为强烈。（参见《奉答少保公书》之一，《徐渭集》，第458页。）他对病状有过描述：“夜中惊悸自语，心系隐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热，气常太息。每因解闷，少少饮酒，即口吻发渴，一饮汤水，辄五六碗吐痰，头作痛，尽一两日乃已。志虑荒塞，兼以健忘，至于发毛，日益凋瘁，形壳如故，精神日离。今者使人入门，突然见渭仍旧蓬跣，并非饰诈。”（《奉答少保公书》之二，《徐渭集》，第459页。）从病情的症状来看，似乎是精神病的早期表现。
徐渭眼前面临的问题，比在幕府中受到的“内外交攻”严重得多。一是胡宗宪自三年前被捕后一直没有结论，朝廷又一直在追究严嵩的余党，大约是凶多吉少。二是最近两年，徐渭北上原是探求生活出路，结果与李春芳不欢而散，李春芳的设局刁难，尤其是“声怖”，使徐渭感到权势的强大与可怕。三是徐渭是极其重感情的人，他觉得胡宗宪待他有大恩大德，而他在胡宗宪被逮后却无能为力，因而内心也非常焦虑。种种因素促使徐渭发狂了。徐渭患的是间歇性精神病，时而发狂，时而清醒，否则他在自杀前就写不出思路清晰的《自为墓志铭》了。
徐渭自杀的场面是惨烈的。据他事后叙述，他当时拔下壁柱上三寸左右的钉子，塞入左耳，用头撞地，把钉子撞入耳孔。（参见《海上生华氏序》，《徐渭集》，第555页。）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又增加“以椎击肾囊碎之”的细节。（参见《徐渭集》附录，第1340页。）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又增添了“自持斧击破其头”的情节，又说是“以利锥锥其两耳”。（参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越到后来，徐渭自杀的细节越具有文学色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徐渭是抱定必死之心去自杀的，其行为是极其刚烈的。
徐渭虽然被家人及时救起，但创口的脓血过几日就迸射出来，多的时候，一天流出一斗血水，“人作虮虱形，气断不属”（《海上生华氏序》，《徐渭集》，第555页。），眼看就没救了。此时，一个姓华的工匠用海上药方，居然给徐渭止住了血。在整个医治过程中，徐渭又多次自杀，但后果均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徐渭在病体治愈后，写过一首《感九诗》。其中写道：“亲交悲诀词，匠氏已斤木。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徐渭集》，第74页。）“匠氏已斤木”下原注：“时已成棺。”可见当时的病势十分严重。而从诗意来看，徐渭的多次自杀即“九死”是在病痛折磨下进行的，因而后果并不十分可怕。徐渭在两年后写《读馀生子传》时，也提到“前年逆有阴变起而九自裁……幸而九不死”（《徐渭集》，第576页。）。到了冬天，徐渭的身体逐渐康复起来，死神已离他远去。
行文至此，有必要叙述一下胡宗宪被逮后的有关情况。胡宗宪被逮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二月押解到北京。反复无常的明世宗再次阅审陆凤仪的奏章时，觉得有些不对劲，就说：“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王）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仕事者。其释，令闲住。”（《胡宗宪传》，《明史》卷二五，第5415页。）于是，嘉靖四十二年春天，胡宗宪回到老家安徽绩溪龙川村闲居。到了六月，巡按御史李邦珍奏请录叙嘉靖四十一年七月胡宗宪檄戚继光入闽御倭之功，兵部议覆：“诸臣赏宜从重。宗宪虽去任，仍当优录。”明世宗赏给胡宗宪银二十两、彩币二袭。（参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二二，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庚戌条。）胡宗宪以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来临。在当年八月万寿节之际，胡宗宪专门向明世宗献上“秘术十四”，使得龙颜大悦，“将复用矣”。（参见《胡宗宪传》，《明史》卷二五，第5415页。）然而，任命终究没有下达。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曾经为胡宗宪出谋划策的罗龙文和严嵩之子严世蕃，因逃戍之罪而被诛。直隶巡按御史王汝正在奉命对罗龙文进行抄家时，发现了胡宗宪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以贿求严世蕃为内援的信件，信中有自拟圣旨一道。王汝正立即向明世宗疏奏此事。明世宗大怒，降旨锦衣卫立即将胡宗宪捉拿至京诘问，并革去胡宗宪次子胡松奇世袭锦衣卫千户之职。
十月二十三日，胡宗宪被押到北京，投入监狱。他写了数千言的《辨诬疏》，列举自己抗倭之功和驳斥王汝正的诬谄。明世宗听进了部分言辞，也将王汝正投入监狱。然而，胡宗宪似乎意识到再也没有东山再起之日，十一月初三日在狱中引刃自杀身亡。
徐渭得知胡宗宪自杀身亡的消息，是在年底病情基本治愈之后。徐渭认为胡宗宪之死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徐阶与严嵩是政敌，而胡宗宪是严嵩的亲信。在严嵩失势之后，胡宗宪受到株连是必然的事，徐阶只是起到顺水推舟的作用。但徐渭毕竟是文人，他认定胡宗宪之死是政治倾轧的结果，将矛头直指徐阶，他写了《雪竹》诗三首。其中第二首写道：
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
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
（《徐渭集》，第844页。）
“云间”即松江府的别称，徐阶是松江人，此处影射徐阶。“桧”指秦桧。“塘西”影射南京给事中陆凤仪。陆凤仪籍贯浙江兰溪，在钱塘之西。“梅林”是胡宗宪的号。整首诗把徐阶比作陷害忠良的秦桧，他与陆凤仪联手，置胡宗宪于死地。胡宗宪便是徐渭心目中的忠臣岳飞了。在第三首中，徐渭对胡宗宪之死表达了心中的怨恨：
画成雪林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
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
徐阶是当政者，徐渭在诗文中始终没有放弃对徐阶的影射。几年后，徐渭写《十白赋》时，在序文中仍然指出“公死于华亭氏”，直言胡宗宪死于徐阶之手。不过，这篇序文还写道：“予被少保公檄，自获白鹿而令代表于朝始，其后踵此者凡十品，物聚于好，殆非虚语欤？时予各欲赋以讽公，未能也。”（《徐渭集》，第47页。）对胡宗宪迎合明世宗呈献祥瑞的做法进行了反思。
杀妻疑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徐渭的身体得到康复。随着嘉靖四十五年（1566）新年的来临，徐渭的心情也变得明快和愉悦起来。这一天，他写了《丙寅元日》一诗：
小园梅柳色津津，海国迎阳易得新。
令节已更今岁日，微疴莫恋去年身。
凤鸣梧引真平世，女嫁男婚渐老人。
尚有旧心消不得，偏题彩笔对青春。
（《徐渭集》，第237页。）
“小园梅柳”是指酬字堂的景色。从诗的前四句来看，这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徐渭的内心也充满了春意，他要告别去年的病痛，迎接新的生活。第五句“凤鸣梧引真平世”下有原注：“时有海主事公之疏。”去年十一月，户部主事海瑞上疏力谏明世宗崇道一事，购置棺材等待处罪。徐渭将此事写入诗中，说明他即使在病中，也是相当留意时事的，对于国家事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第八句“偏题彩笔对青春”下有原注：“病后欲绝笔于举业，并诸散文，而不能也。”这个小注点明了徐渭当时的矛盾心态。他想放弃科举考试和散文创作，但他又不能放弃。导致他处于两难境地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没有完成“女嫁男婚”之事。当时长子徐枚虽然已经二十二岁，但仍然没有独立门户，幼子徐枳才五岁，尚需抚育。但是，随着杀妻案件的发生，徐渭被取消了诸生资格，自然放弃了科举，而散文创作却伴随他终生。此是后话。
二月，沈襄从保安把沈的遗骸运回绍兴，当地官绅和沈的生前好友举行公祭。徐渭参与其事，并撰写了《与诸士友祭沈君文》。在文中，徐渭写道：“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裸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徐渭集》，第1051页。）再次把沈上疏弹劾严嵩比作祢衡挝鼓裸骂曹操。
沈上疏弹劾严嵩，时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的胡朝臣极力支持沈的行动。胡朝臣，字敬所，山阴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沈因得罪严嵩，被削职为民，充军边塞，胡朝臣也因此事而被逮入狱。随着严嵩的倒台，胡朝臣于上年九月才被放出，削职为民，发回原籍。此时，与胡朝臣同榜中进士的汪道昆任福建巡抚。生活没有着落的胡朝臣，于这年春天从绍兴启程去投奔汪道昆。徐渭写了《送通政胡君入闽》一诗，为胡朝臣送行：
访旧暂为闽海客，归涂兼得武夷游。
不堪暮雨张筵别，况值春花带叶抽。
山障入云迷去骑，溪涛作雪泻行舟。
幕中无事同君饮，好向尊前借箸筹。
（《徐渭集》，第220页。）
不久，季本的儿子季子微将去北京，向阁臣乞求撰写墓志铭。徐渭写了一首《送季子微北上》。面对分别的场景，想起老师季本昔日的恩德，徐渭在诗中写道：“野棠立马人辞墓，津柳迎舟客渡关。满眼临歧双涕泪，不因为别故潸潸。”（《徐渭集》，第819页。）
六月，天下大旱。明世宗“亲祷雨于凝道雷轩。越三日雨，群臣表贺”（《世宗本纪》，《明史》卷一八，第250页。）。徐渭听到这个消息，也写了一首贺诗《九重》。诗中写道：“九重忧隐德如汤，祷祀坛傍夜有光。”（《徐渭集》，第216页。）直接将明世宗比作商汤。这种比喻是言过其实的。当然，徐渭未必知道身居深宫的明世宗长期不理政务，完全沉溺道教的事实。但从皇帝为天下祈祷降雨这个角度来看，却是关心民瘼的举动。徐渭生活在民间，懂得干旱对百姓造成灾害的严重性。他写这首贺诗，大约是出于对民情的关注。
此后，徐家又上演了一幕悲剧，即徐渭把继室张氏给杀了。有关徐渭杀妻的原因，在一段时间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徐渭在被捕下狱后，写了一封《上郁心斋》。其中对杀妻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顷罹内变，纷受浮言。出于忍则入于狂，出于疑则入于矫。但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如以为忍，何不漫加于先弃之妇？如以为多疑而妄动，则杀人伏法，岂是轻犯之科？如以为过矫而好奇，则蹀血同衾，又岂流芳之事？凡此大凡，虽至愚亦知所避，求诸众恶，惟明公或在所原。顷者如闻月旦，亦步雷同……抑不知河间奇节，卒成掩鼻之羞；贾宅重严，乃有窃香之狡。（《徐渭集》，第885—886页。）
徐渭杀妻的极端行为，在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将他杀妻的原因归结为忍、狂、疑、矫四个方面。忍是指残忍，狂是指疯狂，疑是指多疑妄动，矫是指行为过激。徐渭对这四点一一进行了辩解。“河间”句出自柳宗元《河间传》，它讲述了一个原先十分贞洁的妇人后来变得极为淫浪的故事。“贾宅”句系用西晋贾充之女贾午与韩寿私通的典故。这两句明确指出妻子张氏有外遇，因而招致被杀。
徐渭这种说法是有明显动机的。必须还原到具体历史环境中去，才能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郁心斋即郁言，字从忠，出仕前与徐渭居住在同一条巷内。郁言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先后任宜兴知县、睢州同知、颍上知县。当时，郁言的同榜进士岑用宾任绍兴知府。徐渭写这封信给郁言，是想通过郁言的关系，向岑用宾说明杀妻的原因，保存性命。因而，徐渭进一步写道：“伏望明公曲谅隐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说，赐挽后评。倘能出万死于一生，即是垂三纲于九鼎。”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其辩解理由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徐渭晚年写作《畸谱》时，提及杀妻之事，并没有提到张氏有外遇之事，而是说：“易复，杀张下狱。”（《徐渭集》，第1329页。）这就是说，杀妻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说法，较为真实。因为时过境迁，回首往事，心境反而和平宁静，其说法也就较接近事实。
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说：“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徐渭集》附录，第1340页。）徐渭一生续娶过三个女人，一是妾胡氏，二是王氏，三是张氏。徐渭与胡氏在一段时间内婚姻不错，后来就闹翻了。徐渭入赘杭州王氏，没有几个月就离开了。而张氏却死在他的手里。从这些事实来看，陶望龄说徐渭“猜而妒”，当是有道理的。显然，问题不在女方，而在于徐渭的“猜而妒”。所谓“猜”，即徐渭自己提及的“多疑”。陶望龄的说法与徐渭的辩解和叙述有两点不同。其一，徐渭自称杀妻是由疑张氏有外遇而起，陶望龄却认为是由“猜而妒”引起，不仅肯定“猜”，而且增加了“妒”。其二，徐渭晚年说杀妻是因“易复”而起，陶望龄没有相信这一说法。
陶望龄是徐渭的同乡，比徐渭小四十一岁，视徐渭为先辈。他在《徐文长传》中，对徐渭评价极高：“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徐渭集》附录，第1341页。）认为在越之文士中，只有陆游与徐渭最为著名。他对徐渭为人处世的评价，当是有根据的。而从徐渭个人的行为来看，性格多疑，心胸褊狭，是确实存在的。而嫉妒与上述因素又是紧密相连的。袁宏道在写《徐文长传》时，也认为徐渭“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徐渭性格的褊狭，恐怕是公认的事实。
清人顾景星《白茅堂》卷四三记叙徐渭遗事，涉及杀妻一事。其文云：
文长之椎杀继妻也，雪天有童灶下。妇怜之，假以亵服。文长大詈，妇亦詈。时操收冰，怒掷妇，误中。
四齿耙。这段文字对徐渭杀妻表述得非常清楚：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是“雪天”，即冬天；二是事件的起因，张氏把便服借给童仆穿；三是事件的性质，徐渭与张氏争吵，愤怒之中将四齿耙投向张氏，“误中”而使张氏致死。只是我们不知道顾景星这些材料的来源和出处，毕竟顾景星是清代人，而不是徐渭同时代人，其资料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明末冯梦龙创作《情史》时，也写了一篇《徐文长》，认为徐渭杀妻是一种因果。文字简洁，通俗易懂，现录部分如下：
渭尝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一二辈，斩之辕门。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再娶，辄以嫌弃。续又娶小妇，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归，忽户内欢笑作声。隔窗斜视，见一俊僧，年可二十余，拥其妇于膝，相抱而坐。渭怒，往取刀杖，趋至，欲击之，已不见矣。问妇，妇不知也。后旬日，复自外归，见前少年僧与妇并枕，昼卧于床。渭不胜愤，怒声如吼虎，便取铁灯檠刺之，中妇顶门而死。遂坐法系狱。后有援者获免。一日闲居，忽悟僧报，伤其妇死非罪。（《情史》卷一三，《冯梦龙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冯梦龙描绘徐渭杀妻是因果报应，说法荒诞，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这段文字有两处值得留意：一是徐渭“为人猜而妒”，沿用陶望龄之说；二是徐渭杀妻的细节，用铁灯檠刺张氏脑门。
梳理上述引征的文字资料，徐渭杀妻的案情大致可作如下描述。其一，徐渭杀妻是在精神病再次发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二，徐渭为人多疑，而且性格褊狭，张氏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件事引起徐渭的猜疑和愤怒，从而导致杀身之祸。其三，徐渭杀妻的手段极其残忍，恐怕使用了某种利器。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尤其前两者关系极其密切。否则，就难以解释徐渭自己提出的问题：“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张氏的行为是直接的导火索。而一家人在生活之中，磕磕碰碰的事情难免会发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绝不是张氏有外遇。也许在徐渭发狂的状况下，张氏哪怕有一点细微的差错，都可能导致徐渭杀人行为的发生。
杀妻事件发生后，徐渭被捕入狱，等候判决和处置。
这年十二月，明世宗在北京病死。裕王朱载继承皇位，这就是明穆宗。次年改元隆庆。
狱中七年
徐渭在狱中度过了隆庆元年（1567）的新年。明穆宗利用明世宗的遗诏，宣布“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南京御史赵锦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疏劾严嵩专权，被斥为民，家居十多年，此时官复原职。沈属恤录之列，被“赐祭一坛”。（参见《明穆宗实录》卷二，隆庆元年正月条。）沈襄因父亲沈被赠光禄寺少卿，已在北京任职。他于正月回到绍兴，参加祭奠仪式，并到狱中探视徐渭。徐渭写了《赠光禄少卿沈公传》一文，用“以文奇”、“以政奇”、“以谏奇”、“以戆奇”来概括沈的一生，并且把沈比喻成屈原，而认为自己有愧于宋玉。（参见《徐渭集》，第624页。）徐渭不能参加祭奠仪式，却以此文表达了对沈的崇敬。
沈襄回北京之前，又去狱中探视徐渭。徐渭写了《送沈叔成》一诗为沈襄送行。诗云：
稽山镜水秀堪餐，孝子忠臣古所难。
冰雪十年身尚在，风尘一剑事俱完。
青骡春蹀梅花暖，红雨朝挥柏树寒。
欲借伯符三尺手，高翻银汉洗人间。
（《徐渭集》，第304页。）
诗题原注：“沈上疏请复父仇，故以孙策事比之。”孙策，字伯符。徐渭以沈襄为沈申冤之事比作孙策为其父孙坚复仇之事，突出沈襄十年复仇的坚韧决心，称颂沈襄是自古以来的孝子忠臣。同时，徐渭还写了一篇《送沈君叔成序》，对沈襄的复仇行为进行了具体叙述。文中写到沈襄探狱的仗义行为：
来别余于理，见余抱梏就挛，与鼠争残炙，虮虱瑟瑟然，宫吾颠，馆吾破絮，成父忽双涕大叫：“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徐渭集》，第560页。）
“理”即指监狱。这段文字表述了沈襄的大丈夫气概，他将去北京为徐渭申诉。而从另一角度也提供了当时监狱的状况，老鼠成群，徐渭与它们争食；虮虱成群，钻进他的头发，藏在他的棉絮里。
对徐渭来说，这还不是最大的折磨，更大的折磨是他对死刑的担忧。“越中十子”之一的杨珂到狱中看望徐渭，对如何想办法出狱作了指点。徐渭很感激，但也表露内心的忧虑：“但使时节至，一鼓广陵琴。”（《寄答秘图山人二首》其二，《徐渭集》，第76页。）意思是说，死刑是避免不了的，只等死期一到，就仿效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之曲，以此与世长辞。
五月，少颠和尚也到狱中探视徐渭，与徐渭进行了长谈，谈话内容大约是劝说徐渭如何坚持忍耐。徐渭有所感悟，写了两首诗送给少颠。其中一首写道：
鲰生莫讶垂怜少，李白犹言欲杀多。
顾尔难将佛力救，已拚身向鬼门过。
他年夜雨还思不，此日风波奈若何？
悟后思仇成一笑，借君如意鼓盆歌。
（《次韵答少颠师》，《徐渭集》，第227—228页。）
这首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徐渭自认为必死无疑。他说少颠即使佛法如天也无法挽救他，他必然要走进鬼门关，已不抱有任何幻想。其二，徐渭对杀妻一事表示了后悔。他说自己醒悟之后，才感到因仇杀妻简直太可笑了，愿意借用少颠手持的如意，也学庄子鼓盆那样，对妻子张氏之死表示哀伤。
六月十六日夜里，徐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官员重新审理他的案子。他向官员苦苦恳求，并列举古人杀人而免死的事件予以说明。那官员画了一幅白犬雪猎图让他作诗，说是能完成十韵就可释放。他才写了十二句即六韵，官员立刻站起来要离开，徐渭也从惊慌中醒来。（《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梦一宪公更讯予狱，予颇恳乞，且历数古人事。宪公乃取片纸，手画一白犬从雪中猎，作题，且曰：汝赋得十韵即止。予赋得十二句，而宪公逡巡起。予亦觉，半忘矣，今续成之》，《徐渭集》，第310页。）徐渭做这样的梦并不是偶然的。从中可见，他对死亡有一种恐惧感，存在某种焦虑的状态，同时他也希望案情有所转机。
秋天，远在安徽歙县的方阜民听到徐渭被逮入狱的消息，急忙赶往绍兴。徐渭对方阜民的到来深表谢意，只是在这菊花盛开的时节，却身陷囹圄，无法在枫林丛中与方阜民对饮，深感遗憾。（《送方阜民》：“谁知一壁圜龙隔，对饮枫林亦不得。”（《徐渭集》，第162页））王寅是徐渭的好朋友，听说方阜民来探狱，便托方阜民带来一封问候信。徐渭写了一首诗托方阜民带给王寅。他在诗中写道：“十岳乘云人，寄我一尺书。能遣鲤鱼至，不能活枯鱼。”（《寄王仲房》，《徐渭集》，第92页。）将自己比喻为枯鱼，说明他仍然没有摆脱对死刑的担忧。
冬天，长年在成都的杨道人到绍兴拜谒大禹陵，也到监狱访问徐渭，对徐渭进行了开导。徐渭对杨道人的开导，并不以为意，他写道：“近日嵇康知不免，懒将消息问孙登。”（《杨道人访我于系索诗》，《徐渭集》，第238页。）徐渭自喻为嵇康，以杨道人喻孙登。孙登是三国魏末西晋初人，隐居于汲郡北山中。嵇康从游三年，孙登默然无语。临别时，孙登才以“才多识寡”告诫嵇康。但嵇康仍然被钟会陷害，死于司马昭的刀下。徐渭用这个典故，意在表明，我已经是嵇康，难免于死，也就没有必要向你请教了。
徐渭对后事已有所考虑。他把以前所写的诗文稿委托给上虞人葛韬仲和葛景文叔侄两人，请他们编辑并作序。葛韬仲名，曾任鄂州推官，与徐渭为世交。葛韬仲此时乡居，接到书稿后即着手整理，并将自己的《览越篇》送给徐渭，请徐渭写序。（《览越篇序》，《徐渭集》，第547—548页。）
徐渭在狱中迎来了隆庆二年（1568）的新年。这天，丁肖甫带着徐渭的幼子徐枳来探狱。徐枳为张氏所生，此时来看望徐渭，徐渭十分高兴，写了《戊辰元旦喜杜儿至走笔》一诗：
苍松古柏出墙枝，今岁今春异昔时。
试罄酒樽浑忘醉，却牵儿女笑成痴。
琴凄尚带南音泛，剑出先从紫气知。
自比当年梁苑客，邹阳彩笔正堪题。
（《徐渭集》，第228页。）
诗题“杜儿”即徐枳，当时七岁。整首诗写得十分欢快。徐渭自比为西汉时的邹阳。邹阳遭人诬陷，被投入监狱。他上书自陈冤屈，获释后成为梁孝王的座上客，经常游玩于梁苑。可能众人的营救在此时已经起作用，从而使徐渭的心情豁然开朗，感到“今岁今春异昔时”，完全扫除了往日对死刑的担忧。
过了几日，即将去北京参加会试的张元忭前往狱中探视。张元忭，字子荩，是张天复的长子。而张天复是徐渭的同学，此时已从云南副使调任甘肃按察副使。按辈分，张元忭为晚辈。但徐渭只比张元忭大十七岁，平时交往较多，加之徐渭为人随便，两人也可以算是朋友。徐渭对张元忭此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先后写了《送张子荩春北上》和《赋得紫骝马送子荩春北上，次前韵》两首诗送给张元忭。他在其中一首写道：“泽兰把赠携春色，苑杏留花待异才。却说涸鳞县尾在，欲从天上借风雷。”（《送张子荩春北上》，《徐渭集》，第774页。）希望张元忭此行能以出众的才华考中进士，以便将他救出监狱。
正月二十四日，吕尚宾与时中到狱中探望徐渭。夜里刮大风，下大雨，地上结冰一尺多厚，两人便与徐渭谈到深夜，并睡在那里。吕尚宾是兵部尚书吕光洵的族弟，是新昌当地的知名人物，他与徐渭在狱中共度夜晚，徐渭深为感动。他在诗中写道：“话深白榻三人雨，冰断黄河一夜风。”（《戊辰廿有四日，尚宾、时中宿于圜。夜大风雨，冰厚尺。诘朝得子甘北报，走笔遍诸友》，《徐渭集》，第272页。）
五月，明穆宗以南京御史赵锦为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等处军务。赵锦与张天复是儿女亲家。徐渭与张家关系密切，同赵锦也常有联系。当他听到赵锦被任命后，写了一首诗为赵锦送行：
霓旌万里拥楼船，共说牂汉郡年。
秋浦送人歌白苎，夜郎吹笛待青莲。
两藩重镇盘江合，五姓番君后殿延。
北极从来俯南陆，好将柔远答皇天。
（《送御史大夫赵君节镇川贵》，《徐渭集》，第822页。）
此后不久，徐渭的母亲病故。母亲的死，与徐渭的入狱极有关系。她是一个可怜的人，在徐渭十岁时被逐出家门。徐渭二十九岁，才有能力将她接回家赡养。此后，徐渭经历了胡宗宪幕府的解散、发狂自杀、杀妻等一系列波折，都无疑增添了她的忧愁。她没有等到徐渭出狱这一天，就先走了。经过丁肖甫的作保，徐渭被允许出狱料理丧事。
丁肖甫是徐渭的同学，也是挚友。徐渭入狱后，丁肖甫照顾徐渭残破之家，料理老人和幼子的生活。徐渭出狱后，丁肖甫帮徐渭料理丧事，使一切稳当妥帖。徐渭后来在《告丁母》一文中，深切地表达了这种挚友之情。（参见《徐渭集》，第662页。）
这次出狱虽然是短暂的保释，但对坐了近三年监狱的徐渭来说，也感觉到无比的自由。于是，他写了《前破械赋》一文。他写道：“寸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轻？其在今日也，栩栩然庄生之为蝴蝶。其在昨日也，蘧蘧然蝴蝶之为庄生。”（《徐渭集》，第44页。）徐渭一向个性张扬，崇尚自由。他在赋中引用庄子梦为蝴蝶的典故，用来表达他此时的自由状态。
这一年，隆庆皇帝整肃吏治。有人检举张天复在云南按察司副使任上有贪污之事，张天复自甘肃赴云南对簿。
隆庆三年（1569）正月，下第归里的张元忭打算从绍兴出发，到云南去迎候张天复回家。张元忭在元宵节去探望徐渭，并告诉徐渭云南之行，徐渭写了《灯夕送张君之滇，迓其尊人》一诗为张元汴送行。诗中写道：“今岁风光信觉饶，无人不去踏虹桥。独辞午夜千门月，去迓高堂倍里遥。”（《徐渭集》，第797页。）对张元忭的孝行予以肯定。张元忭到达云南后，与其父张天复向当政者作出辩解。时任贵州巡抚的赵锦也从中周旋，从而使真相大白。徐渭后来代赵锦写的《张太仆墓志铭》一文对此事件进行了详细叙述。（参见《徐渭集》，第1032—1035页。）
秋天，张天复父子从云南回来后，一起到狱中探视徐渭，并送给徐渭从云南带来的水果马槟榔。张天复被检举，对张家来说是一件大事，而他们身处危难之中，仍然想到狱中的徐渭。徐渭为此异常感动，写了《张云南遗马金囊》（《徐渭集》，第246页。）一诗，对张氏父子“万里锦苞辞晓露”的行为心领神会。
十月二十二日，徐渭完成了对《参同契》的注释。《参同契》即《周易参同契》的简称，三卷，东汉魏伯阳撰。《参同契》将方士炼丹、黄老养性与《周易》卦爻三者相掺合，既谈外丹炉火，又讲内养修炼。它认为，只有外食金丹、内养精气和配以服食，才能达到变形成仙、长生久视的目的，并指斥当时流行的存思、食气、房中术以及祭祀鬼神祈祷福寿等歪门邪道。它是道教丹鼎派的重要著作，被尊为“万古丹经之祖”。（参见《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联合出版，第20册第122页。）全书约六千余字，基本为四字、五字一句的韵文，也有少数长短不一的散文体和离骚体，语词古奥。唐宋以来，注释《参同契》者甚多，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有发挥，亦颇多抵牾。
徐渭一直留意《参同契》。狱中无事，更是不断思考其中的意蕴。六月二十日，他突然大彻大悟，于是从十月初九日起着手注释《参同契》。（参见《答人问参同》，《徐渭集》，第473—478页。又，徐渭在此文中以隐语自署“囚秦田水月”。徐渭以“田水月”为号始于此时。）徐渭注释《参同契》并不是偶然的。他早年曾与钱交游，对道家修炼之事多有涉及，而他的长兄徐淮以服外丹不幸身亡，这促使他穷究本源，注经立说。他采用“一经一注”的方式，分别主次，理顺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自负地认为，这种注释方式就像三国时东吴名将陆逊攻破蜀国一样，只点一把火，便可火烧连营七百里，全书一脉贯通。（参见《注参同契序》，《徐渭集》，第543—544页。）
徐渭完成注释后，做了一个梦，梦见小溪里的螃蟹大如斗，有小儿从蟹壳中出入。于是，他写了《养生书成记事与梦》，自比为蔡邕与嵇康：“中郎赎命悭修史，叔夜滨刑且养生。见说渔翁凭一叶，波掀浪稳付前程。”（《徐渭集》，第273—274页。）对此书自期甚高。可惜的是，此书今已失传，我们无法一睹全貌。
十一月初一，前绍兴府同知俞宪编成《盛明百家集》。《盛明百家集》分前后编，收录明初至明中叶诗人凡一百三十八家，详于同代而略于明初。俞宪将徐渭的诗作编为《徐文学集》，列于后编。俞宪在小传中云：“不意竟以《白鹿》一表，心悸病狂，因之罹变系狱，惜哉！生尝累牍望援，予阻于力。既乃以文数卷远遗。盖同志之士爱其文，而义助成集者。予不及助，爰就集中刻其诗赋之尤者数十篇列于明诗后编，余文尚有待云。”（《盛明百家诗徐文学集序》，《徐渭集》附录，第1355页。）这段文字提供了几个信息。一是徐渭在狱中多次写信给俞宪，请求救援，但俞宪“阻于力”，没有办法。二是徐渭又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俞宪，俞宪就将其中的数十篇编成集子。三是俞宪十分器重徐渭的才华，认为他还将创作有分量的作品。
隆庆四年（1570）正月初一，徐渭在狱中喝得大醉，叫狱卒拿来笔墨纸砚，进行书法创作。由于没有现成的书籍可参考，他就对古人的书法进行了评价，这就是《评字》。《评字》集中反映了徐渭对古人书法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徐渭书法的渊源。全文不长，现引录如下：
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散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静而匀，乃其所长。孟虽媚，犹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书，不可言也。尝有评吾书者，以吾薄之，岂其然乎？倪瓒书从隶入，辄在钟元常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人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则超而仿篆。分间布白，指实掌虚，以为入门。迨布匀而不必匀，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矣。握入节乃大忌。雷大简云：“闻江声而笔法进。”噫，此岂可与俗人道哉？江声之中，笔法何从来哉？（《徐渭集》，第1054—1055页。）
在这段文字中，徐渭对七位前人的书法作出了评价。其中，对宋代四大家即黄庭坚、苏轼、米芾、蔡襄书法的优劣长短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作出了论断。徐渭自己的书法深受宋人的影响，尤其是受米芾的影响更深。他对宋四家的论断如此深刻，正好说明他对宋四家情有独钟。徐渭还透露出，曾经临摹过西晋索靖的书法，但没有摸着门径。
二月初四日，是徐渭五十岁的生日。吴景长带领他的众子弟到狱中，为徐渭五十岁生日祝寿。徐渭与他们开怀畅饮，事后写成《五十生辰，吴景长携诸子弟饷予圜中》一诗：
回头四十九年差，兀兀将身伴肺嘉。
齿数真惭虚犬马，枝干犹记浑龙蛇。
纵令百岁能余几，况复孤舟未有涯。
多谢诸君留醉久，棘墙新月上梅花。
（《徐渭集》，第805页。）
“肺嘉”一词下原注：“石名，太古以石为狱。”古人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之说。（参见《淮南子·原道训》，《诸子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7页上栏。）也就是说，五十岁已属人生的晚景，应对此前度过的时光作出回顾。而徐渭此时身系监狱，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瞻望未来，似乎都是茫然一片，恰似一叶孤舟漂荡在无限浩渺的水中，不知何处是岸，也不知何时是尽头，心中充满了孤独忧伤之感。但诗的结尾却表达了徐渭对生活的热情未减。新月映照下的梅枝，仍然唤起他内心的欣喜。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对死神的恐惧，而狱外的营救工作也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不久，莫叔明到狱中来探视徐渭。莫叔明，字公远，长洲人，徙居在杭州，喜欢写诗。（参见《列朝诗集小诗》丁集中，第502页。）他是奉绍兴知府岑用宾之命来看望徐渭的。徐渭自然十分欣喜，写了一首《寄莫叔明》诗。这首诗一方面叙述了狱中的苦状：“我与鼠争食，尽日长苦饥。”说明自己在狱中忍饥挨饿，生活状况并不佳；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自己的期望：“安得秦时人，化作大鸟飞？”（《徐渭集》，第77页。）希望自己能像大鸟一样，到自由的空间去翱翔。言外之意是让莫叔明转告岑用宾，尽快想办法使自己出狱。
八月，由岑用宾主持修建的郡学竣工。徐渭受众多学官子弟之托，写了《修郡学记》一文。此文被刻成碑，竖立在郡学门前。文中对岑用宾的功德进行了颂扬。（参见《徐渭集》，第1002页。）岑用宾对徐渭的文章很欣赏，就设宴招待了他。阶下囚忽然成为知府宴席的座上宾，对徐渭来说，是无比荣耀的事，从中也透露出案情的转机。徐渭为此写了《谢府岑公赐席》一文。在文中，徐渭表现出欣喜若狂的心态：“自罹网罟，甘伏烹庖。何意任使之余，遽有几筵之彻。第缘桎梏，久困渴饥，荣赐席而先尝，何暇从容于正席，全李而思咽，惟知匍匐于往将。”（《徐渭集》，第451页。）
到了隆庆五年（1571），徐渭在狱中的状况大为改观。正月十七日，张元忭带着儿子张汝霖到狱中探视徐渭。张汝霖是个调皮的小孩，看到壁上用布囊装着的木械，就故意问：“岂先生无弦琴耶？”（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附录，第1349页。）徐渭听后，开怀大笑，说这个孩子口齿太厉害。张元忭这次是来向徐渭告别的，因为上次进京没有考中进士，这次又要北上参加会试。徐渭为此写了一首诗《送张子荩会试》（《徐渭集》，第827页。）。
二月十五日，有一只老虎窜入绍兴城内，躲藏在城中山上。城里人敲打锣鼓，点亮火把，将虎赶下山去。四处乱窜的老虎在明真观咬伤了道士，在千秋巷吓得行人屁滚尿流。老虎在跳过高墙后，坠入粪坑。千秋巷里三十多个少年用木棒、铁叉将老虎打死，把虎献给官府。徐渭在狱中听到这个消息，写了一首乐府诗《市中虎》。这首诗除了叙述事件的本末外，还写道：“古人言，市有虎，信之者，足愚鲁。今若此，云如何？金波罗，城中做窠，凡百事，尽有似他，难信一边说话。”（《徐渭集》，第880页。）“三人成虎”是一个著名的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二》，意思是说市中本来无虎，由于有人一再传说，便令人信以为真，难以辨别是非了。徐渭此诗亦有讽喻意味，尤其“难信一边说话”大约另有所指，具体是指杀妻之事还是胡宗宪被逮之事，则无从考辨。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三月，张元忭考中进士的捷报送到绍兴。接着，张元忭参加三月十五日举行的殿试，考中状元，被授翰林院修撰，再次传来捷报。徐渭在狱中听到第一个消息，高兴地喝了五大碗酒，写了一首词《调鹧鸪天，闻张子荩捷报呈学使公》（《徐渭集》，第890页。），让人送到张天复家里，表示祝贺。徐渭听到第二个消息，又在狱中喝得大醉，写下了《继闻廷对之捷，复制贺新郎一阕》。他在词中写道：“男儿到此平生足，却惹起愁人一醉，消他万斛。”（《徐渭集》，第890页。）对张元忭表示祝贺的同时，不免想起自己的身世。徐渭二十六年孜孜于科举，只是一个秀才，却因杀妻下狱而被革去了资格，今后连继续参加科举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了，一股愁绪从内心散发出来。但是，徐渭还是非常替张家高兴，毕竟这是家庭的荣耀，也是乡邦的荣耀，更何况张家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于是，徐渭又写了一首七律《闻张子荩廷捷之作，奉内山尊公》，呈献给张天复。他在诗题下注云：“自王公佐状元及第至于君，只三人。”诗中也写道：“南宋到今知几度，东风分付只三人。”（《徐渭集》，第775页。）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不久，张元忭回到绍兴，又到狱中探视徐渭。徐渭应张元忭之约，为张元忭的融真堂写了一首七言古诗《万玉山房歌》，对张家父子好学多思进行了颂扬：“学部使者内山老，公子之翁才思好。两人读书各万卷，字总无形腹应饱。”（《徐渭集》，第128页。）
这一年，岑用宾离任，由盛时选继任绍兴府知府。盛时选此前曾按巡北方边地，他与会稽知县杨节谈起上疏筑长城之事。杨节觉得这些奏疏很有价值，应该流传下去，就拿去刻印成书。杨节请求张元忭替他写一篇序，张元忭又托徐渭来完成。于是，徐渭代笔写成了《按辽议建序》（《徐渭集》，第918—919页。）一文。而盛时选也听说徐渭擅长写文章，就托人叫徐渭也替他写一篇序。徐渭很快写出了序文，这便是《北台疏草序》（《徐渭集》，第551—552页。）。徐渭与新任知府接上关系，对此后的出狱大有益处。
这时，徐渭的行动较为自由。到了秋天，徐渭甚至可以走出监狱到张天复家里作客。徐渭到张家，是替张天复画人物花卉册页的。据《穰梨馆过眼续录》卷十《徐青藤人物花卉册》题署，创作地点是在张家的留云馆。徐渭为这些画作都写了题画诗，分别是《独钓寒江》、《水仙杂竹》、《芭蕉墨牡丹》、《题画蟹一首》、《右军修图，二鹅浴于溪》（《徐渭集》，第332页、第394页、第405页、第853页、第854—855页。）。这些题画诗的诗题基本上反映出徐渭画作的具体内容。这些题画诗写得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如《水仙杂竹》写道：
二月二日涉笔新，水仙竹叶两精神。
正如月下骑鸾女，何处堪容食肉人？
隆庆六年（1572），对徐渭来说，是悲喜交集的年头。闰二月二十八日，徐渭尊敬的长辈高升去世。高升是徐渭的老乡，有侠士风度，早年经商，急公好义，常对世间不平之事猛烈抨击。沈被贬保安后，高升骑驴前往拜访，拉着沈的衣袂，痛哭流涕。沈拿出一只珍宝猫眼送给他，以抵昔日所欠之债。高升大笑，掷还给沈。高升平常与徐渭交往，从来不向徐渭乞求一字。等到徐渭被逮入狱，高升每次入狱给徐渭送去酒食，都从早晨一直呆到晚上才离开。高升去世，徐渭感到十分痛惜，写了《高君墓志铭》（《徐渭集》，第635—636页。）一文。
九月十二日，是张天复六十大寿生日，徐渭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寿学使张公六十生朝序》。徐渭在叙述了自己与张天复的同学关系及张天复在云南讨伐乱贼有功而被谗之后，接着写道：
当时公为马援，而渭为郦炎。夫马援者，望盛而功高，中朝谅而能讼其冤。郦炎眇小儒耳，其所以幸免于瘐者，谁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为父母，其事虽在于今日，而公之误知我而为鲍子也，乃在于曩时不视我于弟子之时。不然，管氏仅得其一于鲍子者，而渭顾能得其二于公耶？（《徐渭集》，第972页。）
徐渭将自己与张天复的关系分为以前和现在。在以前，徐渭与张天复为同学，徐渭将张天复比喻为鲍叔牙，而自己是管仲，两人属于知己关系。这种关系，在张天复三十五岁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后，仍然没有改变，张天复一直都以知己的身份关照徐渭。而现在，张天复虽然削职归家闲居，但徐渭认为他平定云南乱贼之功可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远征交之功相比，而徐渭自认为是郦炎。郦炎是东汉涿郡范阳人，富有文才，善解音律，言论敏捷。他精神病发作时，致使正在临产的妻子惊吓而死，被诉讼而投入死狱中。徐渭的经历与郦炎大致相同，而徐渭并没有死在狱中，这是因为张天复出面营救的缘故。张元忭状元及第后，经过他的恳请，明穆宗同意张天复以云南副使的身份致仕。张家本来在绍兴就有较大的势力，这样又增加了其声望。这使得张家在营救徐渭的过程中出力最巨。徐渭所说的“公之生我为父母”并非虚饰之词，而是实有其事。因此，徐渭认为他比管仲还要幸运，管仲只是一次得到鲍叔牙的照顾，而自己却两次得到张天复的照顾。
十月二十日，徐渭的神交朱邦宪病逝。朱邦宪，字察卿，上海人，他的父亲朱豹曾官至福州知府，而他却耻为纨绔子弟，为人慷慨，侠义好客，急人之难甚于己，又喜欢读书，爱好诗歌，多与名流交游。（参见《朱太学邦宪》，《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第502—503页。）他与徐渭的交往始于二十年前，一直都是书信往来，探讨诗歌创作，并未谋面。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渭正在胡宗宪幕府中患病，朱邦宪寄医书《素问》给徐渭。徐渭写了一首诗给朱邦宪，其中写道：“雁去鱼来复几春，托缄犹胜挹清尘。久居海畔知时事，远寄方书慰病身。”（《寄朱君邦宪》，《徐渭集》，第235页。）嘉靖四十三年，朱邦宪的母亲七十大寿，徐渭写了《寿朱母夫人序》（《徐渭集》，第960—961页。）一文。直到徐渭被逮入狱的消息传到上海，朱邦宪当即表示：“上书北阙吾曹事，友道于今尔正深。”（《闻徐文长系狱寄张鸣教》，《朱邦宪集》卷四。）他要与张鸣教一起想办法营救徐渭。随后，他又赶往绍兴，到狱中探视徐渭，两人才第一次会面（《会稽狱中访徐文长》：“廿载神交意气同，相逢有泪洒西风。”（《朱邦宪集》卷四。））。此时的朱邦宪已抱病在身，此后，他在去世前寄信给徐渭，信中说：“不能为足下诣阙上书，深惭古道。”为自己不能到北京上书营救而感到惭愧，并托沈明臣带去银两，让徐渭买酒喝。（《与徐文长》，《朱邦宪集》卷一五。）朱邦宪死时年仅四十九，徐渭听到死讯，内心十分悲伤，他在诗中写道：“远从黄浦白波边，泪尽枯鱼黑索前。共许相逢还几度，讵知此别即千年。”（《邦宪死》，《徐渭集》，第242页。）两人神交二十年，唯一的一次相见却在狱中，而且成为永诀。其伤悲之情可以想见。
除夕这天，徐渭被保释出狱。从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狱，首尾七年。徐渭在狱中经历了可能被处死刑到免除死刑以及保释出狱三个时期。徐渭的处刑所以能一步步减轻直到保释出狱，主要得力于众人的合力营救。这种营救自徐渭入狱起，就在起作用。整个营救活动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绍兴，一个是北京。
在绍兴，以张天复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营救合力。徐渭在《祭张太仆文》中说：“公之活我也，其务合群喙而为之鸣。”（《徐渭集》，第664页。）可见，张天复为营救徐渭联络了许多人，动用了多种关系。除了本书在以上章节叙述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员外，还有山阴知县徐贞明、会稽知县杨节、浙江按察使朱等人。徐渭在《送徐山阴赴召序》中说：“始渭之触罟而再从讯也，非公疑于始而得之真，则必不能信于终而为之力也，必使之活而后已。”（《徐渭集》，第549页。）这说明徐贞明在案件的审问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营救活动展开的前提。徐渭在《送杨会稽》一诗中写道：“余生偷一日，感泪积千行。勺水喁干鲋，残羹活翳桑。买丝将作绣，刻木且焚香。”（《徐渭集》，第313页。）杨节与绍兴知府盛时选关系密切，在徐渭出狱问题上帮过大忙。徐渭在朱去世后，写诗怀念他：“及予在圜中，亲入相慰藉。佐觞备海物，烹鸡荐鲥。得予脱梏归，县官向予话：尔非朱按公，不得相僭假。”（《哀词三首·朱按察公》，《徐渭集》，第87页。）朱当时任浙江按察使，是徐渭出狱的最后审批者。
在北京，以诸大绶为中心展开对徐渭的营救活动。徐渭在入狱之后，前后写了两封信给诸大绶。徐渭在第一封信中写道：“盖雉兔之待鼎铛，但知号己之急，而云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时之施。”（《启诸南明侍郎》，《徐渭集》，第450页。）徐渭自比为触网的雉兔，即将被烹饪了，盼望诸大绶能降一场大雨，把严刑之火给熄灭掉。诸大绶当时为吏部右侍郎，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接到徐渭的求援信后，立刻向浙江地方官打了招呼，从而使徐渭在狱中的情形大为改变，由死罪改为监禁之刑。徐渭的第二封信透露了打招呼这一事实。信中写道：
猥以死灰，加之嘘息，得诸秘寄，感而涕零……自今已往，庶几终于玉成，从此余生，并是付之再造。（《又启诸南明侍郎》，《徐渭集》，第450页。）
“秘寄”是诸大绶寄给地方官的信函，其内容不得而知。但这封信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它使徐渭摆脱了死刑的威胁。同时，翰林院编修朱赓也伸出援助之手，向浙江地方官打招呼。朱赓是朱公节之子，而朱公节是“越中十子”之一。徐渭为此写了《谢朱金庭内翰》（《徐渭集》，第450—451页。）一信，对朱赓的营救表示感谢。此外，刚于隆庆五年（1571）考取进士的商为正，当时任刑部主事，也出力营救徐渭。徐渭为表示谢意，特地写了一把扇面托人带给商为正。（参见《与商燕阳》，《徐渭集》，第1128页。）
吴景长携众子弟将徐渭接到家中，欢庆新年的到来。徐渭刚从桎梏的状态中走向自由，内心无比兴奋，与吴景长及众人通宵饮酒。他写了《除夕通宵饮吴景长宅，时久系初出》一诗：
吴家兄弟解留客，镇江窝笋樱桃干。
饮我金杯三百斛，五更漏转犹未残。
我系六年今始出，宝剑一跃丰城寒。
登楼忽见梅花发，时有春意来珊珊。
醉余皓首冲泥滑，欲跨白马呼银鞍。
（《徐渭集》，第723页。）
诗中“六年”系指实数，按虚数当为首尾七年。徐渭在其他诗文中言及入狱时间，多言七年。从整首诗来看，充满一种欢快感。眼前是果品美酒，远望是梅花初发，春意即将来临。醉后跨马，画面生动。同时，徐渭还写了《后破械赋》，以诙谐的口吻描述了眼前的状态：“尔完我死，尔破我生。”（《徐渭集》，第44页。）从此，徐渭又成了自由人。
在此补叙一笔：执政不到六年的明穆宗于此年五月病逝，太子朱翊钧于六月即位，这就是明神宗。明年改元万历。徐渭的出狱，与新皇帝即位、照例要大赦天下这一时代大背景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