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贫病残年
京师恩怨
万历八年（1580）新年刚过，正月初三和初四两日，绍兴天色昏暗，北风呼啸，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面对眼前景象，徐渭写了一首七言排律，其中写道：“唱玉量银过斗柄，埋花没树到天涯。但飘琼叶无枝蒂，细碾尘度纱。”（《万历八年正月三日四日连大雪》，《徐渭集》，第831页。）可见，这场雪下得很大，雪景也极为壮观。
不久，张元忭从北京托人请徐渭去北京帮忙。此时，徐 渭的病情已基本好转，而家中生计仍然没有着落。于是，徐渭便带着小儿子徐枳整装北上。这是徐渭最后一次去北京。
在北上途中，徐渭目睹黄河、淮河治理工程完成的情况，内心里为黄淮地区百姓能安居乐业而感到高兴。他写了《淮河成长吏索赠两台二首》，诗下原注：“果有龙蜕而徙之事，时潘工部役此。”（《徐渭集》，第288页。）潘工部指潘季驯，于此年二月升任工部尚书。万历五年（1577），黄河、淮河大决口。次年，张居正任命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淮。当时，黄河水北流，而淮河水则南移，潘季驯决定堵塞决口，筑高堤防，借淮河的清水冲刷黄河的浊水，筑造高堰束住淮水，使黄、淮之水并流，以通泻入海口。整个工程于万历七年冬天完成。徐渭写此诗时，潘季驯已到北京上任。从诗题看，徐渭此诗是应地方官员之请而写的，但从诗的内容来看，徐渭是充分了解治理黄、淮情况的。其中一首云：
黄河东下万泥干，桐柏狂流自此安。
夹岸千艘移静练，连州百雉峙澄澜。
蛟龙引避缘司空，鸣雁悲歌美县官。
共指平江祠庙在，令人千古拜蝉冠。
桐柏是一座山，位于今河南桐柏县西南，是淮河的发源地，此处指代淮河。徐渭在徐州将游玩黄楼前，向坐在路边枣树下的妇人打听治淮前后的情形。他在诗中写道：“今岁青青陇麦稠，去年河水过堤流。无家不自波中出，有鳖都经树杪游。”（《徐州》，《徐渭集》，第245页。）诗以对比的手法，表达了今昔的不同，对眼前青青的麦陇感到喜悦。
徐渭到达北京后，正值潘季驯六十寿辰。潘季驯是浙江乌程人，嘉靖二十中进士，在仕途屡有升贬。徐渭在参加乡试时就与潘季驯认识，加上既是同乡，又是同龄人，于是写了一首贺诗《寿司空潘君六十》：
海天漠漠一弧县，正是司空治水年。
桐柏改流俱赴海，蛟龙自去不须鞭。
旧从精舍陪毫颖，今见台垣逼斗躔。
借取紫霞来几席，伫看黄发拥貂蝉。
（《徐渭集》，第260页。）
潘季驯与徐渭没有什么个人恩惠，而徐渭在几首诗中都称颂潘季驯治水功绩，其着眼点在于对民生的关注，这也是由徐渭一生关心国家大事的性格所决定的。
徐渭住在张元忭府第的近旁，帮助处理一些文字事务。现存《徐渭集》中还留下一些他代张元忭写的文章。比如山阴人白受采邀集旅京的浙江同乡三百余人，募集捐款白银一千余两，创立绍兴会馆的义冢，用来埋葬客死京城的同乡，就请张元忭领衔并作碑记，于是徐渭代笔写成《义冢记》（《徐渭集》，第601—602页。）一文。又如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丧父，万历八年正月服阕，明神宗赐以白玉带、大红坐蟒、盘蟒，并召对慰谕。徐渭替张元忭写了《代贺张相公启》一文，称颂张居正：“母后同心，蔼家人父子之义；平台前席，为苍生社稷之谋。旷古所无，普天胥庆。”（《徐渭集》，第451页。）按古代礼法，父亲去世，儿子要在家守孝三年。当时，张居正处于权力的巅峰，而明神宗又年幼无知，于是便采用皇帝诏令的形式，以“夺情”方式让他留在内阁继续掌权。张元忭是张居正排挤打压的对象，但在张居正的集权下，张元忭不得不迎合他。
此外，徐渭还替其他官员写作了一些文字，有些是经过朋友介绍而认识的。比如侍卫在柴市口修三省殿，宦官在房山修万佛寺，事成之时，分别托人请徐渭写《三省殿记》和《万佛寺记》（《徐渭集》，第1007—1008页、第998—999页。）。有一次，徐渭也为京官代写《刑部题名记》（《徐渭集》，第1000—1001页。）。徐渭的这些写作活动，是典型的笔耕，其目的无非是博得几笔润笔之资，用以维持生计。
远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于万历六年（1578）刻印了自己的诗集《问棘堂邮草》（《天一阁书目》卷四，《问棘堂邮草》有万历六年谢延谅序。）。徐渭在北京读到此诗集，感到耳目一新，随即写成一诗，打算寄给汤显祖。诗云：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
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平生。
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
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
（《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徐渭集》，第251页。）
“钧天”即“钧天广乐”，指天上的音乐；“吕览”即指《吕氏春秋》。徐渭对《问棘堂邮草》予以高度评价，这说明汤显祖的诗作对他产生了震撼。只是当时北京没有人去江西，此诗没有及时寄出。过了一段时间，徐渭打听到有人去江西，便将此诗和自己的两个刻本及四支毛笔托人带给汤显祖，并附上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枝，将需洒藻。（《与汤义仍》，《徐渭集》，第485页。）
徐渭对《问棘堂邮草》中的《芳树》尤其喜爱，仿其体创作了《渔乐图》一诗。《芳树》全诗七言三十六句，中段十二句，“芳”字重复二十三次：“也随芳树起芳思，也缘芳树流芳眄。难将芳怨度芳辰，何处芳人起芳宴？乍移芳趾就芳禽，却涡芳泥恼芳燕。不嫌芳袖折芳蕤，还怜芳蝶萦芳扇。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钿？芳钿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鱼乐图》全诗四十六句，中间十二句，“新”字重复二十九次：“新丰新馆开新酒，新钵新姜捣新韭。新归新雁断新声，新买新船系新柳。新鲈持去换新钱，新米持归新竹燃。新枫昨夜钻新火，新笛新声新莫烟。新火新烟新月流，新歌新月破新愁。新皮渔鼓悲前代，新草王孙唱旧游。”（《徐渭集》，第135页。）徐渭与汤显祖素昧平生，从未有过交往，年龄又比汤显祖长二十九岁，而他在诗中以及信中对汤显祖表现出如此倾慕之情，这在徐渭一生中为仅有的例子。徐渭生性孤傲，却主动与汤显祖订交，这是因为汤显祖以其异常才情博取了徐渭的倾心。此后，两人多有信函往来，但一直不曾会面。汤显祖在《陵寄徐天池渭》中写道：
《百渔》咏罢首重回，小景西征次第开。
更乞天池半坳水，将公无死或能来。
（《汤显祖诗文集》，第380页。）
对徐渭的绘画艺术也表现出倾慕。明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巨星，以其各自的才情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们结交的行为也值得后来人深思。
徐渭结识了梅国桢。梅国桢，字克生，又字客生，湖广麻城人。梅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相当富有。梅国桢生性喜好交游，听说徐渭的文名，即前往拜访。六月七日晚上，徐渭与梅国桢及几位同乡在长安街饮酒纳凉。席间，大家谈兴很浓，分韵赋诗，徐渭在诗中写道：
长安白苎风吹断，银河瑟瑟难成片。
楚人惯自唱阳春，一曲未终人已散。
西内湖荷没鹤长，裁不得只闻香。
东方万瓦寒楼阁，月照金琥珀黄。
（《六月七日之夕，与梅君客生及诸乡里趁凉于长安街，醉而称韵，得片字》，《徐渭集》，第132页。）
此后，梅国桢专程去看望徐渭。但因为身体不佳，加上天气太热，徐渭没有接待。他在信中说：“再失迎候道驾，并只在乡里故人咫尺之间摇扇闲话而已，非能远出也。稍凉敬当趁教，兼罄欲言。”（《与梅君》之一，《徐渭集》，第484页。）不久，梅国桢又派人送去自己创作的诗及求教的信函。徐渭在回信中说：“读牍与诗，高韵雅致，双见互陈，如吴橘渡淮而枳，令人几于易性，况寒暑细故耶？”（《与梅君》之二，《徐渭集》，第484页。）对梅国桢的诗歌成就予以肯定。过了几天，徐渭再读梅国桢的诗作，觉得越来越有趣味，又写了一封信给梅国桢：“百丈之井，操寻常之绠以汲之，愈续而愈不及。仆读足下之诗，将步骤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与梅君》之三，《徐渭集》，第484页。）并随信附上万历五年（1577）返乡停泊淮阴时创作的三首吊古之作，请梅国桢指教。
梅国桢与徐渭成为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于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授固安知县，后来擢升御史。万历二十年，监李如松讨伐宁夏叛将拜，与李如松共事。他对徐渭的理解，远比其他人深刻。徐渭死后，袁宏道写《徐文长传》时，直接引用了梅国桢的观点：“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徐渭集》附录，第1344页。）
徐渭到达北京时，李如松已由游击升任马水口参将。马水口，在今河北省涞水县西北，是边防关口。李如松派人送来礼物和书信，约请徐渭到马水口去。徐渭接到信时已是夏天，手头事正忙，于是给李如松回复一封信。在信中，徐渭深情地回忆了四年前交往的情形：“回思往日，衔杯圃榭树石之间，谈说鼓鼙，盼睐弓剑，日沉月升而犹不忍别去，乘醉拂袂，骑杂扬，尘缕缕起道上，醺然几坠，真昨日事耳。”（《答李参戎》，《徐渭集》，第483—484页。）
到了秋天，李如松又催促徐渭前往马水口，徐渭回信说：“明春，仆欲以季儿往侍左右，或于尊翁处为一执戟，未知事机可否耳？专候台示。”（《致李长公》之一，《徐渭集》，第1119页。）并寄去一面题诗扇子，表达情义。
北京的冬天特别寒冷。一个雪天的清晨，张元忭派人给徐渭送去半臂羔羊皮和一坛高粱酒，表示出对徐渭的关心。徐渭在《答张太史》中说：“仆领赐至矣。晨雪，酒与裘，对证药也。酒无破肚脏，罄当归瓮。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拟晒以归。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一笑。”（《徐渭集》，第1017页。）徐渭以前在宣化时，别人不但送他貂帽狐裘，而且邀请他去宴饮。但在北京却不同，收到的礼物只是半臂羔羊皮和一坛高粱酒，加上他与张元忭又是好朋友，所以以开玩笑的口吻写了这封致谢信。
绍兴新昌人潘晟于万历六年（1578）起任礼部尚书，这年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致仕回乡。潘晟在南京时，徐渭就与他有来往。潘晟到北京任职后，徐渭也经常去拜访他，一起谈诗论艺，相处融洽。为此，徐渭写了一首送行诗：
北斗声名重二京，东朝保傅谢初荣。
百年华发三握，一日朱轮送满城。
渐喜河冰仍绿水，稍闻乡雪盛黄精。
快帆定落归心后，客梦几番天姥青。
（《送新昌潘公》，《徐渭集》，第249—250页。）
诗中对潘晟进行了称颂。意犹未尽，徐渭又随诗给潘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徐渭又表达了“怅攀凤之终乖，肃歌骊以为献”（《送潘礼部归新昌诗启》，《徐渭集》，第887页。）的惋惜之情。
到了万历九年（1581）春天，徐渭带着次子徐枳从北京出发，经过大房山，在烟麓陀庵住了一宿，他将途中所见写成一诗，诗的最后四句写道：“回思燕赵时，筑城遏胡骑。安得尽如斯，脱甲开户寐。”（《往马水口宿烟麓陀庵》，《徐渭集》，第109页。）对长城沿线百姓平安生活表示由衷的赞颂，而这又得益于明政府的民族政策。徐渭由此联想到，如果古代也有此情景，那就没有必要筑建长城了。
李如松几次催促徐渭去马水口，是有一篇文章要请他来撰写。李如松于去年任马水口参将后，在率领三千士卒防守关口之时，羡慕三国时关羽的忠孝节义，就在当地建立关羽祠，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徐渭到达马水口时，关羽祠已经落成。他随即撰写了《蜀汉关侯祠记》（《徐渭集》，第595—596页。又，此文亦见《徐渭集》第1003—1004页，两者文字颇多出入。前者当为定稿。）一文，叙述了李如松热爱士卒的行为及建造关帝祠的举措。
李如松待徐渭为上宾，在莲花峰设宴招待，向徐渭介绍军中情况，并且谈到李成梁在辽东作战的成绩。徐渭对于出身朝鲜族的名将李成梁父子很感兴趣。李成梁父子依靠家丁作战，能与士卒同甘苦，又擅长骑兵运动作战，成为辽东边防的劲旅。徐渭先后写了《赠宁远公序》和《赠李长公序》两文。在前文中，徐渭叙述李成梁“结发与匈奴大小百余战，身几死者亦不下十余”，“视卒如婴儿，视货财如土”，“出而擐甲以从事，则为虎，入而解甲于燕居，独有孝弟以践诸其躬，仪刑其子弟，而一日未尝缺则为圣贤事”（《徐渭集》，第916页。），并进而认为李成梁被封宁远伯，取得食邑，主要不是因战功，而是因为孝悌。这正是徐渭看问题深刻而出人意料之处。在后文中，徐渭称赞李如松关心士卒、孝顺父母的行为，并议论说：“今夫兵犹博也，孝弟者其资也，胜而成功其采也，资高则气安而必胜，资寡则气不安而必不胜。”（《徐渭集》，第562—563页。）将一个人具有孝悌之心视为战场上取胜的基础。
徐渭对边防事务极有兴趣，也极为关注。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写入《边词廿六首》：
牙兵个个是熊，别选奇才养作儿。
试看阵云穿急处，一团蜂子拥人飞。
（《边词廿六首》第二首，《徐渭集》，第361页。）
邯郸才人似花枝，嫁与辽东厮养儿。
懒向楼中拈粉絮，解从马上寄征衣。
（《边词廿六首》第二十四首，《徐渭集》，第365页。）
前一首诗描绘了李如松家丁强壮威武、英勇善战。后一首诗原注：“守马水者，辽东李宁远之子，家卒敢死，妇有秦风。”称赞了妇女的牺牲精神。
临行时，李如松在北楼设宴饯别，并有文武官吏幕客参加，饮酒畅谈，分韵赋诗，徐渭写了《李长公祖道北楼，得山字》一诗。其中写道：“今朝送客去，何日破胡还。看取摇金印，长歌入玉关。”（《徐渭集》，第187页。）希望边疆能够长治久安。
李如松赠送一柄红拂给徐渭。徐渭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睹物思人，浮想联翩，一口气写了四首竹枝词。其中两首写道：
将军送客侍儿知，送客山头也解悲。
莫认花低将蝶惹，要知草偃是风吹。
弯弯曲曲几山溪，眼眼腮腮泪落丝。
立到马遥人影没，更谁知尔下山时。
（《自马水还，道中竹枝词四首》其一、其二，《徐渭集》，第357—358页。）
徐渭回到北京后，即以授经为职业。他这次北上，主要目的是解决生计困难，寻找生活出路。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如人意。他在《与柳生》的信中说：“在家时，以为到京，必渔猎满船马。及到，似处涸泽，终日不见只蹄寸鳞，言之羞人。凡有传筌蹄缉缉者，非说谎则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谓非鸡肋则不可，故且悠悠耳。”（《徐渭集》，第483页。）指出北京的现实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但也不是一无所获，因而他只能从长计议，慢慢地积攒钱财。他又在《与道坚》的信中说：“客中无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矿，满山是金银，焚香轮入，命薄者偏当空处，某是也。以太史义高，故不得便拂衣耳。”（《徐渭集》，第483页。）再一次申明没有根本解决生计问题，只是自己没有找到途径，同时由于张元忭是救命恩人，因而不便拂衣离去。
徐渭个性孤傲，行为放达，而北京是个王侯聚集之地，尤其重视礼法。张元忭虽然身为翰林，但受到张居正的排挤，他在为人处世上也谨小慎微，更以儒家礼法去约束徐渭，这使徐渭感到很压抑。另一位曾经出力营救过徐渭的翰林朱赓对徐渭的行为更为不满。朱赓是“越中十子”之一朱公节的儿子，又是陈鹤的女婿。从辈分上说，朱赓是徐渭的晚辈，理应尊重徐渭。但徐渭的个性和行事，他却难以接受。徐渭在宣府时，朱赓就对徐渭的某些行为表现出不满，徐渭写信作了回应。徐渭在北京时，依然我行我素，张扬个性，这使朱赓更加难以容忍。而徐渭却一直主张平等交往，对朱赓居高临下的指责颇为不快。徐渭在《九月朔，与诸友醉某子长安邸舍，得花字》中写道：
满庭山色半阑花，觞曲交飞古侠家。
肝胆易倾除酒畔，弟兄难言最天涯。
不教酩酊归何事，望到茱萸节尚赊。
烛暗沟浑都莫虑，近来官道铲堆沙。
（《徐渭集》，第289页。）
诗题下原注：“时一旧友稍贰，故及之，时又值大除沟道。”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结合他与朱赓的交往，此诗所指即为朱赓。徐渭倾慕古代侠客的豪爽，而对官场的礼数强烈不满，诗的尾联直接流露出这种情绪。
张元忭、朱赓等人以礼法来约束徐渭，而徐渭仍然放浪形骸，交往甚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引车卖浆者流。久而久之，双方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徐渭难以忍受礼法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束缚，曾经愤慨地说：“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0页。）对张元忭等人的做法进行猛烈的反抗：与其这样让我无自由地生活，倒不如当时不要营救我。这是对封建礼法的控诉。
不久，徐渭的精神病复发。他在《畸谱》中说：“复病易，不谷食。”（《徐渭集》，第1330页。）这次病得很重，以至于改变了他此后的生活形态。此处的“不谷食”，是指不吃谷类食物，而不是指不吃东西。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说徐渭“绝粒者十年许”（《徐渭集》附录，第1349页。），十年“绝粒”，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李如松将徐渭写的《赠宁远公序》托人带到北京。时在北京府邸的李成梁读到此文，大为赞叹。李成梁虽为武将，却出身于诸生，颇通文义。他与徐渭此前未曾谋面，当听说徐渭患病的消息，便派人带上书信和人参去看望。徐渭在十一月十三日收到信件和人参，便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十一月十三日，忽拜书褒许过当，参拂之物又复雅珍，万非鄙劣所堪……比病，歇食饮者四日，勉强奉答，不能缕。便欲强作歪诗一首致区区，略思便觉心坎忡忡，臂腕振掉，怯把臂；即答此数行，亦强酒三合始办也。（《复李令公》之一，《徐渭集》，第1117页。）
“参拂”是人参中的别直参，为珍贵补品。从信的内容来看，徐渭确实病得不轻，不便于思考问题，连写字也手发抖。不久，李成梁派人接徐渭去府邸养病。但徐渭过不惯那种生活，住了几天就回去了。回到原来的住所，徐渭又给李成梁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
更有一言不识进退，仆有胡说六七百叶，今拟刻其半，得参十五斤可矣。待尽之人，妄希一二语传后，此故人千百之惠也。（《复李令公》之三，《徐渭集》，第1118页。）
徐渭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想将自己的文字留存下去，于是请求李成梁赠送十五斤人参，用来刻印他的一半作品。
年底，徐渭的长子徐枚听到父亲在北京患病的消息，就从绍兴赶往北京，护送徐渭回乡。
杜门深居
万历十年（1582）二月初，徐渭在两个儿子徐枚、徐枳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绍兴。当时天气寒冷，大风劲吹，徐渭坐在骡背，一望平川。奇怪的是，徐渭看到一条绿色蛇，蛇鳞像鲤鱼鳞那么大，样子很可爱。这条蛇就盘踞在路当中，徐渭担心其他骡子踩碎蛇，几次回头望去，却再也看不到了。徐渭问一前一后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说没有看到。（参见《纪异》，《徐渭集》，第1144—1145页。）这无疑是徐渭病中产生的幻觉，这也说明徐渭的病情仍然很重。回到绍兴后，徐渭常常是卧床不起，不愿与人来往，尤其是不主动与富贵人交结。在北京的经历一直影响着他的心态，他总觉得有地位的人在为人处世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难以求得人格上的平等，而这又是他一生中最不能接受的。
“越中十子”之一的钱自从弃官回绍兴后，一直修炼长生之术，后来索性在秦望山筑室居住。前年冬天，绍兴下起大雪，积雪达一丈多深。他的家人对他不放心，便扫开积雪，前往探视，结果发现他已去世。（参见《绍兴府志》卷六九。）徐渭回到绍兴后，才得知这一情况，便写了一首诗哀悼钱，其中有几句叙及两人的情谊：“曩者一见予，如鹏逐鹏翔。穷海求大翼，自谓不再双。而予感其说，亦若宫与商。惠施不在世，庄生喑其吭。”（《哀词三首·钱刑部公》，《徐渭集》，第87—88页。）将自己与钱的关系比作庄子与惠施的关系。在道教学术上，徐渭深受钱的影响。
徐渭的恩人和朋友郁言于去年在家乡过世。徐渭回乡后才知道此事，于是赶到郁家探望和慰问，并阅读郁言的遗作，还写了一首诗悼念郁言：
五柳绿沄沄，归来种在门。
五年官不调，一黜道初存。
遽别今何往，相知在论文。
欲从遗匣内，一读哭麒麟。
（《郁颍上》，《徐渭集》，第754页。）
诗中对郁言在仕途上的不得志表示了哀叹，同时回忆了两人在文学上的相知，并充分肯定了郁言的文学才华。
八月，年轻的明神宗与宫女生下的长子得到皇太后的承认，成为国家的喜事。张元忭被任命为特使，带着书函诏告楚中六王，途中经过绍兴，在家中小住。他抽空去探望了徐渭，谈到了去楚中的有关事宜，并托徐渭代写两篇文章。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审视的眼光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在北京时，张元忭以礼法去约束徐渭，使徐渭感到比死还难受，引起隔阂；而在张元忭方面，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根本没有在意。徐渭是个恩仇分明的人，对张元忭始终怀恩在心，只是不愿意与他主动交往而已。既然张元忭有事托付，他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徐渭就写成了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邑侯徐公生祠记》的主人公是徐贞明。徐贞明任山阴知县时，为营救徐渭出过力。他于万历三年（1575）召为工科给事中。万历六年，张元忭经过官塘新祠，当地百姓请求张元忭为新祠写一篇记。张元忭答应了，但回北京后一直忙于事务，没有写出来。此次回乡，想起此事，便托徐渭代笔。徐渭熟悉徐贞明的为人和政绩，在文中对徐贞明修筑堤塘、拓宽道路的业绩进行了颂扬，并列举了徐贞明在任内的种种善举，还提到此文写成之时，徐贞明已被贬官的史实。（参见《徐渭集》，第1102—1103页。）后一篇文章《钟太母顾恭人墓志铭》（《徐渭集》，第1136—1138页。）的主人公顾恭人是张元忭的亲家，她的长孙女嫁给张元忭的孙子（张汝霖的儿子）。
徐渭没有去拜访张元忭，而是托人将两篇文章送给张元忭。同时，徐渭写了《拟送张翰林使楚》（《徐渭集》，第254—255页。）一诗，也是托人送去。这一行为说明徐渭对张元忭还是心存芥蒂的，至少不愿再去见面。
徐渭的家庭纠纷日益扩大。长子徐枚是个不孝之子，几年前在路上劫取徐渭的钱财，这次又闹内讧，闹得徐渭精神上很痛苦。徐渭在一首诗题下注：“时大奴阋墙，故有末句。”直接道明长子在家庭内部闹不和。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我亦朝昏荆梓，几回舌烂在田家。”（《陆先辈乃翁曩谬我以函丈，后闻多内阋。先辈来，知其详，可哭也。先辈拈诗弄绘，亦自彬彬可人。于其去，用沈韵追赋。沈，陆之交。袖铁锤防害云，是渠实事》，《徐渭集》，第793—794页。）荆梓比喻为妇为子之道。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我整天教训儿子要遵循为子之道，但我的劝说根本没有起作用。徐渭父子失和，由来已久。对徐枚的行为，徐渭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徐渭在给族侄徐桓的信中叙及家庭矛盾时这样说：
孱犯责善，齿舌几烂，蒙詈被侮，又岂止贼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辈，冥顽不灵，累万劫终不见性，名为可怜闵者，今吾亦然。一边患之欲其死，一边又爱之欲其生，譬恶虫厉，人皆共弃，然亦未尝不共怜也。（《答兄子官人》之二，《徐渭集》，第486页。）
信中集中表露了徐渭对徐枚的心理状态，即又恨又爱。“虫厉”即疠，是一种瘟疫。徐渭甚至将徐枚比作瘟疫患者，遭人遗弃，但也令人可怜。
到了冬天，家庭矛盾愈演愈烈，于是决定分家析居。目莲巷典舍年久失修，柱椽已被大雪压断了，两家人只得从那里搬出来。徐枚和妻子搬到岳父家去住，徐渭和徐枳迁居范氏舍。搬迁那天，天仍在下大雪，徐渭《雪中移居二首》写道：
一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来移迫莫冬天。
破书一束苦湿雪，折足双铛愁断烟。
罗雀是门都解冷，啼莺换谷不成迁。
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头无酒钱。
二
高雪压瓦轰折椽，跋冻移家劳可怜。
长须赤脚泥一尺，呼佣买酒赊百钱。
饥鸟待我彼檐外，梅花送客此窗前。
百苦千愁不在念，肠断茫茫黯黯天。
（《徐渭集》，第291—292页。）
这两首诗内容极其丰富。首句“十度移家四十年”是实指，徐渭自二十三岁迁居俞家舍到目前六十二岁恰为四十年，其间十次搬迁的次序为：二十三岁迁居俞家舍；同年冬天入赘妇翁塔子桥；次年妇翁买东双桥姚百户屋；二十八岁迁居一枝堂；三十二岁典居目莲巷屋；三十八岁迁居塔子桥；次年移居师子街；四十三岁迁居酬字堂；出狱后仍典居目莲巷屋；此时徙居范氏舍。徐渭的财产已少得可怜，除了一些旧书外，只剩下一只折足双铛，口袋里也没有什么钱，连喝点酒暖暖身体，也是向店家赊账的。
万历十一年（1583）的一月，天气特别寒冷，绍兴连续下了几场大雪。面对眼前的大雪，徐渭思绪飞扬，先后写下了三首长诗，即《数年来，南雪甚于北，癸未复尔，人戏谓南北之气互相换，似贾人带之往来，理或然欤？边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韵》、《次夕降抟雪，径满鹅鸭卵，余睡而复起，烧竹照之，八十韵》、《连雪后迎春忆旧十二韵》（分别见《徐渭集》，第322—325页。）。第一首诗的诗题就表明了作者对民生的关注，而诗的内容则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如“万里萧条昏井邑，千家凌夺失园田”，“阳德尽阏阊阖上，阴威直到祝融颠”。“阊阖”指宫殿，“祝融”为传说中的火神。上述诗句的意义，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首辅张居正于上年六月二十日去世，此后由张四维任首辅，明神宗亲自执政，言官纷纷上疏清算张居正的罪行，朝廷内外掀起反对张居正政策的风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执政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土地、复查地方政府账目等，都先后被停止或废除。同时，由于言官无休止地弹劾与论争，发展到争名逐利，互相攻击，乃至结党营私，从此开启万历一朝朋党之争之门。徐渭是个对国家大事很关心的人，很敏感地捕捉到这些政治气息，因而在描写天气失常的诗中，体现了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并且指出这种天气是由于阴阳失调而导致的。具体地说，那就是“阳德”被堵塞在宫殿之外，即皇上听不见、看不到民情，而“阴威”太盛导致火神颠倒暖冷。
张元忭在楚中完成使命后，又回到绍兴，看望病中的母亲。南京工部尚书吕光洵的儿子前来拜访张元忭，请求张元忭撰写吕光洵的行状。吕光洵是新昌人，于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八日去世。张天复任云南副使时，吕光洵任巡抚，是张天复的上司，两人先后率兵讨伐过武定贼乱。张元忭答应了其子的请求，并将撰写的任务交给了徐渭。徐渭写好《吕尚书行状》（《徐渭集》，第650—652页。）时，恰值张元忭母亲的生日，又写了《生朝诗》（《徐渭集》，第275页。），对张母表示祝贺。徐渭并没有亲自将一文一诗送往张府，仍然是托人捎去。随后，张元忭起身北上，但是仅仅过了五天，其母病死，张元忭急忙南返守制。张家与徐渭关系非同一般，但现存徐渭诗文中并未留下吊挽的诗文。徐渭的孤傲个性在此又一次表现出来了。
万历十二年（1584）一月，诸暨县学重修完毕，当地士绅仰慕徐渭的文名，请徐渭撰写《诸暨学记》。诸暨县学自明初以来，已经修建过三次。这次动工于去年十月，取堂阁名为“明伦”与“尊经”。徐渭的文章，对“学以明伦”与“学以务尊经”进行了论说。（参见《徐渭集》，第999—1000页。）
绍兴上年天气反常，春天下起大雪，到了夏天却出现了严重的干旱，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新任知府萧良干体察民情，重修三江口的石闸，几个月完成工程。萧良干与张元忭是同年进士，于是请求在家守制的张元忭写一篇《闸记》。张元忭又让徐渭代写此文。徐渭在此文中详细叙述了三江闸的历史和现状，对工程修成后的利弊分析得明明白白，尤其将前后修筑三江闸的做法进行了对比。五十年前，知府汤绍恩主持修建三江闸，征用民工，加重税收，才完成工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萧良干则用府银支付民工，不增加税收，使百姓获利，工程顺利竣工。（参见《徐渭集》，第599—600页。）这说明徐渭对当地民生相当关注，所以言之有理，切中要害。
上年夏季的旱灾也对上虞的农业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知县朱维藩主持了西溪湖的恢复工程。上虞原有西溪湖占地一千多亩，蓄水可以灌溉三乡的稻田，但从宋代以来已改为耕田，升科纳粮。朱维藩与乡绅协议，利用夏盖湖、白马湖等处增加的耕地抵补西溪湖的田赋，然后兴工修复西溪湖。竣工之后，谢谠、葛韬仲等上虞文人请徐渭撰写了《西溪湖记》（《徐渭集》，第600—601页。）。徐渭自回乡后，不愿接近富贵人，但对朱维藩兴修水利、造福于民的行为却极力颂扬，先后写成了五首诗，如《上虞令复西溪湖》写道：“旱潦一关情，湖塘指顾成。鱼肥村稻晚，鹤瘦署琴清。”（《徐渭集》，第211页。）展现了农业丰收的景象。《复西溪湖为朱令赋》称颂道：“邑里东邻隔一江，使君为政有芬芳。歌如黄鹄陂当复，雪拥苍凫路正长。”（《徐渭集》，第263页。）《上虞复西溪湖》也写道：“岁旱灾无虑，湖还绩永存。他年书北史，此日俨西门。”（《徐渭集》，第746页。）《复上虞复西溪湖》其一云：“复此西湖水，侯即西门豹。湖水何足论，溉我三乡稻。”（《徐渭集》，第841页。）直接把朱维藩比喻成历史上治水有功的西门豹，认为朱维藩的功绩也将永载史册。
到了万历十三年（1585），徐渭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已能外出自由活动。清明时节，徐渭去扫墓，写下了《上冢》一诗：
吾叔邵武公，当年与我翁，
双陪闽蜀守，竹马走儿童。
归来知几日，相继归窀穸，
黄泥闭雪髭，欲会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栋亦雕题，
邀宾夕驻马，为母日烹鸡。
一朝桑海换，不能保子孙，
负薪冢上道，养鸭水边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
年年上爷冢，每每到孙家。
孙家留我坐，孙妇办汤茶，
以我上冢牲，啖孙且满引。
绕篱黄蝶飞，抽篱高碧笋，
起视檐西东，分檐住蜜蜂。
问蜂窠几许，四十还有余，
窠窠如不败，胜我十亩租。
（《徐渭集》，第100—101页。）
这是一首纪实诗。“邵武公”指徐，是徐渭的叔父，正德年间做过福建邵武府同知。那时徐渭的父亲徐正在四川夔州府做同知，都是州府一级的副职，因此说“双陪闽蜀守”。他们代表着绍兴徐氏最辉煌的时代。而如今，徐氏已经式微，徐的子孙已经落魄到卖柴养鸭的地步，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养着四十来窠蜜蜂。徐渭的景况还不如徐的子孙，他自己是个无职业者，仅仅靠家里十来亩地收取租米维持生计。整首诗以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对眼下生活的感叹。
冬天，时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分巡岭西道的王泮晋京上计，顺道回家乡绍兴。葡萄牙籍传教士罗明坚和他的助手麦安东随王泮一起抵达绍兴，王泮将他们安排在他家宗庙内住宿。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徐渭听到这一消息，便写了《天竺僧》（《徐渭集》，第102—103页。）一诗。由于并没有直接看到传教士，诗的内容写得比较空泛。不久，徐渭到王泮家拜访，与传教士相见，又写了一首《天竺僧》（《徐渭集》，第144页。），传教士的服饰以及随身物品等在诗中都有描写。由于徐渭对地理上的西方概念缺乏正确了解，加上罗明坚两人穿的是僧装、拿的是钵盂等法器，徐渭认为他们是天竺和身毒的僧人，因而两首诗的诗题均为《天竺僧》，在第二首诗中指称罗明坚两人为“身毒”人。而天竺和身毒都是印度的古称，与地理上的葡萄牙相去甚远。（参见《徐渭笔下的西方传教士》，《徐朔方集》第一卷，第331—335页。）这说明徐渭写上述两首诗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没有深入接触或了解传教士文化的意图。
万历十四年（1586），徐枳已是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正当谈论婚姻的年龄。徐渭家境贫穷，无力支付婚娶的费用，徐枳走上了徐渭曾经走过的路，即入赘王道翁家为婿。徐渭写有《季子往昏南乐，闻其归，喜而有作》（《徐渭集》，第218页。）一诗，诗题的“南乐”属河北大名府，这说明王家主人曾在该地当过官，是一户官绅之家，地位高于徐渭家。徐枳于三月正式入赘王家。入赘前，徐渭杀鸡备酒请亲家翁宴饮，以表示自己的心意，《正元鸡酌枳儿妇之父辈》写道：
东邻盛杀牛，西邻禴以祭，
心诚与不诚，薄厚非所计。
雄鸡一高冠，子路之所戴，
缨以见师宗，我烹酌儿外。
劣果四笾，下羞间廉菜，
衣鹑不能新，履草蹋其坏。
用以邀串亲，如兰俯萧艾，
任彼去不留，我自醉而寐。
（《徐渭集》，第108页。）
尽管菜肴简单，徐渭也没有穿新衣服，但他的招待是诚心诚意的。两位亲家喝得也很尽兴，尤其是最后两句，表现了徐渭放浪形骸的神情。
徐渭回绍兴后，一直与李如松有书函往来。万历十一年（1583），李如松已由马水口参将升为山西总兵官，这一年改为提督京城巡捕，趁刘君路过绍兴之便，托刘君带去一封信和五两银子。端午节这天，徐渭接到了来信和银两，内心异常激动，随即写了《十四年端午，辽东李长公寄酒银五两》一诗，其中写道：“卧病不胜衣，辽书两度飞。绨袍怜叔是，皂帽愧吾非。”（《徐渭集》，第736页。）十分感激李如松两次来信询问他的病情，并认为李如松赠送银两是不忘旧情之举。徐渭随即给李如松写了回信，对他表示了感谢。（《答李长公》，《徐渭集》，第1018页。）李如松在来信中提出请徐渭撰写《世忠堂记》一文，但因刘君行程紧迫，徐渭来不及写。世忠堂是李如松父亲李成梁府邸的堂名，于是徐渭托刘君带去一幅小画和一把扇子送给李成梁，并附上一信，对没有完成《世忠堂记》的撰写作出解释。（《复李令公》之七，《徐渭集》，第1119页。）
自从徐枳入赘王家后，徐渭一直居住在范氏舍，过着孤单的日子。徐枳夫妇对徐渭挺孝顺，时常回去探视。但徐渭毕竟年龄已大，身体又不太好，生活方面有许多不便。到了冬天，徐枳便将徐渭接到王家一起生活。冬至那天，天气晴朗而暖和，徐渭趁着阳光洗了一次脚，结果发现身上积满了圬垢，长满了赤虱。他在诗中写道：“不踏市上尘，千有五百朝。”“痒不知搔半死人。”（《至日趁曝洗脚行》，《徐渭集》，第145—146页。）可见，徐渭的身体状况比较糟糕。“千有五百朝”为约数，实指五年。也就是说，徐渭自从回绍兴后，五年间很少外出结交，而是杜门深居。这大约缘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在北京与富贵人闹得不愉快，从而在性情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愿与富贵人往来；二是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行动也不方便，成为限制外出的客观原因。这五年间，徐渭与外界的交往确实非常少，《畸谱》对每一年的重要行事均有记载，而对万历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的三年行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参见《徐渭集》，第1330页。）当然，“不踏市上尘”是概说，并非实指。本书在前面的叙述中已展示了这一点。
贫病交加
时序进入万历十五年（1587），徐渭的生活已陷入困境。徐渭一直不善经营，祖上留下十来亩田的租税，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而徐渭几年来经常卧病，并以酒度日，虽然也有一些友朋的接济，但家庭费用常常入不敷出。徐渭只能依靠变卖家庭财产来维持生计。他先是卖掉从北方带回的貂皮帽领，这些财物都是他当年在宣府时替人家写文章、作画而获得的，共有九只，比较珍贵，而现在却卖不出好价钱。他将其中六只没有使用过的卖出去，还不值十五两银子。他在诗中写道：“固是此方饶毒热，亦窥生事正空囊。鹿皮破尽惟斑在，大雪关门拥坏床。”（《卖貂》，《徐渭集》，第284页。）想像今后如果遇上大雪天，只能拥着破鹿皮卧在坏床上，不无感叹。
明代文人大都有收藏文物字画的爱好，徐渭也不例外，而且徐渭还擅长鉴定，先后替潘涛、李如松等人收藏的书画作过鉴定。但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一点一点地出售收藏之物，先是卖磬，接着是卖古画，最后是卖古书。他在《卖磬》中说：“贫来一石不能留，解赠王郎愧取酬。”（《徐渭集》，第284页。）对贫困的生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心态。《卖书》诗题下注：“第三言己身亦将卖耳，况书乎！”（《徐渭集》，第285页。）到卖书之时，徐渭已无可卖之物，其贫困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卖书》写道：
贝叶千翻粟一提，持经换饱笑僧尼。
童书我亦王家作，偶散谁非大块泥。
带草连年高纂述，巾箱一日去筌蹄。
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诗的尾联近乎解嘲，意思是说，没有书籍可供阅读，反而可以整天睡眠。这是徐渭从苦中寻乐的性格使然。他曾有一副对子赠人：“乐难顿段，得乐时零碎乐些；苦无尽头，遇苦处休言苦极。”（《赠人》之二，《徐渭集》，第1162页。）这正是徐渭生活态度的写照。
此年，李如松再次以总兵官镇宣府。宣府是徐渭熟悉的地方，他的好朋友沈就冤死在那里，几年前他也去吴兑幕府作过幕僚。因而，他写了一首诗送给李如松：
辽东大将把吴钩，坐笑筹边第几楼。
记室虎头谁投笔，将军猿臂自封侯。
分苜蓿中驷，酿取葡萄覆上流。
好事知君多料理，忠臣祠在保安州。
（《赠李宣镇，沈光禄祠在保安州》，《徐渭集》，第253页。）
诗中除了称颂李如松的雄才武略外，还特地交代李如松料理好沈祠。李如松与徐渭是忘年交，自然愿意做好徐渭交代的事情。然而不久，李如松以骄横罪名被弹劾，调往山西任总兵官。
李如松到任后，随即给徐渭写了一封信，邀请徐渭去山西总兵府。而徐渭当年在宣府时，曾打算去山西浑源探寻恒山，干粮都准备好了，只因朋友爽约而未成行。此次邀请，又激起徐渭漫游边塞的欲望。更为重要的是，去山西总兵府，为解决生计提供了一条路径。于是，万历十六年（1588）新年刚过，徐渭与次子徐枳便启程北上。徐渭毕竟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身体本来就不佳，走到徐州就生起病来，只好返回绍兴，让徐枳一人北上。父子分别前，徐渭写了一封信让徐枳带给李如松，请李如松安排徐枳的生计：
小子枳，以旧尝蒙公误盼，近又屡饷老孱，既已心热，而枳之同辈及长者，亦颇撺掇之，故不揣远趋节下，希厕弟子将命之末，老孱止之而不能也。虽我公宽大，或恕其愚而怜其志，姑付鞭令执之乎？古人为兄者耻其弟糊口于四方，况父子耶，耻可知矣。上谷山川及一二交游，宛然在目，偶一思及，怅怅者移时，公勋名日盛，晋转当不待瓜。老孱景逼崦嵫，无由一握手矣，其为怅怅，尤可知也。书不尽言，临封神越。（《致李长公》之九，《徐渭集》，第1121页。）
信中充满了父子情、朋友义，写得悲伤感人，催人泪下。这是徐渭最后一次出远门，但半途而废。回到绍兴的徐渭，仍然住在徐枳岳父家，身体很差，徐枳又不在身边，缺乏照顾。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徐枚于二月将徐渭接到后衙池王家，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徐渭不习惯徐枚夫妇安排的生活，加上徐枚对他也不够尊敬。到了四月，徐渭又回到徐枳岳父家，与亲家及儿媳一起生活。
张元忭守制结束后回到北京，于上年四月官复翰林院修撰。同月，升左春坊左谕德清理贴黄，仕途显现一派光明。然而，张元忭自幼身体虚弱，加上事务劳累，于万历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死于任上，年仅五十一岁。灵柩于四五月间运回绍兴安葬。
徐渭在北京时与张元忭发生隔阂，以致数年不去张家，尽管张元忭一如既往地请他代撰文章。但是，徐渭又是一个感恩戴德的人，不能不去吊丧，于是他趁张汝霖兄弟外出看墓地时，穿着白衣到灵堂抚棺恸哭：“惟公知我。”不告知姓名就离去。张汝霖说：
余兄弟追而及之，则文长也，涕泗尚横披襟袖间。余兄弟哭而拜诸途，第小垂手抚之，竟不出一语，遂行。（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附录，第1349页。）
徐渭的行为颇有几分魏晋风度，但他对死者的哀悼却是发自内心，十分真诚的，他不愿以热闹、张扬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感受，而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传达。这正是徐渭孤傲之处。
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徐渭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在《雨后次前韵》中说：“飓往魄虽惊，震来耳甘聩。”（《徐渭集》，第105页。）对袭来的大风感到惊心动魄，而对雷声则没有什么感觉，这说明他的耳朵已经出问题。另一首诗诗题为《修拄杖首，修发网，胶漏磁壶及哥窑瓯，某亦病只耳聋，次前韵》（《徐渭集》，第105页。），直接点明一只耳朵已经聋了，只是没有交代清楚是左耳还是右耳。
六月，浙江出现大旱。徐渭对旱情表示了关注，写了《旱甚，久不应祷，再追前韵》一诗。其中写道：“昨孑凛今靡，旧殍埋新悴，渐少乞骄，而多褐夫惴。”（《徐渭集》，第106页。）大旱三旬之后，才出现雨水天气，缓和了旱情。徐渭又写了《喜雨次陈伯子》一诗：
园壶浇不活，客至罢鹅蒸。
翻盆只一滴，起死折三肱。
稍喜蔬堪摘，惜无禾可登。
犹胜往年籴，半斗百钱冯。
（《徐渭集》，第724页。）
徐渭为眼前的景象感到欣喜。这也是他一直关心家国大事的个性使然。
此后，章启谟为葛君远游而饯行，邀约徐渭作陪，一起坐艇游湖，并且观看酒姬歌舞。徐渭在《再次章君》诗题下注称：“鄙杜门者八年矣。章君饯葛君远游，至与诸座客并艇枉邀，勉为一出。”（《徐渭集》，第793页。）所说的杜门八年当是实指。也就是说，徐渭从万历十年春天回到绍兴，到这次颇有兴趣外出游玩，整整八年时间。而徐渭去年去哭吊张元忭，张汝霖说徐渭“捷户十年，裁此一出”（《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附录，第1349页。），所说的十年是约数。当然，无论是“杜门”还是“捷户”，并不是真的不与任何人来往，而是指不与富贵人交往。
冬天，徐枳回到绍兴，准备为岳父王道翁和其弟王溪翁祝寿。王道翁六十岁，王溪翁五十岁，两人寿辰都在十一月。徐枳北方之行所得甚少，必需的贺礼也办不起。王道翁是个开明的人，就说：“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寿二王翁序》，《徐渭集》，第972页。）意思是说，只要你父亲答应写一篇寿文，我就很高兴了，何必拘泥于贺礼呢？替两位长辈做过寿辰后，徐枳又前往山西去了，仍然到李如松的总兵官府谋求生计。
十二月，张子锡举办七十寿辰酒宴，徐渭前往祝贺。张子锡自年轻时起就沉溺于酒色，徐渭对此颇多讽喻。张子锡六十寿辰时，徐渭已表达了这层意思。而这一次，徐渭又在《四张歌张六丈七十》诗中写道：“正宜七十张公子，夜夜香衾比目鱼。”（《徐渭集》，第156页。）指出张子锡晚年依然好色的事实。同时，徐渭又送给张子锡两幅画，一幅为枫树月及白头翁鸟，一幅为古柏芙蓉，其喻意分别为风月白头、老年好色，讽嘲之意十分明确。张子锡死后，其子持这两幅画请徐渭题款，徐渭写了《张海山已死，其子持向所寿父者二轴来索题，其一画枫树月及白头公鸟，继之曰风月白头，其一画古柏芙蓉》（《徐渭集》，第160页。）一诗，诗题表明画中的喻意。徐渭后来又应张子锡儿子之请，写诗回忆张子锡，其中“京兆翻工柳叶颦”下原注：“海山得二齐姜，甚狎。画眉之事，不减张敞。”（《张子锡尝自题镜容，今死矣，次其韵五首，应乃郎之索》其三，《徐渭集》第788页。）仍然涉及张子锡好色之事。徐渭自幼与张子锡为同学，一起嬉戏，行为上也颇多相通之处，如举止放达、喜爱饮酒等。但不同的情趣和追求，导致徐渭对张子锡好色之举颇多讽喻。
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初四是徐渭七十寿辰，住在鄞县的老朋友沈明臣原来打算来庆贺的，只因为天在下雨，行走不便，也就放弃了这一计划，而托人带了两首诗赠给徐渭。徐渭读了来诗，百感交集，便回了沈明臣两首诗。其中第一首写道：
十年才一问平安，只尺浑如对面看。
旧日诗评虽有价，近来公论孰登坛。
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齿时崩苜蓿盘。
腊雪秋潮同马日，何人不道是金兰。
（《答嘉则二首次韵》，《徐渭集》，第292页。）
人生进入暮年，虽然两地近在咫尺，也有相聚的想法，毕竟行动不便，只能信函来往。虽然这种问候十年才一次，但当年在胡宗宪幕府共事时结下的友情，却永远留在心中。
二月中旬，徐渭收到徐枳的来信。徐枳在信中说，自去年十一月前往山西后，不久就带着李如松的信去辽阳拜见李成梁，目前正在都督府谋取生计。徐渭写了一首诗：
天寒地冻正霜宵，被冷风号入帐骄。
贳屋再经飘瓦尽，破炉重补买薪烧。
老牛脊坏堪鸟，小犊书来尚滞辽。
好买紫团参一搭，急鞭归马补虚劳。
（《二月望后，连日夜风甚，不减前年，而是日二儿书至》，《徐渭集》，第264页。）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生活的穷困，第五句下注：“醉后跌损胁脊，烂而疮，少陵《病马》诗：‘日暮不收鸟啄疮。’”徐渭在另一处也叙及跌伤之事，其具体情形是因事伤感而废食，从而致使身体虚弱，因身体虚弱而目眩，由目眩而致使跌伤，结果右臂肩臼脱突。（《闻有赋坏翅鹤者，予尝伤事废餐，羸眩致跌，右臂骨脱突肩臼。昨冬涉夏，复病脚软，必杖而后行，兹也感仙癯之易贼，羡令威而不皆，横榻哀吟，辄得五首》，《徐渭集》，第296页。）两处文字涉及的跌伤原因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伤势较重，出现了溃烂，身体也显得很虚弱。因而，他希望徐枳能买一些人参来给他进补身体。
端午过后，绍兴进入梅雨季节，连续下了将近一个月的雨。陈君写诗来慰问徐渭的病情。徐渭在答诗的诗题下注：“每岁梅天，股几废步。贫惜费，且好饮，便以烧酒当药，希燥之也。”（《梅雨几三旬，陈君以诗来慰，答之，次韵二首》，《徐渭集》，第725页。）诗句云：“两股粗如斗，扶筇接往来。”徐渭两腿浮肿，行走极不方便，只有依靠拐杖才能行动。而家境又贫穷，没有条件进行医治，便以烧酒当药，希望能消除水肿。
随着梅雨季节的结束，徐渭的水肿也逐渐消退。他便去青藤书屋走了一趟，看到青藤大如虬松，郁郁葱葱，无比感慨，于是绘了一幅画，并在画上题诗：“吾年十岁植青藤，吾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寿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题青藤道士七十小像》，《徐渭集》，第1296页。）又在画后题跋云：“正德辛卯吾年十岁，手植青藤一本于天池之傍，迄今万历庚寅，吾年政七十矣，此藤亦六十年之物。流光荏苒，两鬓如霜；是藤大若虬松，绿阴如盖。今治此图，寿藤亦寿吾也。田水月又题。”按，“正德”当为“嘉靖”。尽管贫病交加，徐渭在诗和题跋中都流露出对生活及生命的乐观态度。
方子侯的芳园种出四只并蒂黄瓜，传闻远近，不少文人前往观看并题诗歌咏，徐渭也写了一首。诗的前六句云：“老去圃能便，艰难七十年。坏轳牵远井，破屋接邻烟。脱帽当茶灶，持锹掘笋鞭。”（《方氏子园并蒂王瓜四，予顷亦稍圃》，《徐渭集》，第827页。又，《子侯芳园王瓜骈秀，传闻远迩，快睹咏歌，附骥非才，续貂聊漫》所述内容相同，字句略有出入，《徐渭集》，第313—314页。）备述生活状况，充满艰难和苦辛。第二天，徐渭的寓圃也出现了双蒂黄瓜，刚生长出来就被人摘落了。他非常懊丧，为此写了一首诗《予寓圃亦产双瓜，方，如琴轸，为人落之》（《徐渭集》，第828页。）。当时有一种说法，并蒂瓜是毒瓜，能毒杀人。这种说法似乎对徐渭产生了影响，他在《纪异》中说：
昨往方氏圃看并蒂王瓜甚适，间出一生诗，且口与方氏曰：“并蒂瓜毒能杀人，《本草》果有此说？”鄙旧尝读《本草》，莽应之曰：“然。”归偶视丈圃中，忽见并蒂稚王瓜如箸，颇喜，将其壮，幸诸诗客倘一赏也，次日亡矣，此则凶兆也。（《徐渭集》，第1145页。）
人生进入晚景，对奇特现象的出现和新鲜生命的夭折显得特别敏感，容易因景生情，与自己的生命发生联系。徐渭认为并蒂黄瓜被摘是凶兆，就出于这种联想。事后，徐渭觉得并蒂瓜能毒杀人之说并不可靠，当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于是写了《论瓜》（《徐渭集》，第1145—1146页。）一文进行辨析。这是理智战胜情感的一个实例。
秋天，徐渭收到徐枳从辽阳寄来的信函。徐枳在信中说，以贩卖人参获利。徐渭写了四首诗寄给徐枳。第一首云：
落叶垛阶黄，枯株倚壁长。
孤雏何久客？独雁不成行。
冻色天将雪，愁颠镜满霜。
解之频痛饮，有客饷无肠。
（《枳久于李宁远镇，又云贩人参》，《徐渭集》，第213页。）
诗中充满了对徐枳的牵挂和思念。徐枳一人外出谋生，一直是徐渭晚年最牵挂的事。徐渭有北方生活的经历，想到北方此时已天寒地冻，不免愁绪满头，连白发都增添了许多。对此，徐渭也只好借酒消愁，幸好有友人送来螃蟹作为下酒菜。在第三首诗中，徐渭写道：“贩参如宋清，我作柳宗元。”宋清是柳宗元所写《宋清传》的传主，善于卖药，自称卖药的目的：“清逐利以活妻子耳。”（《柳河东集》卷一七。）徐枳贩卖人参，目的相同，所以徐渭作此比喻。徐渭在第四首云：“汝妇解蒸梨，吾餐每餍之。”这说明徐枳的妻子对徐渭很孝顺，也了解徐渭的口味。这也是前年徐渭从徐枚家搬回来居住的原因之一。
冬天，绍兴的天气显得有些反常。十月、十一月连续下了两个月的大雨；从十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初一起，百舌鸟群鸣数日；十二月初一彻夜雷电。乡村又发生虎吃人之事。徐渭的一首七言古诗不仅如实地描绘了上述现象，而且还写道：“猛虎食人为食豕，百物价高宁倍蓰。”“不饮不啖拼已矣，宾来宾去无将迎。”“几筵屏帐无家火，鞋袜衣衫多补丁。”“我所解者提胡芦，枝头劝我邻家沽。提胡芦，不知吾，少青蚨。”（《十月望，十二月朔，百舌群鸣连日；腊朔之夜，雷电彻晓；大雨两月；乡村人来说虎食人，经秋不去》，《徐渭集》，第163—164页。）从中可见，当时野兽食人，物价昂贵，民不聊生。徐渭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甚至家中断饮，只好不饮不啖，过着饥饿的生活，而身上的衣服鞋袜都缝了补丁，也就不参与迎来送往的活动了。
回眸往事
万历十九年（1591），徐渭七十一岁，按理应该享清福了，但他仍然要依靠自己的劳作来补给生活的用度，或作文作诗来获取酬谢，或作画写字来接受礼物。秋天，徐渭代浙江乡试主考官撰写了《试录前序》（《徐渭集》，第936—938页。）一文。不久，他又接受主持云南乡试的御史之请，写了《齿录序》（《徐渭集》，第938—939页。）一文。而徐渭从两位官员手中获取了酬金，可以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
陈守经送给徐渭三十只大蟹和几条鲈鱼。徐渭一生喜爱吃蟹，晚年尤其如此，蟹与酒成为他日常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徐渭写一诗赠给陈守经：
喜有贤人敬长心，老饕长得饫烹饪。
陈遵减封泥液，董卓脐高塞坞金。
灯火每占花黯黯，人琴俱涩雨沉沉。
细鳞紫甲宜觞物，酒乏诗穷更漏深。
（《陈伯子守经致巨蟹三十，继以浆鲈》，《徐渭集》，第794页。）
诗题下原注：“二儿北游久滞，每占灯花，又连旬淫雨。”徐枳自前年十一月北上，至今未归，始终成为徐渭的牵挂。当时通讯不便，徐渭无法知道他的状况，只能通过对灯花明暗的观察来判断吉凶了。
过了几天，钱王孙也送给徐渭螃蟹，并请徐渭写一幅字。他送的蟹只只饱满，不比陈守经的小。徐渭十分喜爱，也写了一首诗赠给他：
鲰生用字换霸螯，待诏将书易雪糕。
并是老饕营口腹，省教半李夺蛴螬。
百年生死鸬鹚杓，一壳玄黄玳瑁。
不有相知能饷此，止持韭脯下村醪。
（《钱王孙饷蟹，不减陈君肥杰，酒而剥之，特旨》，《徐渭集》，第292页。）
诗末原注：“文待诏却唐王黄金数笏，而小人持一索字，内之。”文待诏即指文徵明，唐王送上黄金来向他求字，他不给写，而小老百姓送上年糕，他却接受了并给写字。（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亦有类似记载，只不过唐王向文徵明求索的是画而不是字。）文徵明是徐渭的前辈。徐渭诗中使用这个故事，意在表明书画家卖书画给谁是由他自己的价值观决定的。文徵明偏重与普通百姓交往，徐渭也如此。王思任《徐文长先生佚稿序》说：“（徐渭）终以对贵人为苦，辄逃去，与不如公荣者饮即快。卒然遭之，科头戟手，鸥眠其几，豕接其盆，老贼呼其名氏，饮更大快。一有当意，即衰童遢妓，屠贩田，操腥熟一盛，螺蟹一提，敲门乞火，叫拍要挟，征诗得诗，征文得文，征字得字。”（《徐渭集》附录，第1350页。）这段叙述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大抵勾勒出徐渭的精神面貌。自从在北京与富贵人闹得不愉快后，徐渭晚年的交往偏重于市井百姓。
史甥是徐渭晚年诗文中经常提到的人物，与徐渭的交往十分密切。有的学者认为史甥即史（字叔考）（徐《徐文长》，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均持此说。），但不知何据。陈继儒《史叔考童斋集叙》云：“余尝见《合纱》、《檀扇》、《鹣钗》、《双鸯》、《樱桃》诸词，惊曰：世乃更有徐文长乎！客曰：此即文长之友史叔考也。叔考自少娴公车言，会江陵下沙汰之令，檄郡国录士上督学使，额无过十五。叔考叹曰：寒书生岂能飞度铁步障乎！遂作《破瑟赋》以谢同仁，不应举。文长闻而喜曰：史君赋使碎琴之陈子昂愧不能穴地遁去。自是与叔考交甚。即南阡北陌，高山大泽之间，无不与叔考俱，而谈艺尤甚洽。”（《陈眉公集》卷六。）陈继儒此文为史所写，其提供的信息当是真实可靠的。文中所说“此即文长之友史叔考也”、“自是与叔考交甚”，均与舅甥之谊无关。史与徐渭交游始于万历三年，徐渭写给他的诗文均标明“史叔考”，而不称“史甥”，如《送史叔考读书兵坑》、《雪中红梅次史叔考韵》、《史叔考荷汀号篇》（《徐渭集》，第307页、第808页、第809页。），等等。因而，史甥不是指史，而是史姓的外甥。
史甥每次去看望徐渭，都带去一些时令食物，而不是贵重礼品。从这一点看，史甥恐怕也是一位寻常百姓，至少不是高官贵人。他所送的蟹和酒正是徐渭最喜爱的，因此他每次向徐渭求索字画都能如愿以偿。从徐渭写给史甥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徐渭晚年的书画作品已登峰造极。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老谑墨》：
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
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
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
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
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裁？
君莫猜，墨色淋漓两拨开。
（《徐渭集》，第154页。）
在这首诗中，徐渭阐明任何事物都是有其特征和规律的，绘画也是如此。绘画的最高境界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不求形似求生韵”，这就指出写意画的本质与特征。
徐渭的写意画在表现方法上主张用墨大胆即“墨色淋漓”，以神韵取胜。徐渭在《题史甥画卷后》说：“万历辛卯重九日，史甥携豆酒河蟹换余手绘。时病起，初见无肠；欲剥之剧，即煮酒以啖之。偶有旧纸在榻，泼墨数种，聊以塞责，殊不足观耳。天池山人徐渭书于葡萄最深处。”（《徐渭集》，第1095页。）强调大写意画的“泼墨”。他为此画而写的诗云：“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成雷。惊花蛰草开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又图卉应史甥之索》，《徐渭集》，第154—155页。）表现了画家创作时的精神状况。
万历二十年（1592），从正月初一起，绍兴就雨雪连绵不断，一直下了十八天，到十九日天才放晴。徐渭已经七十二岁，行动不便，衣着不洁，天气不佳，也就不外出贺年。难得遇上一个晴天，他就坐在门口，对着太阳，捉衣衫上的虱子。他在诗中写道：“对之堪一斗，坐落晚天霞。”（《新岁壬辰，连雨雪十八日，老晴，袒而摸虱》，《徐渭集》，第731页。）他从早上到傍晚，捉下的虱子甚至可以装满一斗，可见身上虱子非常多。
清明节前，徐渭最后一次去木栅山扫墓。春天百花开放，景色宜人。睹物思人，徐渭感慨万分，写成组诗《春兴》（《徐渭集》第261—263页收《春兴》共八首，但八首诗并非一时之作，其中第七首叙及万历二十年秋天事及次年李如松援朝抗倭事，当为次年所作。）。这组诗对了解徐渭晚年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均有帮助，需进行解读。其一云：
好景蹉跎知几回，今春商略紫洪隈。
固应带插挑深笋，兼好提尊饯落梅。
双蹇百钱苦难办，片桨孤舟荡莫催。
见说山家兜子软，借穿峰顶晚霞堆。
诗题原注：“紫洪笋绝佳。”扫墓之时理应带上锄头去挖笋，并带着酒凭吊残落的梅花。然而，七十二岁的老人要去挖笋，恐怕力不从心，大约只是想象之词。徐渭晚景贫困，无钱雇驴上山，只得搭乘乌篷船抵达山脚下。而腿脚行走不便，也只好乘便轿于晚霞中到达墓地。其二云：
乾坤瞬息雪边风，万事阴晴雨后虹。
已分屠门斋后断，只难酒盏座前空。
半缗榆荚求书客，数点梅花换米翁。
小饮墙西邻竹暗，绵蛮对对语春丛。
乾坤瞬息变化，气候阴晴难料，都是对人生际会的感慨。家境贫穷，饮食中已断肉类，只是酒瘾难断，勉强维系。而这些又全凭自己写字绘画所得，徐渭晚年生活的清苦于此可见一斑。但徐渭一生对生活持乐观的心态，几杯小酒，聆听邻居竹林丛中小鸟的鸣叫声，也是一种乐趣。其三云：
二月四日吾已降，摄提尚复指苍龙。
当时小褓慈闱绣，连岁寒衣邻母缝。
一股虫尸忙万蚁，百须花粉乱千蜂。
自怜伯玉知非晚，除却樽事事慵。
徐渭在诗中回忆了自己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家人及邻居均为新生儿的到来感到高兴，慈母亲手绣襁褓，邻母帮忙缝童衣。千般心意万般关爱都在忙乱中体现出来。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然而，徐渭活到七十二岁，依然没有悟出一生中走错了什么路。只是人到古稀，万事皆休，除了能够每天饮酒外，也就懒得去操心别的事了。其五云：
七旬过二是今年，垂老无孙守墓田。
半亩稻秧空饿鹿，两株松树罢啼鹃。
悲来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细雨天。
忽捻柳枝翻一笑，笑侬元是老婆禅。
诗的前四句述及晚年景况，年已七十二，膝下无孙儿，田里的半亩稻秧被鹿吃掉，墓地的两株松树也被人盗砍。诗的后四句又涉及身世，徐渭出生百日，父亲就已去世，“悲”与“哭”均由此而来。他进而追问人生的意义，但无法作出解释，因而自嘲是“老婆禅”，未能达到佛教所指出的觉悟，不能消除烦恼与苦痛。其八云：
孟光久矣掩泉台，海口新阡此再开。
暖色一天霞影入，寒潮万里雪山来。
迢迢支垄何方发，个个曾杨着处猜。
急买松秧三百本，高阴元仗拂云材。
此诗为亡妻潘似迁墓所作。徐渭一生娶过四次妻子，其中张氏被他所杀。潘似是徐渭的第一任妻子，两人共同生活了六年，潘似因病而去世。徐渭在潘似去世四十六年之后，仍然替她改葬，可见他对潘似的恩义深厚，终生不忘。徐渭在《亡妻潘墓志铭》中说：“生则短而死则长，女其待我于松柏之阳。”（《徐渭集》，第634页。）迁墓改葬即为践约之举。然而，墓地的两株松树已被盗砍，于是徐渭设想急买松秧三百本，使墓地种满松树。
这段时期，徐渭与钟天毓交往密切。钟天毓名廷英，号华石，上虞人。其父钟，曾任池州知府。徐渭曾应钟天毓之请，为他撰写《百千斋序》（《徐渭集》，第1089—1090页。又，百千斋为钟天毓的斋名。）。两人曾在一起赌藏钩，钟天毓输给徐渭一斤后山茶叶，徐渭输给钟天毓写十八把扇面。（参见《予与钟公子大赌藏钩，钟输后山茶一斤，予输写扇十八把》，《徐渭集》，第108页。）清明过后，钟天毓送给徐渭石棣茶，并向徐渭索要《春兴》组诗。石棣茶是池州名茶，正是徐渭所喜爱的。徐渭随即写了《谢钟君惠石埭茶》（《徐渭集》，第725页。）一诗给钟天毓，并在信中说：“正苦焦渴，蒙惠石埭，甚感慰。《春兴》都漫作，奉览徒取哂耳，俟当中善抄者来，抄寄耳，腕病不胜书也。”接着又说：“写答了，忽寻封套，得《春兴》旧抄奉上，是诗神不替我掩丑也。”（《与钟天毓》之四，《徐渭集》，第1122页。）徐渭此时病腕，不便书法创作，幸而找出原来抄稿，才得以了却钟天毓之请。
钟天毓是晚辈，寄诗向徐渭请教。徐渭在回信中评价钟天毓的诗：“细腻中有老剌，老剌中有娇丽，且复间出新鲜，真可称大作家也。嚼之不已，更有余味，健羡健羡。”（《与钟天毓》之三，《徐渭集》，第1122页。）对钟天毓的诗作给予了肯定。钟天毓同时还寄来了《长吉集》注释本，征求徐渭刊刻的意见。这个注本采用了徐渭十分之一二的注释。长吉是唐代诗人李贺的字，其诗想象新奇，造境幽眇。徐渭在同一封信中说：“《长吉集》注见示者仅得鄙人注十之一二，刊犹不刊也。必寻最后注，或可付梓。”可见，徐渭对为古人集子作注持审慎的态度。
徐渭倾力改编梅鼎祚的杂剧《昆仑奴》。梅鼎祚，字禹金，号汝南，安徽宣城人，其父梅守德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550—1553）任绍兴知府。徐渭改编《昆仑奴》，事先并没有与梅鼎祚取得联系，而整个改编始终处在兴奋之中。短短几天之内，他先后写过三封信给钟天毓，均道及改编之事：“闻锦帆夜发矣，倘未果，有改宁国梅君《红绡》剧欲呈览，偶无人抄出，倘稽一宿，明午当盱目也。”（《与钟天毓》之五，《徐渭集》，第1122—1123页。）“昨所云改者，乃宁国梅君名禹金字九鼎所作《昆仑奴》杂剧，十有五七可取，而少瑕三四耳。仆妄改之，字甚草草，意俟真书者抄奉，以尊者知音耳。”（《与钟天毓》之六，《徐渭集》，第1123页。）“谬改梅剧，写未完，聊以旧写者并奉请政。凡二纸，却须彼原刻全本对览方彻。小摺红格者万勿令人见之，缘中多狂语也。”（《与钟天毓》之八，《徐渭集》，第1123页。）从徐渭给钟天毓的信函来看，钟天毓也应是一个戏曲行家。否则，徐渭不会以此姿态与他交往。
徐渭完成《昆仑奴》改编后，意犹未尽，又写了《题昆仑奴杂剧后》六段文字，其中涉及对此剧的评价：“此本于词家可占立一脚矣，殊为难得。但散白太整，未免秀才家文字语，及引传中语，都觉未入家常自然。至于曲中引用成句，白中集古句，俱切当，可谓拿风抢雨手段。”（《题昆仑奴杂剧后》第一段，《徐渭集》，第1092页。）徐渭又阐述了他的戏剧本色观：“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题昆仑奴杂剧后》第三段，《徐渭集》，第1093页。）接着，徐渭又表明他的戏剧雅俗观：“点铁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题昆仑奴杂剧后》第四段，《徐渭集》，第1093页。）可见，徐渭的改编是在他的戏剧理论指导下而进行的，目的性十分明确。
徐渭于四十年前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绍兴认识唐顺之，唐顺之对他的才华颇为赏识。尽管唐顺之已于嘉靖三十九年去世，但此事影响徐渭终生。徐渭家境困难，无力刊刻自己的作品。在心灰意懒之际，忆起昔日相知唐顺之，想尽焚作品，聊以祭奠相知。一位朋友极力劝阻，徐渭才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在《年》中写道：
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
哭既不回知久绝，请将一物付秦灰。
（《徐渭集》，第375页。）
诗下原注：“吾欲尽焚旧草，故作此诗。一友止之，遂止。相知者是姓唐人。”从时间上看，注是在诗成之后和焚稿计划放弃后才补上的。徐渭打算以焚稿的方式来纪念唐顺之知遇之恩，可见唐顺之对徐渭的影响至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七十三岁，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他对国家大事保持了极大的关注。他写了一首《春兴》诗，云：
胡烽信报收秦塞，夷警妖传自赣州。
十万楼船指瓯越，结交邻国且琉球。
不臣赵尉终辞帝，自王田横怕拜侯。
几岛弹丸髡顶物，敢惊沙上一浮鸥。
（《春兴》第七首，《徐渭集》，第263页。）
这是一首纪实诗。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宁夏致仕副总兵拜杀死巡抚都御史党馨，据城反叛。御史梅国桢推荐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李如松于六月率兵抵达宁夏，九月平定叛乱。宁夏原为秦塞，诗的首句即指此事。自次句起指日本企图侵扰东南沿海和入侵朝鲜事。万历十九年七月，浙江、福建向朝廷报告日本引诱琉球入犯，一时传言纷纷。到了次年，日本果真入侵朝鲜，李如松又奉命率兵东征。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六起，经略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率兵攻克平壤，血战碧蹄馆，大败倭寇，追击至釜山。（参见《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92—6193页。又，《明史》卷二《神宗本纪》亦略载此事，第275页。）徐枳此时正在李如松幕府中，参加西征宁夏和东征抗倭援朝两次战役，徐渭诗中涉及的史实当为徐枳信函中提供。徐渭以七十三岁高龄，看到平乱及抗倭的胜利，心情自然兴奋，于是诗的尾联表现了高涨的必胜信念。徐渭一直以来就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到了暮年依然壮志不已。
徐渭已经意识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对自己一生的经历应该有个交代。于是，他着手撰写《畸谱》。他在七十岁时就自称畸人：“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答嘉则二首次韵》，《徐渭集》，第292页。）所谓“畸人”，是指独特志行、不同流俗的人。徐渭以此自称，当本于《庄子·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集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页。）也就是说，以世俗的眼光来审视，畸人的行为是怪异而奇特的，但他的一言一行却是合乎天道的，是自然而率性的。徐渭以此来界定自己的一生，说明他对自己有着清醒而确切的把握。
《畸谱》以编年的形式对自己一生的行迹进行了明明白白的交代。确切地说，这是徐渭自编的年谱。除了正文之外，还附以《纪师》、《师类》、《纪恩》、《纪知》四类。徐渭撰写《畸谱》时的心情不是痛苦的，而是十分平淡而真诚的。他对所涉及的事件，不夸张，也不掩饰，而是准确而客观。这是《畸谱》的特色之一。其二，徐渭一生恩怨无数，挫折多多，但在谱中却是详恩略仇。比如他与张元忭在北京时曾有严重的隔阂，但仍然将张氏父子列入四大恩人，其他两位则是嫡母苗夫人和总督胡宗宪。再次，徐渭十分敬重师长，有的只是从学数日，也被列入十五人的“纪师”中，而对影响终身的五人又另列“师类”。对于一生中所遭遇的恨事与悔事，则往往以“劣”“北”“悔”等简单文字表示。
《畸谱》记事止于七十三岁，陶望龄《徐文长传》也说：“年七十三卒。”（《徐渭集》附录，第1341页。）至于卒于何月何日，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无从考证。陶望龄描述徐渭死时的状况：“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稿寝。”可见，徐渭是在贫穷与疾病双重困扰中结束一生的事业的。徐渭死后，被葬在绍兴城南木栅山徐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