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身后声名
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天，袁宏道辞去吴县知县之职，携妻儿寓居无锡。不久，他就开始长达三个月之久的东南游。
袁宏道于万历十七年（1589）赴京城会试时结识陶望龄。陶望龄考中进士，他却名落孙山，于三年后才考中进士。但两人从此结下了友谊，多有书函往来。陶望龄欣赏袁宏道的才气，袁宏道则推崇陶望龄的学问。这次，他专程到绍兴看望陶望龄，一起游山玩水，谈论诗文。
一天晚上，袁宏道坐在陶望龄的书斋里，随意抽取书架上一本名叫《阙编》的诗集，就着灯光阅读起来。这是一本用纸和印制质量很差的书籍，但袁宏道没有读完几首，就被诗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所激动，不禁跳跃起来，急切地问陶望龄，这书的作者叫什么名字，是古人还是今人。陶望龄介绍说：“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2页。）经陶望龄这么说，袁宏道原先的一些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他曾经在家乡读到过杂剧《四声猿》，署名“天池生”，他以为是元代人的作品；他曾经在越中一户人家看到一幅署名“田水月”的字画，被这幅作品的气势所慑服。至此，袁宏道才将徐渭与诗、杂剧、字画联系起来。这天夜里，袁宏道与陶望龄异常兴奋，两人在昏暗的灯下，拿着诗集，读了叫，叫了读，将童仆都惊醒了。
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即开始倡导诗歌创作的“性灵说”。而徐渭直露性情的诗歌作品，正与袁宏道的理论不谋而合。从那以后，袁宏道写信或写文章便称颂徐渭；有人来看望他，他就拿出徐渭的诗给来人读。万历二十六（1598），袁宏道被任命为顺天府教授。京师是文人雅士聚集之地，袁宏道很快与同在京师的陶望龄、黄辉、袁宗道、江盈科、谢肇等人结成诗社，大力倡导“性灵说”，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时，袁宏道撰写了《徐文长传》一文，全面评价了徐渭的一生成就。首先，他认为徐渭“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对徐渭的诗歌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因此，袁宏道评论道：“先生诗文倔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其次，他指出：“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明代嘉靖以前，书家成就最高者，当推祝允明、王宠、文徵明三位。袁宏道认为徐渭与上述三家相比，成就应在王宠、文徵明之上，而徐渭的绘画也极具特色。再次，袁宏道对徐渭在胡宗宪幕府几年的经历给予了关注，认为：“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2—1344页。）肯定了徐渭的军事才能。
与此同时，陶望龄也撰写了《徐文长传》一文。这篇传记提供了徐渭一生的许多情况。首先，陶望龄叙述了徐渭与季本、张元忭、薛应、胡宗宪等人交往的情况，以及得到唐顺之、茅坤称赞的史实。其次，陶望龄对徐渭的个性进行了总结，认为徐渭“为人猜而妒”，“贱而惰且直”，“性纵诞”，“不事生业”。再次，陶望龄提到徐渭的著述情况，并认为：“渭于行草书尤精奇伟杰，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识者许之。”他在最后评价说：“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将徐渭与陆游相提并论。接着，陶望龄又指出：“文长负才，性不能谨饰节目，然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与文亦然，虽未免瑕，咸以成其为文长者而已。中被诟辱，老而病废，名不出于乡党，然才力所诣，质诸古人，传于来祀，有必不可废者。”（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39—1341页。）认为徐渭的诗文会流传下去。
徐渭生前对自己的部分诗文进行过编辑，编为《文长集》十六卷，《阙编》十卷，《樱桃馆集》若干卷。前两种已刊刻，后一种未刊刻。在袁宏道、陶望龄的倡导下，徐渭的门人商维、陈汝元等人为徐渭重新编辑集子。他们在上述三种文集中，“文取五，诗取八”（陶望龄：《刻徐文长三集序》，《徐渭集》附录，第1347页。），合编为《徐文长三集》二十九卷，并附《四声猿》一卷。袁宏道、陶望龄分别为此书写序。此书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刊刻面世后，“果无不人人竞赏争取，纸贾倍贵”（商维：《刻徐文长集原本述》，《徐渭集》附录，第1347页。）。后来，还有人冒袁宏道之名，出版徐渭诗文集，号称“袁中郎评点本”。从徐渭的作品被人竞相购买也可以看出徐渭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
万历四十二年（1614），杭州人钟人杰把《徐文长三集》改编为《徐文长文集》三十卷，请虞淳熙、黄汝亨分别写序。虞淳熙的《徐文长集序》将徐渭与王世贞、李攀龙、汤显祖在文坛上进行排座，他说：“取以调剂诸子，独推文长，文长遂为第一，迨评选传真为第一矣，无闻而骇诧者也。”（《徐文长集序》，《徐渭集》附录，第1354页。）就各方面的综合成就来考虑，徐渭应排在第一。黄汝亨在序言中认为徐渭是当时的“异人”，评论说：“其诗文与书画法，传之而行者也。画予不尽见，诗如长吉，文崛发无媚骨，书似米颠，而棱棱散散过之，要皆如其人而止，此予所为异也。”（黄汝亨：《徐文长集序》，《徐渭集》附录，第1355页。）认为徐渭诗的风格像唐代李贺，书法的风格像宋代米芾，这实际上指出了徐渭诗歌和书法的渊源。这个刻本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万历四十五年（1617），徐渭的门人陆韬仲之孙陆张侯将陆韬仲所辑存的部分徐渭文稿编为《一枝堂稿》二卷，在杭州刊刻。这个刻本所收的作品，大都为《徐文长三集》所失收。陆张侯在序言中说：“先生落笔，惊风雨，泣鬼神，然不甚爱惜，才脱稿辄弃去，而予大父时时为手辑之。”他的祖父陆韬仲是个有心人，在师事徐渭时，有意识地收集徐渭的作品。它的刊刻，有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徐渭。所以，陆张侯不无自豪地说，他的祖父就像袁宏道一样，是徐渭生前的知音。（陆张侯：《一枝堂稿序》：“不谓先生一生寥落如是，乃独有两桓谭：一知之没后，一事之生前。”《徐渭集》附录，第1353页。）
张汝霖的孙子张岱收集徐渭的佚书十几种，并通过徐渭门生的关系，由徐枳交出家藏的徐渭文稿，编成《徐文长佚书》，于天启三年（1623）刊行。徐家与张家为世交，张汝霖自幼就与徐渭熟悉，他写的《刻徐文长佚书序》对徐渭的人格进行了挖掘：“顾中郎知文长，似人尽于文；而余素知文长者，谓其人政不尽于其文。文长怀祢正平之奇，负孔北海之高，人尽知之；而其侠烈如豫让，慷慨如渐离，人知之不尽也。”指出人们只是从文章中了解徐渭，其实徐渭的人格力量远比文章中所表述的更为丰富；人们只知道徐渭具备祢衡的奇节、孔融的高风，却不了解徐渭具有豫让的侠烈和高渐离的慷慨。与此相关，他对徐渭的发狂原因进行了分析：“其感慨激烈之意，悲于击筑，痛于吞炭，而人徒云虑祸故狂，知之政未尽也。”（《徐渭集》附录，第1348页。）认为徐渭的发狂并不仅仅因为胡宗宪被捕而担忧牵连到自己所引起，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对当时政治风云的一种悲愤。而张岱对徐渭的评论，则侧重其书画，他说：“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倔强，朕视之更觉妩媚耳。’倔强之与妩媚，天壤不同。太宗合而言之，余蓄疑颇久。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太宗之言，为不妄妖。故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跋徐青藤小品画》，《琅文集》，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27—428页。）
王思任的《徐文长先生佚稿序》将徐渭的人品归纳为“不爱钱”，“不惧死”，“不喜富贵人”。他进而以自己的阅读感受评价徐渭的作品：“读其文，似厌薄王侯之鲭，独存蔬笋之味。又如着短后衣，缒险一路，杀讫而罢。读其诗，点法、倒法、托法、藏法，漉趣织神，每在人意中攘脆争可，巧迸口头，必不能出者，而文长一语喝下，题事了然。读其四六，在黛眉淡骨之间，读其隐字对偶诸技，以天成者佳，以人胜者逊；通方言者佳，以越语者逊。总之灵异立成，爪牙皆矗。”（《徐渭集》附录，第1350—1351页。）王思任以文学的语言对徐渭的文章、诗歌和骈体文进行了极力的推崇。
徐渭一生才华横溢，但多灾多难，历经艰辛，最后在寂寞中死去，他的文名基本上也仅限于越中。但是，在他身后，经过袁宏道的大力倡导和他的朋友、门生不断编纂、刊刻其作品，他的作品开始遍布全国，名声大振。这恐怕是徐渭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徐渭生前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评价，他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1页。）而没有涉及戏曲创作。实际上，他创作的《四声猿》在当时就获得好评。王骥德是徐渭的门生，他在《曲律》中说：“至吾师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猿》，而高华爽俊，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今则自语缙绅青衿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纪。”（《曲律》卷四。）极力推崇《四声猿》，认为可与元杂剧媲美，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汤显祖在读过徐渭的《四声猿》后惊叹道：“《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王思任：《还魂记序》。）汤显祖创作了《牡丹亭》等传奇，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他尚且对徐渭如此推崇，徐渭在戏曲上的成就也就可想而知了。西陵道人在《四声猿引》中认为《四声猿》“为明曲之第一，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亦无不可”（《徐渭集》附录，第1357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梅国桢在写给袁宏道的信中说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4页。）对徐渭艺术成就的排序是诗、字、文、画，与徐渭的自我评价不一样。袁宏道把这段话写入《徐文长传》，这说明袁宏道认可梅国桢的观点。袁宏道特别推崇徐渭的诗歌创作，这与他正在倡导性灵说紧密相关。
黄宗羲在《青藤歌》一诗中写道：“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南雷诗历》卷三，《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十一册，第286页。）认为徐渭的作品在百年之内一直广为流传，是由于其自身具备的价值，即使没有袁宏道的倡导，这些作品也会流传下去。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徐渭的艺术成就。
从清代开始，人们对徐渭的认识，由诗文方面逐渐转向书画方面。周亮工在《题徐青藤花卉手卷后》说：“青藤自言：书第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语耳。吾以为《四声猿》，草草花卉俱无第二。”（周亮工：《题徐青藤花卉手卷后》，《赖古堂书画跋》，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30页。）认为徐渭的作品，包括戏曲在内，都是一流的，没有前后、高下的排序。朱彝尊则认为：“文长诗学长吉，间杂宋元派，所谓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者。盖诗与文皆未免繁芜，不若画品，小涂大抹，俱高古也。”（陶元藻：《徐渭传》，《越画见闻》卷上。）指出徐渭的画比诗文更有价值。
徐渭自评为排序第四的绘画，在清代被推至崇高的地位。徐渭率性而为、不求形似求生韵的泼墨写意画，被认为开创了写意画的第一座高峰，徐渭也被认定为大写意画的开山鼻祖。八大山人朱耷、石涛秉承徐渭的美学旨趣，乘兴纵奇，横涂竖抹，豪迈放逸，淋漓尽致，成为大写意画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石涛在诗中写道：“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老涛不会论春冬，四时之气随余草。”（《题四时花果图卷》，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28页。）表明在徐渭之前的几十年间，没有人真正能掌握大写意画之道。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极其崇拜徐渭的绘画技能，他说：“徐文长先生画雪竹，纯以瘦笔、破笔、燥笔、断笔为之，绝不类竹。然后以淡墨水勾染而出，枝间叶上，罔非雪积，竹之全体，在隐跃间矣。今人画浓枝大叶，略无破阙处，再加渲染，则雪与竹两不相入，成何画法？此亦小小匠心，尚不肯刻苦，安望其穷微索渺乎！”（《题画》，《郑板桥集》，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31页。）从具体的笔墨处肯定徐渭大写意画的高超技巧。袁枚《随园诗话》卷六记载：“郑板桥爱徐青藤，尝刻一印云：‘青藤门下牛马走郑燮。’童二树亦重青藤，题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无七子，岂知身后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徐渭开创的大写意画经扬州八怪的发扬光大，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
生活在乾隆年间的陶元藻，没有像他的祖辈陶望龄那样认同徐渭的自我评价，而是根据徐渭在清代的影响，对徐渭的艺术成就重新进行了评价：“余窃谓文长笔墨，当以画为第一，书次之，诗又次之，文居下。其书有纵笔太甚处，未免野狐禅，故易于伪作；至其画高超静远，虽慧心人猝难摹仿，是以一展卷而真赝了然，学步者无以躲闪。”（陶元藻：《徐渭传》，《越画见闻》卷上。）这也说明到了清代，徐渭在绘画、书法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他在诗文、戏曲方面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对徐渭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综合的评价。首先，它充分肯定徐渭的书画价值：“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其次，它评价徐渭的诗歌毁誉参半：“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再次，它认为徐渭的散文成就高于诗歌：“其文则源出苏轼，颇胜其诗。”（《四府全书总目》卷一七八《徐文长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6页。）徐渭的散文多以文字简洁、结构严谨、富于变化见长，是晚明小品文的先驱。由明代陆云龙等人选评的明代小品文总集《翠娱阁评选皇明小品十六家》将徐渭列为第一家。这也是《四库全书总目》肯定徐渭散文成就的原因所在。同时，它对徐渭在幕府期间的代笔之作进行了指责。
到了近代，海派画家迅速崛起，其中以吴昌硕最为著名。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远宗徐渭，近学扬州八怪及赵之谦等人，影响极大。他在《葡萄》题画中说：“青藤画，奇古放逸，不可一世，似其为人。想下笔时，天地为之低昂，虬龙失其夭矫，大似张旭、怀素草书得意时也。不善学之，必失寿陵故步。”并赋诗一首：“葡萄酿酒碧于烟，味苦如今不值钱。悟出草书藤一束，人间何处问张颠？”（《缶庐诗别存·葡萄》，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34页。）
现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巨匠齐白石，远承徐渭，近学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诸大家，自创风格，气势磅，蔚为大观。他认为：“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雪个为八大山人朱耷的号，大涤子为石涛的别号。齐白石后悔没有生活在徐渭、朱耷、石涛的年代，直接拜他们为师。他又在诗中写道：“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老萍诗草》，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34页。）表示愿意做徐渭、朱耷、吴昌硕的门下走狗，其崇敬之意溢于言表。
当代著名画家潘天寿对徐渭的绘画也极其推崇。他在诗中写道：“风情怪诡朴而古，元气淋漓淡有神。一代奇才谁认识，天教笔墨葬斯人。”“草草文章偏绝古，披离书画更精神。如椽大笔淋漓在，三百年中第一人。”（《题徐渭画》，转引自张鉴《徐渭与心学》，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232页。）认为徐渭是书画界“三百年中第一人”，从而可见徐渭在书画史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