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友朋中有记述与徐君交往事，丽雅（扬之水）《日记中的梵澄先生》连篇揭载，所记尤详。其间谈笑言论使人如历其境，是此中最珍贵的资料。
我之识徐君有两个阶段，先是上世纪30年代，《申报》主人史量才大事改革，其一就是改组副刊《自由谈》，邀请留法归来的黎烈文任主编，一时在上海文坛颇引起轰动，因为这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此时鲁迅以各种笔名发表杂文最多，那时我虽尚在中学，却也能辨别出哪些是鲁迅写的，国民党检查老爷却茫然不知。这些短文后来都收入《伪自由书》等杂文集中。也正是此时我始知徐君游学回来住鲁迅家中，并也写小文，而且由鲁迅夫人许广平代为誊抄。大约我没有怎样注意，所以徐君所写那些内容没有留下印象。其实《自由谈》上有些文章至今尚有印象，如林语堂为开明书店印《辞通》用文言文写的序等等。我之真正得识徐君，是在抗战军兴流亡西南昆明之时，所以无论初知徐君以及后来得识，在时间上应都是在后人若丽雅者出生之前。
抗战八年在昆明，我已是卒业并在广播电台工作，但和联大的师生保持密切关系。而我怎样得识冯君培先生（诗人冯至）已不记得了，这时冯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陈与元主编的明日社从桂林运来，书是用土报纸印的，我得了一册并写书评在电台播出。自此我以晚辈的身份成为冯先生家中的常客。和我社会学系师长若吴景超师、潘光旦师不一样，冯先生给予我的启迪是文学与艺术这些领域，听他讲歌德、里尔克，尤使眼界大开的是为我展示degas的画册。这是我首次领略西方美术的纷繁的美。正是此时在冯宅我首见徐梵澄先生，浓浓的乡音是徐先生予人最深刻的感觉，后来冯先生告知同在德国游学期间，徐先生的一表仪容，令德国姑娘纷纷问冯先生徐君可是贵族，欧洲一些已是共和制的国家依然有封爵这样的事，正因此徐君被误为贵族。在昆明时的徐君在什么地方任职，我也不太清楚。
1945年日本投降，我匆匆离滇辗转由贵阳去渝，并经景超师的推介进入救济总署。办公的地方在重庆潘家湾。一日午间信步至近处像公园似的地方，无意中见到执着旱烟管的徐先生，依然一口浓浓的乡音，对于我无疑是极大的意外和惊喜。他问起我在哪里工作。我深深地意识到面前是一位不寻常的人，我虽不知其所学，但直觉地知道这是一位有着丰富学养的学者，这就是我两度得识徐梵澄先生的经过。
其后徐先生长期游学海外，无疑其所学又进入新的境界，而当时我对此茫然无所知。而且历史嬗迁，其中经漫漫长夜，徐君后来之返国必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正是在1979年前后我开始投稿北京《读书》杂志，前后总共有十来篇吧，可是我却没注意徐君回国后的学术活动，至今才从丽雅日记中略知一二。在这之前元化兄主编“学术集林”丛书，并以徐著《陆王学述》见赠，这本书不知怎样总是放在书架前小几上，时时偶尔翻阅一二段，说实话我对于道学之类的书，正如启明老人一直没有多大兴趣。陆难解，若王阳明是一位难得的文武全才，其一生极富戏剧性，但我总觉得冯友兰先生哲学简史和徐先生论释有所不同，冯是从认识论这样的论点阐释，而徐先生参以现代科学的分析，所以尤明晰易懂。因此《陆王学述》可说是教现代人如何以科学的观点研治古学，其中必有可供提炼的有用的属于真理范畴的东西。很可惋惜我虽知徐君甚早却未能如今之友人一样对他了解如是之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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