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历史上第一高官
——徐阶二三事
沈敖大
今天，领导让我来讲徐阶，我思前想后，觉得花一个小时来讲徐阶，只能是青蜓点水，就我的水平实在是难以胜任的，唯一的办法，是只能撮其要，讲徐阶二三事，所以讲题也就只能是《松江历史上第一高官——徐阶二三事》了。
一、第一高官，当之无愧
首先，容许我解一下题，什么叫第一高官？封建时代所谓第一高官，通俗点讲，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或丞相）。松江历史上，称得上宰相（或丞相）的，有这么几个：一是三国吴的陆逊，吴赤乌七年（244），陆逊“代领顾雍为丞相”，但这个“丞相”，只是分裂的吴国的“丞相”。又一个，是唐代陆贽，史称“内相”，贞元八年（792）任同平章事。唐代的“同平章事”，就是“丞相”之一（国为同平章事可以同时有几个，只有为首的，才是真正的“丞相”，其它的同平章事，充其量只能说是“副丞相”），当时的宰相是裴延龄。从最后陆贽去世，“追赠兵部尚书”就是证明。另一个，就是朱谔，他是北宋元?六年（1091）的榜眼，这个人曾修过松江的岳庙。大观元年（1107）拜尚书右丞。有些论者把他也列为“丞相”，其实不然。因为北宋的吏制常常变更，史书上有一种说法，“尚书右丞”“左丞”就等于是宰相。但《宋史》有“宰辅（相）表”，上面开列了当过“宰相”的人的名单和任职期限，北宋167年，“宰辅表”上有居相位的七十二人，没有朱谔；但另有“执政进拜加官”的表，人数238人，其中有朱谔。他是大观元年（1107）丁亥三月丁酉拜“尚书右丞”的，同年六月去世，在位三个月，位列“执政”而非“相位”。这是是非常明显的。而徐阶，《明史·职官志》就明白记载，当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政府的内阁大臣（18年），内阁首辅（嘉靖41年[1562]，直到隆庆二年[1569]），共有七年。徐阶致士时的身份是：赐进士及第、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知经筵事、国史总裁。所以这“第一高官”，是名实相符的。
二、徐氏家族的兴衰
这就不得不提徐阶亲手编撰的《徐氏族谱》，根据徐阶所编的“序”，徐阶编的“族谱”，成于万历十年（1582），后经子孙一续再续，共15世。高祖徐德成（1385~1476），号佛子，住青溪（小蒸），曾祖徐贤（1405~1463），先于父德成死13年，徐贤四子：仁、义、礼、智，因家贫子女多，徐义、徐智“迁居于外”，这个在外，就是泗泾。徐礼入赘郡城黄氏，徐仁居家（小蒸），死无后。徐智也无后，徐义返家奉迁泗泾。徐礼，是徐贤三子，黄氏居华亭德丰桥（县府西南470步）。所以，徐家从第三代起就分居两处，一为泗泾（徐义），一为府城（徐礼）。徐礼就是徐阶的祖父，生四子，长子徐黼，次子徐黻，三子徐冕，四子徐旒。徐黼就是徐阶的父亲。徐黼生四子，徐隆、徐阶、徐陈、徐陟。徐家的家谱一共记载了15代人，时间从洪武十八年（1385）至约清乾隆三十年（1765）凡380年。到第十三世时，徐家族人只存49支（10世时96支），其中徐?30支、徐琨9支、徐瑛10支。原因是很多支族人“无后”，断了香烟。
徐阶后代也出了不少名人，徐阶三子都任京官，长孙（七世）徐元春（1547~1596）万历二年中进士。徐阶曾孙徐念祖在清军攻陷松江时全家七人都自尽。同时死义的有八世孙徐涑、徐开祚。八世孙中还有一位以抗清著名的徐孚远（1598~1665），他年轻时与夏允彝、陈子龙倡为几社，名动海内。三人曾同时“言志”，徐孚远流着眼泪说：“百折不回，死而后已。”允彝说：“吾仅安于无用，守其不夺。”子龙说：“吾无?公之才，而志则过于彝仲，顾成败不计也。”后来三人都实现了“志”，松江城破，夏允彝、陈子龙先后抗节死，孚远奔赴福建厦门、浙江舟山等地参与南明抗清活动，为筹军饷，到过交趾（今越南）。据《台湾通史》，他追随郑成功到台湾，建“海外几社”，是松江地区最早到台湾的“徐”姓文人，所以，他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康熙四年（1665）5月病死。徐阶后代八世传人中，优秀人才相继陨没。徐家族人从八世以后，转入衰落。清军在“嘉定三屠”，而松江也被杀二万余人。
至于乾隆三十年（1765）时的49支族人的繁衍状况，也即从1765年至今的245年间的状况，就没有文书记载了。大概因为家道中落，贫困流离，无力再续《族谱》的缘故吧。
三、徐阶二三事
既然要介绍徐阶二三事，那就重点介绍一下嘉靖朝几件惊天大事中徐阶的贡献。
（一）庚戌之变与东南倭患
大明王朝有两大边患，一是北边鞑靼，一是东南的倭寇。且说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寇宣府（河北宣州），进兵大同。这时大同的守将是总兵官仇鸾。这仇鸾是个懦怯的家伙，临机应变，毫无办法，就派他的手下时义、侯荣出城与俺答谈判，订下了城下之盟，具体是“持重赂赂俺答”，请他高抬贵手，别攻大同。至于攻击其它边塞就也不管。俺答的目的就是掠夺，仇鸾自动送财物，自然不会有意见，他弃大同转攻宣府（河北宣州），宣府有备不得入，又转攻蓟镇（三屯营，治所河北迁西县西北）。不久，又攻击通州，由通州渡河西进，前锋到达安定门外教场，然后进兵北京城下，分兵抢劫西山、黄村、大小榆河。北京危急，举国震撼。考虑到京城兵员不足，嘉靖帝下诏“勤王”。
就在北京城中军民惶惶不安之际，俺答骑兵兵进东直门，东直门有御马厩，掌管御马厩的是太监，俺答一到，就将八个太监一起掳走。
然后，俺答就让这些太监带“求贡书”来见嘉靖，信中语气傲慢，——索取巨额财物。情急之下，嘉靖在西苑召见严嵩、徐阶议军事。
嘉靖首先拿出了俺答的“求贡书”，问严嵩有何主张。谁知严嵩说：“这是礼部的事”，一推了之。嘉靖转过头来问徐阶，徐阶说：“这确实是礼部的事，但一切都由圣上拿主意”，徐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对严嵩大事无主张，京城如此危急，还是不急不忧，很有意见。再说，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必定得罪严嵩。听徐阶这么说，嘉靖很失望，就说：“召见你们，就是听你们的主意……”没等嘉靖说完，严嵩又冒出来一句：“这些人都是饿寇，掳足掠饱了，自然就会离去。”这种话，出自大明王朝的一位首辅之口，恐怕天下的人不会信吧？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时，徐阶按捺不住，就说：“兵临城下，杀人如割草，仅仅是饥贼吗？”徐阶顾不得了，就对嘉靖帝说：“寇已深入腹地，不允许他们所谓的‘求贡’，恐怕会激怒他们，且京城兵备不足，一旦攻城，后果不堪设想！答应他们的‘求贡’吧，他们就会狮子大开口。唯一的办法，是‘拖’，时间一长，各地勤王的兵才得以聚集京城。到时开战，胜算就大。”嘉靖点头称是。那么计将安出？徐阶不慌不忙说：“自古两国文书往来，都备有两种文本，此次俺答的‘求贡书’只用了汉文文本，不符合惯例。告诉他们为表达‘求贡’诚意，就应先行退兵，再备个蒙文文本，以便签署。这样一来一往，就‘拖’出时间来了。”嘉靖帝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又担心：“如蒙文文本拟好，援兵未达，那怎么办？只能多给钱币玉帛了。”徐阶说：“恐怕他们贪得无厌，给了钱币玉帛，仍不退兵。”嘉靖听了不免大惊，说：“爱卿可谓深谋远虑。”
此后几天，援兵云集，俺答果然不敢攻城，带着掠夺的财物“遂整辎重趋白羊口“回师了。
通过庚戌之变嘉靖召见严嵩、徐阶的一席对话，嘉靖终于明白斋醮之事，严嵩在行，处理军国大事，严嵩靠不住，也正是从此时开始， 有关军国大事，嘉靖就开始找徐阶商议了。
另一件军国大事就是东南倭寇的骚扰，对待外敌的入侵，徐阶的态度始终是坚决对抗，对待东南倭患，自然毫不手软，他深明三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对前方将帅，都很支持，戚继光、俞大猷等将官，徐阶都主张重用，并去信主帅要求给他们有充分的发挥空间。而自己，则在朝廷里为他们创造条件。在徐阶的著作《世经堂集》里，收入了不少徐阶回答嘉靖帝“垂询”的征倭文书，如《论发兵征倭》、《答倭情》、《再答倭情》、《再答倭情二》、《请以兵事责有司》等奏疏，强调江南是赋税重地，倭寇“宜速剿灭”。从而坚定了嘉靖的抗倭决心。兹举一例：
嘉靖三十三年（1544）五月，东南倭寇猖獗，嘉靖下旨发兵征剿。这时的兵部尚书是曾任华亭知县的聂豹，聂豹决定征发山东长枪手三千。但遭遇了反对，反对的大臣认为倭寇“飘忽无常”今日流窜甲地，等到朝廷发兵，倭寇又流窜到乙地，劳师动众，疲于奔命，所以不主张发兵。聂豹独力难支，于是改变决定，派参将李逢时率三千山东民兵驰援。
徐阶此人很细心，三千长枪手怎变成三千民兵了？深入了解后又得知这三千民兵都是经挑选淘汰下来的“疲卒”。徐阶不 顾老师的脸面，上书皇帝，说倭寇的特点就是“飘忽无常”，“飘忽无常”就不发兵，那就只得听凭倭寇蹂躏，征倭就是一句空话。提出倭寇越难缠，就越发应发兵征讨，否则后患无穷。而且发兵就得发精兵，因为三千疲卒与三千精兵耗费的军饷是一样的，敷衍塞责，那才叫浪费军饷。兵部这才同意发精兵三千。
没料想之三千精兵到达，首战吃了败仗。朝廷中大臣批评徐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可徐阶毫不动摇，反而上了道奏本《请以兵事责有司》，奏本中指出了明代军事制度的弊端。当年对军中将军帅的奖惩，全凭战场的胜负。将官们战场失机，立即查办、降职、逮捕、下狱，甚至杀头。当地的地方官员则毫不相干。这“有司”，就是现在说的有关部门。将官在哪个地方打败仗，哪个地方的地方官员也应一体同罚。将官守土有责，地方官同样守土有责责。嘉靖皇帝一听，也对，下旨推行徐阶的主张。徐阶的这一举措，极大地震撼了东南沿海的各级官吏，他们害怕受到严惩，纷纷组织团练（现在叫民兵），守卫城镇，同时也派出侦察兵，了解倭寇动情，与当地驻军互通情报，极大地扭转了抗倭的被动局面。应该说徐阶这个人，不仅是书生，而且有军事才能。所以史书说，嘉靖帝因徐阶“畅晓军事”，而倭寇又常蹂躏徐阶的家乡（松江），所以经常向徐阶询问剿倭的大计。
（二）三语政纲，智救海瑞，为张居正铺下红地毯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罢相，当了十年次辅的徐阶升任首辅，嘉靖把严嵩在西内的“直庐”赐于徐阶，徐阶在直庐墙上挂上了三张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语政纲”。
徐阶的“三语政纲”，就是他治国大纲。这三语政纲的推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拨乱反正，同时放宽言论，让大家说话；整顿吏治，大力整肃贪污；提拔人、惩罚人都符合“公论”而不出于私心。推行“三语政纲”的结果，就是“内阁运作极大改变，对嘉靖政治的扭转变革产生巨大影响。
在政治环境宽松上书言事就不会被“廷杖”、“下狱”、“杀头”的情况下，海瑞上了《治安疏》，激烈抨击嘉靖皇帝，引起朝野的震动，其中的名句就是“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了。”对海瑞的《治安疏》，称颂的人不少，《治安疏》对皇帝的抨击也有道理，但独具只眼的论者就认为不妥，古人不说，当代有位叫姜德成的学者就说《治安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奏章”。我也这样认为。
因为严嵩当政，“政以贿成”，朝中正直大臣前赴后继弹劾严嵩，真可以说具有不怕罢官，不怕杀头，不怕妻子离婚的勇气。前后弹劾严嵩的有“越中四谏”以及杨继盛、周冕、王守茂；还有“戊午三子”，包括松江籍的几位官员，如“四铁御史”冯恩，总计起来不下二十位官员，但都没有好下场。海瑞在严嵩当政时肆行贪污，败坏边事，阴制言路时却一声不吭，偏偏在严嵩倒台三四年以后，徐阶开始拨乱反正，政治刚刚恢复正道之时来一个《治安疏》，猛烈抨击皇帝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且按下不表。
嘉靖得疏自然大怒，气得满地乱走，“畜物！畜物！”连连大骂，立即将海瑞下诏狱，令法司拟罪。海瑞自然难逃一死。
刑部尚书黄光升非常为难，拟海瑞死刑，就有杀直谏之臣的罪名，会遗臭万年。轻判海瑞会惹怒皇帝，自己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万般无奈，就去请教当时的“总理”，徐阶胸有成竹，告诉黄光升，拟处死，罪名就是“子骂父”，大逆不孝。黄光升大为吃惊，首辅你不是推行放宽言论政策吗？怎么处死敢讲话的海瑞呢。徐阶笑问：“与皇上相处的时间你和我谁多？”“自然是首辅多。”“对皇上的脾性你和我谁更了解？”“自然是首辅更了解。”“那就好了，你就放心上奏重处海瑞，论死。因为皇上生性多疑，法司轻判海瑞，皇上就会大怒，以为法司偏袒海瑞，不为圣上分忧，圣上就会立即处死海瑞。相反，则皇上会觉得法司还是能维护他的威严，心情会好一些，就会沉吟深思，就不会立即将海瑞处死，只要不立即处死，海瑞就有一线生机。”黄光升果然拟重处，嘉靖皇帝看了奏报，果然犹豫，海瑞就继续关在大狱里，不被处死。
这并非我的猜测，而有史料为证。这些史料，见之于朱国桢《大事记》，王世贞《?m州山人续稿·徐文贞公行状》中。而徐阶则在面见嘉靖时再三劝谏，说“主圣则臣直，瑞固戆……杀之则成其名，容之则亦见圣德之广。”以至嘉靖埋怨“相国佑瑞”。一年后，嘉靖驾崩，徐阶就立即将海瑞释放，并提升官职，从户部主事（正六品），提拔为大理寺正（正五品）。
徐阶不仅救了海瑞，而且对自己学生张居正也备加关怀。有风险的事不让张居正去做，容易名利双收的事，就安排张居正担任，渐渐地张居正政治经验日多，官位一级一级向上提。可以说，徐阶早就为张居正走进内阁铺了一条红地毯，直到张居正担任首辅，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为大明王朝的中兴作出巨大的贡献。
（三）“海瑞罢官”的伪命题
关于徐阶在松江的占田问题，400多年来徐阶在松江占田数量的说法有多种，六万亩，十万亩，十八万亩，二十四万亩，四五十万亩。比较接近事实的究竟是多少呢？这是国人特别是咱们松江人关心的问题。
这就得从“海瑞罢官”说起。
我以为“海瑞罢官”是个伪命题。记得当年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演绎的是海瑞任职应天巡抚，（应天十府，松江包括在内）所以也管松江府，徐府在松江横行不法，海瑞与徐阶斗争，命徐阶退田，抓徐阶之子，摘下乌纱帽，将徐阶之子徐瑛开刀问斩。这就是所谓的海瑞罢官，而徐阶的恶名声就这样铆牢了，用当时时髦的话来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说“海瑞罢官”是个伪命题，就像“文革”中井冈山朱毛会师被“置换”为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一样。如果林彪篡位成功，历史上就没有朱毛会师，只认毛林会师了。
其实，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是隆庆三年（1569）六月，在隆庆四年（1507）三月“遂改南京粮储”（《明通鉴·卷六十五·穆宗隆庆四年》）。这条史料说明，海瑞没有被罢官，而是官升一级，至少是平调。调走的原因，是朝中都给事中舒化、给事中戴凤翔的弹劾。舒化称海瑞“迂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而戴凤翔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但海瑞对弹劾不满，上书反驳，称“今举朝皆妇人”。译成白话就是现在朝中文武百官都是不懂事的女流之辈。这打击面实在太大，连得任命他为应天巡抚的首辅李春芳也苦笑说：“满朝都是女流，我这个首辅就是老婆子了。”这一来，朝中大臣火了，来了个联名弹劾，海瑞当然是只能调走了事。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是佥都御史四品官阶，南京粮储称“总督粮储”，属南京户部，正三品。即国家粮仓之一，所以说不是罢官，而是提升。但海瑞不干，自行辞官回到了海南故乡。
有些论者说我“颠覆”了海瑞的形象，其实，我不但“颠覆”了海瑞的形象，同时也“颠覆”了徐阶的形象。海瑞的应天巡抚只当了九个月。但在这九个月里也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整顿钱粮赋役宿弊，清理沉积冤狱，肃清整治，疏浚吴淞江、白茆河。但他的理念有问题，他始终认为“江南民风刁险”，又坚持“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理念。自然也做了几件留下后遗症的事，一是“放告”，就是每月两次在规定的日子里大开正门让百姓告状，尤其是告乡官、告大户，同时又定下几个“与其……宁”的审案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凡涉经济纠纷，“与其屈小民，宁屈富户”）用心虽好，但兴起了江南“刁告”之风。真正得益的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真正的“刁民”——有冤情的百姓自然要告，而游手好闲的，嗜赌成性的，包括地痞、流氓，也纷纷向衙门递状子，连海瑞自己也吃惊，仅松江一府“告乡官夺产者几（将近）万人”。而松江的大街小巷，一些人“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呼号”。大家可以想一想，松江街头，三五十人一群，沿街游走，振臂高呼口号，这是一种什么景象？不用我说了吧？应天十府，都是这种状况，社会安定，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乡官、富户大白天也关紧大门。松江有个乡官叫沈凤峰，家中有田四百亩，以前把田出售给沈凤峰的人，在海瑞“与其……宁”的审判原则鼓动下，纷起诬蔑沈凤峰侵占田地，沈凤峰没法子，把买田的契约和田契一起还给这些人。海瑞听说后“亟称公（沈凤峰）贤”。但是沈凤峰就由此“贫困（贫益甚），去世后（捐馆）至不能葬”（李绍文《云间杂识》）。同时，松江还出现了一句新民谚“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告状收获比种肥沃的田更大，这种现象应天十府都有，戴凤翔弹劾海瑞，称他“庇奸民，鱼肉缙绅”。这也是一个新词：过去有“鱼肉乡民”，海瑞来了出现“鱼肉缙绅”。
还有一件事就是“退田”，因为状子实在太多，判不过来。试想松江一府状子近万，算她八千，应天十府，少说也有六七万。海瑞在应天满打满算270天，每天要判257件案子。什么事都不干，光判案子，不吃、不喝、不大小便，也无法完成任务。怎么办？海瑞就以政令代替法律，下令乡官富户“退田”，退出来再说。并要求徐阶带头，徐阶退近万亩，海瑞要求“退田过半”。但徐阶家中究竟有多少田呢？海瑞说不清楚。这“退田”举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且不说，但“退田”涉及的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叫“土地革命”，家家户户性命悠关，所以引起的风波也大。应天十府骚动，自然不在话下。有些学者说他搞乱了江南的经济秩序，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那么徐府究竟有多少田呢？至今没有人拿得出六万亩、十二万亩、四五十万亩的证据。但经过学者的研究，徐府占田确数，在三万亩左右。与六万、十二万、二十四万、四五十万相去太远。怎么算出来的？
徐阶配合海瑞，退田包括卖掉的田共万余亩，把清单交给了海瑞。
退田以后，徐府有田约二万亩。何以见得？
那就说两个故事：
1，隆庆五年，徐阶复信曹贞庵说：至于家下田宅虽不敢言无，然也原无十万，郡县田册俱在可考。中间亲友所寄，自阶罢官，各见失势不足凭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征贴役，有害无利，俱已收去。其明白置买者，除奉某某教令退还原主及因田租无收卖去已及三分之一。。。。。。
2，隆庆五年（1571），松江府上海县有位官员退休回乡，这官员就是潘恩。说潘恩大家恐怕不熟悉，但说起豫园大家一定熟悉。话说潘恩官至刑部尚书，他的儿子潘允端则时任四川布政使（省长），为了老父颐养天年，潘允端在上海县起造豫园。得知徐阁老因退田事搞得灰头土脸，这潘恩出于关心，就去信问候，同时也问起退田的事，当然问及四五十万亩的事。徐阶回信潘恩说：“家下田亩，其载书册不过二万，册外又无别户，不知所谓四五十万安顿何处？”又说：“当道诸公肯加查实，有无便立见矣”。对海瑞只听告状者说，不加查实，表示了遗憾。又说：“夫田既少则所入薄，所入薄则家人自不能多养，只观家下无歌童，无食客便可类推也。”（《世经堂续集》）
对于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的功过，历史上许多论者都发表了意见，包括松江人士。如吴震履《五茸志逸》说“刁讼成风，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与海瑞同时的何良俊说“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只是有些风癫，又寡（少）深识，动辄要煞癫，殊无士大夫之风耳。”又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且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大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之民，坐而待毙……岂得谓之善政哉？”明末沈德符在《万历野获偏》中也说：“中介在江南，一意澄清，而不识时务，好为不近人情之事”等等。
总之，海瑞到应天九个月，做了不少好事，但急于求成，性格偏执，更因“放告”、“退田”，把社会风气搞坏了。以致徐阶心有余悸，死后不愿葬在家乡，而葬到浙江湖兴去了。徐阶死后，隆庆帝为之“辍朝”（等于降半旗），赐祭十二坛，非常荣耀。徐阶本来与沈氏有同葬之约，但徐阶还是葬浙江去了。这是徐阶的一首诗，大家不妨从诗中体味这位松江历史上第一高官去世时的复杂心情：
长兴东北维新里，翠竹苍松六尺丘；峰列乙辛相对耸（山坐乙向辛），水环丁癸不分流（水起丁出丑）。居吴自叹谋几左（吴中水浅土薄故其俗浇漓甚），还浙谁知语竟酬（闻水山云月心禅师尝谓予：浙生终还浙）；好志华亭徐仲子，厌离乡土葬湖州（徐阶《世经堂续集·卷十四。湖州买葬地成走笔报水山并诸朋旧》）。
就这样，松江历史上第一高官，就此远离故乡，长眠在浙江湖州长兴县维新里东北的山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