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里徐家村，地处莱州西北沿海，现隶属莱州金仓街道，民国时期曾是第四区六湾乡乡公所所在地。徐氏家族原籍四川，南宋淳熙七年（1180）徙居掖县（今莱州），历八百余载，繁衍至今。徐家村抗战时期出了一位有名望的爱国乡贤，他就是徐柏龄。
徐柏龄字松山，早年出身贫寒，在妻子支持下闯关东。一开始在哈尔滨靠卖肉食、青菜赚了一笔钱，后来与两个同乡合伙开了几家商号，雇佣店员经营，店铺逐渐兴旺起来。“七七事变”前，徐柏龄回家乡居住。抗战爆发后，徐柏龄先生积极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深明大义，自觉减租减息，奔走呼号，积极参与抗日募捐，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为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是掖北一位很有影响的爱国抗日人士，曾被掖县县政府聘为县参议员。
他积极配合胶东行署海外工作部，冲破日寇封锁开展统战工作。在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下，徐柏龄利用在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的商业关系，经过敌占区为胶东抗日武装购进大量急需药品、布匹、弹药、枪支及其他物资，支援根据地渡过难关，同时他还以经商为掩护，为抗日武装搜集和提供驻青岛、掖县城内的日伪军活动及布防情况，有力地配合了胶东抗日武装的斗争。
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和经济来源遇到很大困难。为了支援抗战，抗日民主政府每年都要向地方士绅名流、大户人家开展一两次抗日救国募捐活动。每次，徐柏龄先生总是第一个带头捐赠，每次他个人都能出五到十万大洋（包括他以个人关系向海外募捐的部分），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徐柏龄先生还利用他的商号不辞辛劳、不怕风险地奔走于哈尔滨、天津等地，在工商业同僚中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和根据地人民抗日战绩，以赤子爱国之心感化大家，使海内外许多工商界人士纷纷加入抗日捐赠活动。掖县从1942年起每年募捐大洋数额多达三四十万元，这与徐柏龄先生的积极活动有很大关系。
徐柏龄先生对本村的贫苦农民很关心。每年在春耕时，特别是遇到灾荒年，他总是主动拿出粮食进行救济，拿出牲口、农具等无偿帮助乡亲们耕地播种，此举深得人心。粉子山战役中他救助伤员，朱桥大众医院建造时他又带头捐款……
上世纪30年代，徐柏龄先生衣锦还乡，在老家修建了自己的居所，这套院落至今保存基本完好。徐氏故居坐北朝南，原来有正屋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照壁、南屋（带门廊）五间，是一套标准的四合院，今当街南屋已被拆除。其故居是莱州民居的优秀代表，其中细节可圈可点。进门的照壁半依东厢的南山墙，上端是硬山脊，东西两端做成圆拱形，南北翘角，顶部一排憨憨的兽面筒瓦直视着大门的方向；下面是用加工成方圆形的青砖仿木结构，再下面是六个砖雕垂莲柱，中间五组传统水墨画，画面有柳树双燕、传统山水画等，画上的题字纠正了民间关于这栋房子建于上世纪40年代的传言：“岁次壬申年时□□写于南院大屋窗下”。整个照壁的下部三分之一处，全部用白中带青黑的理石砌成。
东西厢房各三间，砖石结构，门窗框两侧皆为青砖，上面有一根大方木支撑。据说当年徐氏是买了别人的老宅子拆迁建造的新居，因两边的邻居不愿卖自己的房子，所以只能在两套房子之间翻盖，故屋顶的水不能流到邻居院里，再一个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讲究，故在东西厢房的后墙上各建有一个南北向的流水槽，南高北低，深三四十厘米，在厢房与正屋夹道之间的墙上用三层青砖和一块如意滴水瓦做了一个流水口，把雨雪水流到了自家院子里，再通过院里的下水系统流到外面。
五间正屋比厢房高一米左右，屋顶覆盖厚厚的海带草，只在前端留出五排仰瓦。屋内四架三角形板凳梁架高耸、规矩、粗壮，上面为木板笆。正屋的南排中间为门，其他四间各两个窗户，下大上小，下方上扁；北面墙上只在中间三间开有三个大窗和五个上面的小窗。所有的大窗统一为直棱格，而上面的小窗木格图案则用传统样式，变化丰富。门的东西两侧也各有一个木格窗，为以前用锅灶做饭时采光和通风用。正屋北窗的东西两侧墙上各嵌有一个带两扇小门的木制神龛，西边供财神，东边供观音，小木门平时关着，只在过年时打开。
徐柏龄故居于2015年春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修。正屋门上悬挂由烟台书协副主席潘英琪题写的“寨里徐家乡情馆”匾额，屋内摆放着当地的民俗物件。（感谢莱州市委宣传部协助采访，部分文字参考网络资料）解焕新
1953年徐柏龄先生去世。他生前曾于抗战时期亲书墓志，坦陈心迹，读来感人至深：“凡事虽由天定，实则因人而成。余生也晚，遭家不造，年方四龄，先慈终堂，行年十九，先严见背，当此之时，种种困难，语言莫罄，诚恐釜甑盈尘，饔飧不给。赖蒙天假之缘，远游遐方，夙兴夜寐，专思以义为利，故寸累铢积，始有今日之景况。惟华封人有言曰：‘有财而与人分之，则不忧不惧。’今值国难当头，民穷兵疲，而助饷济急虽未能如愿以偿，实不愿步其后尘。今择良辰，预筑寝室，百岁之后，愿继吾志者知吾历史，努力自爱，任何事故必能转弱为强，易危为安也。故谨志之。徐柏龄松山自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