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5日，笔者与国家文物局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学家孟世凯先生、秦汉史学家朱国炤先生一行共四人，应山东省胶南市旅游开发公司之邀，对该市的国家级旅游风景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琅琊台遗址，作了一次短暂的考察、漫游，以便对该市所拟的琅琊台风景区规划，随之进行初步的评估、论证。
当日上午八时许，我们四人在市旅游开发公司副经理王景东先生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出了胶南市城，向郊外西南方迤逦而行。车行60里有余，路经夏河城村。公路东侧，在紧邻村外西北隅的夏河东岸，一段东西走向，残长约10余米、残高近2米、残宽近3米的黄土丘埂，偃然蹲伏着，形状就如同一条盘龙，一只卧虎。继续南行不足1里，在该村西缘中部的两排农舍之间，一段残长近6米、残高近3米、残宽也近3米的高厚土墙耸然而立，恰如一座高台。台顶杂树丛生，迎风而立。车出村南里余，一残径近20米、残高近6米的高大圆形坟丘封土堆，正默然安卧在葱绿的麦田之中，车再向西南行1里许，就来到了琅琊镇。刚出琅琊镇，车转向东南方而行，只见在前方约10里处，一座高在183.4米、山头作东西双峰毗连势的海滨青山，正巍然矗立，一下子就扑入了人们的眼帘。远远望去，山脚便是浩瀚的黄海。距山五里，与之隔海相望的，是一座青翠的小岛，横卧在碧波之中，与山正声气相应。
同行的王景东先生当即招呼我们下车，给我们作殷勤的指点、介绍。他说，眼前的这座山，便是千古传颂、远近闻名的琅琊山；山头东峰上的那座黄土高隆的大台，便是史书屡载的秦琅琊台；山对面的那座海岛，就是斋堂岛。这一带，1982年便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6月，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王景东先生的指点，我的思绪便渐渐连络成了一条线；而琅琊山、琅琊城、琅琊台、琅琊台刻石、徐福东渡启航处与斋堂岛等诸多古迹名胜，也在我的脑海中穿成了一挂闪光的珠串。
一、琅琊山
琅琊，起初盖以海滨的一座青山而得名，春秋早、中期，其地虽尚无城邑的创建，却早已是声闻齐鲁的著名风景区了。据《管子》一书介绍，春秋早期的齐君、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就曾畅游过眼前的这座海滨仙居琅琊山。据《晏子春秋》讲，春秋晚期的齐君齐景公，也曾在琅琊山放游流连，乐而忘返。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潍水注》中说：“琅琊，山名也。”《后汉书·郡国志》琅琊国琅琊县条下注道：“《山海经》云：'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郭璞注曰：“琅琊临海边，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琊台。”读了郭璞对《山海经》的这则注文，令我产生了以下两点联想：一、琅琊山自身便“嶕峣特起”，其自然景观原本就如同一座高台，故而在越王勾践于山顶始筑台之前，该地便己因山势而领有了琅琊台的美名；而其后越王勾践与秦皇嬴政所以相继看中此山，于山顶筑台，也是依形就势、顺理成章之事。二、以郭璞之博学，断不至连越王、秦皇相继曾在此山顶筑台之事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即在郭璞作注的晋代，秦琅琊台上之宫观当早已倾圮不存，就连台之规模恐也只存隐约了，故而郭璞才会有此两可模棱之言。《史记索隐》在《秦始皇本纪》琅琊台下也注曰：“《山海经》'琅琊台在渤海间。'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琊，故曰琅琊台。”其说与郭注《山海经》亦仿佛。《水经注·潍水注》在说及琅琊台时也说：“台在城东南十里。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郦道元这段话，说得也很含糊，颇使人生张冠李戴之疑。琅琊台断不会有“上下周二十里余”之广，故其前所云“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也者，恐并非对台形的状摹，当系对山势之描绘耳！以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绕陵区四周当年也曾筑有漫长之宫墙衡之，郦氏所谓“上下周二十里余”，或即是指当年绕琅琊山脚秦皇所筑之外围宫墙，亦未可知？观夫今日之琅琊山，正是一座“嶕峣特起”、“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余，傍滨巨海”的奇峰秀岩，可谓“风景不殊，山色依旧”，与郭璞之注《山海》、郦道元之释《水经》者，一般无二。《括地志》云：“琅琊山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唐之密州诸城县城，即今山东省诸城市城；今之琅琊山，正在今诸城市城东南百四十里左右之地。而在符合《括地志》所言方向里数的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之内，古今更无再名琅琊山之海滨奇山存在。故而，证之文献与实境，我们眼前的这座琅琊山，当即昔年越王勾践与秦皇嬴政曾先后构建琅琊台于其上的古琅琊山无疑。我们站在山下遥望山顶，只见奇峰嵯峨、怪石嶙峋，宛如琅烙瘢ⅰ＠喷鹕街趺喷穑蟾啪鸵蛭税桑?br> 安徽省滁县境另有一琅琊山，据传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老夫子在他的名作《醉翁亭记》中，还对这座琅琊山着力予以了描画、讴歌。然而，此山本不名琅琊，是到两晋交替之际，因晋琅琊王司马睿南渡避乱曾于此山避过难，才得名为琅琊山的。其山盖因人而得名，而斯名又晚出于东晋，显与《秦始皇本纪》所载筑琅琊台于其上的琅琊山了无干系。虽欧阳文忠公曾作过《醉翁亭记》予以颂扬，似亦不能鱼目混珠，以假乱真。
二、琅琊城
琅琊城，则因其初乃遥倚琅琊山构筑而得名。考其始筑之年，似当在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因欲争霸中原而将都城北徙之岁。《后汉书·郡国志》在琅琊国琅琊县条下注引《越绝书》云：“勾践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琊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琊故城。”《吴越春秋》云：“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据此可知，琅琊城当始建于越王勾践的二十五年，其在灭吴以后，可不问而知。考吴被越灭于夫差王的二十年，当公元前476年。故勾践徙都琅琊之上限，当不会早于斯年，但也不会太晚于斯年，盖即当在公元前475年前后。
勾践所徙之都琅琊城的地望，据《括地志》等古籍记载，则当在越琅琊台的西北十里。但是，我在前面两次征引《括地志》的记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越王勾践所起之观台既与秦始皇所建同名曰琅琊台，其台址是否也同在琅琊山上呢？如果同在一座琅琊山上，为何同是《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却一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琊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另一却云“琅琊山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呢？是《括地志》记载有误，还是越、秦之琅琊台原本就不在一处呢？这些，似乎都是有待查清的问题。而解开这些迷团的钥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琅琊城。《括地志》讲越王勾践琅琊台之“台西北十里有琅琊城”；《水经注·潍水注》则云秦始皇所作之琅琊台“在(琅琊)城东南十里”，也就是琅琊城也当在秦琅琊台的西北十里。越、秦之琅琊台既然都在琅琊城之东南十里；那么，只要越、秦琅琊城的地望合一不变，则越、秦之琅琊台也就该在一处无疑了。文献记载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水经注·潍水注》云：“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琊。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之所筑也。”所谓“城即秦皇之所筑也”，说的就是越王的琅琊城即秦皇所筑琅琊城之址的意思。清儒阎若璩亦云：“《潍水注》：秦始皇即勾践故都为琅琊郡，汉因之。”意思是说，秦始皇就着越王勾践的故都琅琊城，重筑了秦琅琊城，并把它定作了秦琅琊郡的治所，由此便可推定：秦皇所筑之琅琊台，也当与越王勾践之琅琊台同在一处，它们就在距琅琊城东南十里的琅琊山上。这时，我突然记起在来路上，在距琅琊山西北十里的夏河城村西北隅所看到的那个“黄土丘埂”和村西缘中部见到的那段“黄土高台”；联想到当时王景东先生将它们分别说成是越、秦琅琊城垣的西北拐角和西垣中段残迹的介绍，不禁暗自由衷地点了点头。一幅当年越、秦琅琊城、台分别两两重合归一，而城与台又仅隔十里，遥相望应的动人图景，立刻就重现在了我的眼前。至于说到《括地志》两处所记自诸城县城到琅琊山、琅琊台里程龃龉不一的问题，可以肯定，二者必有一误。以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琅琊城在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之记载对照，似当以“诸城距琅琊台百四十里者”为近是。
三、琅琊郡
谈到越、秦的琅琊城，顺便也说说秦、汉琅琊郡的治所与辖地的沿革问题。《汉书·地理志》云：“琅琊郡，秦置。”《水经注·潍水注》云：“琅琊，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由此可知，琅琊城在秦灭齐以前实际已为齐所控制、据有，而齐当得之于楚，楚又得之于越者。盖楚在灭越据有琅琊后不久，秦将白起便攻克楚之郢都，楚之国力急剧衰落，对与都城腹地孤远悬隔的琅琊便随之失去了控制力，齐便乘乱据而有之了。《读史方舆纪要》云：“诸城县南七十里有长城，即战国时齐所筑。”《括地志》亦云：“(齐长城)起自郓州平阴，至密州琅琊台入海者。”《诸城县志》云：“古长城起自平阴，连亘秦蒙莱芜，跨安邱至县境，又迤逦至胶州大珠山，东入海。南去琅琊台六十里，初为齐越分界，后齐楚分界处也。今故迹依约犹存。”《括地志》言“(齐长城)至密州琅琊台入海”只是约略之语，并非实指齐长城就真的紧贴着琅琊台入海。还是《诸城县志》说得准确、具体，齐长城“至胶州大珠山，东入海”，其地“南去琅琊台”仅“六十里”。大珠山，就在今胶南市城南十五里处，以今日公路里程计之，南至琅琊台还不足六十里之遥，我们来时就曾路过大珠山下，惜未曾得闻寻觅该地战国齐长城遗迹。不过，3月6日，我们却专程去了一趟胶南市城西北三十里外的铁山，浏览踏看了那里的战国齐长城遗迹。齐长城既只距琅琊城区四、五十里之遥，齐人乘楚乱而据有之，也就是轻而易举之事了。越之定都琅琊，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应共历经224年。从上述引文我们还可以推知：秦之置琅琊郡，其郡治当就在越王之故都琅琊城，只不过因其年久失修又重筑了一次罢了。而秦之琅琊郡辖境，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考证，当包有《汉书·地理志》所载之西汉琅琊、城阳、胶东之郡全境之地；清儒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说：“《肇域记》：诸城县有南北二城，汉所筑东武县城也。有四门，秦琅琊郡治此。汉初以封诸侯王，而东武县为附郭。”由此可知，汉初因将秦琅琊郡治所琅琊县城封给了诸侯王作都城，故而便在琅琊城近侧又另筑了一座东武县城，充作了西汉琅琊郡的治所。据《后汉书·郡国志》，后汉时又将西汉原属东海郡的开阳县划归了琅琊郡，并充作了郡治。故《水经注》中所说之琅琊郡治为开阳县，乃是东汉以后之情形。这让我又想起了来时在古琅琊城南郊所见的那个特大坟丘。据王景东先生介绍，那是一座早年即已被盗的特大砖室西汉墓，他本人就曾下到墓室中考察过。我想，该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被封在琅琊城中的那个西汉诸侯王。它似乎在向人们证明：西汉时的琅琊城的确是封给了诸侯王；而紧邻汉墓的古城，恰恰便是越、秦的古琅琊城。
四、琅琊台
据前引的《山海经》和郭注可知，琅琊山因其山形“嶕峣特起，状如高台”，在勾践建台之前即己先有了琅琊台之美名。其最初的实际建台，则始于春秋末战国初的越王勾践二十五年。《越绝书》曰：“勾践徒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吴越春秋》亦云：“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这里所说的“观台”，并不是“供观望之台”的意思；观，应是宫观之观；而台，则是台阙之台。阙，指的是两翼突出、中央凹进若冂字形的高台；观，则是特指建在阙台两翼突出部分之上的宫殿。观虽也有少数单独建造的，但在东周乃至秦代，流行的则大多为东西两观对峙的形式。由于观较单纯的阙更为壮观，故而帝王的“宫门双阙”，大多采取的是阙上有观、或以观代阙的堂皇形式。越王勾践在琅琊山顶所起之“观台”，虽已不可得而见，但估计多半也应是下有阙台，上有对峙的东西两观的流行式。当然，观建成后也可供登临观望，但“观台”之本义却不是“观望之台”。
到二百余年后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当年越王勾践所起之“观台”想早已倾圮败坏，故秦始皇方有在其原址重建秦琅琊台之壮举发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其“徒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之“琅琊台”，显系早先已有之越王勾践之“琅琊台”，而其后另作之“琅琊台”，才是始皇于越王台旧址重作之秦琅琊台。越、秦之琅琊台址合二而一，观此即可以了无疑义。
昂首仰望琅琊山顶，东峰上黄土之台形仍隐约可见，但层次已不甚分明，台上宫观建筑也早已倾圮不存了。我们驱车沿盘山公路直上台顶，下车踏看勘查，只见台上秦砖秦瓦遍地皆是，俯拾不尽。黄土断崖上夯土层至今仍十分清晰，每层厚度在6厘米左右，层层平铺，迭压而起。关于秦琅琊台的规模形制，而今只能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潍水注》的有关记载中去领略一二了。其注文曰：“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遂登琅琊，大乐之。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琊台。台在城东南十里，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余，傍滨巨海……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这里最易产生歧见的，就是对文中“方二百余步，广五里”两句应作何理解。首先，这两句紧接“上级平敞”句后，应是对最上级亦即最上层台面形制的描述。所谓“方二百余步”，愚意以为并非是指上台的周长，而是说的上台每边的边长，亦即“上台乃每边长二百余步见方”之意。所谓“广五里”，也不是指琅琊山的四围周长，因为山的四围周长已有前边的“上下周二十里余”预先作了交代，故“广五里”所表示的才正是最上层台四面的周长。其句法文例与《越绝书》“勾践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之“台周七里”仿佛，亦可考见其当为台之周长。台若每边二百余步见方，每边二百余步正当一里有余；合其四边，则恰是五里上下，与“广五里”之数正吻合。
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秦代帝王所筑高台的通例观之，有台必有观；《越绝书》称越王勾践“起观台”，即是明证。故秦始皇所筑之琅琊台其第三层台上也必有宫观建筑，且一般应为东西两观对峙的形式，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两条与此有关的辅证。其一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九年始皇登之罘的记载，文曰：“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辞曰……其东观曰：……”文中末尾明确记载有东观及东观刻辞；而其前“登之罘，刻石”之刻石，或即系立于“西观”之前者。“之罘”之筑有层台、台上之有对峙之东西两观，可以了然。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金石志》中论及《秦始皇本纪》“之罘”的时候说：“'东观'云者，可能是之罘顶上台观之名。登此台观望日从东出，故名之曰'东观'。刻石中有'昭临朝阳，观望广丽'，正为此台写照。”诚然，之罘东观刻石中确有“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之铭辞，登东观也确可“观望日从东出”，但“东观”却并非因其可观望日从东出而得名，而是因为它是秦皇所筑“之罘台”对称的东西两观中处于东部的那个观而得名。辅证之二，就是秦咸阳第一号宫殿遗址的发掘与复原。《简报》刊载于《文物》1976年第11期，同期还发表了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的专文《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杨先生根据遗址揭露出的现象，对该宫殿作了复原，并绘制了复原图。其图正作东西两观对峙的格局。因此，我在去胶南赴会前，在北京准备论证素材时，就曾参照杨先生的图和《水经注·潍水注》对琅琊台的描述，试绘了一份两帧秦琅琊台宫观建筑想象复原图(一南立面图，一俯视平面图)。这份草图，在论证会后己作为一份薄礼，赠送给了负责为琅琊台风景区作古建筑设计的济南旅游开发设计所设计室主任卢振城先生，谨供参考。
据《水经注·潍水注》，始皇还曾在琅琊台上“刊石立碑，纪秦功德”，台上还“有神渊，渊至灵焉。人污之则竭，斋戒则通”。这个“污之则竭，斋戒则通”的“神渊”，说穿了只是个“问歇泉”而已！
五、琅琊台刻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又云：“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文中既言“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秦琅琊台刻石自当也在其中。《秦始皇本纪》的上述记载，得到了现存秦琅琊台刻石原石与原拓的证实。
秦琅琊台刻石二千多年来饱经风雨，历尽沧桑。据《太平御览》卷四二引《郡国县道记》云：“琅琊台，在故城东南十里，州东南一百七十里，台上有始皇碑，碑上有六百字可识，馀多剥落。”据此可知秦琅琊台刻石，在当时碑上尚有六百字可识，馀多剥落。当时石上字会多出，估计是其上还有后人题记。明清时，其残石存于诸城县治东南一百六十里海神祠之西南角。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某夜，忽逢大雷雨，原石忽失所在。民国十年，据传诸城县教育局长王景祥在琅琊台荆棘丛中寻得断石数块，加以粘合，嵌置在了县教育局古物保存所内，后归县民众教育馆保存。但据王景东调查的结果，去琅琊台荆棘丛中寻得那断石数块的，并非教育局长王景祥，而是王景祥指派去寻石的县视学王培祜。1921-1922年，为保存这块珍贵刻石，八路军又派人将石取下潜运至解放区胶东行署--莱阳妥为保管。建国后，历史博物馆筹建，这才将此刻石送呈历博保管展陈。琅琊台刻石与泰山刻石是至今硕果仅存的两块秦刻石原石残件，十分珍贵，历博现藏琅琊台刻石，仅存刻辞十行。清段松岑所拓乃存于海神祠以前之旧拓，共可得刻辞十三行，计八十六字。此外，罗振玉所辑《秦金石刻辞》一书中，还收有琅琊台刻石的明拓本一帧，也是十三行，八十六字，与段本略同。清儒严可均则另书有秦琅琊刻石铭辞的写本。
现存十三行、八十六字的琅琊刻石拓本，其内容绝大部分正是“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的二世元年刻辞，但也并非全都是二世刻辞。比如其首行之“五夫、五夫＝杨樛”，就既不属二世刻辞，也不属《秦始皇本纪》所开列之琅琊台刻辞，而是紧随刻辞之后另作一段的“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中的残存部分。这表明，整个这一大段208字，当年也曾是秦琅琊台刻石铭辞的重要组成部分。故秦琅琊台刻辞并非通常人们所以为的两段368字，而应是三段576字。
由于琅琊台刻石久已残毁，故仅据历博所存残石，已不可窥知它当日的全貌了。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秦代尚无后世那种以赑屃驼负的碑制，也无高、宽均远远大于厚度的扁平长方体碑形；泰山与琅琊台秦刻石的形制，估计当与镌刻石鼓文之石鼓相仿佛，应是一种上小下大、混圆如鼓，或虽粗分四面、却转角混圆的大石墩。
秦琅琊台刻石的高度，在清人冯云鹏的《金石索》一书中略有载记，云：“石高一丈五尺”，但对其宽、厚则未明言。然而，《水经注·潍水注》和《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地道记》，却对东海郡赣榆县的所谓秦始皇碑(按：秦时尚无碑；所有者，刻石也。比云“秦始皇碑”，乃以魏、晋之制度，言秦代之事物耳。要之，亦是一刻石而已)的高、宽、厚均有着详明的记录，颇可供我们在复原琅琊台刻石时作参考。《水经注·潍水注》云：“赣榆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所见东北倾，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后汉书·郡国志》则在“东海郡赣榆本属琅琊”条下注引《地道记》云：“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二字(按：或云：“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两处文字内容大致相同，但在石的厚度与每行字数上却参差不一。《水经注》说“厚三尺八寸”，《地道记》却说：“厚八尺三寸。”若以当时无碑而只能立一鼓状石墩观之，似当以《地道记》作“厚八尺三寸”者为近是。如用琅琊刻石高一丈五尺之数，按赣榆石之比例推数，则其宽应为四尺二寸，厚当为六尺九寸，笔者按1厘米比1尺的比例，作了一个秦琅琊台刻石形制想象复原图，聊备有志复原者之参考。当然，若宽、厚均取其中，以五尺为度，也未尝不可。至于其每行的字数，如果从现存琅琊刻石上找不到明确的证据，而又急于复原，则不妨任择其一为之。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琅琊台秦刻石的书法与泰山刻石虽同出李斯之手，它却与泰山刻石之书风迥异。泰山刻石书法方整停匀，森严雄浑；而琅琊刻石书法却颀长飘逸，潇洒出群，这一点，是摹书复原者所必须加以注意，并力求有所区别，有所体现的。
六、徐福东渡入海处
活跃于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徐巿(按：巿，音同芾，义同黻；中直笔应一竖到底，上无一点，非市场之市字；后世往往以福字易之，故其人又名徐福)，其史迹自司马迁之后向为史家所冷落，而文献所记又极简约幽隐。乃至使后世否定徐福其人之论，曾一度占了上风。近世，随着日本左旋回流海路之发现，特别是中国近来改革开放大潮之勃兴，中日学界肯定徐福之论又渐呈抬头、白热之趋势。最近，在中日两国酝酿、兴起的几次“徐福热”，便是明证。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徐福的权威性著作，当首推《史记》中《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和《淮南衡山列传》三篇。研究徐福，自当以这三篇有关记载为本。此外，《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北史·东夷传》、《隋书·倭国传》，也俱各载有徐福渡海求仙的故事。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地区的一些学者为开辟当地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途径，抓住《史记·秦始皇本纪》仅有“齐人徐福”这句笼统的话而大加发挥，利用晚近的《方志》、《族谱》，地名和传言，争相与徐福攀上了“老乡”。于是，近年在国内便出现了徐福故里的“赣榆”与“龙口”二说。其实，这二说的证据都明显不足，很难成立。据《赣榆县志》和《清一统志》及《汉书·地理志》，赣榆初设县，肇始于西汉，西汉时属琅琊郡。然而，其地春秋时属莒国，战国时属楚，从未属过齐国。故“齐人徐福”的故里，不可能在赣榆。至于当地的徐氏族谱与老道传言，也多系拉名人作老乡的攀附之谈，不足信据。龙口原属山东黄县，春秋战国时确是齐地，其所属“乡城镇”西汉时虽曾置过徐乡县及徐乡侯国，王先谦《汉书补注》虽也曾引元人于钦《齐乘》“(徐乡县)盖以徐福求仙而得名”之说；但《齐乘》乃晚期元人的著作，其“(徐乡县)盖以徐福求仙而得名”之说也多系望文生义、想当然之谈，且他也并未明言“徐乡”就是徐福的故乡。因而证据也还是显得苍白、贫乏。
笔者以为，光凭太史公“齐人徐福”这么一句笼统的话，即使再添加一些晚近的《方志》、传闻和《族谱》之类，也仍是无法确定徐福故里之所在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的话未免含糊，而后世的《族谱》与传闻又过于望风捕影之故。因此，过多纠缠于“故里”实无太大意义。而徐福东渡的入海处，入海求仙的次数及其动机与意义等等，才是更值得讨论和研究、也更容易见成果的实质性问题。
(1)关于徐福东渡入海处。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有关记载分析，其处即当在秦始皇新筑重建、久居忘返的琅琊台下无疑。它就在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山下东南方的海滨。或许就是正对着斋堂岛的那一段海岸。《秦始皇本纪》先说道：“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在记录完刻辞之后，紧接着又说道：“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最后，又说到了“始皇还，过彭城……”之事。从上述引文明显可见，“齐人徐福等上书”始皇及受命“入海求仙人”之事，均发生在紧接始皇于琅琊山作台、刻石“既已”之后，而又恰在始皇离开琅琊台“始皇还，过彭城”之前。徐福的这次东渡入海处，不在琅琊台下，又能在哪里呢？《本纪》云：“(徐福)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在琅琊台对面五里的海上，至今仍有一岛名曰“斋堂岛”。据《清一统志》记载：“斋堂岛在诸城县东南琅琊山东南海中，去岸五里。相传秦始皇登山，从臣斋戒於此，故名。”说斋堂岛之得名与秦始皇在琅琊台的斋戒活动有关，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愚见以为，其所以斋戒，并非仅仅为了秦始皇登山，而当与“(徐福)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的活动密切相关；参加斋戒者，也并非仅仅是“从臣”，主要应当是徐福和随之入海的童男女，其中自然也不能排除秦始皇本人也在内的可能。因为，徐福与童男女数千人的入海，其表面上的名义，还是为了给秦始皇求仙人，寻仙药。斋戒以后，徐福便受命率童男女在琅琊台下，斋堂岛对面的港湾中，在秦始皇的亲自目送下，登船扬帆，入海而去。故而，徐福的三次入海求仙处即徐福东渡的启航港(按：我认为徐福入海求仙共当是三次，论述详见下文)，都当在今山东胶南市琅琊山下的海滨，在那段正对着斋堂岛的港湾中。
(2)关于徐福入海求仙的次数与动机目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徐福入海是两次。第一次，是始皇二十八年。《本纪》曰：“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次的入海处，启航港，就在始皇所在的琅琊台之下。第二次，是始皇三十七年。这年，始皇“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鲛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按：所谓祷祠，即祷告、祠祭、斋戒之意。于此可见，为遣方士入海求仙，始皇本人的确曾亲与斋戒，而且态度还恭敬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文中“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的“入海者”，所指当即徐福及所与俱的“善射者”们。时间，恰恰在始皇南巡“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的始皇三十七年；其“乃诈曰”与“入海”之处，皆在始皇“北至琅琊”和“自琅琊北至荣成山”之间的琅琊台下。其具体地点，无疑则仍当在琅琊山下，与斋堂岛正对着的港湾之中。
然而，同是《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迁所记，在《淮南衡山王列传》中，通过淮南王相伍被所言，则徐福入海求仙的次数，显然应当是三次，而不是《秦始皇本纪》所说的二次。其传文云：(始皇)又使徐福和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词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传文既云“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词”，足证在徐福返还琅琊见始皇之前，他已经预先入海，探了一次路。这就是他上书后的第一次入海。其第二次，就是他“还为伪词”。骗得秦始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的这一次。这两次入海，实际上前后相隔的时间并不太久，照理也就当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初次到琅琊台逗留的那三个月之中。而始皇所以初到琅琊台就“大乐之”，一留就是三个月不返，恐怕其中也有在那儿急切盼望、焦急等待初次入海的徐福求得仙药归来的心理因素存在。
徐福的上书入海求仙，可以说是事先已经深思熟虑，是蓄谋已久的。其目的，就是要骗得秦始皇的童男女与百工之事，以便到海外岛屿上去殖民生息，自成王国。但他的计划实施起来，又是小心翼翼、不露声色、循序渐进、逐步引君入瓮的。第一次，他并不多言，只是上书说海中有神山、仙药，并自告奋勇要替始皇去求取，而没有贸然提什么条件和要求。这次出海的目的，则是只装模做样，出海绕一圈，踩好殖民的地点就回来，以便为下一步作伪词，骗取童男女与百工作必要的铺垫。故而入海的人并不多，只限徐福本人，或还有少数心腹同伴；时间也不很长，至多一月左右就回来了，第一次，他实在必须这样做，而且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如果像《秦始皇本纪》那样，徐福一上来劈头就向秦始皇提出携带童男女数千与百工等出海的要求，不但无有足够的借口和理由，而且也极易让始皇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惹来杀身之祸。而有了这第一次的试探性出海，既踩好了“点儿”，回来再“为伪词”，向始皇神侃胡吹一通，借海神之口提出要携数千童男女及百工的要求，就显得合情便理，不由得始皇不信了。即使始皇生疑，也只需往海神身上一推即可。那是无从查证的，即使不成，也断不至惹祸生事。而这，正是徐福的老谋深算，有心计城府之处。
说到徐福的第三次出海，自然就当是《秦始皇本纪》所说的始皇三十七年的那一次了。从始皇二十八年第一次率三千童男女及百工入海，到始皇三十七年徐福返回，他已率众人在海外休养生息近九年之久了。九年来，他们既有成功的欢乐，大约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和苦恼。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他才决定重返秦朝大陆，再哄骗秦始皇一次。从他这次提出的要求便可窥见他们在海外大约遇到了什么麻烦。见了始皇，他再次行诈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按：当即是今日之所谓鲸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这次，他实质上是拿“大鲛鱼”说事儿，既为自己长期不得仙药推脱，又为向始皇骗取善射勇士和先进武器连弩进言。大约，他与童男女、百工们在海外的这九年，常常受到附近土著居民的骚扰，苦于武力不足，难于抵御，故而才有此举的。徐福既得了三千童男女和百工，又得了善射勇士与连弩，已是繁殖有男女，生业有百工，御侮有射士，可以万事不求人了。故而这第三次入海东渡后，他就一去不复返了。用《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的话来说，就是“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了。
那么，徐福入海后去了哪儿呢，《后汉书·东夷列传》云：“(徐福及所率之人)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其后，《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北史·东夷传》、《隋书·倭国传》已隐约指出徐福等人所去之处正是当年的倭国，也就是今日的日本国。接着，宋欧阳修作《日本刀歌》，明太祖朱元璋与日僧绝海赋诗相和，也都曾涉及徐福东渡之事，也认为徐福的落脚处就是日本国。清末，黄遵宪撰《日本国志》，已明言徐福当年所止之处就是今世日本的熊野浦，他还另作有咏徐福诗多首，黎庶昌也作有《访徐福墓记》及《自秦良至新宫访徐福墓绝句》十二首，这两人所著，都是写实的文字。日本文献记徐福至日本者，也屡见不鲜，其中尤以纪伊的《续风土纪》和野崎左史的《日本名胜地志》所记特别翔实。近年来，信从徐福当年确曾落脚于日本者，已占多数。这也是中日古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如今，中日两国一对城市结成友好城市已蔚成风气。假如秦琅琊台所在的中国山东省胶南市能与日本熊野浦所在的县市结成友好城市，当不失为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则美谈。 还是中国学者韩玉德先生说得好，“无论是寻求徐福故里，还是追踪徐福东渡启航港，似均不应出秦琅琊台附近，即今山东胶南市及青岛黄岛区一带。”看来，秦琅琊台所在的山东省胶南市是大有希望的。
驻足琅琊台顶，遥望琅琊古城，俯瞰斋堂岛，注视着脚下磅礴的海涛，辽阔的海滩和宁静的港湾，我信口吟道：
琅琊台上始皇游，
始皇虽去台尚留。
东临沧海蓬莱岛，
西辞咸京帝王州。
徐福求仙不复返，
嬴政衣冠成古丘。
漫道浮云能蔽日，
云开紫气满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