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斯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足以证明，当时地处东方濒海地区的灵山卫古城与琅琊台有着极为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和相当发达的地方商业经济，曾一度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目前，为探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许多学者的目光放到了东方濒海地区，尤其是探讨秦代方士徐福东度的港湾，成为诸家研究的焦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其不啻是中外文明的海上交流，而且对于揭开从先秦以来长期笼罩在沧沧东溟神秘的雾纱，探考东方濒海地区文明发达的程度及其在中华文明格局构成中的地位等，都具有颇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尽管徐福的东渡是在秦代，但其深刻的历史底蕴并不容忽视。试想如果没有东方濒海地区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精神、宗教文化，则不会产生出那种极富魅力的神话，使得秦皇汉帝沉醉痴迷，也就更不会有徐福东渡之举了。所以说，要研究徐福出海地点或路线，一定要探讨东方濒海地区先秦时期尤其是一些重要港湾和周近地区的文化与历史。
今胶南一带有着悠久的和高度发达的文明史，其已发现原始社会和三代的众多文化遗存，尤其商周时期的文物更以内容丰富、特点独具最为著名。自出土以来，有关研究著录者凡数十家，大都从器物铭文而推之国别、年代与相关的人事和制度，以及战国文字的分域断代进行研究。而对其铭文内容与出土地点的关系，及由此而探究当地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则罕有涉及。
本文则是通过对陈氏三量铭文的考释绎论，并结合其周近地区出土的带有铭文的资料，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而发现先秦时期灵山卫与琅琊台有着相当发达的商业经济，其不仅海上交通条件发达，是齐国的东方门户，而且陆地交通亦是控扼东方濒海地区南北孔道的关口。降至秦汉在此所发生的幕幕活剧，都是以此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依托的。
一
陈氏三量出土于灵山卫古城旁,由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潍县陈介祺先生收藏。陈氏“富藏精鉴,宗仰海内”其所收藏的山东出土的青铜器,大都来自胶东地区,诸如黄县旧城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器,为研究莱国都邑及其相关历史均发挥重要作用。青铜器与其出土地点存在密切的关系,带有铭文则更为重要和突出三件量器,均是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所铸,文献中称“田”氏,但古文字资料中均作“陈”,并且字下从“土”,这即是东周田齐文字的特点,也是文献与考古资料大异其趣的典型。其中一件为子禾子釜,或因其铭末有“丘关之釜”而称之丘关釜;一件为陈纯釜,旧或因其铭文开首为“陈犹立事岁”而名曰陈犹釜,或因其名中有“左关”之语而称左关釜;再一件为左关锦旧或因铆字误释为鍥,而谓之左关鍥。两件釜均作鼓腹罐形,其上部有錾,铆作瓢形。其子禾子釜(三代18.23.2)铭文共九行108字,为省却印刷刻字麻烦,此仅述其内容与出土地域密切相关者,铭称某某立事岁,子禾子负责丘关之釜的校验和征收关税,如若违犯有关规定改变了釜的容量,则视情节轻重予以不同的惩罚陈纯釜(三代18.23.1)共六行34字,其记陈犹立事岁,命铸作校验左关之釜,其容量取法于廪釜,在安陵亭使用,由陈纯敦责其事。
左关钅和(三代18.17,1)铭四字曰“左关之钅和”其中子禾子釜铭文立事者已泐夺,陈纯釜则首称“陈犹立事发”关于齐铭“立事发”之辞,最早见于春秋陈喜壶和国差皤铭文,是齐国特有的纪年词组,战国后期则影响到赵国“立事发”又可省称“立事”关于立事有多种解释,其应即莅事,亦即治事。根据铭文中所见“立事”者所出现的不同格式,可以推断“立事”者是代表中央抑或地方。因为金文和陶文及玺印中,齐国“立事”的官员甚黔,大多为地方都邑大夫。陈氏三量出土地点在灵山卫,其立事者是由中央或地方委派,则关系到灵山卫一带在齐国或当地城邑中的地位之高下,所以在此稍加考析根据有关资料,齐器铭辞中“立事”的形式约有三种。
1.立事者名前不冠地方式国差立事,咸月丁亥(国差镥,咸下少“月”依郭沫若说补)公孙造立事岁,饭番月(公孙造壶)
陈僖再立事岁(陈喜壶)
陈槐立事岁,右廪釜(玺汇0290)
陈寞立事岁,安邑毫釜(玺汇0289)
陈遛立事岁,十月己亥(公孙潮子钟。縛)
2.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
平陵,陈得立事岁,绍鄙残陶量印文,史学论丛工插图)
元都,陈得再(立事岁),左里毫豆?残瓦片《益都藏陶》)
郑阻陈得三(立事发铁云藏陶69.4)
郑阳,陈得四(立事发)(季木藏陶111.4)
华门,陈棱三(立事发)(蠡古萃影4.1)
3.以王年与立事岁同时纪年,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
佳王五年,郑阳]陈得再立事岁(陈璋壶)
凡铭首称“某某立事岁”,而前不冠之以“地名”者,此立事者当居中央一级,应是齐国的执政大臣。如国佐、公孙造、陈僖子等,他们虽不尽为相,但却都曾是齐国中央政府内权力甚大显赫一时的人物,再如陈槐,旧或释“槐”为“欂”。何琳仪先生释之为“槐”,并谓“玺文‘陈槐’即典籍之‘田地’,乃齐湣王称王以前的私名,理所当然有“立事’的资格”。陈遡应即文献中的田忌。陈寞立事岁后缀以地名“安邑”与陈璋壶之“佳王五年”,后缀“郑阳”式互证,知此陈寞也应是中央权臣。证之以上诸器,知子禾子釜的立事者,与陈纯釜之陈犹都是齐国中央一级的官员,所以说这三件量器,应该是中央制造并分派在灵山卫一带用于征收税赋的。其余立事者前冠之地名,乃其莅事都邑名,属地方都邑大夫一级官员。陈纯釜铭中称“处兹安陵亭”,其中“亭”依字形与上下文意释之,古代市亭联称,亭既是地方行政组织,也是当时关市所在地,故秦国常见市亭陶文,齐国则多有“市”之陶文与玺印。安陵一地,郭沫若先生认为即在灵山卫故城。考之春秋时期莒有五阳,其一名安阳,当时胶县、胶南均旧属菖。又西周时期有一不见经传的安国,其地亦在灵山卫一带②。由西周而春秋、战国,灵山卫一带的地名当为安、安阳、安陵。即至今日灵山卫附近仍有地名作辛安或东南辛安等,不知其与旧安有无关系三量铭中的左关与丘关,当均指灵山卫一带。因地在齐国东境,故称之为“左”,这可与五莲盘古城出土的十三方“左桁征木(玺)”互证。而在齐国西境泰安出土的燕据齐地时器铭则作“右征”灵山卫正处长城近侧,是齐国东境的重要关隘,故因其方位地理而称之曰“左关”此处又有珠山丘陵,连绵起伏,大凡关口亦均设在具有一定的军事凭藉的丘陵或津度上,如齐南境之穆陵关即是。或因此处地联丘陵,故又称作丘关。由铭文看出两釜的时间有先后,故其铭称关名不尽相同。
二
我们在研究齐国货币的铸造与流通时,曾酌将其流通的区域分为三个,灵山卫、琅琊台一带统属东海区③,并且发现此处亦是齐国货币出土地点较为集中的区域。齐刀币中有面文作“安阳之法化”,其中的安阳,上节已指出地在灵山卫一带。其本莒国濒海城邑。由左传襄公二十三、二十四年所记,再补证之以庚壶铭文,大概在齐庄公或其后不久,此地即归并入齐,作为齐国的东方陆地和海上交通的重要门户,并于此铸造刀币以便流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亦在不断地改变,而此种关系亦即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和与之相适应的重要内容。如从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与之相应共存的文化遗迹推断,当时胶莱河以东的文化发达区主要有两个:一在黄水河流域;一在胶莱河南段的胶州湾一带。环胶州湾而居的小国从南向北,依次为安、、莒、不其等。但发展到战国时期,齐国有铭的铜器则主要在灵山卫一带出土,与之相伴的有长城巨防、灵山卫故城及其在此地区出土的齐刀币,带铭文的铜剑和陶罐等。这似乎说明灵山卫、琅琊台一带,是直到战国时期才真正成为地方经济文化的中心和齐国东方海上的重要门户的。由铜量铭文证知,此处由齐国中央设立关口,征收赋税并且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由灵山卫北过长城可至不其而抵即墨,陶文中有关于“不其市节”和“即墨市”的内容;向南则循海岸而经日照郯(郫地南下江淮,陆上则经由五莲盘古城(左关)至莒(莒市),向西则至诸城(诸市)可以看出灵山卫、琅琊是东方的门户,由其
向外交通的道路作辐射线形分布,而由陆地向海滨,则这些道路的焦点又集中在灵山卫与琅琊台。
灵山卫、琅琊台一带,不但是当时地方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更具有颇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其紧扼长城的入海口处,是防备莒或吴、越、楚的东方濒海军事要塞。由考古资料证明,齐国境内战国时期凡是有关市的地点,大都设立有军事武库,以统一于全国范围内的宏观的军事防御战略格局。胶南市博物馆所存的青铜剑、戈、矛、镞等兵器为数不少,大都在灵山卫和琅琊台或其附近出土,由此亦可证明该地的军事战略地位不同一般更为重要的是此地区之所以成为齐国的东方门户,其关键的原因则在于东周时期更为发达的海上交通条件。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的东方濒海地区即形成南北纵长的海洋文化条带,由南而北则由杭嘉湖平原的良诸文化,华北平原的大汉口、龙山文化以及东北平原的红山文化,这些古代文化虽然时间有差异,但毕竟存在过并驾齐驱的历史阶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精制玉、美彩陶、尚龙鸟和筑城堡等,这种文化共性发展到夏商时期则笼而统之称为东夷文化,是殷商文化发展的主要基础。这种濒海文化所体现出的共性,其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人类早期的文化交流是从水上开始的,所以说东方面海而居的古代人类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凭借海上便利的交通条件的降至春秋时期,吴越等国曾循海伐齐,越国则浮海北上至于琅琊。由南方的杭州湾向北则海州湾、胶州湾,这些港湾既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集中点,同时又是古代文明的中心正是由于黄海和渤海一带古代文化急剧发展的原因,使之一度为战国时期的北方文化的繁盛地区,故而才有秦汉方士以之为依托,所牵强演绎出桩桩令人向往的海洋中有仙山琼阁可享长乐无极的神话。
由胶南出土的青铜器可见其早期海洋对其形制花纹的突出影晌响。如博物馆存西周青铜鼎,其耳、腹、足部之形制较与同时之中原地区者并无特异之处,惟其腹部花纹则与之大相径庭。其所饰的宽宽的横向S纹,宛若水波涌动,在大的波纹之间,有机和谐的施以由圈或点组成的几何纹,其又恰似随水波翻卷而上下浮跃的浪花凡此花纹形制都是由于当地人们对海洋的亲切感受,而又使之艺术化铸之于器物之上的杰作。还有大村西南庄出土的青铜剑,其上有凸起铭文作“XQ”,此两字亦可释之为癸已。但其第一字则颇费斟酌,其不见于北方齐兵器,则见于南方吴国的兵器,如沂水出土的吴王剑则有此铭文,释
之为“X”,意为治理④。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兵器或当时由于受吴越文化的影响而铸作的。其出土胶南,正可与灵山卫、琅琊台带为海上交通的关口,与吴越有密切的文化交流的史料记载相契人陈氏三量作为左关征收税赋的量器在灵山卫出土,研究者或以为其主要是用于征收灵山卫一带出产的海盐之税的。其实作为地方关口,其不只是对于盐业,尤其是像灵山卫这样的地理环境条件,其应是海上、陆上、海产、地生的都在征收之列的。既然由国家统一设关口,委派官员,铸制量器,则说明其地位的重要不同于般,而揆之这种不同一般的条件,也当在于其更有海上交通的便利
由海青甲旺墩岀土的泥质灰陶罐,其中四件有刻纹,两件作西仓”,一件作“戏仓”,一件为“王车”。当然这种考释则只是依据笔者十年前的参观记忆,其或有讹误处,待再见原器时订正之。这四件罐的形制似是战国晚期或秦汉之际,由其刻文或可与三量互证,由左关征收的粮秣则当是应有仓储存放管理的。齐国玺印、陶文中关于仓廪的资料较多,均作“某廪”,作“仓”者似是未见,但河南一带的郑韩诸国则多见有关“仓”的陶文。又如“戎仓”若考释不误则属新见。至此不由我联想起八年前承陈介祺先生的六世嫡长孙、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陈继揆先生雅意所赠盦斋遗拓,其中一方为菱形印脱,时代为战国,面文或可读作“王器戎兵”的那枚玺印,其不正是与这“戎仓”相对吗。另一件的刻文“王车”或可与三量是由中央所制器相作比较。齐国陶文中常见“王某的内容,亦多戳印在
量器上。这四件陶罐形制相若,或者是战国时期的一组仓储量器。
总之,由陈氏三量与同在当地出土的文物,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是灵山卫、琅琊台一带继春秋以来的又一个繁盛期,同时又为秦王汉帝的东巡海上驻跸此地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自知对此问题素少留心,幸被召见,敢不从命,匆匆撰此小文,实怀蚊负驰之惭,藉此以陈浅陋,伏乞明教。)
注释:
①何琳仪:《古玺杂识续》,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
②孙敬明:《考古发现与史寻踪》,《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
③孙敬明:《考古发现与齐币探索》,《山东金融研究》齐币专刊(二)1988年
④马玺伦:《山东沂水发现工虞王青铜剑》,《文物》1983-12
(本文作者单位:山东潍坊文管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