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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古国传国上千年，所形成的孤竹文化是滦河文化的重要部分，有辉煌的历史内容。滦河入海处盆地是孤竹国的故土，冀东大地是孤竹人的故乡。

　　灭亡于春秋时期的孤竹国与商王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竺氏家谱》记载：“孤竹君，讳初，字子朝，姓墨胎氏，袭孤竹君国，在辽西。”

　　孤竹国君有三个儿子，史书都详细记载了大儿子伯夷和叔齐的事迹，他们俩不愿为国君，双双弃国而走。国人于是拥中子为君。这事情凡是历史学家都要考证再三，并且从自己的立场评说一番的。但是好多资料中，都没有说明孤竹国君的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在《竺氏家谱》中记载：“文嗣君，字公尚，国人立以为君。”有关伯夷的记载是：“伯夷，讳允，字公信，谥曰夷。伯其长子之称，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叔齐的记载是：“讳致，字公达，谥曰齐。”可见拍夷、叔齐并非兄弟两个在世时的名字，可能是他们死后，当时的周武王封赐的谥号。后来孟子在根据他们的排行，在前面分别加了个伯、叔两字。许多人说，既然老大叫伯夷、老三叫叔齐，那么老二应该叫仲什么的，但是由于二儿子在历史上因为没有其另外两个兄弟出名，因此，周武王没有给他谥号，孟子也没有评论他的为人，他的名应该是“文”了。

　　伯夷、叔齐虽然很出名，但是由于他们弃国出走投奔周文王，后来反对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伐纣，周武王未采纳他的意见，商灭亡后，他们深以为耻，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因此，他们也没有后代留下。竺氏的第二代，就只有从孤竹国君的第二个儿子文嗣传衍了。

　　按家谱文献《竺氏宗谱》的记载，从文嗣君开始，以下分别为：懿→隆→黎→熙→献甫→质□→徽→靖平→坚可→庆晨→俭→熊→扁→襄仲→万平(以国为氏，始受姓而竺氏焉)→大会→穆→审己→膺福→云兴→神佑→歴→大清→古民→但→可强→鎭尚→惧失→刚→湛→载→孟宗→显→兆→猛(汉都尉)→发(并州驾别)→会、晋(令尹)→乐敬、彝(河阳宰)。

　　再接着往下是圉、性，其中圉下传两条衍线：

　　第一条衍线是：清甫→夔(长吏)→宗宣→丰

　　第二条衍线是：贤甫→权→恢(新平宰)→微。

　　第二条衍线记载到微，以后没有记载了。

　　接着丰往下的是：灵秀(进士，洛阳长吏)→可忠→昱→纪→君用→业→天成(将军)→寿嵦→逊→曾(后汉官下邳侯相，又封威武将军)→恭孙→晏(后汉官，拟阳侯，避仇，加二於竹，徙居琅琊莒县)。到此时，竺氏先祖已经确定了竺姓，而且指明了居住地是在山东。

　　从晏再往下：宜升→明庆→乐善→贵和→登→弥→道生(讲经虎邱，石皆点头，宋太祖雅重之)→贶(字表恩□，宋乾德三年乙丑中姜涉榜进士，仕河阳府丞，历升至吏部尚书，配舒氏夫人，生一子中立，墓葬后山)→中立(迁灵峨始祖，另起一世)。

　　从中立开始，浙东的竺氏开始了新的世代计算方法，在此之前，从孤竹国君作为第一世算起来，到中立为止，总共传了六十六代。

　　如今，人们一提起古孤竹国就想到与昌黎紧邻的卢龙，这主要是因为卢龙一带某地曾为孤竹国都城的所在地。其实，昌黎与卢龙一样，在商王朝和周王朝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曾同古孤竹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昌黎是祖国北方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之一，人类的祖先早在原始社会就劳动、生息在这方有着山风海韵的古老土地上了。新中国诞生以后，考古工作者相继在昌黎北部的碣石山一些山丘坡岭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或遗址，并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踪迹线索，以及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昌黎镇渟泗涧村西北的响杨树沟一带发现的大量刮削器、凹缺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琢背小刀等采用锤击法和压制法制成的石器，及石核、细石核、石片、细石叶、碎屑等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就已经有原始人类聚居了。

　　“今昌黎之地，陶唐时属冀州，虞属营州；夏省营州，此地属冀州……”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版《昌黎县志》在《昌黎沿革表》中，是这样记述自“陶唐”(唐尧)以降的今昌黎之地的远古历史的，“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舜、禹时代，毕竟留下的仅是遥远的传说，很难说那时的昌黎之地是什么样子了；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殷商奴隶制王朝诞生之后，在渤海沿岸的冀东、辽西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方国——孤竹国，而昌黎地面当时就已列入孤竹国的管辖范围，当是确定无疑的。

　　孤竹，亦写作“觚竹”。据传，孤竹国君姓墨胎氏(在文献中或作“墨夷氏”、“目夷氏”)，为建立商王朝的商部落始祖契的子孙后代；据此，一些史学家推测，孤竹国建立于商王朝开创之时，为商王朝的同姓诸侯国。从契到灭夏桀、建立商王朝的汤，共传十四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商部落的不断扩大，孤竹国所在地当早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孤竹国在商王朝时的管辖范围，从出土文物看，地域较大，其地望至少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即在考古学上的夏家店文化(以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夏家店一带发现的上下两层不同的古代文化命名)的分布地带之内，其中自然也包括今日的昌黎县境。《尔雅?释地》曾把“孤竹”谓为“四荒”之一，由此可知孤竹国曾辖有北方渤海沿岸的广阔地域。但到周王朝时，情况发生较大变化。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孤竹国的同姓诸侯国地位化为乌有，很难再管辖一个较大的区域。到这时，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北方的统治，在紧邻孤竹国的今北京市及其邻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同姓诸侯国——燕国；不仅如此，生活在辽西、冀东山地的土著民族也渐次襬脱孤竹国的管辖，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戎族部落--山戎；孤竹国的西部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现象，建立了“令支”等国。

　　到东周时，孤竹国的势力变得相当微弱，辖境被挤得大约仅剩有今秦皇岛市辖境，即包括秦皇岛市的海港、山海关、北戴河区和昌黎、卢龙、抚宁、青龙等县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地区，仅比在今迁安市一带的令支国略大，并与令支国一起成了山戎的与国。到公元前七世纪，孤竹国与山戎、令支结盟，并在山戎的策动下时常侵扰燕国，结果于公元前663年被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应燕庄公之求，率领齐国大军北伐山戎时顺便消灭。至此，留下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等典故，以及"老马识途"等成语的千载孤竹，变成了传奇色彩较浓的历史。

　　现在，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数千年以前栖息在昌黎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活景象了，但有一点不可忘记，昌黎的先民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孤竹国的子民。

　　位于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为燕山山脉伸向东南海边的余脉，南北长近二十四公里，东西宽约二十公里，跨越今昌黎县和卢龙县、抚宁县境界，占地面积约三百二十平方公里，为秦皇岛市西南临海地区的主要山地。

　　碣石山由近百座颠连起伏的峰峦组成，在数十里范围之内，岭岭相携，峰峰偎依，显得颇有气势。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位于昌黎县城北偏西五公里处，海拔695.1米，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其顶尖为两座南北并立的峰峦，远望颇似一凌空拔起的柱石，碣石山因此而得名。基于此，碣石山也为主峰仙台顶的专称。

　　“碣石”之本义，当为指可作标之石，且应呈圆柱形。“碣”字本从木，通在商周时用以作标帜的楬橥之“楬”，后取“楬”之义专指作标之石，进而指可作明显地理标志的似楬之山；为此，东汉许慎在着《说文》时，明确释“碣石”为“特立之石”，并云“东海有碣石山”。

　　碣石山之所以在远古时就很出名，主要是因其长期在北方沿海地区起到了一个醒目的地理坐标作用。

　　“碣石”之名，始见于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在北山经中，明确记有“碣石之山”，并云“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比较起来，成书略晚于《山海经》的《尚书?禹贡》，对“碣石之山”的地理位置及其坐标作用记述得比较清楚。《禹贡》在记相传的夏朝冀州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其意是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数部族，在以兽皮作贡品朝献时，乘舟遵海入河，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行经与渤海湾交界的海面时，以望海畔似“楬”的特出的大山——碣石山为标，向西转航于渤海北岸之下，直驶古黄河口(在今天津市一带)。《禹贡》又在记“导山”时云：“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段记载表明，碣石山在远古时不仅是渤海北岸的重要航标，而且为与从“岍”(岍山，陕西省西南部陇山山脉的支脉)、“岐”(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等山峰连接而来的太行、恒山等远古时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显要山峰，系中国北方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史记?天官书》在谈山川走向时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不仅如此，古代的碣石山由于既接太行、恒山，又与渤海紧连，地理位置异常显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成了北方的一个地域，甚至北方边远地区的代称。如在《战国策·燕策》中，就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之言；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之语。很显然，“碣石”在很早的历史年代就不仅仅是一个山名了。

　　在远古时，昌黎一带曾被视为冀州碣石之地，“冀州碣石”当为这一地区最古老的称呼。

　　正因碣石山在远古时就以其似“楬”的山貌和特有的地理位置，在北方沿海地区发挥了独特的地理坐标和航海标识作用，从而使它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成为渤海北岸最著名的山峰，也与中国的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以致成了令无数古人神驰遐往的“神岳”。

　　“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这是《汉书》的编撰者、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赋》中吟的一句诗；唐朝开元年间领衔注释南朝梁国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的著名大臣吕延济，在作注时明确指出：“神岳，即碣石也。”

　　碣石山成为蜚声远扬的“神岳”，大约是在战国的中后期。当时，碣石山一带在齐桓公伐孤竹之后，由产生了伯夷、叔齐等先贤的孤竹国领地变为燕国的辖境。进而，与浩瀚神秘的大海紧紧连在一起的碣石山，被赋予更加浓厚的神奇色彩，成为燕国祭祀的“望”。燕昭王筑黄金台大举求贤，请到创“五德始终”说的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阴阳家驺衍之后，特为其修筑了一座宫馆，并将这座宫馆命名为“碣石宫”。驺衍寄居的碣石宫，当与黄金台一样建在燕国的都城，即在今北京市大兴县境；而燕昭王筑宫设馆，以“碣石”之名命之，可见当时远在燕国都城以东五六百华里的沿海名山--碣石山，已经成为燕国君王的祭祀神灵之地，整个山峰连同附近的海域均被罩上了一层神秘怪异的色彩。此外，驺衍主要信奉与推崇的是阴阳五行说，燕昭王以“碣石”命名其所客居和传授学说的宫馆，也表明当时的碣石山及其邻近地区已与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变成大搞神秘文化和信奉神秘文化的人仰重的圣地。

　　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驺衍堪称是集大成者，其“五德始终”说在各诸侯国影响很大；此外，在战国时“神仙”说也风行一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与长生不死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长生不死的观念可谓由来以久，几乎伴生于中国悠远的文明史，这从《山海经》有着各种各样的长寿国或不死国的传奇性描述中就可看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长生不死的观念被发展成修炼成仙的思想，出现了不少笃信“神仙”说的方士。在这些方士的推波助澜之下，“神仙”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进入战国时期，当南方的道家学派仍在演说“长生久视”之大义，描述真人、至人、神人的奇异本领时，北方的一些方士业已开始尝试将“神仙”观念付诸“实践”，为了变成“神仙”，想方设法上山下海，到处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并利用所临近的大海的缥缈无垠和海中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景观，创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等传说。当时，拥有颇具神奇色彩的碣石山和宽阔海域的燕国，成了方士们最活跃的地区，相传或自称成仙的人接连在这里出现。

　　到了战国后期，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士》一书中的话说，“仙人”几乎成了“燕国的特产”。后来，这一风尚传到了齐国，使燕、齐两国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有方士活动，各种各样的传说不断产生。宋毋忌等“仙人”被传得神乎其神，传说他们成“仙”以后，可以不要身体，可以把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得到了无限大的自由。最早的“仙人”史料留下来的很少，从燕国当时的情况看，这些“仙人”发迹的地区，当在或曰只能在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燕国的方士塑造所谓的“仙人”，主要是靠大海的神秘色彩，而出海必须在海岸有居地，此居地当在有神秘色彩的山峰之上或之前，否则就很难营造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文化氛围。山海结合，隐于山，漂于海，才有虚无缥缈的文章可做，显得神乎其神。在燕国的沿海地区，山与海紧密结合的得天独厚之地，就是如今的昌黎及其邻近地区的滨海地带。巍峨挺拔、山形奇特，特出于渤海西岸，连接太行、恒山等大山，其主峰顶尖呈椭圆形，突起于如屏似障的群峰正中，遥望颇似天桥柱石，被远古的航海人视为循海入河的独树一帜的地物导航标志的碣石山，以及其附近的北戴河、秦皇岛等沿海半岛或岛屿，无疑是方士们耍神弄鬼、呼天唤地、故弄玄虚、欺骗视听的最佳选择之地。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等所谓“仙人”的踪迹已不见记载，而羡门子高，清朝干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张敦仁在撰《通鉴刊本识误》时，明确注其“居碣石山上”。据此可知，当时燕国的特产“仙人”，主要出自碣石山及其邻近的沿海一带。

　　正因“仙人”成了燕国的“特产”，燕昭王变成了“神仙”说的狂热信徒，以地利之便，屡次派人到山上和海中去寻宋毋忌、正伯侨等“仙人”；但仙人似乎来无影去无踪，屡寻屡无结果，一些方士只好制造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来搪塞，这反倒使那些“仙人”更加神乎其神。时至秦朝建立之际，燕、齐两国的方士已不可胜数，这些方士呼风唤雨，装神弄鬼，创造了一整套“神仙”说，把渤海沿岸有山有石的地方几乎都神化了。在战国后期，齐国的方士欲与燕国的方士一比高低，活动能量比燕国方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秦王朝诞生之际，在山东半岛闹得不亦乐乎，并由渤海闹到了黄海；又加上燕昭王和齐威王、齐宣王等燕、齐两国的君王均梦想长生不老，在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和山东半岛的之罘等地搞了不少祭神和求仙的相应建筑，从而使这些地方在秦、汉时成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开展求仙活动的大本营。

　　孤竹是中国古代一个神秘的国度，人们对其兴衰、疆域、陵寝、庙宇等历来知之甚少。冀东至辽西一带，公元前十七世纪为商王朝开国元君商汤所封。唐朝司马贞在为《史记·伯夷列传》所作《索隐》中说：“其传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则说，“殷汤正月三日丙寅”。两种说法虽异，但却都证明，殷商伊始，便有了孤竹国。

　　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另有说姓“墨”。相传至伯夷、叔齐，其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解者云，夷、齐，谥也。按中国传统习惯，兄弟排行通常按“伯、仲、叔、季”的次序，实际上老孤竹君膝下有三子，在伯夷与叔齐中间，尚有一中子(次君)，佚名。又，《史记》中记载，在夷齐二君逃走后，“国人立其中子”在今冀东迁安市团子山仍有“次君墓”。由此，看来老孤竹君只有夷、齐二子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古有“夷齐让国”之说：老孤竹君生前留下遗言，命少君叔齐继位；可当父死后，叔齐却推让给长兄伯夷，伯夷以父命难违推逃。叔齐仍不肯继位，亦逃。二人同走，欲晋见周文王西伯姬昌，在半路恰遇周武王伐纣，于是叩马而谏，周武王未听。伯夷齐耻于臣周，采薇不食周粟，饥饿而死。

　　对于“夷齐让国”，历来褒贬纷纭。代表儒家正统学说的孔、孟、韩愈等，都给予极高评价。伯夷、叔齐及孤竹国的名声遂扬。

　　孤竹兴衰与殷商同步。在商兴旺时期，孤竹疆域曾远达辽宁朝阳地区。夷齐让国与武王伐纣，恰为同期，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断代工程认为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商王朝灭亡前后。到周惠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十一年，燕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4年)，齐桓公为救燕国而出兵征伐孤竹国时，孤竹国之地早已为山戎人统治了。

　　孤竹国的疆域并不如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只在卢龙县，而是在滦河与青龙河汇合地域，即现今的迁安市、卢龙县、滦县三者交界处，以及三县(市)所辖地区。整个孤竹国疆域包括冀东东部和辽西地区。

　　冀东东部是孤竹国的重要地区。《辽史·地理志》中记载：平州“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那时的平州辖卢龙县、安喜县、望都县、滦州。光绪《永平府志》也载：永平府“《禹贡》冀州之地，虞初分为营州地，商为孤竹国，周属幽州，春秋为山戎、肥子二国，属燕。”按上述记载，孤竹国在冀东所属地域，包括现在的唐山市区东部、迁安市、迁西县、滦县、滦南县、乐亭县、卢龙县、昌黎县、抚宁县和秦皇岛市区。

　　辽宁西部也曾属孤竹国。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辽宁朝阳地区“殷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之地，战国时其地复属燕。”《辽史·地理志》中记载：“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旧县名，在今辽西锦州边界)。”那时的兴中府在现在的辽西。该《地理志》又载，“营州，本孤竹国”。营州地跨现今的冀东东部和辽西的广大地区。由上可见，孤竹国兴旺时期，其疆域已达现锦州以西及朝阳广大地区。

　　孤竹国都城何在史料对于孤竹都城的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卢龙县南十二里”之说；有说“兴中府”之说；有“黄洛”之说，而多数史料则说：“令支有孤竹城”。

　　据考，《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令支县有孤竹城，盖即商之孤竹国，周之令支、孤竹二国也。”该志还说，“辽西令支县有孤竹城。”清，光绪《迁安县志·沿革》中记载：“邑在汉为令支县，旧地理志令支县有孤竹城，即商之孤竹国。”由此记载可以初步确认，孤竹城在令支境内。

　　令支包括现今的迁安、迁西和滦县北部。孤竹城在其中何地呢？清乾隆年间《滦河濡水源考证·注》曰：“……经黄台山又二十三里折而东，三里河自东注之。又南流二十余里，经孤竹城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青龙河自东北来汇之。”由上述记载的里数可推算出，孤竹城的坐标范围应是：处于滦河北岸的迁安市坨上村与处于南岸的滦县孙薛营村及其附近。

　　孤竹城具体在哪里？清光绪年间撰著的《永平府志·封域志》中记载：“城西十八里，孤竹山也，孤竹城在其阴”。其所指地点，就是明朝景泰五年建的专门供俸伯夷、叔齐的“夷齐庙”。在《永平府志》中印制的《迁安县疆域图》中，径直将“夷齐庙”的位置标为“孤竹城”。这部府志中还记载：夷齐庙系明“景泰五年知府张茂复建于孤竹城”。由上述记载可见，孤竹国古城就在夷齐庙位置上及其附近。

　　夷齐庙西五里左右，有个“迷谷村”，有名的“老马识途”典故就发生在这里。迷谷村的存在，也有力地佐证了孤竹城的位置。齐桓公当年为伐孤竹城而陷于旱海迷谷之中，孤竹城怎么能在近百里之外的黄洛、五十里之外“卢龙城南十二里”和约五百里之外的辽西兴中府呢？

　　孤竹君陵寝孤竹三君的陵墓，有明确的记载。清光绪二年重修的《永平府志》中记载：“双子山，城西北(指卢龙城)二十里，孤竹长君(伯夷)墓在焉，一名长君山。马鞭山，在双子山西，孤竹少君(叔齐)墓在焉，一名少君山。团山，在县(指迁安)东南二十里，即次君山也，孤竹次君墓在焉。”根据《永平府志》中的地图，经考证核对，双子山即现在的抓髻山，马鞭山即现在的磨盘山，团山即棒槌山。前二山在1949年以前属卢龙县，1949年以后三山所在地均划归迁安管辖。

　　改革开放前，三君墓所在的三山虽在，但墓葬遗迹年久难寻，且多已开发铁矿。然而，在1992年10月抓髻山附近的马哨村村民采沙时，竟意外地发掘出商王朝时期的一鼎一簋。鼎内壁有一“卜”字，簋中有一“箕”字。经考证，很可能是商末箕子所铸，他身为商纣王诸父，当过太师，曾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按当时等级制，他拥有铸造七鼎六簋之权。箕与孤竹，同为方国，将鼎簋作为国礼赠送，是合乎情理的。很可能孤竹得到箕子的赠礼，以后鼎簋成了孤竹长君的陪葬品。

　　历史记载，周武王伐纣后，伯夷、叔齐耻于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而墓地却在故国，是何道理？一种解释是，当时将尸体运回了；另一种解释是，为纪念他们而建的衣冠冢，而后将其作为真正陵墓看待了。

　　孤竹庙宇奇观在今迁安市坨上村南一里许，滦河由西而东奔流。河心有一石基小岛，岛上曾建有“孤竹君庙”，系明嘉靖四十二年由兵备温景葵所建。庙内供俸的是夷齐之父老孤竹君塑像。

　　与岛隔河相望的南岸，是“夷齐庙”，亦称“清节庙”，庙内供俸的是伯夷、叔齐塑像。庙系明景泰5年由知府张茂复所建，是在孤竹城旧址上建起的，东、南、西三面为围墙，北面以陡峭石壁临滦河。庙院山门朝南，门为二重。正殿内供俸夷齐二君，东西各有配殿，并有神库、厨房、斋室等设施。

　　东配殿到清朝改作“离宫”，每年清皇室都要护送“皇影”(皇帝的灯影画像)去奉天(今辽宁沈阳)朝拜先祖，路途必经于此，在离宫休息暂住，顺便观赏滦水、洞山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