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
虢国是西周初期的重要诸侯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虢国国君，虢仲被封于东虢(今河南荥阳西汜水镇)，虢叔被封于西虢(今陕西宝鸡东部)，两个虢国起着周王室所在地宗周(丰镐，今陕西西安)东西两面屏障的作用。
西周晚期周宣王初年(公元前827～前826年)，西虢向东迁徙，再次形成了所谓的南、北二虢。史学家于豪亮分析道：虢仲、虢叔都是文王之弟，虢仲封于东虢，虢叔封于西虢。而北虢在平陆即在黄河北岸；南虢则在三门峡即在黄河南岸。北虢和南虢隔黄河相望，其实只是一个虢国，相当于原来的西虢，这是虢叔的后代随周平王东迁后建立的国家。
按史籍《竹书记年》的记载，东虢于周平王四年(郑武公四年，公元前767年)就被郑国所灭。
据史籍《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西虢在东迁之后，在原地还留有一部分国人，史称“小虢”，后于周庄王十年(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7年)被秦国所灭。而东迁于三门峡的虢国则建都于上阳，当时实际上地跨黄河两岸，在历史上曾分称南虢、北虢，实为一虢，最后于周惠王二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在著名的“假途灭虢之战”中被晋国所灭。
虢国的分封与五个虢国的历史纠葛：
虢国是西周初年两个非常重要的姬姓封国。随着岁月的推移，虢国的本来面目及其迁徙状况已模糊不清，致使先秦、秦朝、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先后出现了五个虢国。例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下》自注：“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这是最早记录四个虢国的文献。而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中记载：“昔周、邵分伯，以此(陕)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 郦道元又把班固所讲的“陕县之虢”称之为南虢。而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武公十一年灭小虢”。就是说西周春秋时期有东、西、南、北和小虢等五个虢国。
自东汉以来，史学界围绕着虢国的分封、地望、迁徙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长久的激烈争论。
1.虢国的分封与名义：
商帝辛三十年(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122年，断代工程认为是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商，建立了西周王朝，为巩固姬周王朝的统治，周武王在第二年开始大肆分封同姓诸侯。左丘明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记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在典籍《荀子·儒效篇》中也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圄，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说明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就有五十多人。这些封国的名称，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富辰所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也说明周文王之子的封国就有十六个，周武王和周公之子的封国也有十个。此外，尚有大王之子姬太伯(吴太公)、仲雍(吴仲公)的一支姬周章和姬虞仲建立的吴、虞两国、周文王庶子姬邵公建立的燕国、周文王之弟虢仲、虢叔的封国当然也在其列。这些姬姓贵族所建立的封国，就像屏障似的拱卫着西周王朝。
虢仲、虢叔是重要的姬姓封国。在史籍《左传·僖公五年》中记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杜预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孔颖达《疏》引贾逵曰：“虢仲封东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马融亦曰：“虢叔，同母弟，虢仲异母弟。”在典籍《国语·晋语四》中说：“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动，处师弗烦，事王不怒，孝友二虢”，韦昭注：“善兄弟为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这些都说明，虢仲是周文王的异母弟，而虢叔是周文王的同母弟，他们都与周文王的关系密切，都曾任周文王属下的“卿士”，共同辅佐周文王治理国家，为发展壮大周族的势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世虢国之君在周王室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凡方国部族皆有各自的名号，以便称道。“虢”便是虢仲、虢叔的封国之号。不同的方国名号，各有不同的含义。那么，虢国因何而得名呢？
在典籍《尚书·君》中注释道：“惟有若虢叔”，伪孔传曰：“虢，国名。”在《左传·隐公元年》中解释：“虢叔死焉。”在典籍《经典释文》中解释：“虢，国名。”这些都是说“虢“为国族之号。许慎在《说文解字·虎部》中注释：“虢，虎所攫画明文也。从虎、孚声。”段玉裁注：“攫者又所执者，画者叉所画也，故有明文也。虢字本义久废，罕有用者”。许慎对“虢”字本义的解释，可谓望文生义，不着边际。因“虢字本义久废，罕有用者”，故后人对其本义感陌生。因此，要想弄清虢国的名义，只有对“虢”字的构形作深人分析，才能窥见其一斑。
“虢”字，最早见于殷墟甲骨一期卜辞。在甲骨、金文中，“虢”字大体有三种写法：
①郑虢仲簋：此形从双手、从虎，作两手搏虎状。文字学家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释》中引丁山之说：“当是象两手搏虎之形，虢之初文也。”
②昭录伯簋：此形从攴，从虎，作持械击虎状。
③班簋虢叔尊：此形从手、从攴、从虎，作一手按虎，一手持械，奋力击虎状。
这三种形体中，第①、②两种较罕见，惟有第③种最为流行。许慎在《说文解字·虎部》中所收的“虢”字，为“从虎、声”的形声字，实际上是由第①种形体演变而来。虎本猛兽，其义甚明。孚，在典籍《说文解字·部》中解释：“五指也，从，一声。”它的构形本为双手持物之状。为在上之手，寸…由又滋乳而来，本为在下之手；中间的“—”实为所持物体之象形。由此可见，虢字的本义当为双手奋力搏(或持械击)虎的会意兼形声字。
虢国的名义，当与虢氏的职事密切相关。周初分封同姓诸侯的目的，意在“以蕃屏周”。在史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在史籍《左传·昭公九年》中也记载：“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在史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还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这些都说明周初分封同姓诸侯的用意，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姬姓血缘亲族为核心的宗法统治集团，让这些姬姓贵族结成捍卫周王室安全的坚强屏障，而周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建立的封国，更担负着这方面的特殊使命。
第一，从虢国的封地位置上观察：虢仲、虢叔分封的国土，紧依成周、宗周的外围，皆属于军事战略要塞。虢仲所封的制邑，在《左传·隐公元年》中标明：“制，严邑也，虢叔死焉。”在典籍《国语·郑语》中记载：“虢叔恃势”，就是说东虢地势险要，是成周的东大门，也是东都洛邑周围的八关之一。特别有趣的是，东虢所属之“制”，一名成皋，亦名虎牢。在史籍《穆天子传》中记载：“子东至于雀梁。甲辰，浮于荥水……有虎在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擒虎，必全之。乃生搏虎而献之天子。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虢，是为虎牢。”郭璞注：“因以名其地也，今荥阳成皋县是。”说明东虢属邑“虎牢”的命名，更与捕虎之事直接相关。同样，虢叔所封之西虢，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部，是丰镐的西大门，后世所筑的散关、陈仓故城皆邻其境，三国时期“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该地，就连西虢东迁后的“陕县之虢”，境内不但有丰、镐与成周之间东西交通要塞函谷关，而且也是晋国渡河南下的必经要津“茅津渡”之所在。这说明，两个虢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捍卫周王室的安全，有着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从虢氏家族的职事上分析：虢仲、虢叔皆为周文王属下的卿士，是周王室中的权臣。后世的虢君亦多任王室大师(卿士)或师之要职，常统领六师南征北讨。例如，在周夷王执政时期，虢公“伐太原之戎”，在史籍《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有周厉王执政时期虢仲征伐淮夷的事件。虢氏家族中的师(读音作zāi)、师望、师承等，历任周穆王、周共王、周懿王、周孝王等历代“师氏”，而师氏统帅的精锐部队有一个极其响亮的称号“虎贲”。在史籍《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在典籍《集解》中引孔安国曰：“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在典籍《尚书·立政》中也记载：“王左右常伯、常任、淮人、缀衣、虎贲”，伪孔传谓：“虎贲，以武力事王”，周秉钧注：“守王宫之官”；在史籍《白虎通·五行》中亦记载：“虎之为言搏讨也”。可见，虢氏有统领锐师、捍卫王室的职责。
第三，从师氏所居的地位上观察：在典籍《周礼·师氏》中记载：“居虎门之左，司王朝……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师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这说明虢君一直担任着“师氏”，常居于王宫“虎门之左”，是早期周王的近身卫戍部队。由此可见，“虢”本为双手搏击(或持械)虎之义，虢国冠以此名，当是引申为统领六师、捍卫周王室的意思。
2.东虢的地望与灭亡：
东虢，是周文王之弟虢仲的封国，史学界的看法大体一致。但它的地望、史迹及其灭亡等问题，则需进一步探讨。
虢地在殷墟卜辞中实际上已有记载：“乙未，争贞，呼虢曼，八月。”
“争”是商武丁(商高宗)执政时期的著名贞人，“呼”有命令之义；“虢”、“曼”皆人名，亦可视为氏族之号。“虢”即西周时期的东虢，“曼”当是史籍《左传·成公三年》中记载的“诸侯伐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中的“”邑，其故址在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南部。显然，“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
东虢，在西周初期是济、洛、河、颍诸流域之间的大国。在典籍《国语·郑语》载：“其济、洛、河、颖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韦昭注：“虢，东虢也。虢仲之后，姬姓也。此虢叔，虢仲之后，叔、仲皆当时二国君字。”在典籍《诗·郑谱》中引《正义》记载道：“谓济西、洛东、河南、颍北四水之间，其子男之国有十，惟虢、郐为大。”
这说明，东虢是虢仲的封国，位于济水以西、洛水以东、黄河以南、颖水以北一片广阔的土地上。在史籍《左传·僖公五年》中孔颖达《疏》引贾逵曰：“虢仲封东虢，制是也。”在史籍《左传·隐公元年》中也记载：“制，严邑也，虢叔死焉。”杜预注：“虢叔，东虢君也，恃制邑而不修德，郑灭之”，杨伯峻注：“严邑即险邑，虢指东虢，制当为其属地。”在史籍《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中还记载：“王与郑伯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杜预注：“虎牢，今河南成皋县”。
王应麟在《通鉴地理通释》中说明：“虎牢之险，天下之枢也，在虢曰制，在郑曰虎牢，在韩曰成皋。” 在史籍《史记·郑世家》、典籍《集解》中引徐广曰：“虢在成皋，郐在密县。”在史籍《汉书·地理志·河南郡·荥阳县》中应劭注：“故虢国，今虢亭是也。”在史籍《括地志》中记载：“洛州汜水县，古东虢叔之国。在史籍《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汜水县，古虢国，郑之制邑，汉之成皋县，一名虎牢。”这些，都说明东虢的都邑在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附近。
如今，东虢的故城尚有迹可寻。今河南省荥阳市广武乡南村东南部有一东虢故城遗址，民间俗称其为“平眺城”。在文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记载：“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九百米，东西宽约七百米，现东墙北段和北墙保存较好，残高三米。夯筑城垣，夯层厚五～六厘米。城内发现陶窑、仓窖、墓葬等遗迹，散存较多的春秋、战国、汉代陶鼎、盆、罐、豆及筒瓦、板瓦残片，陶罐上发现‘平兆用器’戳记。城内下层曾出土商代陶鬲等。”在典籍《水经注·济水》中记载：“索水又东迳虢亭南，应劭曰：‘荥阳故虢国也’，今虢亭是矣。司马彪《郡国志》：‘县有虢亭’，俗谓之平眺城。”在史籍《大清一统志·河南开封府》中记载：“平桃城在荥阳县东南。”由此可见，汉代的平眺城，当即东虢故城。
东虢的史迹，史书语焉不详。但其灭亡的背景和原因，则载之甚明。在典籍《国语·郑语》中记载：“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当戌周者……非亲则顽，不可以入。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囝，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币贪，必将背君，君若以咸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兑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依、鞣、历、华，君之土也……乃东寄帮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关于这段记载韦昭注：“十邑，谓虢、郐、邬、蔽、补、舟、依、柔、历、华也。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也。”这在史籍《史记·郑世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说明，在西周末年，周幽王无道，偏居丰、镐的周王室屡屡遭受戎族的侵扰。其时，一些位居西垂的小诸侯国为逃避戎族的祸乱，纷纷谋求东迁。郑国，本为周宣王庶弟姬友的封国，当国君主为郑桓公，原来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北部，自然也在西戎的直接威胁之下。于是，颇有政治谋略的郑桓公便在史伯的谋划下，选中了当时已经荒淫腐败、恃势怠慢、骄侈贪冒的东虢和郐国之境，作为将来郑国东迁的理想之地。
东虢何时被郑国灭掉，在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主要有三种：
⑴.郑桓公灭虢：
在史籍《史记·郑世家》中记载：郑桓公听从史伯的建议，“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竞国之”。说明在郑桓公与史伯谋划不久之后，即灭掉了虢国。又据典籍《国语·郑语》中的记载：“幽王八年(郑桓公三十三年，公元前744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在史籍《史记·郑世家》中也记载：“桓公为司徒一岁，始问史伯东迁事。”若按司马迁之说，郑国灭东虢的具体时间，应在周幽王九～十一年之间(公元前773～前771年)。但是，在典籍《国语·郑语》中却仅记载：“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并未叙述郑桓公灭虢国之事。在典籍《诗·郑谱》中指出：“司马迁见《国语》有史伯为桓公谋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附会为此说耳。”在史籍《外传》中也记载：“皆子男之国，虢、郐为大。则八邑各为其国，非虢、郐之地，无由得献之桓公也。明马迁之说谬耳。”这说明司马迁的“郑桓公灭东虢”之说，难以另人凭信。
⑵.后三年灭虢：
在史籍《汉书·地理志下·郑国》条目下记载：“桓公以其言，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郐之地。”这是说郑桓公在“幽王八年”任司徒之职后，即与史伯谋划东迁之事，其“后三年”即周幽王十一年(郑桓公三十六年，公元前771年)，西戎“杀幽王于骊山戏下，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之时，也就是说当年郑武公随周平王东迁后，即为了扩张领土而灭掉了东虢。然而，是时周幽王、郑桓公被杀，周王室仓惶东迁，郑武公身为周平王的辅政大臣，在忙于安定周王室之际，恐怕难以抽身东伐虢、郐，故此说亦不可信。
⑶.后四年灭虢：
在史籍《汉书·地理志·京兆郡·郑县》条目下注：“周宣王弟郑桓公邑，有铁官……臣瓒曰：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这里的“四年”即周平王四年(公元前767年)，“桓公”当是郑武公之误。在史籍《竹书纪年》中也记载：“平王四年，郑人灭虢”。这种说法从周平王东迁的情形上看，最为可信。由此说明，郑武公是在随周平王东迁后于周平王四年灭掉东虢的。
东虢自西周初年受封立国，到周平王四年被郑武公吞灭，国祚三百五十四年(断代工程认为是二百七十八年)。
3.东虢的地望与灭亡：
关于西虢的分封和地望，在典籍《国语·郑语》中记载：“史伯对桓公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韦昭注：“虢，虢叔之后，西虢也。”在史籍《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疏》引贾逵曰：“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在史籍《汉书·地理志·右扶风》中记载有虢县，在《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条目下班固自注云：“西虢在雍州。”在典籍《水经注·渭水》载：“雍县故城秦德公所居也。<晋书地道记>以为西虢地也。<汉书·地理志>以为西虢县。<太康记>曰，‘虢叔之国矣。’”在史籍《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虢县，古虢国，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后秦武公灭为县。”在史籍《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记载：“虢故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这些都说明，西虢是周文王之弟虢叔的封国，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部。
清道光年间“虢季子白盘”在宝鸡县虢司川出土；近年来“虢仲鬲”也在岐山京当乡出土；1974年午师鼎、师承钟等诸青铜器在扶风县张家村出土；1975年公臣簋诸器在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等等，足以证明西虢故地在今陕西宝鸡、岐山、扶风、凤翔诸县境。
西虢在西周时期的金文中，又名“奠虢“或”城虢“。在典籍《三代吉金文存》中，著录又奠虢仲簋三件，同铭。其铭曰：“惟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奠虢中乍宝簋，子子孙孙永宝。“
在典籍《三代吉金文存》中，还著录有两件城虢氏器，其铭曰：城虢中簋铭：“城虢乍簋”。城虢遣生簋铭：“城虢遣生乍旅簋，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均属西周晚期，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奠虢仲、城虢仲“即周厉王时的执政大臣虢仲”。虢仲亦称奠虢仲、城虢仲，这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奠、城均本地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分析道：“东土的郑或郑虢，奠虢中即城虢仲，亦即成王时的虢城。地在河南新郑、成皋一带，即东周的郑国……据《纪年》郑桓公之称郑在东周初年，所居之郑是郑父之丘，即西周东虢所居，以其在郑父之丘故曰郑虢”。
陈梦家关于“奠虢在河南”之说，却是不可信的。因为，郑桓公本封于西土之郑(今陕西宝鸡凤翔北部)，东周初灭虢、会“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东土之“郑父之丘”和“郑”，都是在郑国东迁之后才从西土随搬迁而来的地名，不得在“穆、共之时”已有之。奠虢仲、城虢诸器皆属西周晚期，故奠虢、城虢不能指“西周东虢所居”之地。此由奠虢仲簋出土于陕西凤翔，说明“奠城”之地当在西土而不在河南。人们认为，奠虢之“奠”当指免尊铭“王在奠”和奠井氏诸器之“奠”。奠即郑，本是井方的封邑。矢王簋铭：“矢王作奠姜奠彝”。奠牧马受簋：“奠牧马受作簋”。
这里的“奠”，当指姜姓的井方而言。井或作，在典籍《说文解字·邑翰》中注释：“郑地有亭，子牙之后也”，所谓“子牙之后”应为“子牙之族”才是。在史籍《汉书·地理志·京兆邑》中记载有郑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北古城山南麓，周穆王时在此营建郑宫。在史籍《竹书纪年》中记载：“穆王所居郑宫、春官”。 在史籍《汉书·地理志·京兆尹·臣瓒》注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在史籍《穆天子传》中记载：“天子人于南郑”，郭璞注：“今京兆郑县也。<竹书纪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其中的“南郑”，当是西郑之误。周懿王、周孝王时的“免簋”铭中记载：“王在周，令免作司土，司奠还林虞牧”，就是任命鹤罢免管理郑宫的园林、虞牧。
西周中期诸王多将郑地作为行官别都，常在那里处理朝政。奠井国铜器穆王以前均称“井”或“奠”，如井伯[等，自穆王以后常冠以“奠”字，如懿王时的奠井叔诸器。唐兰指出：“无论在文献里或金文里，穆王、共王时代‘井’还没有加上‘郑’字。金文郑井叔[里的郑井叔康，康鼎铭文最后签署的氏族名称‘奠井’，以及郑井叔编钟……显然是穆王、共王时代井叔的后人。”这是穆王在郑地营建别都后，井方为显示荣耀就将自己的国号称为“奠井”的缘故。
大约到西周晚期，随着井方势力的衰落和西虢威势的增强，特别是厉王时虢仲作为周王室总管军政大权的执政大臣，南征北讨，国力空前。这时，西虢逐渐北侵，占有井方南部的领土，甚至已接近或控制周王的郑宫，是有可能的。《史记·秦本纪》说：“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也说明直到春秋中叶小虢被灭时，西虢的后裔仍占有郑地。这样，西虢一则是为了显示地近郑宫的荣耀，二则也是为区别荥阳的东虢，将其国号前冠以“郑”字，也是合乎情理的。
还应指出的是，城、郑古音相近，可以通用。况且，“城”还具有国都的含义。例如，在典籍《诗·瞻印》中记载：“哲夫成城”，郑笺：“城，犹国也”。在典籍《诗·干旄》中记载：“在浚之城”，毛传：“城，都也。”在史籍《淮南子·日寸则训》中记载：“可以筑城郭”，高诱注：“都曰城”。在典籍《释名·释宫室》中记载：“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因此，西虢的名号冠以“城”字而称为“城虢”，当与冠以“郑”字的含义相同，都是为了显示虢国地近郑宫、地位崇高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西虢的地望和始封之君，还有不同的说法。东汉大儒马融有“虢叔封上阳”语，他认为虢叔始封于“上阳”即今河南陕县东南。也就是说，西虢的地望在今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境。这是因把虢叔之后东迁于今河南陕县与虢叔始封于今陕县相混淆所致。这个问题已由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明，今天已没有再批评的必要了。
戚桂宴据班簋铭文认为：“虢城为文王孙虢城公所封，其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西虢为文王弟虢叔所封，其地在今河南省陕县东南。”这种虢城公为宝鸡之虢始封人的说法，是受马融“虢叔封上阳”说影响的结果，因于文献无征，亦与考古资料相悖，故亦不足凭信。其实，这位虢城公当是虢叔之后的西虢之君，人们将在另文说明。
西虢当是周文王之弟虢叔的封国，地在今陕西宝鸡、岐山、扶风、凤翔县境。西虢称为“奠虢”或“城虢”，是因西周晚期西虢疆域接近或占有周都“郑宫”的缘故。
4.南虢和北虢的由来释疑：
南虢，其称谓最早见于典籍《水经注》中的记载，因位于大河之南而得名，故城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李家窑附近。但对南虢的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
①虢叔封国说：
在史籍《左传·僖公五年》中记载：“晋侯围上阳”，杜预注：“上阳，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孔颖达《疏》引马融曰：“虢仲封下阳，虢叔封上阳”，这是说南虢是文王弟虢叔的封国。
②西虢东迁说：
在典籍《水经注·河水》中记载：“昔周、邵分伯，以此(陕)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晋大康地道记>载：扶风郡雍，西虢地也。平王东迁，虢叔自此之上阳，为南虢矣。”这说明南虢就是“平王东迁”时由西虢东迁而来的。
③虢仲封地说：
王夫之在《稗疏》中解释：“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这是说南北二虢都是文王弟虢仲的封地。
周文王之弟虢叔最初被封于“扶风郡雍”，不但有文献记载，而且还有大量出土的虢国铜器可证。因此，所谓“虢叔封上阳”，当是虢叔之后自“雍”迁至上阳之误。所谓“南、北二虢，皆虢仲地”，是针对著名的东汉经学家马融之说的修正，也是周宣王初年虢叔之后“虢仲”自雍“之上阳，为南虢矣”的误传。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典籍《水经注》中所记载的“虢仲之所都为南虢”，是说南虢的始迁之君为“虢仲”，这已为三门峡虢国墓地第M2009号虢仲大墓所证实。这位“虢仲”就是周厉王执政时期赫赫有名的卿士虢公长父。因此，南虢是由西虢东迁而来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北虢，是诸虢中倍受争议的一个，它是否真的存在？史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在史籍《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中记载，陕县“北虢在大阳”，“大阳”因在大河之阳而得名，故城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的东北部，这是最早提出“北虢”的文献。然而，北虢的始封之君是谁呢？目前史学界的争议有：
⑴.虢仲封国说：
在史籍《左传·僖公五年》中孔颖达《疏》引马融曰“虢仲封下阳，虢叔封上阳”。《左传》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社预注：“下阳，虢邑也。在河东大阳县”，杨伯峻注：“《元和郡县图志》，在当时陕州平陆县二十里。今平陆县县治已西南移，则当今治东北三十五里”。就是说北虢是周文王之弟虢仲的封国，在今平陆县东北三十五里。
⑵.东虢分支说：
国学打食郭沫若曾说：“虢有东虢、西虢之分，《汉书·地理志》：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大阳乃汉所立县，故城在山西平陆东南十五里许，正在三门峡附近。可知虢季氏乃北虢。北虢乃东虢的分支，即虢仲之后，而非虢叔之后。”就是说北虢乃东虢的分支，即周文王之弟虢仲之后。
⑶.虢城分支说：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戚桂宴据“班簋”铭文认为：“北虢是虢城公的儿子班迁遣去的分支，其地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北。”就是说北虢是周文王之孙虢城公的儿子班迁遣去的一个分支。
以上这些说法的是非曲直，按史籍《左传·僖公二年》的记载：“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又说：“(秋)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口：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杜预注：“下阳，虢邑”。说明“下阳”只是西虢的一个城邑，被晋军灭掉后，仍未引起虢国君主的重视。在史籍《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疏》引贾、马之说后驳之云：“上阳、下阳，同是虢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虢共处，郑复安得虢国而灭之。虽贾之说无明证，各以其意断，不可审知。”周文王之弟“虢仲封荥阳，虢叔封雍”，不但有大量文献可查，而且还有出土文物可证。东虢分支说于史无证，主要是凭借臆测。今人细审班簋铭文，作器者并非虢城公之子，而是受周王册封的毛公之后，况且铭文和史书都没有“班迁遣而至北虢”的踪迹。因此，上述三说，皆难凭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惦记《水经注·河水》、史籍《路史·国名纪己》注引《竹书纪年》记载：“晋献公十又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这里把“下阳”称为“虢都”，应该有所本依。在史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在典籍《说文解字·邑部》中注释：“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王夫之则在《稗疏》中阐述：“灭者，必其国也。虢有三：荥泽之虢亭，东虢也；下阳在平陆大阳之南，滨河之北，北虢也；陕州之上阳，西虢也。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为其故都，逼近于虞，后或渡河南迁，南虢耳。”其东虢为“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说虽不可取，但“北虢为其故都”的见解则较圆通。在未作深入考察之前，尚难排除。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中也说：“其实虢之宗庙社稷在下阳，不在上阳。<经>于此年书灭，即谓宗庙己覆，虽有孽余，不可谓国矣。”这说明北、南二虢本属一国，西虢东迁后初都下阳，因滨河之北故称北虢；后为晋所逼，渡河南迁于上阳，谓之南虢。这样，南、北二虢之争，就有了较圆通的解答。
5.小虢的地望和灭亡：
春秋初年，在西虢的故土上仍有一个名“虢”的小国。在史籍《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这说明春秋初年秦武公初行郡县制时，曾灭掉了一个名“小虢”的国族。在史籍《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中记载有一个杜阳县，刘昭补注：“《诗谱》曰：周原者，岐山阳，地属杜阳，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位置在今陕西省麟游县西北。“郑”即“郑宫”之郑，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风翔县北部。可见，在春秋时期小虢的属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西北和凤翔县北部，仍在西虢的故境之内。
在史籍《史记·秦本纪》之《正义》引《舆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按：此虢灭时，陕州之虢犹谓之小虢。又云：小虢，羌之别种。”所谓“陕州之虢犹谓之小虢”，见于史籍《汉书•五行志》的记载：“是时虢为小虢”。春秋中叶，陕州之虢行将灭亡时虽已沦为小国，但史籍《左传》、典籍《国语》等诸史籍仍称其谓“虢”，谓之“小虢”者，乃汉人所为。因此，当时的“小虢”明指“杜、郑”之虢，不应与陕州之虢相混。
这说明，周文王之弟虢叔所封的西虢，在西周晚期东迁后，留下的一支族人仍居于原地，直至春秋中叶秦武公初行郡县制时才被灭掉。但是，这个“小虢”的族属，也有可能是西虢东迁后，其地被羌戎所占，因居西虢之故地，而“陕州之虢”尚存，故名之曰“小虢”。
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究。
三门峡虢国墓地：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周文王之弟虢仲、虢叔于东、西二虢。东虢在今河南荥阳，春秋初年为郑所灭；西虢在今陕西宝鸡，西周末年迁至河南三门峡及山西平陆一带。周惠王二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国假虞灭虢，留下了“唇亡齿寒”的的千古遗训。
位于三门峡的虢国墓地经两次发掘，发现了包括两座国君墓、一座国君夫人墓、二座太子墓在内的二百五十余座贵族墓葬，出土各类珍贵文物两万多件。1999年又在三门峡市西南李家窑发现虢国都城上阳城遗址。虢国墓地与上阳城的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虢国墓地位于三门峡市区上村岭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先后经过四次钻探和两次大规模发掘，证明这是一处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独具特色且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的大型邦国公墓。墓地总面积三十二万四千五百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八个组。2009号墓即虢仲墓属第八组，位于北区，是虢国墓地墓葬最多、级别最高的一组，其所出土文物不仅数量多、品种全，而且有不少填补了我国周代考古空白。
虢国墓葬
虢国青铜器
虢国玉器
虢国金器
虢国兵器
虢仲的第9号墓为土圹竖穴墓，呈南北方向，墓口南北长五米六，东西宽四米四；墓底略大于墓口，南北长六米，东西宽四米六二～四米九二；墓深距现地表十九米三，是虢国墓地已发掘墓葬中形制最大的一座。墓穴四壁从上到下以淡绿色颜料进行了特殊涂抹。墓主人使用的葬具为重棺单椁，外加大型棺罩。从众多出土青铜器铭文来看，墓主人虢仲是虢国的一代国君。其入葬年代在西周晚期历、宣之际。
青铜礼器随葬的多少，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等级。第9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仅礼乐器就达一百二十多件，其中用以标志墓主人身份的鼎达二十九件之多，有四十四件的铭文均言明为墓主人虢仲的自作用器。在出土的两套编钟中，一套为八件甬钟、一套为八件纽钟，铭文最长的六十多字，从其内容可知此套纽钟为虢仲自作器，且自铭为“宝铃钟”。从铭文可知，墓主人虢仲生前曾辅佐周天子治理天下、管理臣民，并“受天子禄”，其地位、权势与富有明显高于1990年发掘的第2001号墓主人虢季。“宝铃钟”是目前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两套编钟。该墓出土的四件铜器，均铸有“虢仲作虢妃宝器，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器形大，保存完好，是目前我国同类器中最大的青铜器。
第9号墓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精，玉质之好，在周代考古中是罕见的。七百二十四件(组)玉器，经专家鉴定，分白玉、青玉、青白玉、黄玉、碧玉等，大部分为新疆和阗玉。从制作工艺来看，多为精绝之作。如一件龙纹玉璧，是由和阗白玉精制而成，双面饰抽象变形云龙纹，整器圆度规整，纹饰流畅大方，富有动感。在玉质工具中，如青色饕餮纹玉斧，羊脂白玉钻等，也均采用和阗玉制成，无任何使用痕迹，可见这些玉质工具只是作为一种标志礼玉使用于某种特定场合。在葬玉类中，该墓出土的两件玉握最为典型：左手握为和阗青白玉，呈圆角方管状，周身饰有周弦纹，两端分别饰4只蝉纹，为商代遗物；右手握为和阗青玉，呈圆管状，周身饰旋转龙纹，是西周时期的典型器物。
玉器中最为精美的当属仿生动物玉雕。有神秘莫测的玉龙，凶猛咆哮的玉虎，展翅欲飞的玉鹰，活泼可爱的玉兔，造型各异的玉鹿以及玉鼠、玉牛、玉蛇、玉羊、玉猴、玉蜘蛛、玉蜻蜓等。据统计，这些仿生玉雕几乎囊括了我国北温带地区所有常见动物品类。
此外，第9号墓出土的玉遣册，上有用毛笔所写的“南仲”字样，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写字，对研究我国的书法起源有重要价值。
第9号墓中还出土有四件铁刃铜器，兵器两件：一为铜内铁援戈，一为铜铁叶矛；工具两件，分别为铜銎铁锛和铜柄铁削。在西周晚期墓葬中同时出土数件铁刃铜器实属罕见。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研究室鉴定，一件为人工冶铁，三件为陨铁制品。在西周晚期墓葬中，人工冶铁制品与陨铁制品共出，对于中国考古学和冶金史是非常重要和难得的实物证据。这表明，中国古代工匠选用陨铁作器具至迟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开始，公元前九～前八世纪在虢国仍在使用，延续五百年以上。与之前第2001号墓出土的铜柄铁剑(“中华第一剑”)合并来看，说明此时期并未单纯依赖人工冶铁作为制作兵器的唯一来源。在世界其它文明古国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阿纳托利亚等也有同类发现，陨铁与人工冶铁同时使用数百年以上是世界各地区文明古国的共性，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理应如此，只是以前尚缺实证。这四件铁刃铜器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
在第9号墓中，还出土有陶、木、竹、蚌、麻、象牙等器物，特别是出土的一套完整的麻织品衣物，也是我国同时期考古中仅见的。
成语：假道伐虢：
假道，是借路的意思。伐，是攻占的意思。虢，是春秋时的一个小国。用于军事上，其意在于先利用甲做跳板，去消灭乙，达到目的后，回过头来连甲一起消灭，或者借口向对方借道为名，行消灭对方之实。
“假道伐虢”出自史籍《左传·僖公二年》的记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壁，假道于虞以灭虢。”
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虢，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不错。晋如袭虞，虢会出兵救援；晋若攻虢，虞也会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要想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人们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议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屈产良马和垂棘之壁，送给虞公。晋献公哪里舍得？苟息劝说道：“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你的手中了吗？”于是晋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大国送来的良马美璧，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不时地看看手里的美壁，又望望庭下的骏马，高兴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之后，晋国故意在晋、虢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伐虢的借口。接着晋国请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虢，虞公已经得了晋国的贿赂，当然就轻易地答应了。当时虞国上大夫宫子奇再三劝说虞公：“这件事是不能答应的。虞虢两国，唇齿相依，虢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我们虞国的。”昏聩的虞公却回答说：“为了交一个弱朋友而去得罪一个强大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哩！”虞公还出人出力，帮助晋国疏通道路，忙得不亦乐乎。
晋国大军顺利地通过了虞国开辟的道路攻打虢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在班师回国时，晋军主帅里克又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送给虞公，虞公更是大喜过望。随后里克就装起病了，声称不能带兵回国，请求暂时把部队驻扎在虞国京城附近等其病愈。愚蠢的虞公毫不怀疑地答应了。几天之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往，虞公出城相迎。之后晋献公约虞公外出打猎。不一会儿，只见虞国都城滚起浓烈的烟火。当虞公赶到城外时惊呆了：京城已经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就这样，晋献公轻而易举地吞灭了虞国。
总结起来：西周初年，周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均受分封，建邦立国。虢仲封东虢，在今河南荥阳县西汜水镇。虢叔封西虢，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后来，随着西虢的东迁，世人对虢国史迹的认识日趋模糊，遂在汉代以来的史籍中出现了五个虢国，致使史学家煞费苦心，无所适从。问题主要在于东汉大儒马融“虢仲封下阳，虢叔封上阳”的注文，给后世学者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然据史籍《左传》、《史记》、以及典籍《国语》等古籍的记载，周初虢仲、虢叔各封一国，当无疑问。降及春秋时期，郑国灭了一虢，晋国灭了一虢，诸史载之甚详。南、北二虢本系一国，系西周晚期宣王初年由西虢东迁而来。西虢东迁后遗留的小虢，春秋初年为秦所灭。这样，诸虢的脉络源流，大体已梳理清晰。
因此，四川省博物馆和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于豪亮说：“虢仲、虢叔都是文王之弟，虢仲封于东虢，虢叔封于西虢。北虢在平陆，在黄河北岸；南虢在三门峡，在黄河南岸。北虢和南虢隔河相望，其实只是一个虢国，这是虢叔的后代随平王东迁后建立的国家。”其论大体上是正确的。
郭氏先祖——虢叔：
虢叔，又称虢公，是姬季历的第三子，周文王的同母兄弟，周武王的叔叔，西周初年由周武王封于西虢，虢叔号曰“虢公”，因“虢”、“郭”音同，又称“郭公”。其后代就以郭为姓氏，虢叔为郭姓的受姓始祖。
郭氏是如何得来的，在史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记载是：“郭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东虢。平王东迁，夺虢叔之地与郑武公，楚庄王起陆浑之师伐周，责王灭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此为氏。后汉末，大司农郭全代居阳曲，生蕴。蕴生淮、配、镇。镇，谒者仆射、昌平侯。裔孙从颍川。”
史籍《新唐书》的这段记载讲清了五个问题：一是郭氏来源，郭氏来自姬姓，由虢叔之虢按声转为郭。二是阳曲是郭姓开宗之地，因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三是阳曲是郭氏居住延续接代之地，因郭全"代居阳曲"，还生下了数代人。四是阳曲是郭氏祖籍地，因为“裔孙从颍川”，郭氏一族之后代离开祖籍地阳曲而迁往他地。五是虢叔为郭氏始祖，序是虢叔的裔孙，序做为虢叔后裔的代表者，是经周王朝正式承认的，从序开始号为郭分，成为虢转为郭的第一代人。
在台湾省编印有一部《山西文献》，其社长兼总编就是郭荣生，在《山西文献》第四十三期上发表的《太原郭氏源流》一文开篇就说：“郭氏是中华民族古老姓氏之一，其肇始于西周，自东周平王求虢叔后裔序，封于山西太原阳曲后，郭氏一族遂世居太原，繁衍生息，历世不衰、枝繁叶茂、族远宗大……郭氏授姓始祖所在地：山西省阳曲县。”
今湖南省的长沙市尚存有虢氏之裔一大支。其迁徙情况是：五代时自山西太原迁江西，明成化年间自赣迁湘之长沙新康都六甲，今属望城县靖港镇大泊湖村。在家谱文献《长沙虢氏族谱》中记载：“吾族派演天潢，系由二虢勋标王府；三君誉薄遐方。溯博士于春秋，渊源家学；征大夫于晋国，丕丕皇猷。在昔家声，昭垂后裔。迨以郭更虢之后，仍本姓者，仅吾一支，历籍本豫章迁兹，自洪武越十余代，支繁派演……”长沙虢氏一支为古姓“虢”氏南方仅存承嗣，系明成化年间由江西饶州迁湘地的，姓氏由“郭”复“虢”，至今已历五百多年，丁口繁衍达万，后裔再迁者目前遍及北京、安徽、四川、湖北、广东、台湾等地。
长沙虢氏堂号为“新平堂”，至明末清初分为邦、爵、庆、锦、颜、曾、思、唐、隆九大房。除庆、锦二房早年徙常德丹洲外，其余七房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共建宗祠，谱则各修，各房在清代均数修支谱，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纠族共修过族谱，谱名《长沙虢氏族谱》，凡虢氏自明至民国丁口繁衍、迁徙等情况详载备至，共二十二册，计二千四百多页。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续修过族谱，因社会变更未梓，现稿本散失。
虢国夫人：
在唐朝玄宗执政时期，有一位著名的虢国夫人，他是唐玄宗杨玉环的姐姐，与古虢国没有任何关联。
唐朝京兆人、集贤院画直(司宫廷画家)张萱在他的美术作品中绘制了一幅有趣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画面上是虢国夫人在和她的仕女和随从们一起在外面踏青的场面。
虢国夫人游春图
虢国夫人在全画的中心点，双手握缰，右手指间挂着的马鞭直线下垂，丰润的脸上，淡描娥眉，不施脂粉，保持了本来面目。虢国夫人身着淡青色窄袖上衣，披白色花巾，穿描金团花的胭脂色大裙，裙下微露绣鞋，轻点在金镫上。在虢国夫人左面与其并辔前行的就是当时著名的韩国夫人。
《虢国夫人游春图》显示出了中国传统国画的高超技艺，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画美术作品。
虢国君主世系简表：
注：等本书理顺已收集的考证资料后，再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