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
夏、商、周三代王朝交替之时，在中国西南部的川西平原上同时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与中原文明同步发展且高度繁荣，并与夏王朝共起，与周王朝同亡，地方千里，延续了上千年的奴隶制国家“蜀(鱼凫)王朝”。
以前，人们认为蜀国只是兴起于春秋之世、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被秦国灭亡的一个小方国，而且史籍对蜀王朝的记载甚少且模糊不清，对于蜀国的历史，多数人认为是不可靠的传说，故鲜为人知。直到1986年，考古工作者方在四川省的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发现力量两座商代祭祀坑，这才证实传说中的古蜀王朝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拥有灿烂青铜文化的文明古国，她不但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而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是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古文献和考古研究证实，早在夏王朝以前，古羌族人蚕丛就在今岷江上游河谷之中的蚕陵(今四川茂县较场乡，又称叠溪)建立了部落式国家，至今较场乡还保存有《蚕丛故里碑》。
传说，中国养蚕发明人、黄帝的元妃嫘祖就是蚕丛氏之女。在史籍《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今岷江流域的岷山地区)氏女昌濮为妻，生子高阳，是为颛顼；颛顼称帝后封其后代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大约在夏代，蚕丛带着自己的部落沿岷江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建都新津(今四川新津宝墩古城)。现在都江堰市西的蚕崖关、蚕崖市、蚕崖石等地名，仿佛就是蚕丛经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今四川都江堰灌口镇)进入成都平原的证据。
在史籍《蜀王本纪》中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C，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但此蜀王三代接替不一定是首尾相接，建国地点也可能不同。蚕丛之后，柏C氏继位为王，并迁都崇洲(今四川崇洲双河村古城)，有柏C治导江(今四川都江堰)之说。柏C氏以后，鱼凫氏继位。鱼凫也是羌族的一支，在中原的夏末商初时率领本族自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逐渐融合了蚕丛、柏C两族，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古蜀王国，都城即是今天四川省的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这说明，在中原商王朝时期(公元前1795～前1122年，断代工程认为是公元前1687～前1046年)，也就是西南蜀国鱼凫王朝时期，而且当时鱼凫王朝的军事力量还非常强盛，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有商高宗在持续三年征伐鬼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方国部落)时期曾征集蜀军从征的记录。
在鱼凫王朝后期，也就是商末周初时期，一名叫杜宇的濮人(西南地区古族名)率领其部族自朱提(云南昭通)进入蜀地，与江源(四川崇洲江源镇)的蜀族氏族联姻，娶江源氏女利为妻，势力逐渐强大。以后，杜宇与鱼凫王争夺王位，鱼凫王败亡湔山(今都江堰市西与汶川县交界地的茶坪山，古称湔山)，杜宇成为新的蜀王，建都郫邑(四川郫县)，并更名为蒲卑。
杜宇王朝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他“教民务农”，发展农业。据史籍《华阳国志》记载：杜宇王朝的疆域北达汉中，南抵今四川青神县，西有今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岷山和南中(今四川凉山、宜宾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又是他狩猎的园苑。杜宇“自以功德高于诸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史籍《华阳国志》中的记载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杜宇王朝的疆域比较辽阔，至少拥有今四川盆地的西半部。而且势力较强恐怕也是事实。
按史籍的记载，周武王兴师伐纣，蜀国曾经参与。杜宇王朝大约经历了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春秋初期，被后来的开明王朝所代替。要注意的是：“七国称王”是发生在在战国时期的事件，《华阳国志》中的记载明显有误。
据记载，楚地鳖灵部族一个叫开明的人是个水利专家，善于治水，他率族人沿江而上，定居在南安(今四川乐山)，传说今乐山离堆(今四川乐山乌尤山)即为开明氏所开。杜宇末世，蜀地水灾为患，杜宇自己不能治理，便请开明为相治理水患。于是开明凿金堂峡(今四川金堂淮口镇境)，决玉垒山(湔山)，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得到了蜀民的拥戴。不久，开明氏推翻了杜宇王朝，取而代之，建立了开明王朝。
开明王朝的综合实力大大超过了杜宇王朝，因此，从开明二世卢帝起，就率领蜀军就南征北战，东攻西讨，并曾“攻秦至雍”，即一直攻击到秦国的重镇雍程(今陕西凤翔)，秦穆公嬴任好就在该城即位。
进入战国时期，蜀国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其北界已达陕西南部，当时的汉中地区全被蜀国占有；东界已过嘉陵江进入长江流域，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到了开明三世保子帝执政时期，将蜀国边境西推至青衣江流域，并在芦山一带收为设立蜀国的西方门户。当时保子帝还曾大举向南兴兵，沿岷江南下，征服了獠、k之地，使南中地区成为了蜀国的南疆，形成了“东接于巴(今重庆)，南接于越(今贵州中部)，北与秦分，西奄峨(峨嵋山)(筅Ｉ)”的疆界，是当年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号称“西南诸侯之长”。
开明王朝还拥有自己的附庸属国，如丹犁国(今四川丹棱)、k国(今四川宜宾)、獠国(寮国，今老挝)等，甚至还分封了下属的诸侯，如苴侯(今四川广元昭化镇一带)，享侯爵待遇。
蜀王朝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国家，并不弱于中原王朝。在商王朝时期，蜀王朝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金银工艺技术就已经十分发达了，三星堆出土文物只是其中一例。蜀王朝也是水利事业修明的社会，其中的金堂峡、玉垒山、乐山离堆邓都开凿于开明时期，后来的秦朝蜀郡太守李冰设计建设都江堰时，就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的不朽事业。
春秋战国时期，蜀王朝的都城建设要比中原地区较早且大，著名的《三星堆商城遗址》，其面积约有三平方公里，而《成都商周遗址》则面积阔达十五平方公里，远大于同期的中原城镇。而且，巴蜀文字被史学家、文字学家们一致认为是除汉字之外唯一发现的先秦文字。
不过，战国时期的蜀王朝虽然盛极一时，但与中原诸夏以及强邻秦国相比，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弱点的。中原诸夏在战国之初就先后兴起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变法运动，改革田制、税制及兵赋之制，确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大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而在同一时期的蜀王国，生产关系虽然已突破落后的奴隶制度，但仍属低级的大领主制，还没有转变为进步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因此，蜀王朝虽然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但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却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变化。不仅如此，在秦孝公嬴渠梁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之后，秦国势力蒸蒸日上，因此在连年发兵且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蜀国内部还在内讧不断。
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开明帝亲率蜀军讨伐赐封至汉中重镇的弟弟苴侯，并占领了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镇)。苴侯赶紧求救于秦国，于是，这种引狼入室之举使得秦惠文王大喜，他便以此为借口，派大夫张仪、大将军司马错、都尉墨率领秦国大军从石牛道(今四川剑阁南栈)南下伐蜀。开明帝不料自家惩罚弟弟却引来强秦大军，仓促应战，结果被秦军大败，开明帝逃到武阳(今四川彭州)时被秦军追上杀死，开明帝的太子及蜀国太傅、丞相等率残部逃到逢乡，收拾残余组织抵抗，也败死白鹿山(今四川彭州)。到了当年的农历10月，秦军完全扫荡了蜀国的反秦势力，继而灭了巴国、苴国，彻底兼并了巴蜀之地，蜀国、巴国皆至此灭亡，秦惠文王在其地设置了蜀郡、巴郡。
蜀王朝如按与夏王朝同时建国计算(公元前1795年，断代工程认为是公元前1687年)，至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亡，共衍国祚(一千七百五十四年)；其前的蚕丛、柏C、鱼凫三代王朝世系，由于史籍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待考。
按史书通常记载推算：古蜀王朝望帝传十一世，丛帝传十二世。望帝世系一般由南宋吉安人罗泌所著《路史》的记载开始推算，《路史》中记载：“今以<蜀记>望帝远记周襄王，至鳖灵(丛帝)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按此记载，秦惠文王灭蜀国在公元前316年，上推三百五十年为周惠王十一年(公元前666年)，古望帝世系存在年限应在公元前八世纪初～公元前667年之间。依此类推，开明世系传十二代有三百五十年左右，约从公元前666年～前316年。
蜀王朝灭亡后，蜀国群公子先后被秦国封于蜀地，但贬蜀王称号为蜀侯，其后却不断发生政乱：
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嬴驷封公子通为蜀侯，以陈庄为相；
周赧王四年(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陈庄杀蜀侯，次年秦惠文王伐蜀，杀陈庄；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嬴荡封公子为蜀侯；到了周赧王十四年(秦昭襄王七年，公元前301年)公子叛秦国，秦昭襄王赢稷(嬴则)派兵平叛，改封公子绾为蜀侯；
周赧王三十年(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怀疑公子绾有谋反企图，遂杀了公子绾，废蜀国之号，改置蜀郡。
在开明王的诸公子中，也顽强而决不投降者，如号称“安阳王”的蜀公子(名字待考)，在蜀王朝灭亡后即率所部兵将三万余人辗转南迁，经今四川雅安的芦山地区越过大相岭，出牦牛道，跨小相岭，再沿安宁河至西昌，穿绕云南，进入红河地区，最后定居于交州，建都城于交趾(今越南河内)，创建了著名的“安阳王国”，称雄交趾达百余年。
古蜀王陵：
蜀国蚕丛王陵尚未发现。柏C、鱼凫王陵及鱼凫王妃墓在今四川温江通平镇。望帝、丛帝陵在今四川郫县郫筒镇望丛村。望、丛帝陵基本上是按照浙江绍兴大禹陵的形制建造的，是四川最大的帝王陵寝。1980年在成都新都县马家镇发掘出一座公元前440年的古蜀王陵，因在位于城西北五公里的马家场(堡)，故称马家堡大墓。马家堡大墓平面呈“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朝向正西。墓道长八米八二，墓坑长十米四五，宽九米二，面积达一百五十平方米，规模甚为宏大。坑壁基本垂直。木椁全用名贵的楠木构筑，长八米三，宽六米六七。
椁室中央为棺室，周围有头箱、足箱、边箱等共八个，分为九格。棺室内置楠木独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与底用木枋构筑，上用木枋作盖。木椁及“腰坑”四周、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木椁构筑方法是以底木枋平铺于二枕土之上，壁上下用木枋叠砌，连接处用榫槽。墓早年被盗，椁室内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存，出土成套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一百十八件，青铜器出土时皆光泽如初，极为精致。
铜礼器中有五件一组的列鼎、壶二式各五件、缶一对、有盖豆一对，还有敦、鉴、盘、F、勺、鍪、釜、甑等；有编钟五件一组；兵器有戈、矛剑、月、钺等，生产工具有斧、削、凿等；是巴蜀墓葬中历来出土铜器最多的一次。可惜椁室内文物被盗，否则将更为丰富。从椁室内残存的盖弓帽和管形车器来看，原来还随葬一批车马器。研究者认为，文物中的釜、甑、鍪、盘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见的组合，大批戈、剑、矛、钺和斧、斤、削、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鏊、釜、甑的出现早于中原，是巴蜀人的创造。文物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几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仅存一件漆耳杯两耳奇异，也为巴蜀特有文物。不少文物中有铭文，这大大提高了文物的史料价值。除汉字外，大批青铜器、漆器上铸刻有“巴蜀图语”，有一种图形符号见于许多器物，可能为族徽。因此该墓葬的地方特色极为浓厚。
据统计，出土的二百余件文物中属于巴蜀者占百分之六七。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物具楚及中原文化特征。属楚文化特征的有鼎、敦、盥缶等，其形制和纹饰均与楚器雷同。属中原文化特征的有[、、盖豆、壶与中原式剑，一些器物上有汉字铭文，出土圆及方汉字印各一枚。成都博物馆判定该墓葬年代属战国中期偏早，正是开明王朝经新都再迁成都的时间。无论从规模、形制、文物数量还是从器物规格来分析，这座墓葬决非一般贵族，而是一座王陵。
有人认为，“新都马家堡木椁墓出土列鼎五件，在一件鼎内刻有‘邵食之鼎’四字，‘邵’即‘诏’、‘昭’，昭是楚国三大姓之一，诏又是氐姜族土者之号”，故推断为王侯之器。成都博物馆认为，大墓椁室为九室之制，“当为王一级”；随葬品的特殊组合，如戈、矛、钺、刀、剑组成五兵之用，“是中原大丧之礼的五兵之制”，缶、[、豆、甑、敦、鉴、盘、F、勺一套是晏享之用的九器组合，“表明墓主人身份是君王地位”。新都拥有一座王陵证明该地确曾为古开明王朝都城。《华阳国志》中说，开明王朝第一世的丛帝来于楚国，文物中楚文物的出现证明此说不误。文物中有中原文化特征也证明古蜀王朝在两千多年以前与中原就有密切往来。马家堡大墓是至今历代古蜀王朝中发掘的唯一的一座帝陵。
古蜀王国崇尚大石文化，至今仍有遗迹。据史籍《华阳国志》中记载：“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唐朝诗圣杜甫在《石笋行》中说：“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证明在唐朝时期仍存，北宋时期还可见，但到南宋时期大石断裂，今在成都石笋街与西校场街民居水井内，仅存根部。
与石笋同类的大石还有天涯石(今四川成都东门天涯石街)、地角石(原在成都西北角，已毁无遗)、五块石(原在成都南郊公园北，已毁无遗)。另有支机石，原在成都西门支机石街，今移文化公园立栅保护，大势高约五尺，方柱形，石上原刻有唐朝时期所刻的“支机石”三字，已磨灭，今字为后代补刻，是古蜀王朝遗存至今的唯一文物。
金沙遗址于2001年2月在成都青羊区金沙村发现，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二十一世纪中国首项重大考古发现，具有世界级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地位。遗址先后发掘出大型房址、小型房址、墓葬、祭祀遗迹等重要遗存，出土大量金器、玉器、铜器、石器、陶器以及象牙、人骨、动物骨骼等珍贵文物，可以确认这是古代蜀国蜀王举行重要国事典礼使用的礼器或神器。出土的一千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包括金器三十余件、玉器和铜器各四百余件、石器一百七十件、象牙器四十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王朝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
蜀国遗址-都城城垣
蜀国遗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前)
蜀国遗址-金沙墓葬坑
蜀国遗址-王陵墓葬坑
古蜀王朝君主世系简表：
待本书理顺已收集的考证资料后，再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