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国：
随国，一般人皆认为其故址在今湖北省的随州市一带，是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后为楚国的附庸国，最终亡于楚国。
本书认为，实际上周王室分封的随国绝非在随州，其政治中心是在河南省的驻马店市上蔡县以东、新蔡县东北、安徽省的阜阳市临泉县以西一带地区。
关于随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解释为：“西周国名，姬姓。都城在今湖北随州市。<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即此，战国初为楚所灭。近年在随州市一带发现曾国铜器，有人认为曾国即随国……”
本书觉得，史为乐研究员在《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的解释，恐怕有因袭不考、人云亦云之嫌！这在他所有的有关历史地理学著作中，是罕见的错误。
因为，在史籍《左传》中，并未说“楚武王侵随”之随在随州，杜预在《史记·楚世家》中却曾注曰：“随国，今义阳随县”，指的是今河南省南部的义阳随县，义阳，在桐柏县以东以北。在史籍《世本》、《正义》中都有这样一条记载：“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随，姬姓也。武王卒师中而兵罢。’<括地志>云：‘上蔡县东北五十里’是也。”上蔡，即蔡，亦在今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以东以北，是西周初期蔡叔度的封地，周武王与周昭王两度分封蔡叔、蔡仲于斯，随国在其东，与蔡国相邻。
在正史记载中，皆未有随国在湖北随州之记录，却都指向河南信阳以北的驻马店与漯河一线的淮河以东台地上。
周庄王六年(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1年)，在楚武王熊通亲率大军征伐多次、严重阻碍楚国北上东进去争霸中原的随国时，却暴病逝世于军中，所葬之地位于新息(今河南新蔡葛陵村)，即战国时期赵国史籍《世本》中所记载的“豫州新息”。后世北魏学者郦道元经考证后在《水经注》中记载谓“汝南阳县有葛陵城”，且有当地的出土文物为证。阳县，即今安徽省的临泉县，位置就在上蔡县以东，新蔡县的东北。
葛陵城，今划在河南省的新蔡县西北二十五公里处五址城一带，以近葛陂而名，其地远在湖北省随州市的东北方向二百三十公里之遥。楚武王在周桓王二十年(楚武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00年)将都城从丹阳(今湖北丹江口水库下)开始迁至郢(今湖北荆州纪南城)，郢都距随州也足有二百六十余公里。如果楚武王征伐的是随州之“随”，则其暴病逝世后，根本就不可能再远途北上去葬于新息。
所以，楚武王所侵伐的随国，当在桐柏县以东以北，就是唐朝时期的西部地名总志《括地志》中所记载的“上蔡县东北五十里”之义阳随县，即今安徽临泉与河南新蔡一带，该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它严密扼守着颖河、淮河、芡河、润河、泉河、黑河、汝河的中、上游地区，是从麻城至潢川、淮南至阜阳、然后北上中原的咽喉要冲。
楚武王在冬季率军伐随，行至新息病亡，因天寒地冻、车行艰难而葬于斯地，完全合乎事理。而湖北随州之地自古皆称烈、或厉，以炎帝生于随州烈山(厉山)石室，因称烈山氏(厉山氏)为名，其地(今湖北随州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在殷商时期就曾为古曾国之地，西周时期为厉国之地，从来就不属于古随国，只是在楚共王于周灵王五年(楚共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67年)之前彻底击灭随国之后，强迁随国贵族和国人至其地后，方称其地为“随”，后为扶李的曾国之境。战国后期，楚国吞灭曾国之后将其划编为随县，后世称随州。而史家、文人不经严格考证，就以其随县之名而误指其地为古随国。
因此，本书在这里特别提请注意：湖北随州与古随国在地望上毫无关系，在随州土地上有过厉国、曾国、赖国，就是从来也没有什么随国存在过！
早期的随国：
经过商帝辛三十年(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122年，断代工程认为是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周武王成功地击灭殷商王朝，迫使纣王自焚而亡。在建立西周王朝之后，为了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周武王便把家族的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们分别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这种分封制度对发展西周王朝边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到了西周中叶，周昭王、周穆王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一带用兵，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重要的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又分别将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曾)、唐、蔡、应、息等数十个诸侯国，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这些诸侯国在战略上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南荆地区淮夷、于越、百濮之间的结盟，为安定南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姬姓随国封邑宽广，都城就在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东北一带地区，其国势最盛之时，势力范围控制达随枣走廊，据有今新野、信阳、安陆、京山、枣阳等地区。由于随国都城位于河南的驻马店与漯河之间，早先经过了夏、商的先期开发，相对生产发达，文化先进，自然是周王朝敕封建立随国(曾国)的理想之地。
以随国的地理位置观察，其据守于荆楚通向中原的战略要冲位置上，属于临河高地，扼守在汝河与黑河之间，说明随国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处于高度文明阶段，综合国力相对强盛，加之随国为淮、汉两水流域之间诸姬国中的翘楚，所以她在春秋早期敢于屡次抗拒强大的楚国兵锋，成为中原诸夏抵御楚国东进北伐、问鼎中原的前沿堡垒。
到了春秋后期，随国最终被强大的楚国所灭，之后南迁其民，安置在湖北随州一带，并在其地扶立了一个姬姓曾国(国)，为楚国的附庸国，由于国人多为故随国之民，因此被后人也误称作随国。
随、楚之结：
随国自从西周早期登上历史舞台始，便在汉水流域成为西周王朝的南部屏障和平定淮夷、百越、百濮的重要工具，其历史作用明显，却没有任何史籍记载。这是因为，实际上一直到了周定公、周召穆公共和行政时期(公元前841～前828年)，两周历史才开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东周初期开始，随国与迅速扩张的楚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周王朝建立以后随国历史，就是一部随楚关系史。
周武王克商立国后，曾先后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在史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记载，其中作为“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其立国的主要任务是监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疆。随国被封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安州六器”的记载，其立国时间不会晚于周昭王执政时期。目前，史学界大都认为：“安州六器”所载，即史籍《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之事；而据“安州六器”上的记载，“昭王南伐楚荆”时，周王朝大军经过了唐、厉、随等国，并一度停留在唐国整治军队；周昭王的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无疑得到了以随国为首的汉水以东诸国的积极配合，这说明当时的随国具有相当的军政实力。
目前有许多学者认为，“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指周昭王南下伐的就是楚国，当时的随国与楚国之间已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本书反对如此观点，其关键在于：“楚荆”、“荆楚”在春秋、战国时期方为地名，正确的地名称谓在西周时期应当是“蛮荆、大荒之荆、南荆”，“楚荆、荆楚”之称中的“楚”字，是春秋以后的史家因楚已占荆而加上去的国域联称。
周昭王姬瑕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52～前1023年，当时汉水流域的南荆大地上主要住民为淮夷、百越、百濮，楚国势力在其时还很小，“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桃弧棘矢供奉周王”，根本就没有任何实力与强大的周王朝对抗，因此，在当时对抗周昭王的，只有淮夷、百越、百濮等南方少数民族群体。
应当说，楚国势力真正开始涉入并控制汉水流域的南荆之地，要从周平王十四～二十九年(公元前757～前742年)“`冒始启濮”开始，当时楚国君主楚`冒率军征服了陉隰(今湖北荆州以东地区)、以及该地区的濮人，表明楚国经长期的准备之后，实力鼓荡，遂乘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成周，今河南洛阳)、中原各诸侯坐大之际，也决心沿着周夷王执政时期(公元前933～前879年在位)的楚国先祖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道路，大胆地采取进攻的战略国策了。经过楚若敖熊仪(公元前790～前764年在位)、楚霄敖熊坎(公元前763～前758年在位)、楚`冒熊d(公元前757～前741年在位)三代君主的积聚与进取，楚国势力迅速强盛起来，为楚武王熊通(公元前740～前690年在位)大肆扩张并果断地僭号称王创造了条件。
楚武王即君位后，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形势，着力经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谨慎地向周围开拓，以巩固后方。据史籍《左传·庄公十八年》中所记：“初，楚武王克权，使缗尹之，以叛，因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斗敖尹之。”权国、那处城，均在今湖北省荆门市南部。权国，子姓，商高宗武丁之后裔，是历史悠久的古国。楚武王灭权国之后，又迁之于那处，将其故国改为权县，任命县尹，是春秋初年最早设县的行政改革。又据史籍《左传·哀公十七年》记子谷语：“观丁父，e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e邑，位于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部；州邑，即今湖北省监利县；蓼国，故址在今河南省唐河县南部。在各地望中，除了州邑以外，其余的均在汉水中上游。楚武王攻占了这些诸侯国之后，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使楚国实力大大增强……
——此后，南荆地区方可堪称荆楚、或楚荆。
周王室东迁以后，中原诸夏的大一统、小分裂的局面已改变为小统一、大分裂。自周平王开始，周王室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早年周公旦东征、周昭王南征、周穆王西征加南征、周宣王四征之类的赫赫扬扬之壮举已经不复重演的可能，楚国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担忧了。
然而，生产发达、文化先进、军事实力雄厚的随国则依然是楚国人北上东进的主要障碍。于是在楚武王执政时期，楚国对随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周桓王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首次发动攻击随国之战；周桓王十六年(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夏季楚武王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二国不至会，于是楚武王派遣使臣e章谴责黄国，同时亲自率大军伐随国；周庄王七年(楚武王五十二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发动攻击随国、罗国之战，病卒于征途。
据史籍《左传》中的记载：当时随国积极修政备战，尽管随国全民奋力抗楚，充分显示出其抵御外敌的“汉东大国”的气魄与胆识，但由于楚国势力过于强大，最终还是在周桓王十六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4年)被迫与楚国订立了盟约。
到了春秋中期，楚国势更为强盛，随国人则积极组织联盟抗楚。在周襄王十二年(楚成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40年)“以汉东诸侯叛楚”，但还是被楚成王熊恽(芈f)派遣令尹子文率大军予以镇压，随国以及“汉东诸姬”被击败，之后，随国境土日削，国势渐衰，最终于周灵王五年(楚共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67年)之前被楚共王灭亡。
此后，随国“世服于楚，不通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楚国附庸之国，而且惟命是从，竟然对楚国忠诚地令世人吃惊。然而，诸多史书中记载的公元前567年以后的“随国”，其实已经非原来的随国，而是国。本书之所以认定随国于公元前567年之前即已经灭亡，是因为在公元前567年之后，楚国君主楚共王将被莒国灭掉的国君主的外孙重新扶立为侯(曾侯)，即曾侯，新曾国就在楚共王安置随国贵族与国人之处随州之地，说明随国在此时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国原在今山东省的临沂市苍山县一带，为什么又会出现在随州的土地上？以致于后世许多学者、文人将这个位于随州土地上的曾国(国)也误认为仍然是随国？
本书考证，在周灵王五年(莒犁比公十一年，鲁襄公六年，楚共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67年)，莒犁比公己密州联合了邾国共同攻击姒姓国(今山东苍山)。国在莒国的西南方，离鲁国较近，于是侯姒时泰赶紧向鲁国求援。而鲁襄公姬午派出的援救军队却被莒军击败，国因无援而终为莒国吞灭。国灭亡之后，楚共王熊审在安置故随国人的地方(今湖北随州)立侯的外孙姬己为新的侯，重新建立了一个附庸于楚国的国，即曾国，国君就是著名的侯己，按镏文称“曾侯乙”。
显然，按楚国之策，对于象随国这样多次联合“汉东诸姬”以抗楚国，严重干扰、阻止楚国北上东进争霸中原的宿敌式国家，灭之迁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扶立个完全可能继续跟自己捣蛋的附庸随国出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楚共王二十四年以后，“随”这个诸侯国就永不存在了，其故国遗民只能是楚国、曾国的役民。
在国学大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周王朝在随国、曾国都封有同姓诸侯。1979年，在随州市郊区义地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铭文铜戈，其器主季怡就是曾国公族，是曾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根据铭文，季怡为“周王孙”，证明曾侯世系本是周王室的宗支。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考古队队长谭维四也据此推断：曾国为姬姓封国，作为其国君的曾侯乙与周天子同姓毋庸置疑。
但是，曾国在有些文献中加邑称“”，在有些文献中加系称“缯”，许多人都认为曾国、国、缯国皆为同一国。而实际上，文献记载之“缯”或“”皆为姒姓诸侯国，而曾国则为姬姓诸侯国，二者姓氏不同，不是同一国。
由于这个曾国是楚国所扶立的，因此，自然要对楚国惟命是从，忠心不二了。而其国因在故随国人被楚共王迁居之地上，所以被后世史家仍误记为“随国”。例如：
周景王二十年(吴王僚二年，楚平王九年，公元前525年)，吴国公子姬光乘坐吴王姬僚的坐船率大军伐楚国，在两军水战中，吴军大败，连吴王姬僚的坐船也被楚军夺去，并派随国军队把守该船。这说明在春秋晚期楚国征外、保内的社会活动中，随国都积极参与。
在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九年，蔡昭侯十三年，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姬光派遣伍子胥、孙武子纠合了蔡、唐两国大举伐楚，三国联军大败楚军，攻破楚国的郢都，楚昭王熊壬(芈轸)仓惶奔至随国，伍子胥“怒而鞭尸三百”就发生在这一场战争中。楚昭王逃至“随国”之后，吴国军队尾追而至，但“随国”人却严密保护着楚昭王，面对不可一世的吴国大军毫不惧怕，拒不交出楚昭王，不但不交，后来还配合秦军助其还都，因此“楚人德之”。这里记载的“随国人”，其实上已经是曾国人了。所以，在曾侯乙逝世之后，楚惠王熊章不仅以精致的铭文钟相赠，而且楚国的令尹和封君也纷纷送去车马陪葬。
到了春秋末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却唯有一个附庸的“随国”即曾国独存。这个中奥秘，其国人自己曾有揣测：“以随之辟小，密迩于楚，而未灭，楚实存之。”这段话虽然是春秋末期吴国大军攻入郢都之前随、楚关系的写照，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进入战国之后，汉水以东唯有“随国”即曾国独存的缘由。
当然，虽然楚国在楚昭王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对“随人”在危机时刻的救援感恩戴德，因此没有吞灭它，但大国一统的形势终究不可避免。到了战国初年，在“随人”对楚国曾经的恩惠渐渐淡去时，这个小小的附庸国也难逃被楚国吞灭的命运，于是她最终在周昱王(周显王)四十一年(楚怀王元年，公元前328年)左右彻底消失，淹没在了新掌国政、雄心勃勃的楚怀王熊槐面前的楚国版图中，变成了一个随县，而它的真实历史，只能留给后人去寻味了。
随、曾疑问：
曾与缯、：
曾，周初铜器铭文作“?”(镏文“?”显示不出来者，请安装《方正超大汉字集库》)。其源有关的姓氏文献无载。民国时期，安徽省的寿县楚墓中出土有一件“曾姬无恤壶”，其铭文为：“圣之夫曾姬无恤”。
郭沫若指出：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学者刘节考证，“曾姬无恤壶”的制作年代为战国中期，系圣夫人所拥有的器皿。“”即“声”，楚国自楚惠王熊章(公元前488～前432年)以后，其小君(太子、储君之类)皆可称声王(圣)。声王的夫人娶自曾国，故而称曾姬；无恤，就是那位曾姬的名字。
考古工作者在随州的檠舻厍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件的制作年代为春秋时期的《曾子原彝》，铭文为：“唯九月初吉庚申，曾子原彝为孟姬□铸媵簋。”学者程欣人在《随县檠舫鐾脸、曾、息青铜器》一文中认为，此器是曾侯为其长女孟姬铸造的陪嫁媵器。从这两件显示曾、楚联姻的铜器铭文分析，曾国应为姬姓。在随州市城郊季氏梁一座春秋墓中，出土了两件青铜戈，其中一件铭文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另一件铭文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怡之用。”两件戈铭中所指的季怡，无疑是同一个人。从前一件戈铭看，季怡肯定是姬姓，因为他是“周王孙”，至于“季”，则应为其氏；从后一件戈铭看，季怡不仅是曾国的大工尹，还是曾国的公族，因为他的先辈是“穆侯”。季怡既是曾国公族，又是姬姓，那么其出生的曾国无疑就是姬姓诸侯。
在历史文献中不见国名“曾”，却有“缯”的国名出现。例如在典籍《国语·郑语》中记载：“……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韦昭注：“缯，姒姓，申之与国也。”在史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氏，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说明司马迁已认为缯为姒氏，而在《史记·周本纪》中所记同一内容则将“用国为氏”改为“以国为姓”，说明太史公时有“姓”、“氏”之间互用的情况，故此“姒氏”，也即姒姓。在史籍《史记·周本纪》也记载：“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司马贞在《索隐》中、张守节在《正义》中，也均说“缯为国名，夏禹后，姒姓。”
文献中还有以“”为国名者。在典籍《国语·晋语》中记载：“申人、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韦昭注：“，姒姓，禹后也。缯字又作。”韦注甚确。因为在典籍《国语·晋语》中所记与史籍《史记·周本纪》中所记显系同一事件，此“”当即彼“缯”。后世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邑部》中解释说：“，姒姓国，在东海；从邑，曾声。”
综上以观，出土铜器之“曾”为姬姓，文献记载之“缯”或“”为姒姓，二者姓氏不同，不可能是同一国名。
曾随疆域是否相合：
曾国由于历史文献中并无记载，其疆域也只有根据出土文物来考查。据初步统计，现已发现的曾国有铭铜器共有十二批次，其分布范围大致是以今随州市为轴心向四周伸延，西起襄阳，东过随城，北到新野，南达京山。而当时“随国”的疆域，文献上虽无明确记载，但据记随事较多的《左传·桓公八年》中所涉及的“沈鹿”、“汉淮之间”、“速杞”等地名来看，其境域当包括今汉水以东、桐柏山以南、广水以西、钟祥、京山以北地区。表面上看曾、随疆域相合，实际上这个“随国”已经是附庸于楚国的曾国，并非随国。
曾随年代是否相当：
已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年代，从东周初到战国时期的都有，有的可能还早到两周之际。但是，前引“安州六器”铭文记述周昭王在南征途中，经历过唐、厉、曾等国，还提到了汉水，唐、厉两国皆为汉水以东的封国，周王朝经唐、厉而后至曾，可见曾的位置确在汉水流域。“安州六器”为周昭王时器，说明姬姓曾国始封的时间应在周昭王之前，很可能就在周武王大封姬姓之时，或者稍后的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侯再封诸侯之时。总之，根据出土文物判断，姬姓曾国立国于西周早期，灭亡于战国中期偏晚。
姬姓随国立国的时间，文献无明载，但据典籍《国语·郑语》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的记载分析，至迟西周晚期已有其国，而其始立时间或许更早一些。姬姓随国灭亡的时间，文献中也无记载。在典籍《水经注·汉水》中记载说“楚灭之以为县”，江永在《春秋地理考实》中引姓氏书谓“为楚所灭”，但均无具体的被灭年代。根据史籍《春秋·哀公六年》中“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的记载分析，姬姓之随国在至少春秋末年还存在，考虑到此时“随国”还与楚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国祚当会延至战国时期。因此，表面上看曾、随存在的时间相当，实际上这个“随国”亦是附庸于楚国的曾国，也并非随国。
正是由于出土的青铜器上的曾国与文献记载中的随国姓氏相同、疆域相合、和年代相当，所以，史家多将曾、随混为“一国二名”。何以会一国二名，学术界仁智互见，本书的观点则已经在前面明确分析过了。
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曾”为国名，“随”为曾都，因而文献又称其国为“随”，这就像杞国都于淳于而又称淳于国、魏国都于大梁而又称梁国、韩国都于新郑又称郑国一样。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以为魏国迁都于梁才兼称梁，韩后迁都于郑才称郑，而随与曾既未互迁，与魏之于梁、韩之于郑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认为曾即随，这表面上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实际上也不难分析。虽然“曾随合一”说的和者甚众，但持异见者也不乏其人。大致说来，这些意见有以下几种：
①曾，即是曾国；随，即是随国，二者不可混同，至于何以不见随国遗物，有待今后考古发现。
②曾灭随，据其国土。
③随灭曾，延姬姓宗嗣。
④早期曾国已被楚所灭，楚灭随以后，又在随地分封了一个曾国。
⑤可能因随被楚灭后，楚以随地与地处楚边陲的曾国西阳相换；或者曾国国境直向西楔入随国境内。
当然，在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以前，上述几种情况也并非毫无可能。但问题的彻底解决，仍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在此之前可以说，真正的古随国遗址应当在河南省的驻马店市上蔡县蔡沟乡南头村及周边一带，目前还没有被考古工作者真正发现，已经发现的所谓“随国”文物，实际上都是“曾国”的文物。
历史上还有其他随国吗：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姜姓随国真实地存在过。
在唐朝学者林宝撰著的《元和姓纂·随》条目下引《风俗通》记载：“炎帝裔随侯之后。”唐朝诗仙李白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一诗中也注释说：“汉东之国，圣人所出。神农之后，季梁为大贤。”在南宋学者罗泌撰著的《路史·国名纪甲》中亦记载：“随侯，炎裔，是为姜姓”。
尽管在历史文献中皆未明言这个炎帝之后的姜姓随国的地望，但考虑到李白将“神农之后”同“汉东之国”并称对举，其地当位于汉东，立国时间大约与汉东的另一姜姓方国即厉国相当，可能早至商王朝时期。
无独有偶，在商高宗武丁南征虎方的卜辞中，也有一个曾国(卜辞中记作“?”)，地域也在汉东。此卜辞之?(曾)，就是文献中的“炎裔、姜姓”之曾，也就是说，这与前述的姬姓“曾随合一”一样，是又一个姜姓“曾随合一”。不仅如此，周王朝时期汉东姬姓之曾还应当是在兼并了商王朝时期的汉东姜姓曾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是，目前由于姜姓古曾、随之国史料奇缺，还难究其详，这也需要等待新的考古发现。
曾侯乙：
曾侯乙，即姬己，正确称谓应为“侯己”，公元前567年农历7月～前538年农历9月，在位三十年。而在发掘了曾侯乙墓之后，根据现代技术的年代测定，其生卒于公元前475～前433年，在位四十二年。
在古代，“乙”是“己”的通假字，曾侯乙是战国时期楚国所立小诸侯国“曾”的国君，其人其事，史籍中还未见记载。
目前，本书考证后认为难以解释的有两点：
第一，按史书记载，周灵王五年(公元前567年)，莒国联合邾国攻灭姒姓国。国灭亡之后，楚共王熊审又立侯外孙姬己为新的侯，重新建立了曾国。姬己即为著名的侯己，按镏文称“曾侯乙”，在位三十年。那么，曾侯乙即姬己的执政年代应为公元前567～前538年。
第二，按考古发掘内容来看，曾侯乙逝世后入葬时，墓室中有楚惠王熊章赠送的精致铭文钟随殉。楚惠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88～前432年，他不可能莫名其妙地将铭文钟送入百年前的曾侯乙墓穴之中去。那么，曾侯乙即姬己的执政年代应为公元前475～前433年。
如此考证，两相足有一个世纪的差别，太也巨大。那么，史书记载的内容与现代考古发掘结果之间孰是孰非？还是称作“曾侯乙”的人不止一位，数代曾侯皆称“曾侯乙”，就如同远古帝王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轩辕氏那样？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曾侯乙编钟：
据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谭维四介绍，在曾侯乙墓发掘的上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柄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因此，从考古发掘成果上观察分析，这位曾侯乙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其对世界音乐史的贡献巨大无比。
曾侯乙墓的随葬品中，拥有数量庞多的乐器，其钟磬铭文中还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以及绘画、雕塑、书法等精品，其大量的物品皆非冥器，而是他生前所用之实物，且多为他亲自督造。这说明他兴趣广泛，博学多才，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很高的艺术鉴赏力。
在曾侯乙墓中最惊人的发掘成果，就是古代乐器。其墓穴的东室有琴(十弦)、筝(七弦)各一件，瑟瑟(五弦)五件，笙两件，悬鼓一具。沿东室北墙放有编磬，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在琴体上的铭文，基本是关于五声音阶名与八个变化音阶之名；其它五均调高铭文，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等等。这些铭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律极其宝贵的材料。此外，还有篪两件，排萧两管，瑟七件和⒐牡鹊取＠制髦凶钗辉煌，就是堪称“国之瑰宝”的恢弘乐器组合——编钟。
曾侯乙编钟共有六十五枚，全部为青铜铸造，制作极其精美。钟架呈曲尺形，铜木结构。钟列在钟架上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钟十九枚，中、下层钟是编钟的主体部份，分为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第一套称为“琥钟”，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司钟”，由十二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二十三枚长乳甬钟组成。每件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的钲间部位均刻“曾侯乙乍”(曾侯乙作)。
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由于有音列结构大致相同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演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所有音乐作品，如此音域跨度仅仅略次于现代钢琴。
曾侯乙编钟在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曾侯乙墓编钟不但表明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技术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中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古代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更说明中华民族在音乐发展史上的贡献极其巨大而深远，比之西方及其他世界各洲各国的音乐发展历程，可是走得太早、太远、太绝妙、太无以伦比了。例如，即便是当今为拉动地域经济而以现代技术仿制的那些“曾侯乙编钟”，其无论在铸造工艺，还是在音域、音色方面，皆距曾侯乙墓编钟相差太远，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曾侯乙编钟”可以仿制出许许多多套，而“曾侯乙墓编钟”仅只绝无仅有的一套！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全世界的考古学界、音乐学界、冶金铸造界皆为之震惊，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便还有，那也肯定是仍在中国。
曾侯乙编钟
随氏之源：
1.相传，早在女娲开天辟地之时，就有一个名为“随”的人，他跟随女娲采石补天，因称“随”，于是，他的后裔子孙就以先祖的名字为姓氏，称随氏。
2.周王朝时期，有一支姬姓王族之人被周成王姬诵分封于随地(今河南上蔡)，建随国，侯爵，为周诸侯国之一，负责监管当时在淮、汉两水流域的淮夷、百越、百濮等少数民族部落。到了春秋晚期，随国被楚国吞并，原随国贵族以及国人中就有就以国名为姓氏者，称随氏。
3.在春秋、战国时期，原陶唐氏之后杜伯的玄孙士会在晋国担任士大夫职务，受赐以随邑为食邑(今山西介休东部)，因此史称其为“随会”。在士会的后裔子孙中，大多称范氏，丹留居于随邑者，则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即称随氏。
到了隋朝初年，在隋文帝的严厉规定之下，这三支随氏族人大都依例改为隋氏，并发展成为当今隋氏一族的主体，当然，也有维系坚称随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随国君主简要世系表：
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