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王朝：(公元9～23年)。
公元9年：己巳，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
公元10年：庚午，王莽新朝始建国二年，王莽发动攻击匈奴之战。
公元11年：辛未，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
公元12年：壬申，王莽新朝始建国四年，南夷民族发动反王莽之战。
公元13年：癸酉，王莽新朝始建国五年。
公元14年：甲戌，王莽新朝天凤元年。
公元15年：乙亥，王莽新朝天凤二年，代郡(今河北蔚县)人民发动反王莽起义
公元16年：丙子，王莽新朝天凤三年。
公元17年：丁丑，王莽新朝天凤四年，八郡农民大起义，琅琊郡吕母发动“海曲起义”，绿林军大起义并发动“云社之战”，安西(今甘肃瓜州)爆发田仪陇西起义，南郡(今湖北江陵)爆发张霸起义，江夏郡(今湖北云梦)羊牧发动起义。
公元18年：戊寅，王莽新朝天凤五年，东海郡爆发习子都起义，河北赤眉军大起义并发动“成昌之战”。
公元19年：己卯，王莽新朝天凤六年，益州夷起兵反王莽。
公元20年：庚辰，王莽新朝地皇元年。
公元21年：辛巳，王莽新朝地皇二年，襄阳郡(今湖北襄樊)爆发秦丰起义，平原郡(今山东德州陵县)爆发迟昭平起义。
公元22年：壬午，王莽新朝地皇三年。
公元23年：癸未，王莽新朝地皇四年，绿林农民起义军发动“昆阳之战”(今河南叶县)，汉更始帝刘玄发动击灭王莽之战。
在王莽篡汉的整个历史时期前后，以西汉宗室为主体的刘氏宗亲反抗活动不断出现。
在史籍《汉书·王莽传上》种记载：初始元年(公元8年)，“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共劫莽，立楚王。发觉，诛死。”在史籍《汉书·王莽传》中记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并“举兵攻即墨”。其兄扶崇公刘殷“闭城门，自系狱”，即墨“吏民距快，快败走，至长广死”。王莽闻讯大悦，下令褒奖刘殷及“即墨士大夫”。“是岁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莽收捕杀之。治者掌寇大夫陈成自免去官。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发觉，皆诛。”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农历11月，立国将军孙建奏：“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奏中还提到“前故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更聚众谋反”。刘崇起事反抗王莽，实际上早在居摄元年(公元6年)。
关于刘曾、刘贵造反之事，在史籍《汉书·王莽传》中没有记载，但在史籍《汉书·王子侯表》中却有“陵乡侯曾……王莽元年，举兵欲诛莽，死”的记载，这说明刘贵之事即在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刘氏宗亲的这些反抗，实际影响并不大，但王莽为了“绝其萌牙”，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西汉宗室。
首先，王莽免除他们的官职，这在史籍《汉书·王莽传》中有记载：始建国元年王莽即位时，便令“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农历11月，又令诸刘“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其次是贬夺他们的爵位。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农历1月，“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次年令“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在史籍《汉书·诸侯王表》中，多见有“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的记载，即指此事。西汉刘氏宗室的列侯爵位也被贬夺，但具体时间和过程，史家说法不同，须略加考证。
在史籍《汉书·王子侯表》中，多有“王莽篡位，绝”的记录，“松兹侯均”条则明言：“王莽篡位，绝者凡百八十一人。”师古注曰：“此下言免、绝者皆是也。”据西汉成帝、西汉哀帝、西汉平帝诸王子条推算，其绝国之年大多都在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但在史籍《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中却记载：“及莽篡立，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司马光综合上述记载认为：在始建国元年，诸刘氏王子、侯们还未被夺爵，只是在诸侯王降为公的同时被降为子爵，故在《资治通鉴》中的新朝始建国元年农历1月中记载：“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于是汉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为子，其后皆夺爵焉。”
东汉的班昭根据东观藏书作《汉书》诸《表》，他对“刘氏为侯者皆降为子”一事不会不知，所言王子侯“免”、“绝”于始建国元年，可能是将其后的爵视为新莽之制而非汉制。就历史事实而言，司马光不用班昭说是对的，而将降侯为子一事系于始建国元年则有商榷余地。在史籍《汉书·王莽传》中的始建国元年农历4月栏下中记载：“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快兄殷，故汉胶东王，时改为扶崇公”。此处明言刘殷已改称“公”，刘快却仍称“侯”。因此在《汉书·王莽传》中始建国二年农历11月栏下记载了“孙建奏”，也称刘快及刘曾、刘贵为“侯”。
如若当时刘快等已降为子爵，则在《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中，尤其是“孙建奏”中，就不应仍称他们为侯。因此，“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的说法恐怕不是在新朝始建国元年之事。在“孙建奏”中还提出了“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的建议，并得到了王莽的批准。“五等之差”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降侯为子”之事当是这一建议的结果，其具体实施应在新朝始建国二年农历11月以后。
至于刘氏宗亲“子爵被夺”，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认为：“不知夺在几年。”清朝广西年间的国学大师王先谦则认为，由“‘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则知刘氏被夺爵在始建国二年，司马失考”。但孙建在始建国二年农历11月的奏中说，“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陛下至仁，久未定”，显然当时尚未被夺爵，而在史籍《汉书·王莽传》中将“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一事系于新朝始建国二年农历2月下旬，在孙建上奏前，若子爵与公爵等爵位已经同时被王莽夺去，那么孙建的奏章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王先谦的说法不能成立。
在史籍《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的“刘秀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诏中所谓“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当指诸刘子爵被夺而言。而在史籍《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又记载：“初，光武为舂陵侯家讼逋租于(严)尤”。注引《东观纪》曰：“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刘秀的这位季父是舂陵侯刘敞，所讼“逋租”应是舂陵国欠刘敞的田租。
根据这些史料进行考证，刘敞当时应已被降爵为子，“舂陵侯”云云，当系东汉史官以汉爵称之。然则在《东观纪》、《后汉书》中的这一记载告诉人们，刘敞的子爵至“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仍未被夺，故依旧食租。按饶尚宽编纂的《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记载，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农历12月朔日干支是甲午，壬寅则是初九。这很可能是刘敞被夺爵的实际日子。刘秀在当时为已被夺爵的刘敞追索欠租，当然只能追索被夺爵以前的，而不能追夺爵以后的。因此，在史籍《东观纪》中称刘敞为“故舂陵侯”，在《汉书·王莽传下》中记载地皇三年王莽诏中也有“故汉氏舂陵侯”之称，表明其时已被夺爵。
那么，刘敞为何在此日被夺爵呢？这个被如此精确地记录下来的日子有何特定意义？考察《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中的记载，在“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一句下接着说：“及敞卒，祉遂特见废，又不得官为吏。”此处记载的“见废”二字显然不是指官职，而是指爵位。细味全句之意，应指舂陵侯家的子爵“见废”于刘敞死后。因此，上述日期应是刘敞的卒日，由于刘祉不得嗣爵，舂陵侯家便从此失去了爵位。王莽曾下令：“诸刘……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大概诸刘的子爵之位也适用“各终厥身”的原则。
王莽真正实行五等爵制，始于居摄三年(公元8年)。当时，王莽镇压了刘崇、翟义的叛乱之后，以五等爵奖励诸将，“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其后又多次赐爵，如在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农历1月封王氏亲属，其中“小功为子”；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农历2月封五威将十二人“为子”；新朝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夏季授诸侯茅土，其中“子百七十一人”。诸刘降为子者凡百八十一人，应当不在此数中，而另为一类。王莽授诸侯茅土时，“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致使“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朝天凤三年(公元16年)农历5月，王莽颁布吏禄制度，规定“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但因“制度繁碎”，“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诸侯食邑之制显然也未落实。新朝天凤四年(公元17年)农历5月，王莽“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命其“各就厥国，养牧民人”，但都是空头支票。史称：“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是王莽所封五等诸侯大多无食邑。而诸刘为侯者原来都有食邑，孙建建议“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结果虽一律降爵为子，但原有食邑户数很可能得以保留，直至夺爵为止。
事实上，王莽对西汉刘氏宗室在抑制的同时，又十分注意安抚。他曾下令：“诸刘更属京兆大尹……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让他们终身保持子爵和食邑，正是这一安抚政策的具体体现。但汉帝既已“禅位”，宗室的地位必然江河日下。这在史籍《后汉书·安成孝侯赐传》中注引《续汉书记载》：“王莽时，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釜亭候长醉_更始父子张，子张怒，刺杀亭长。后十余岁，亭长子报杀更始弟骞。”在史籍《后汉书·刘玄传》中也记载：“刘玄字圣公……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注引《续汉书》曰：“时圣公聚客，家有酒，请游徼饮，宾客醉歌，言‘朝亨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游徼大怒，缚捶数百。”
汉更始帝刘玄亦为西汉宗室，其父亲刘子张是第二代舂陵侯刘熊渠的孙子，与刘敞是同祖昆弟。但在王莽时期，他们显然与普通平民无异，连亭长、游徼这样的基层乡官都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任意凌辱。
这说明，所谓“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也的确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