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有源，树有根，人有血脉宗亲。那么，你来自何方呢？——可曾听祖辈们念叨过：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数百年来这些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祖辈相传，妇幼皆知。古大槐树处位于洪洞县城，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古槐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几个世纪以来,古大槐树被当作“家”,被称作“祖”,被看作“根”,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的故乡。
一、古槐移民传说
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燹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中原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四境安谧。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洪洞等地土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明朝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便大量从山
西往外地迁民，凡“丁多田少”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期间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为唐贞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前遮数亩，荫藏数目”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权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荟萃之地。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间，屡移山西民于京、冀、鲁、豫、皖、苏、鄂、秦、陇等十余省市。六百多年来移民子孙繁衍遍布全国以及海内外。
据说，每次迁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官家在广济寺旁设机构，进行登记，而后才往各地迁送。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临离开洪洞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每个人都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望啊望，望不够家乡的广济寺，望不够广济寺旁边的大槐树。当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人们最后一瞥，只能望见耸立云端的槐树和树梢上的老鸹窝。大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翠
绿色的枝叶上下摇动，就好像是为离别故土的人们送行。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古槐——我的故乡
，从此融为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
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便成了流传的歌谣。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初，洪洞村民景大启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20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 450姓，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 600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
——当时的迁民是强迫性的。明政府广帖告示，欺骗百姓说 ：“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往古槐树下，晋北人来了，晋南、晋东南人也来了。第三天，古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熙熙攘攘，暗中祷告上苍祈求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数员将簇拥着一个官员，那官员大声宣布道 ：“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 这道命令好似晴天霹雳，人们都惊呆了，但不久就醒悟过来：他们受骗了！人们有哭的、有叫的、有破口大骂的、 有呼儿唤女的、有哭爹叫娘的，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人们的哭喊声惊天动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甘肃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
——据先辈传，当时凡同族近亲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牛氏兄弟在分迁时砸破一口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锅牛的传说。
——人们出于对大槐树的留恋，临行前都想最后拥抱一次。有一户十一兄弟手拉手难以合围，最后由大嫂加入后才得以实现。因此，可以想象大槐树有多么粗大。
——在山东、陕西及河南的一部分县中，还传说由于是被绑押解迁出的，因而至今人民走路仍有背手习惯。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移民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苦恋，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
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武陟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有些移民的名字更表现了留恋家乡的意思，河南偃师县寇店乡韩寨村《赵氏宗谱》载：赵氏始祖兄弟四人，名“经、营、槐、显”“念新造之艰窘，伯与仲故讳经，而讳营。恐故乡之遗忘，叔与季则讳槐，而讳显”。这里“显”显然是“乡”的意思。移民们迁往各地，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并且时常保持来往，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誉延嘉树，荫庇群生。大槐树处有一牌坊，建于1914年。牌坊四脚三腿，飞檐斗拱，
浮雕彩绘，匾额诗风，古色古香，甚是典雅。横额雕刻“誉延嘉树”，背面是“荫庇群生”。这八个字既是对古大槐树的赞誉，也是对迁民先祖的纪念，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明末李自成义军有一路经洪洞杀向北京。在洪洞休息后，首领们连下拔营起寨的命令，兵马岿然不动。原来士兵们成群结队，拈香荷表，到大槐树下烧香焚纸，叩头参拜，祭奠先祖。义军多为河南、陕西人，他们是古槐后裔，来到祖先发祥之地，互相转告，参拜古槐，寄托思乡之情。首领们之情后，干脆置办丰盛的供品，列队前往古槐祭祖。在洪洞境内，义军经过之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视百姓为乡亲，连军粮马草也不在洪洞征收。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杀戮人民，赵城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机对当时的残暴写道：无论贫富贵贱，一律枪决，不余一家，不遗一人，冰雹猛雨，无此遍及。仓无剩米，笥无遗缣。沿门抄没搜奇珍，破扉掘地穿壶粤。弹丸飞雨沾血腥，马尘所至遭凌暴。北掠霍州南平阳，陶唐遗区断炊烟。淫杀焚掠，所过成墟。淫掠焚杀，惨无人理。三日饱载南去，车400辆，驼300头，马数千匹。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过后，赵城一片狼藉，城无街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箱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画无整幅，墙壁倾圮，挖地三尺。无
贫无富，无商无民，尸体遍道。整个赵城，灰烬惨然。环城五里，男携妇，母抱儿，夜行逃难，踏雪逾沟，山风刺骨，冻馁困乏，相抱而泣，仰首苍天，不成一语。事后，赵城人民铸卢永祥铁像，高四尺，宽二尺八寸，两手各持元宝，跪伏于城南门外，人见吐之，以解愤恨。卢军到了洪洞，下令放假半天抢劫。士兵大都是冀鲁豫人，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膜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卢永祥也是山东人，见此情景，下令放假一天，朝拜古槐，并到四方认亲。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不管光阴之波多么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出。古槐移民已逾六百载，当初的移民及其
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许多故乡。虽然移民的哭声早已烟消云散，眼泪也早已化作新的悲欢，但古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时空，在辽阔的宇宙中忽明忽灭地闪烁。
悠悠 600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在祖国的大地上，遍布着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 400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从古槐迁走后，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处是我们的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解放后，这里游人不断，他们千里迢迢，寻根认祖，有的来自南海之滨，有的来自长城脚下，还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海外侨胞。这些炎黄子孙，也像古槐一样，一代又一代，繁衍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地球东西，世界各地。他们牢记父辈昔日背井离乡，飘流四方之苦，继承祖业，艰苦奋斗。在国内的，正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宏图，进行新的“垦荒拓芜”；在海外的，不忘祖国，不忘根本，尽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被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鸹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二、官方移民史
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乃是百姓为逃避天灾战祸或其他原因而致的自发迁徒。官方移民乃为历代政府基于军事、政治、经济诸原因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移民。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自然移民：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三百余年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一次是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百姓大量逃亡江南。一次是北宋灭亡以后中原沦陷，士大夫及广大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逃。就我国历代官方移民的历史来看，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垦荒以及军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经三朝历时50年，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特别在山西洪洞古槐树处的移民，无论从时间、地域范围、组织规模上讲，无疑是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古大槐树处移民居之冠，古大槐树处移民后裔遍神州。
（一）移民的原因
明初官方移民的背景和原因，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1279-1368），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29)，民不聊生，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8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11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12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次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得到广大农民的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12年9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 脱脱传》)；至正17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 察罕帖木儿传》)；至正18年11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 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 ，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16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 (《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2年4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6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 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3年2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3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5月黄河决白茅口。7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4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3县大水。4年5月，霸州大水。6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 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7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5年7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10月，黄河泛滥。7年5月黄州大水……8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6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5尺余，漂没60余里，死者1500人。是月，胶州大水。7月，高密县大水。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 (《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元史纪事本末》卷2)。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12年6月“开、滑、浚三州元城11县，水旱虫蝗，饥民716980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3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15次。至正17年河南大饥；18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19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 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曾任陕西省行政长官的张养浩在《流民歌》中写道：“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无衣衫，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换数文。”这是对劳动人民血泪的描述。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148)，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176)，“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21)。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25)，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明太祖实录》卷50)、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一场大规模的历经50余年的移民高潮开始。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这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40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四年的“靖难之役”中，民非杀即逃，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进一步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洪武10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12，县并者60”(《明太祖实录》)。到了洪武17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164)。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二）移民的历史记载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更是稠密。洪武14年，河南人口是1891000人；河北人口是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0450人，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140)。因此，山西是移民的迁出地。从洪武初年至永乐15年，约有50年的移民历史。被迁之民以晋南、晋东南为多，晋中只有少数几县。明初山西为5府、3直隶州、16散州、79县。《明实录》、《明史》记载的迁民主要有汾州(辖7县)、辽州(辖2县)、沁州(辖2县)、泽州(辖4县)、潞安府(辖8县)、平阳府(辖8县)。这些地区共有51县，而平阳府就辖28县，迁民最多。
明朝政府移民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3年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15亩，又给2亩地种蔬菜，有余力者不限顷亩。同时规定，皆免3年租税，鼓励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洪洞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有明初移民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先后迁民10次，永乐年间迁民8次，共计18次。
洪武6年，徙山西真定民屯风阳；洪武7年11月，迁山西及趄定民无产业者于风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 20年8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3年； 9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116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徐礼分田给之；洪武21年5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千余户，悉还为民；8月，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 22年9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26072顷；洪武25年8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16卫；10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改过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服，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598户；洪武28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0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洪武30年9月，户部遗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 、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洪武35年9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永乐元年8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永乐2年9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永乐3年9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除我国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外，民间移民记载更为丰富，晋、冀、鲁、豫、苏、皖、 陕、甘等地大量的民间谱牒与墓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移民的记载，这些资料说明，明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我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
（三）移民的作用
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垦荒以及军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经3朝、历时50年，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实施，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却缓和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经济日渐好转。边防巩固、赋税增加、社会安定，使明朝的封建社会迅速发展，充分显示了明代移民的历史作用。
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