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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徐氏族谱》看山东人如何闯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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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炳炎    •  2019-06-24

摘要: 由《徐氏族谱》看山东人如何闯关东自古有言,“国不能无史,域不可无志,家不能无谱”。一部国史,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史;一部域志,就是一个地方发展史;一部家史,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近年来,由于本人较多地关注与族谱有关的事.淄博...

                  由《徐氏族谱》看山东人如何闯关东

自古有言,“国不能无史,域不可无志,家不能无谱”。一部国史,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史;一部域志,就是一个地方发展史;一部家史,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近年来,由于本人较多地关注与族谱有关的事. 淄博市博山区八陡镇徐氏族谱,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个家族从第五世开始,族人陆续不断地迁出。迁出以后,究竟落户在何方?族谱里几乎没有记载。尤其是到了第十世至第十四世,时间应该是一八六零年至一九三零年。就在这几十年里,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集体消失后下落不明,而且族谱里没有任何记载。聊城市高唐县梁村镇《徐氏族谱》,存在同样的情况。根据近几年定居在东北三省,回到山东寻根问祖的徐氏宗亲,口头或书面反馈的信息。完全可以证实,清末明初期间,山东的徐氏家人,为了生计外出逃荒,迁居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后人繁衍分布的历史,也是一部山东人闯关东的家史。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前几年一部电视剧《闯关东》生动直观地向世人再现了一部山东人闯关东的活生生的历史画卷。闯关东对于当时农民来说,既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也是一段奋斗的征程。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自然会问一个究竟“为什么”?本人通过查阅资料,得出了结论,现将有关资料编辑整理,供各位宗亲参考。

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这就是说擅自闯关东者,犯的是死罪,是要杀头的。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杨宾《柳边纪略》第1卷),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卷),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户部》)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

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禁令局部放开,正式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的经济。1897年全部开禁。1860年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到满洲去”。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而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东三省,钱没腰”,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使人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只要有“闯”的精神,不愁没有碗饭吃。笔者认为:1860年至1897年,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逐步调整,是推动闯关东的重要原因。

二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进入近代,人口压力更大。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卷九第3期,第107页);当时,胶东地区的农村,村庄有闯关东者为荣;村庄没有闯关东者则相当不体面;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迫切的缘由”是天灾人祸。山东是近代史上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历史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河、运河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河、运河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灾34县次,占全省县数的31.8%(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第150页)。这种灾害的“多发性”、严重性令人震惊,自然成为山东流民“闯关东”的强劲推力。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如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卷第16号,第136页)天灾人祸并行,形成山东农民“闯关东”的狂潮,这是1927—1929年连续3年出现“闯关东”人数突破百万大关的基本原因。

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这首载入《临清县志》中的歌谣,折射出山东农民生活的苦情。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这句妇孺皆知的谚语,正说明“逼上梁山”是山东流民关东之行最迫切的理由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对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且关东、山东比邻,或徒步,或泛海,均极便利,“闯关东”自然是山东农民的首选。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以及“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闯关东”持久而普遍,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亦是徐家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山东人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史书中有许多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因果链”,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闯关东的徐家人是山东人的一部分,他们闯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迎来了满怀希望的新曙光。

 

撰稿人      徐炳炎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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