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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应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

谭景玉

近些年来，家族历史文化研究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从总体上看，当代关注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家族中人。对他们来说，大家聚在一起，追思祖先荣光，交流加深感情，重温优良家风，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二是专业研究者。家族研究本来就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关注的重点问题，对有大量文献记载传世的名门望族进行关注，无疑是一个容易出成果的选题。三是地方文化研究者。通过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利用，推动文旅融合，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目的也不相同，得出的认识难免存在偏颇或不足，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后世子孙追思祖先荣光以谋求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以颂扬祖先功业为主。其次，学者的家族个案研究，往往不能发掘出该家族的独特之处而使研究了无新意、流于平庸；有时还受限于学科分类，不能全面认识该家族的历史文化地位。再次，地方文化研究者反反复复地讲人们熟知的几个故事，但不能深刻讨论这些故事的时代价值，或超越“地方文化”的局限，从而揭示相关研究更高的学术价值。

笔者近来也关注传统家族研究，本文拟以近期关注的几个山东地区的家族个案为例，围绕家族历史研究应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谈一点儿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对相关研究者有所启发，以求教于方家。

一、从徂徕石氏家族的制度建设反思近世宗族区域差异的形成

徂徕石氏是一个五代时初兴，到北宋前期日渐兴盛的家族，标志就是位列“宋初三先生”的著名学者石介的出现。后周显德五年（958），石氏分家。当时石介曾祖辈七人，因曾祖第六房无嗣，与第五房合为一院，共分六院。后第四房绝嗣，成为五院；北宋康定二年（1041），第一院分六院，第二院分三院，第五院分四院，第七院分二院，第三院因人丁不旺未能扩大，仍是一院，由此共16院。该家族经过唐末到北宋前期15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庞大的宗支结构。

在北宋新宗族制度创建的大背景下，石介围绕祖茔及祭祀进行了一系列家族组织制度的建设，主要包括改葬族人于祖茔，完善墓祀制度；创建祭堂和拜扫堂；立石以记谱系。他的一些做法是颇具开创性的，在北宋新宗族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探讨该家族的兴起及其组织制度建设实践和影响，我们不应该就石氏论石氏，而是应该具备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将其放在北宋新宗族制度创建的大背景下来讨论，以求深化对唐宋之际宗族制度演变和传统中国宗族区域差异的认识。

唐末五代时，战乱连年，家庙制度被破坏，“公卿大夫之家岁时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1]。所谓“便俗”，就是“祖祢食于寝，侪于庶人”[2]，公卿士大夫同平民一样，四时祭祖于室内。宋初亦是庙制不立，但到仁宗时，新兴的士大夫群体势力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庙制。虽从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开始允许文武官员仿效唐制设家庙，但营建家庙仍只是少数高级官僚的特权，汾州介休人文彦博于嘉祐元年（1056）造家庙往往被认为是北宋家庙建设的开端。实际上，此前已有石介等一些官僚士大夫对新的庙制进行了探索。咸平年间，淄州淄川人王樵到契丹寻访被掳掠的父母，“累年不获，还山东，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画像，事之如生”[3]。天圣六年（1028）前后，官员任中师在家乡曹州住宅之侧起作新堂，共有三室，名曰“家祠堂”，“以是升画像而荐岁时”。该祠堂中室供奉任中正的父亲，东室供奉任中正的母亲，西室供奉其兄长任中正及夫人张氏，其弟任中孚和任中行各处侧位。任中师建“家祠堂”，也是因为家庙制度“废于五代之兵兴”，当时人“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于寝，盖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祭”[4]。前代家庙多设于京师，而任中师所建在其乡里，故不叫家庙，而称“家祠堂”。

任中师所建家祠堂与石介建立的祭堂在创建原因、形式等方面均有相同之处，都是为了与前代家庙制度相区别但又是在家庙制度影响下出现的祭祀设施。它们都是北宋颁行家庙制度前对新庙制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在祠堂形式上开启了家庙向宗祠的过渡，也得到了当时人一定程度的认可，如郓州人穆修就认为任中师的家祠堂“适事中而允时义”[5]。它们之间也有不同，具体表现在在祭祀对象上，任中师的家祠堂与王樵所立祠堂只祭及父辈，而石介的祭堂更进一步，祭及曾祖，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宋代士庶均可祭祀三代及以上祖先的先例。

学界往往基于明清以来南北方宗族发展的实况，强调江南的宗族组织形态远较北方发达，具体到宋代，或认为北方地区宗族形态相对松散，在新式宗族组织形态建设方面明显落后于南方地区。[6]实际上，这些认识缺乏对宋代以后新宗族制度建立整个过程的通盘考察，具体到宋代新宗族制度的创建阶段尤为不妥。如前所述，宋代华北官僚士大夫对新庙制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在新宗族制度创建阶段，华北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于南方。任中师、石介等于庆历初年以前就在京东地区对祠庙及祖先祭祀制度进行了探索，稍后，范仲淹于皇祐二年（1050）在苏州创设族田义庄，欧阳修于皇祐年间创修《欧阳氏谱图》和苏洵于至和年间创修《苏氏族谱》，可看作是北宋官僚士大夫分别在不同地区从祠庙及祖先祭祀制度、族田义庄制度和谱牒制度等宗族制度的不同侧面对新宗族制度创建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共同推动了新宗族制度的成立。

北宋前期华北官僚士大夫从祠庙或祖先祭祀入手对新宗族制度进行探索，或许还受地域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战国时，民间墓祭已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汉代流行建墓祠，华北尤其是山东地区尤其突出。今存汉代墓祠均在山东，分别是山东嘉祥的武氏祠和济南市长清区的孝堂山石祠。田野考古中也多有发现，如汉安元年（142）的邹城北龙河文通祠堂、永兴二年（154）的东阿芗他君祠堂、永寿三年（157）的嘉祥宋山许卒史安国祠堂等。石介在当时庙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继承山东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创建墓祠“拜扫堂”，对金元时期山东宗族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宋时，华北一带对祖茔营建和祖先祭祀尤其重视，除石介外，仕至兵部尚书的曹州人任中正临终前深感遗憾者就是未能完成祖茔建设，将其事委托给弟任中师；安阳人韩琦从嘉祐年间开始数次寻找前代祖茔，并对其祖父以下的茔地进行了精心设计，多次亲往祭祀，到熙宁时还参酌多种礼书编成《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后人多用之。[7]石介去世后，其妻子饥寒交迫，韩琦与富弼捐俸买田以救助之。这些本为救助石介子孙生活的土地后来成了石氏“永世之祭田，收其入以奉馨香”[8]，也可反映出对祭祀的重视。华北宗族对祖茔与祭祀的重视应当也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南北方宗族的差异。

二、从滕阳黄庄李氏的由来反思明初山西移民传说

滕阳李氏世代居于黄庄，系当地故家旧族，族中多明达硕德之士。宣统三年续修族谱时，族内多人为该谱撰写序文，但在涉及家族迁徙由来时说法多有牴牾。

任宣统三年续修家谱纂修的李广询在《家谱序》中称：“李氏一族溯其先，宋末自山右迁滕。”[9]修谱总理李继铭在《家谱序》中称：“吾李氏自山右迁滕。”[10]另一名修谱总理李成方在《家谱序》中称：“先世派出陇右，因宋季宦游来滕，遂家焉。”[11]以上三人同时参与该次修谱，但因老谱在明末因战乱被毁，所述家族迁徙由来不尽相同。李继铭仅称来自山西。李广询加上了迁徙时间，称宋朝末年自山西迁滕县，具体是北宋还是南宋并未说明。李成方首先强调自己家族的郡望出自陇西（陇右），然后称宋朝末年因到滕县做官而定居于该地。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言“陇西”只是郡望，在宋代一般不再指原籍。

宣统续修谱中还收录了生活于清中期的九世孙李育葵（1776—1831）的《旧序》，其中称：“我李氏鼻祖宋末自陇西来滕，卜居城南黄庄村。”[12]这里很明显是把郡望当作原籍。十世孙李德基“励志诗书，博学洽闻”，担心时间久了世系混淆，因修全族家谱工程浩大，便“创辑支谱”[13]。宣统续修谱也收录了他的一篇《旧序》，对家族由来叙述最详，其中称：

我李氏自郏西陇州来滕，世居黄庄村，实由先代宋末为扬州令，清贫不克回籍，于兖州牧为中表，因投亲至兖，遂家焉。前辈尝言之也。[14]

李德基所述系听前辈口传，所讲迁徙原由及经过较为明晰。相比较而言，其说除没有提到自山西迁滕外，大概可以涵盖其他说法，且在提出时间上比山西迁滕说都要早。

以上滕阳李氏迁滕历史的叙事，肯定有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地方，否则就不会出现牴牾了。我们今天也无法确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后人流传中加进去的，但根据学界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对山西迁滕说作如下说明。

山东地区家谱中多有家族迁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近些年，学界对山西大槐树移民的传说已有深入研究，倾向于认为“山西大槐树”是一种民众记忆中的祖籍符号，附会者很多。[15]有学者把“祖籍符号”称为“家园象征”，认为一旦来自山西或自认为来自山西的移民在一个区域占了绝大多数，其影响就会很大，会超出其所居住的空间范围，“山西大槐树”的家园象征可以使人数不占优势的族群具有极大的精神优势。[16]实际上，这种优势可能不局限于精神方面，而且体现在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中。一般来说，土著族群和外来族群发生矛盾时，外来族群往往会更加团结，同样来自山西的“同乡”就会成为自己强有力的支持力量。面对这种情况，土著族群慢慢地也会宣称自己同样来自“山西”就成了一种正常的现象。[17]由此，我们可以思考滕阳李氏于宣统年间修谱时强调的自山西迁滕说，有无可能是受山东地区众多家谱都称自己家族来自山西说法的影响而由后人加进去的[18]，或可为探讨在山东广泛流传的山西移民说的形成提供一个例证。

关于该家族迁滕的时间“宋末”，以上所引各说都未说明是北宋还是南宋末年。据从旧谱转录而来的《前明邑庠生瑞祯李公传》，时间在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19]对该家族口耳相传的这一历史记忆，我们可从时代背景作一讨论。南宋度宗咸淳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江淮一带州县大多陷落，但扬州因为守将李庭芝的坚持，一直到南宋都城临安陷落也未投降。若确系从扬州迁出，称“宋末”没有问题。至于李氏迁滕始祖当时是离任，还是逃难，抑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兖州当时处于蒙古治下，李氏迁滕始祖的“中表”亲戚是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对方的地方官。李氏迁滕始祖能够前往投奔并得到庇护、安家，真相是否像其后代叙述得那样简单值得怀疑。笔者认为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李氏迁滕始祖是南宋降元的官员。此种情况的家族在明朝以后往往要隐瞒那段历史，并为自己重新塑造一个正统的汉族祖先，便会选择一个“山西大槐树”之类的象征性家园符号[20]，以致其后代往往讲不清楚该家族的真正由来。这是滕阳李氏山西迁滕说的另一种可能性。

三、关于宋代基层社会中“学究”地位的思考

有些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了一些虽然看上去不太起眼的史料，但如果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往往会揭示出其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处以宋代基层社会中“学究”的问题举例说明。

“学究”一词，在历史上含义是不断演变的。西晋时是一个动词，为“学习钻研”之义，但在文献中出现得极少。唐代因科举考试的兴盛，“学究”出现了的名词义“科举考试科目”，并且大量使用；到了宋代，大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宋代读书人使用“学究”以自称。[21]读过《水浒传》者，都会对其中那个足智多谋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有深刻印象。吴用上梁山以前的身份是私塾先生，实际就是下层文人或民间教育者，《水浒传》中称其“表字学究”，实际上就是类似他这样的下层文人在当时被人称为“学究”。

从《水浒传》的描述看，吴用在乡村社会有一定的地位，其能与“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当地富户晁盖“自幼结交”。晁盖一旦有事，都要与他商议。吴用还与“真有义气”的乡村侠义好汉阮氏三雄有交情，深受他们尊重。吴用也能深刻体会他们的心情，故能劝其参与截取生辰纲。

学界对吴用之类下层文人有一些研究[22]，但缺乏比较鲜活生动的事例，尤其缺乏关于“学究”之类人如何看待自己身份或社会地位的史料。徐勤俭编《新泰徐氏研究资料系年》首次刊布了若干通有关宋代下层士人的碑刻。北宋大观二年（1108）的《宋故徐五评事墓志》记载了北宋后期山东地方士人徐希辂的生平事迹及家族发展情况，展现了地方士人仕进受挫后的治家和艺术生活等。该志与同时发现的“宋故徐七学究之墓”碑和“八秀才”墓碑，此前均未见著录刊布，对了解北宋下层士人在民间社会的影响有较高价值，尤其是墓碑上“徐七学究”的说法让我们看到了“学究”群体对自己身份或社会地位的看重。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主任、山东省历史学会山东家谱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 韩琦：《安阳集》卷二二《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影印明刻安氏校正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490页

[2]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九《文潞公家庙碑》，四部丛刊本。

[3] 脱脱等：《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传中·王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39页。

[4] 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三《任氏家祠堂记》，四部丛刊本。

[5] 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三《任氏家祠堂记》，四部丛刊本。

[6] 参见王善军：《宋代宗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

[7] 参见符海朝：《韩琦祭祀活动与祭祀思想之探讨》，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0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419页。

[8] 《徂徕石氏宗谱》撰修委员会：《徂徕石氏宗谱·祭田叙》，2017年，第52页。

[9] 李广询等纂修：《滕阳李氏族谱》卷首，清宣统三年木刻本，第17页a。按：《滕阳李氏族谱》，李广询、李广荣、李昭明纂修，清宣统三年（1911）木刻本。该家族世居滕县黄庄（今属微山县韩庄镇），后散居滕县各地及微山等处。该谱以明末庠生李士凤为一世祖，全四卷，卷一为序引考跋、姓氏由来、修谱人员、凡例、家范、服制图、谱碑图和祖茔图，卷二、卷三为分支分派总图和支系图，卷四为诏令、人物传、艺文、跋等，内容较为丰富，史料价值较高。

[10] 李广询等纂修：《滕阳李氏族谱》卷首，清宣统三年木刻本，第22页b。

[11] 李广询等纂修：《滕阳李氏族谱》卷首，清宣统三年木刻本，第25页b。

[12] 李广询等纂修：《滕阳李氏族谱》卷首，清宣统三年木刻本，第31页a。

[13] 李向珂：《处士绍哲李公传》，李广询等纂修：《滕阳李氏族谱》卷四，清宣统三年木刻本，第18页a。

[14] 李广询等纂修：《滕阳李氏族谱》卷首，清宣统三年木刻本，第32页a。

[15] 参见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221页。

[16] 参见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

[17] 土著改称自己也是外来移民的事例并不罕见，参见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5页。

[18] 滕县不少家族都称是从山西迁来，参见光绪《滕县乡土志·氏族》，清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第32页a—33页a；宣统《滕县续志稿》卷一《土地志·氏族》，清宣统三年石印本，第17页b—19页a。

[19] 参见李广询等纂修：《滕阳李氏族谱》卷四，清宣统三年木刻本，第13页a。

[20] 参见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1] 参见吴琪：《“学究”的历史演变及词汇化探赜》，《西部学刊》2025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