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天雪地中的生存史诗

冰天雪地中的生存史诗   

 在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中，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冬季漫长而凛冽。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投身林区建设的人民来说，拉“柈子”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更是一场与自然抗争的艰苦修行。那些穿梭于林海雪原的斧锯声，汗与雪交织的劳动场面，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图谱。

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冬季长达七八月，雪深没膝，滴水成冰，半年多的取暖期，动辄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平房的室内不烧火会冻死人的。林区的平房分为内外屋，炉灶设在外屋，炉灶连接火墙，火炕在内屋。火墙是火炕的灵魂延伸，一道用砖砌成的弧形夹层，盘踞在灶台与火炕之间。它的构造暗藏玄机：烟道蜿蜒如九曲回肠，烟火在砖缝里迂回穿行，将热量均匀释放到炕体与房间。火墙的妙处在于一火两用，做饭的余热被火墙“截胡”，既烘暖了屋子，又让炕面持续透热。林区的火炕堪称“变形金刚”：夏日烧得浅，炕面温暖如炕席；冬日烧得久，炕席被烙出焦痕，人躺上去像陷进发酵的面团。火墙与火炕作为传统的取暖设施，是抵御严寒的核心工具。要把火墙与火炕烧热，需要大量的燃料，漫长的寒夜全靠一炉柈子火暖着。当地最主要的取暖燃料是木“柈子”。所谓木“柈子”，就是将“原木”截断，然后劈成拳头大小的木块。既能充分燃烧，又能延长火力。每家每户的“柈子”垛，如同农村人家里的粮仓一样，是度过冬季的核心需求。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炭资源匮乏且价格高昂，林区居民只能依赖就地取材的木柴（即柈子）维持生计。平房的保温性能差，柈子的消耗量比较大。一个家庭每年消耗四、五立方米是正常的。房子的面积大、人口多的家庭需求量更大。“柈子”垛的大小，更成为衡量家庭的勤劳程度的标尺。“柈子”垛的大小，象征着家庭的富足，甚至成为邻里间议论的话题。

 在伊图里河林区，每年的秋冬季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要进山拉“柈子”，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柈子。有能力的某些人，开着公车上山拉“柈子”，一辆解放牌汽车装载的原木，可以满足一年取暖做饭的柈子消耗量，但这只是少数人家。对于上班族的干部职工来说，需要充分利用节假日，储备每个冬季取暖的燃料。每到星期天的清晨，天还没有亮，就已经吃完早饭。上山的人们为了防寒，头戴狗皮帽子，脚穿“棉乌拉”(棉胶鞋)，为了防止冰雪灌入裤管，像军人行军一样，用绑腿布把腿部绑起来，背着斧锯，携带麻绳，开始踏上上山的路程。运输工具是爬犁或者小拉车。每一次上山往返十几公里，运回的木柈子大约数百公斤。肩膀被勒出深痕，双手冻得红肿开裂，却无人抱怨。

 上山使用的伐木工具是“弯把子锯”或者“大肚锯”，弯把子锯用于单人伐木，大肚锯需连个人配合。大肚锯锯齿宽大锋利，能快速切入树干。伐木需要精确判断树倒方向，高喊“顺山倒”或“迎山倒”的号子，让附近的人们予以躲避。树冠砸落的轰鸣声，常常惊起飞鸟，也使出初来者心惊胆战。拉柈子的运输工具，早期大多使用木制爬犁。拉柈子的爬犁有两种，一种是用牛马拉的大爬犁，大多属于单位所有。一种是人拉的小爬犁。人力拉动的小爬犁，制作简单且灵活，适合雪地运输，用爬犁拉柈子装卸都比较方便。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种比爬犁拉得多、更加方便运输柈子的小拉车（或称之为小推车）出现了。小拉车所拉的木材长度有了增加，可以拉长达五米的原木。因此，小拉车成为居家过日子的必备工具，几乎是家家都有。在这个时期，林区居民用小拉车拉出来自己的柈子垛，这是一家人过冬的底气。

每次上山都是天刚刚蒙蒙亮就出发。我和大女儿秀杰拉着两轮的车子，踩着咯吱作响的雪路，跟着拉柈子的人群往山里走。雪野里很安静，只有脚步声和车轮碾雪的声响。太阳慢慢爬上树梢，把霜雪照得亮晶晶。由于往山里走的路崎岖不平，大多属于上坡，走不了几里路，腿部就感到有些沉重，脸被寒风刮得生疼，连呼出的气都结成白霜，棉鞋里也透了凉。车辙印在雪地上弯弯曲曲，一直扎进深山老林。大约行走接近两个小时，终于到达可能有枯死的“站干”、树头、枝桠，或者采伐的剩余物的地方。先找一个比较平坦之处停放小拉车，然后踏着厚厚的积雪去寻找木柴。那些被雪埋着的枝桠、枯死的树干，被雷劈死的“站干”，这些木头半干不湿，做适合烧火。“站干”是上等的松木柈子，有人专门拉这种柈子卖钱。适合烧火的是落叶松，还有白桦木等。林区有死规矩：生长的树木绝对不能砍伐，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倒木”是指因自然或人为原因死亡倒伏在地的树木。由于当时林业局采用的是最原始的采伐方式，或者说野蛮的采伐方式，伐倒一棵树，砸死砸伤数十棵幼树，这个残酷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许许多多“倒木”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当时的发达国家采伐方式比较先进，伐木的时候，空中有直升机，树木锯断之时，直升机飞过来把树吊走，对于其他树木没有任何伤害，也就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倒木”。在山上尽量寻找站干，其次是采伐剩余物或“倒木”，这是因为“倒木”含水量大，份量重一些，增加运输负担。我带着弯把子锯，找到合适的木柴，就蹲下来拉锯。“吱呀，吱呀”锯声，在寂静的山林里传得很远。锯断的倒木长度大约三米多，还要用斧子去除枝杈，成为圆柱体的形状称之为“原木”，然后拴上绳子，趟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将其拖到山下停放小拉车的地方。直径小一点的“原木”锯好后，女儿秀杰自己就能拖下山，拖一趟的时间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直径较大的原木，需要父女二人一起拖拽才能移动到山下。随即再上山寻找“倒木”或“站干”，锯好之后拖到山下。小拉车的装载量，不超过十根原木。差不多到中午，就要开始装车。装车的环节也很重要，装车时原木需摆顺放稳，重心平衡，然后使用麻绳将原木与小拉车的车体捆绑固定，再用压杠加固，避免原木滚动或滑落。

装完小拉车以后，又累又饿，身上的棉袄、裤鞋已湿透。找一块平地坐下，从怀里掏出自带的用毛巾包着的干粮，干粮没有冻僵带着体温，吃上一些暂时充饥。口渴了就扒拉积雪中间的雪粒子，咯嘣嘣、脆生生、冰凉凉，代替了饮水。

吃完简单的午饭，便前拉后推地踏上返程的路，装满原木的小拉车重达数百斤，如果说运输路上是生死考验，有人感觉有些夸张，那么，拉柈子的路途充满艰险是名副其实的。下坡时需要抬高车把，让后面的原木拖地，增加阻力缓慢滑行，或者后面拖拽一根原木，以减少下坡的速度，降低危险避免失控翻车。上坡的时候，需要全家人合力推车。如果坡度大且人手少，爬坡的难度很大，就会有多人前来协助，一鼓作气给推上去。仔细一看，帮助推车的人都是陌生人。在伊图里河林区，就有这种助人为乐的可贵精神。返程时存在的风险，就是原木装的多，到坡度陡峭的地段需要放坡，这个环节是有较大风险的，拉车驾辕的人既要有胆量，也要有相当大的体力，一般都是成年壮汉干这个活。对于我来说，放坡这件事就像一场硬仗，即使体力不支，也要咬牙坚持，依然要挺直腰杆。扛不住也要扛，因为这就是人生。因为只有扛住了，才能看到风雨后的彩虹。一九八一年冬季，上山拉柈子的返回途中，放坡的时候，车子后面拖拽减速的原木滑落，重车失控翻车，我倒在雪地里，吓得女儿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后面来到的柈子车，迅速停了下来，拉车的人是伊图里河铁路中学教师刘英儒。其实，我们并不熟悉。由于我的大女儿秀杰在伊图里河铁路中学读高中，认出了这位刘老师。同行相见，胜似知己，一见便觉亲切。刘老师把我从雪地里扶起来，询问我是否有受伤部位。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惯性的作用，我只是被甩了出去，身体并无大恙。然后，刘老师又帮助我重新装上车，继续踏上返程之路。回到家的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三、四点钟，拉柈子需要八个多小时的时间，每天只能拉一趟。回到家里喝上一杯水，还要开始造材。造材这项工作是全家人通力协作一起上阵，把原木锯成半米长的“轱辘”，再用斧子劈开，制成一样长的柈子，在院中墙边排成整齐的“柈子垛”，打扫干净以后，才真正结束这一整天拉柈子的工作。将采伐剩余物加工成柈子，既解决取暖问题，又体现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

后来，听说刘英儒老师调到伊图里河铁路小学担任校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调回山东省聊城市工作，这件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此事，却无法与刘老师取得联系。这次事故虽然有惊无险，可每当想起那个惊险的瞬间，我意识到潜在的风险感到后怕，庆幸自己当时侥幸躲过一劫。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兴安岭林区的取暖做饭全依赖木柈子。拉柈子曾经是林区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是林区男子汉生活中的必修课，每当想起和未成年的女儿一起拉柈子的往事，雪地里艰难前行的场景，充满温情与心酸。拉柈子是又苦又累的劳动，充满了汗水与欢笑，且苦中也有乐，小拉车拉出来自己温暖的生活。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林区禁止采伐，柈子逐渐被煤炭取代。随着九十年代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推进，和集中供暖普及，拉柈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位有拉柈子亲身经历的人说，“柈子化为灰烬，炉火却永远燃烧在心头。”拉柈子的岁月，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更是生存意志的淬炼。拉柈子的记忆，不仅关乎取暖，更凝结着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的守护，以及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力。那些在冰天雪地中倔强前行的身影，承载了一代人的生存智慧、家庭协作与时代烙印，用汗水与坚韧书写了大兴安岭的传奇。如今回望，柈子垛的炊烟早已散去，但那份战天斗地的豪情，仍如林海松涛般回荡在岁月深处。

                  上山拉柈子满载而归的人们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兴安岭林区上山拉柈子的运输工具

冬季大兴安岭林区的局部树林

锯断木材的工具之一“锯架子”

                   大斧是劈柈子的工具

林区家庭的“柈子垛”

作者：徐炳炎   202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