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书剑奇情 《徐渭传》

第四章　书剑奇情

结识唐顺之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已回到湖州的潘给在绍兴的徐渭写信，说是替徐渭在双林乡求得继室。徐渭急忙赶到湖州，见到了严翁。严翁与徐渭交谈得很投机，同意将长女许配给他。徐渭的多疑性格在此又起了作用。他观察严翁的举止，以为许配给他的长女是痴呆的，便坚决地谢绝了。

这一年初夏，浙江台州遭到倭寇侵犯，黄岩知事武纬战死。倭寇攻破黄岩县，杀掠甚惨，并大掠象山、定海，浙东为之震动。七月，明王朝紧急征调山东巡抚王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不久，又改巡视为闽浙巡抚。（参见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明朝政府正式开始全面的抗倭战争。

明代倭患与明代的海禁政策密切相关。明代实行海禁，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以防止海内外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并保证官方对朝贡贸易的控制；二是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以打击倭寇在沿海一带的骚扰。明代前期，由于坚固的海防和海禁政策，东南沿海虽屡遭倭寇骚扰和侵袭，但终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的海禁政策，在打击私人海外贸易的同时，也伤害了部分参与贸易的豪族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被巨大的走私利益所吸引，也敢于铤而走险。于是，便出现了对抗官军追捕、残杀而武装起来的走私集团即海寇商人。而日本当时的手工业尚不发达，一般使用的丝绵、药物、器皿等均需中国供给。虽然明王朝自开国之初就与日本开展了断断续续的贸易，但这种有限制的贸易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对中国货物的需求。普通的中国货物在日本往往能卖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巨大的利润刺激了不少亡命之徒无视中国的海禁政策到中国来进行掠夺。同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1477—1583），各封建藩侯纷纷割据称雄，加上频繁的灾荒，使不少战败的贵族、武士、浪人以及奸商和破产农民转而成为倭寇。海寇商人和倭寇两股势力的结合，最终酿成了嘉靖倭患。

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都御史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指挥士兵和战船，捣毁海寇商人在浙江定海双屿港设立的基地，烧焚其营房和战舰，擒拿并处置了其头目李光头和许栋，给海寇商人以沉重打击。嘉靖三十一年二月，许栋旧部王直收拾被明军击溃的残部，吞并了广东海盗陈思盼部众，纠集倭寇，自称船主，在浙江定海金塘的烈港建立据点。当时在定海周围数十里的倭寇、海盗和亡命之徒，纷纷归附王直。这年初夏，进犯台州，攻下黄岩，大掠象山、定海的正是王直率领的倭寇和海寇商人。

倭寇的大规模侵掠，不仅引起朝廷议论纷纷，而且也引起地方士绅名流的关注。当时丁忧在家的名流唐顺之，好谈经世致用的学问，又精通武术和兵法。这年夏天，唐顺之特地到宁波视察形势，经过绍兴时，季本、王畿尽地主之谊，曾举行校射仪式表示欢迎。唐顺之对季本和王畿说，曾在提学副使薛应那里读到徐渭的文章，因而也邀徐渭见面。大家一起谈诗论文，兴致高涨，一直送唐顺之到柯亭，才依依不舍地道别。徐渭写有《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至柯亭而别，赋此》一诗。诗前小序说：

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射于越圃。而万总兵鹿园、谢御史狷齐、徐郎中龙川诸公与之偕西也。彭山、龙溪两老师为之地主。荆公为两师言，自宗师薛公所见渭文，因招渭，渭过从之始也。（《徐渭集》，第66页。）

这次聚会，给徐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渭在此后多次提及这次相聚，如在《寿徐安宁公序》中说：“予当壬子夏，偶得见刑部君于荆川先生舟中。”（《徐渭集》，第956页。）在《畸谱》中说：“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鸣者。”（《徐渭集》，第1334页。）这些说法，也许有夸张虚饰的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徐渭与唐顺之的文学见解相似、性格相投、文风也相近，因而他愿意多次提起唐顺之。

唐顺之是嘉靖中后期文坛上“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宋派”反对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复古模拟之风，主张向唐宋散文家学习，讲求文从字顺、平淡自然的文风。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中提出“文章本色”的观点（参见《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在《答皇甫百泉郎中》中对复古主张进行了批判（参见《荆川先生文集》卷六。）。徐渭的见解与唐顺之上述观点不谋而合。如他在《西厢序》中说：“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徐渭集》，第1089页。）在《叶子肃诗序》中，徐渭更是激烈反对诗歌创作中的复古模拟之风，而是提倡显现本色、突出个性的风格：“其情坦以直，故语无晦；其情散以博，故语无拘；其情多喜而少忧，故语虽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语虽俭而实丰。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徐渭集》，第519—520页。）相似的见解，共同的兴趣，正是徐渭与唐顺之走到一起的原因，也是徐渭晚年在《畸谱》中将唐顺之列入“纪知”的原因。

徐渭参加了这年举行的岁试。提学副使薛应批阅徐渭的试论，十分惊异，在卷尾批道：“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1页。）将徐渭置为第一，录取为县学廪生。按照明代科举制度，府学廪生定额四十名，州县学各递减十名，由政府每月给廪生提供米六斗及鱼肉若干。也就是说，成为廪生，使徐渭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

八月，徐渭照例参加了乡试，仍然名落孙山。这是他第五次乡试失败，心情非常抑郁，精神十分沮丧。从杭州回到绍兴，徐渭写下了《涉江赋》：

壬子季秋，予既被弃，涉江东归，水深则厉，仆痛主困，旅多太息。夕发西陵，日高造阈。渭既登一枝之堂，俯而拜母。母曰：“儿复如是归乎？儿则困穷，儿好颜色，儿腹应饥，为儿作食。”既乃渭复往旧托之禅堂，掩关户于晷刻，嗒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来相问视，顾盼之间，指予鬓而谓曰：“子发白矣，年其几何，吾则宜然，如子则那？”（《徐渭集》，第35页。）

此赋文字较长，就上引部分来看，一个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赋前有小序。徐渭在小序中说，潘岳三十二岁作《秋兴赋》，头上已有白发，后来作《闲居赋》，“自述多落而少迁”，但合两赋而观之，则“诚见其嗜醇而姑言寂寞也”，大有作秀之嫌。而徐渭写《涉江赋》时，也是三十二岁，鬓发变白，而景况远不及潘岳，所以他说：“虽才不逮潘岳，而志或异焉。”因而写此赋以明志。从赋的内容看，确实反映了徐渭当时的困顿和苦闷。

这年冬天，徐渭从一枝堂移居目莲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