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书剑奇情 《徐渭传》

心系南词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底，徐渭从绍兴启程去福建顺昌访问内兄潘涛。在浙江境内，他主要走水路，其旅行线路十分清晰，即从绍兴经浙东运河抵达钱塘江，再溯江而上，经过桐庐、严州、兰溪，由衢江经衢州，到达江山，从江山翻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境内的浦城。再由浦城顺流到达延平（今福建南平），然后抵达目的地顺昌。一路上水光山色，奇峰老树，怪石虬藤，引起了徐渭的极大兴趣，写下了《日暮进帆富春山》、《七里滩》、《发严州，舍舟登陆，纵步十五里，憩山麓丛榛，远眺江中怪石》、《将至兰溪夜宿沙浦》、《江郎山三片石高顶，树生沉香，人或拾其朽落。又有小池雾雨，鱼辄飞去，人相传鸟衔游鳞向啄，堕子生长》、《早发仙霞岭》、《自浦城进延平》、《夜宿丘园，乔木蔽天，大者几十抱，复有修藤数十寻，县络溪渚》等纪行诗（《徐渭集》，第61—63页。），如富春山“峰翠逐岸来，树干参天去”，七里滩“壁峭易孤凌，麓折难直”，江郎山“日如云外升，天从隙中度”，仙霞岭“百折翠随人，一望寒生眦”，丘园“老树拿空云，长藤网溪翠”等景色描写，真是美不胜收。

潘涛此时任顺昌驿丞，徐渭就住在他的官署中。徐渭在顺昌度过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春节。就地理位置而言，顺昌属于南国，徐渭离开绍兴时还是寒冬腊月，但到达顺昌后已感受到春的气息，他写下了《顺昌道中新晴》一诗：

解辔投山屋，束鞍闻曙鸡。

风云留宿雨，花草踏晴泥。

晓峡喧溪路，春沙泛马蹄。

遥知武夷曲，只在乱峰西。

（《徐渭集》，第172页。）

顺昌已出现花儿开放、草木发芽的景象，那么北面的武夷山的景色会是怎样的呢？这正是徐渭急于去游武夷的原因。事先，徐渭曾约定几位朋友一起去，可是，临行时这些朋友都失约了。徐渭只得独自前往。

这次武夷之行，徐渭登上了天游观，泛舟九曲溪，饱览了武夷山的秀美景色，而最大的收获在于，他见到了王子骞尸解实物、张垓尸解之洞和拜谒紫阳精舍。他相信道教尸解仙化之说，如《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骞蜕首见紫气》诗中就说：“兹物真仙灵，磊磊黄琅坚。高顶泥丸宫，紫气犹一弦。”（《徐渭集》，第65页。）

从顺昌回来后，徐渭又去延平拜谒李侗祠。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朱熹曾跟从他受业，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徐渭写下了《谒延平先生祠》一诗，其中“默坐澄千虑，传灯与一人”（《徐渭集》，第173页。）两句，就是指李侗将学问传给朱熹一人之事。

潘涛喜欢收藏名画，家里有不少藏品。他知道徐渭不仅喜爱书画，而且还是行家里手，就将这些画作拿出来，请徐渭欣赏品评。徐渭对其中一幅绘有鹿的画作特别感兴趣，写了一首题画诗《题内兄家所藏画鹿一篇》，其中写道：“忆昨我从武夷来，此中泉石彼中有。入门向壁寒色高，却步犹疑九曲走。”（《徐渭集》，第721页。）徐渭联系武夷之行，将画中的泉石与武夷的泉石进行比较，从而肯定画家高超的写实手法。

在顺昌这段时间里，徐渭除了游玩和与少数友人往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收集、汇辑有关南曲的材料，并加上一些评论，写成了《南词叙录》。《南词叙录》虽然不足万字，却是古代关于南戏的唯一专门著作，在戏曲史上有重要价值。而徐渭所作的评论，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戏曲。据记载，早在北宋末年已经流行，南宋时十分兴盛，当时称为“永嘉杂剧”或“戏文”。到了元代，北曲杂剧兴起，风靡一时，但南戏仍然在民间流传。明代，出于南戏系统的传奇勃兴，逐渐取代了北杂剧的统治地位。而徐渭写作《南词叙录》时，正是南戏与北杂剧此长彼消、北杂剧略占优势之际。当时，有关北杂剧的著作已有《点鬼簿》、《乐府杂录》、《太平乐府》等，记载颇为详尽，“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李复波、熊澄宇：《南词叙录注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正是徐渭写作此书的出发点。《南词叙录》记载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保存了有关南戏渊源、声腔、角色、常用俚语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徐渭认为，南曲用俚俗语保持着它的本色：“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则《江楼》、《江流儿》、《莺燕争春》、《荆叙》、《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然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南词叙录注释》，第45页。）而所谓“本色语”，是指符合人物身分和个性而口语化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这一见解道出了戏曲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戏曲是表演给观众看的，要符合观众即时理解的需要，而不能像书面语那样让观众慢慢品味。他进而评论高则诚《琵琶记》说：

或言《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此犹有规模可寻。惟《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南词叙录注释》，第54—55页。）

徐渭对《琵琶记》的分析恰到好处。《庆寿》诸大套文辞典雅，遗存着文人案头文字的痕迹。而《食糠》诸作从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出发，真实地反映人物形象，其语言才是“从人心流出”，具有典型意义。

徐渭坚决反对以时文为南曲。他指出：

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妇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盛于今！（《南词叙录注释》，第49页、第52页。）

这些论述指出了戏曲艺术与案头读本的不同。《香囊》之类的作品所以不受观众的欢迎，关键在于大量使用书面语言和历史典故（即文中所指的“故事”）。戏曲艺术是直观的表演艺术，它的观众欣赏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做到通俗易懂是最基本的要求。

徐渭认为南曲和北曲发源地不同，各有特色，不应该厚此薄彼，而应当公平对待。他指出：

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行徐绵，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南词叙录注释》，第76页。）

不同的戏曲有不同的地域特色，也拥有不同的观众，这正是多种艺术形式得以并存的原因所在。他进而指出，北曲和南曲都来源于民间，只是一者发源于北方，一者发源于南方而已。北曲可以在任何场所演唱，那么作为“中国村坊之音”的南曲难道就不可唱吗？

徐渭还十分敏感地捕捉到正在苏州一带兴起的昆曲。他赞许道：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号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绛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南词叙录注释》，第35页。）

徐渭在北曲开始衰落和南曲正在兴盛的转变时期，看到了昆曲的前景，殊为难得。不出所料，到万历年间，昆曲成为风靡全国的剧种。

在戏曲的音乐格律方面，徐渭反对用人为的格律束缚南戏创作。他指出：“今南九宫不知出于何人，意亦国初教坊人所为，最为无稽可笑。”南戏本是“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乌有所谓九宫”？（《南词叙录注释》，第15页。）人为地制订格律，只能影响南戏的发展。但是，徐渭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格律，而是主张应当在南戏发展过程中形成较为宽松自由的格律，即“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南词叙录注释》，第27页。）。

二月十三日，徐渭从顺昌启程，返回绍兴。顺昌之行，徐渭的心情一直是舒畅的。他在途中写了《二月十三日自顺昌返越，复过延平，宿剑潭》一诗：

沙洲碧树远烟生，此夕维舟古剑城。

几日渐看春色暮，经年犹在客途行。

郡当积水溪流会，岸夹浮桥铁锁横。

睡起推篷来月影，错疑剑气拂波明。

（《徐渭集》，第217—218页。）

整首诗语言明快，通俗易懂，这是心理状况极好的反映。去时是冬天景色，来时是春意盎然，一路行来，徐渭兴致高昂。他写下了《自闽归，夜发桐庐，直溯大江，遥望海门，乍偃新月，水天一色，兴致旷然》一诗，其中“落日沧江莫，悠然忘所之”（《徐渭集》，第173页。），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徐渭大约于三月初回到绍兴。八月十七日，徐渭与同学丁肖甫一起，陪同老师季本到龛山去看抗倭战场，并且登上山冈，观赏钱塘江潮。徐渭写下了《丙辰八月十七日，与肖甫侍师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冈背观潮》一诗，其中写道：“白日午未倾，野火烧青昊。蝇母识残腥，寒唇聚秋草。”（《徐渭集》，第65页。）突出了龛山之战的血腥场面，表现了前一年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

他们游兴颇浓，尤其对钱塘潮的气势颇为钟情。第二天，他们在党山观赏钱江潮。徐渭在诗中描绘了钱江潮的壮观场景和恢弘气度，其中说：

山窥本避濡，俄惊足下吼。

老壁拍波尘，千仞落衣袖。

望穷不见外，潋滟明灭久。

人天俨未消，劫火烧宇宙。

（《十八日再观潮于党山》，《徐渭集》，第65页。）

不久，徐渭听说钱要到钱塘江边西陵渡口作法事，追悼抗倭战争中死去的将士。徐渭写信一封附一诗，并赠唐人集子一部给钱。这首诗便是《阴风吹火篇呈钱刑部君附书》。整首诗仿唐代李贺体，而内容则写得十分惨烈，如“黑松密处秋萤雨，烟里闻声辨乡语。有身无首知是谁，寒风莫射刀伤处。关门悬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犹道能言似昨时，白日牵人说兵事”（《徐渭集》，第114页。）。

徐渭回到绍兴时，正值徐海被歼于平湖梁庄。戚继光升任宁、绍、台参将，与流窜浙东的徐海残部作战于慈溪龙山。巡抚阮鹗率兵增援龙山，吕光午随军路过绍兴，与徐渭痛饮，并将缴获的日本刀赠给徐渭。据《新昌县志》记载，阮鹗被倭寇困于桐乡时，吕光午单骑突围，杀倭寇数百人，救出阮鹗。他在作战时有一个习惯，即在击杀倭寇后，将其腰间宝刀解下自用。（参见《新昌县志》卷一二。）他赠送给徐渭的是其中的一把。徐渭十分高兴，赋诗答赠。这便是《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在诗中，徐渭将吕光午比喻成唐代安史之乱时从睢阳围城中突围的南八（南霁云），从而肯定吕光午在桐乡破围中的作用。（参见《徐渭集》，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