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原计划于2005年年底交出的书稿，直到今天才杀青脱手，拖延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在于对资料的收集、比勘、分析、整合花去笔者不少的时间。尽管有关徐渭的传记已出版过几种，但在传主生命历程中的许多事件，多有相互抵牾之处，而对一些细节的叙述又往往语焉不详。现存的典籍如《明史》以及袁宏道、陶望龄等人所作的传记，大都是粗线条的，而与徐渭同时代或者稍后出现的记载，又大都相互矛盾或掺杂夸张虚饰成分，需要进行认真的考辨和厘定。其次，对引用典籍的解读也耗费了笔者不少的精力。这种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字面意义，而是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这就涉及到对具体事件中人物及行为的梳理，需要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归纳。如果说本书尚有价值可言，其价值就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对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根据丛书体例的要求，这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徐渭一生命运多舛，遭遇坎坷，而又多才多艺，心怀壮烈。对这样的传主，要进行全面的评价，几乎不是本书所能完成的。因此，本书第九章采用以材料说话的方式来撰写，大量引征了几百年来人们对徐渭的评论，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些理解的依据。读者或许能从中解读出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徐渭历史价值的多种审视以及审视角度的转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前人及当代学者大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徐朔方先生的《徐渭年谱》为笔者查检资料提供了不少线索和便利。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成果的铺垫，本书恐怕至今还没有脱稿。在此，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兴祐
2007年7月8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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