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贫病残年《徐渭传》

杜门深居

万历十年（1582）二月初，徐渭在两个儿子徐枚、徐枳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绍兴。当时天气寒冷，大风劲吹，徐渭坐在骡背，一望平川。奇怪的是，徐渭看到一条绿色蛇，蛇鳞像鲤鱼鳞那么大，样子很可爱。这条蛇就盘踞在路当中，徐渭担心其他骡子踩碎蛇，几次回头望去，却再也看不到了。徐渭问一前一后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说没有看到。（参见《纪异》，《徐渭集》，第1144—1145页。）这无疑是徐渭病中产生的幻觉，这也说明徐渭的病情仍然很重。回到绍兴后，徐渭常常是卧床不起，不愿与人来往，尤其是不主动与富贵人交结。在北京的经历一直影响着他的心态，他总觉得有地位的人在为人处世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难以求得人格上的平等，而这又是他一生中最不能接受的。

“越中十子”之一的钱自从弃官回绍兴后，一直修炼长生之术，后来索性在秦望山筑室居住。前年冬天，绍兴下起大雪，积雪达一丈多深。他的家人对他不放心，便扫开积雪，前往探视，结果发现他已去世。（参见《绍兴府志》卷六九。）徐渭回到绍兴后，才得知这一情况，便写了一首诗哀悼钱，其中有几句叙及两人的情谊：“曩者一见予，如鹏逐鹏翔。穷海求大翼，自谓不再双。而予感其说，亦若宫与商。惠施不在世，庄生喑其吭。”（《哀词三首·钱刑部公》，《徐渭集》，第87—88页。）将自己与钱的关系比作庄子与惠施的关系。在道教学术上，徐渭深受钱的影响。

徐渭的恩人和朋友郁言于去年在家乡过世。徐渭回乡后才知道此事，于是赶到郁家探望和慰问，并阅读郁言的遗作，还写了一首诗悼念郁言：

五柳绿沄沄，归来种在门。

五年官不调，一黜道初存。

遽别今何往，相知在论文。

欲从遗匣内，一读哭麒麟。

（《郁颍上》，《徐渭集》，第754页。）

诗中对郁言在仕途上的不得志表示了哀叹，同时回忆了两人在文学上的相知，并充分肯定了郁言的文学才华。

八月，年轻的明神宗与宫女生下的长子得到皇太后的承认，成为国家的喜事。张元忭被任命为特使，带着书函诏告楚中六王，途中经过绍兴，在家中小住。他抽空去探望了徐渭，谈到了去楚中的有关事宜，并托徐渭代写两篇文章。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审视的眼光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在北京时，张元忭以礼法去约束徐渭，使徐渭感到比死还难受，引起隔阂；而在张元忭方面，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根本没有在意。徐渭是个恩仇分明的人，对张元忭始终怀恩在心，只是不愿意与他主动交往而已。既然张元忭有事托付，他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徐渭就写成了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邑侯徐公生祠记》的主人公是徐贞明。徐贞明任山阴知县时，为营救徐渭出过力。他于万历三年（1575）召为工科给事中。万历六年，张元忭经过官塘新祠，当地百姓请求张元忭为新祠写一篇记。张元忭答应了，但回北京后一直忙于事务，没有写出来。此次回乡，想起此事，便托徐渭代笔。徐渭熟悉徐贞明的为人和政绩，在文中对徐贞明修筑堤塘、拓宽道路的业绩进行了颂扬，并列举了徐贞明在任内的种种善举，还提到此文写成之时，徐贞明已被贬官的史实。（参见《徐渭集》，第1102—1103页。）后一篇文章《钟太母顾恭人墓志铭》（《徐渭集》，第1136—1138页。）的主人公顾恭人是张元忭的亲家，她的长孙女嫁给张元忭的孙子（张汝霖的儿子）。

徐渭没有去拜访张元忭，而是托人将两篇文章送给张元忭。同时，徐渭写了《拟送张翰林使楚》（《徐渭集》，第254—255页。）一诗，也是托人送去。这一行为说明徐渭对张元忭还是心存芥蒂的，至少不愿再去见面。

徐渭的家庭纠纷日益扩大。长子徐枚是个不孝之子，几年前在路上劫取徐渭的钱财，这次又闹内讧，闹得徐渭精神上很痛苦。徐渭在一首诗题下注：“时大奴阋墙，故有末句。”直接道明长子在家庭内部闹不和。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我亦朝昏荆梓，几回舌烂在田家。”（《陆先辈乃翁曩谬我以函丈，后闻多内阋。先辈来，知其详，可哭也。先辈拈诗弄绘，亦自彬彬可人。于其去，用沈韵追赋。沈，陆之交。袖铁锤防害云，是渠实事》，《徐渭集》，第793—794页。）荆梓比喻为妇为子之道。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我整天教训儿子要遵循为子之道，但我的劝说根本没有起作用。徐渭父子失和，由来已久。对徐枚的行为，徐渭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徐渭在给族侄徐桓的信中叙及家庭矛盾时这样说：

孱犯责善，齿舌几烂，蒙詈被侮，又岂止贼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辈，冥顽不灵，累万劫终不见性，名为可怜闵者，今吾亦然。一边患之欲其死，一边又爱之欲其生，譬恶虫厉，人皆共弃，然亦未尝不共怜也。（《答兄子官人》之二，《徐渭集》，第486页。）

信中集中表露了徐渭对徐枚的心理状态，即又恨又爱。“虫厉”即疠，是一种瘟疫。徐渭甚至将徐枚比作瘟疫患者，遭人遗弃，但也令人可怜。

到了冬天，家庭矛盾愈演愈烈，于是决定分家析居。目莲巷典舍年久失修，柱椽已被大雪压断了，两家人只得从那里搬出来。徐枚和妻子搬到岳父家去住，徐渭和徐枳迁居范氏舍。搬迁那天，天仍在下大雪，徐渭《雪中移居二首》写道：

一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来移迫莫冬天。

破书一束苦湿雪，折足双铛愁断烟。

罗雀是门都解冷，啼莺换谷不成迁。

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头无酒钱。

二

高雪压瓦轰折椽，跋冻移家劳可怜。

长须赤脚泥一尺，呼佣买酒赊百钱。

饥鸟待我彼檐外，梅花送客此窗前。

百苦千愁不在念，肠断茫茫黯黯天。

（《徐渭集》，第291—292页。）

这两首诗内容极其丰富。首句“十度移家四十年”是实指，徐渭自二十三岁迁居俞家舍到目前六十二岁恰为四十年，其间十次搬迁的次序为：二十三岁迁居俞家舍；同年冬天入赘妇翁塔子桥；次年妇翁买东双桥姚百户屋；二十八岁迁居一枝堂；三十二岁典居目莲巷屋；三十八岁迁居塔子桥；次年移居师子街；四十三岁迁居酬字堂；出狱后仍典居目莲巷屋；此时徙居范氏舍。徐渭的财产已少得可怜，除了一些旧书外，只剩下一只折足双铛，口袋里也没有什么钱，连喝点酒暖暖身体，也是向店家赊账的。

万历十一年（1583）的一月，天气特别寒冷，绍兴连续下了几场大雪。面对眼前的大雪，徐渭思绪飞扬，先后写下了三首长诗，即《数年来，南雪甚于北，癸未复尔，人戏谓南北之气互相换，似贾人带之往来，理或然欤？边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韵》、《次夕降抟雪，径满鹅鸭卵，余睡而复起，烧竹照之，八十韵》、《连雪后迎春忆旧十二韵》（分别见《徐渭集》，第322—325页。）。第一首诗的诗题就表明了作者对民生的关注，而诗的内容则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如“万里萧条昏井邑，千家凌夺失园田”，“阳德尽阏阊阖上，阴威直到祝融颠”。“阊阖”指宫殿，“祝融”为传说中的火神。上述诗句的意义，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首辅张居正于上年六月二十日去世，此后由张四维任首辅，明神宗亲自执政，言官纷纷上疏清算张居正的罪行，朝廷内外掀起反对张居正政策的风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执政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土地、复查地方政府账目等，都先后被停止或废除。同时，由于言官无休止地弹劾与论争，发展到争名逐利，互相攻击，乃至结党营私，从此开启万历一朝朋党之争之门。徐渭是个对国家大事很关心的人，很敏感地捕捉到这些政治气息，因而在描写天气失常的诗中，体现了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并且指出这种天气是由于阴阳失调而导致的。具体地说，那就是“阳德”被堵塞在宫殿之外，即皇上听不见、看不到民情，而“阴威”太盛导致火神颠倒暖冷。

张元忭在楚中完成使命后，又回到绍兴，看望病中的母亲。南京工部尚书吕光洵的儿子前来拜访张元忭，请求张元忭撰写吕光洵的行状。吕光洵是新昌人，于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八日去世。张天复任云南副使时，吕光洵任巡抚，是张天复的上司，两人先后率兵讨伐过武定贼乱。张元忭答应了其子的请求，并将撰写的任务交给了徐渭。徐渭写好《吕尚书行状》（《徐渭集》，第650—652页。）时，恰值张元忭母亲的生日，又写了《生朝诗》（《徐渭集》，第275页。），对张母表示祝贺。徐渭并没有亲自将一文一诗送往张府，仍然是托人捎去。随后，张元忭起身北上，但是仅仅过了五天，其母病死，张元忭急忙南返守制。张家与徐渭关系非同一般，但现存徐渭诗文中并未留下吊挽的诗文。徐渭的孤傲个性在此又一次表现出来了。

万历十二年（1584）一月，诸暨县学重修完毕，当地士绅仰慕徐渭的文名，请徐渭撰写《诸暨学记》。诸暨县学自明初以来，已经修建过三次。这次动工于去年十月，取堂阁名为“明伦”与“尊经”。徐渭的文章，对“学以明伦”与“学以务尊经”进行了论说。（参见《徐渭集》，第999—1000页。）

绍兴上年天气反常，春天下起大雪，到了夏天却出现了严重的干旱，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新任知府萧良干体察民情，重修三江口的石闸，几个月完成工程。萧良干与张元忭是同年进士，于是请求在家守制的张元忭写一篇《闸记》。张元忭又让徐渭代写此文。徐渭在此文中详细叙述了三江闸的历史和现状，对工程修成后的利弊分析得明明白白，尤其将前后修筑三江闸的做法进行了对比。五十年前，知府汤绍恩主持修建三江闸，征用民工，加重税收，才完成工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萧良干则用府银支付民工，不增加税收，使百姓获利，工程顺利竣工。（参见《徐渭集》，第599—600页。）这说明徐渭对当地民生相当关注，所以言之有理，切中要害。

上年夏季的旱灾也对上虞的农业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知县朱维藩主持了西溪湖的恢复工程。上虞原有西溪湖占地一千多亩，蓄水可以灌溉三乡的稻田，但从宋代以来已改为耕田，升科纳粮。朱维藩与乡绅协议，利用夏盖湖、白马湖等处增加的耕地抵补西溪湖的田赋，然后兴工修复西溪湖。竣工之后，谢谠、葛韬仲等上虞文人请徐渭撰写了《西溪湖记》（《徐渭集》，第600—601页。）。徐渭自回乡后，不愿接近富贵人，但对朱维藩兴修水利、造福于民的行为却极力颂扬，先后写成了五首诗，如《上虞令复西溪湖》写道：“旱潦一关情，湖塘指顾成。鱼肥村稻晚，鹤瘦署琴清。”（《徐渭集》，第211页。）展现了农业丰收的景象。《复西溪湖为朱令赋》称颂道：“邑里东邻隔一江，使君为政有芬芳。歌如黄鹄陂当复，雪拥苍凫路正长。”（《徐渭集》，第263页。）《上虞复西溪湖》也写道：“岁旱灾无虑，湖还绩永存。他年书北史，此日俨西门。”（《徐渭集》，第746页。）《复上虞复西溪湖》其一云：“复此西湖水，侯即西门豹。湖水何足论，溉我三乡稻。”（《徐渭集》，第841页。）直接把朱维藩比喻成历史上治水有功的西门豹，认为朱维藩的功绩也将永载史册。

到了万历十三年（1585），徐渭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已能外出自由活动。清明时节，徐渭去扫墓，写下了《上冢》一诗：

吾叔邵武公，当年与我翁，

双陪闽蜀守，竹马走儿童。

归来知几日，相继归窀穸，

黄泥闭雪髭，欲会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栋亦雕题，

邀宾夕驻马，为母日烹鸡。

一朝桑海换，不能保子孙，

负薪冢上道，养鸭水边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

年年上爷冢，每每到孙家。

孙家留我坐，孙妇办汤茶，

以我上冢牲，啖孙且满引。

绕篱黄蝶飞，抽篱高碧笋，

起视檐西东，分檐住蜜蜂。

问蜂窠几许，四十还有余，

窠窠如不败，胜我十亩租。

（《徐渭集》，第100—101页。）

这是一首纪实诗。“邵武公”指徐，是徐渭的叔父，正德年间做过福建邵武府同知。那时徐渭的父亲徐正在四川夔州府做同知，都是州府一级的副职，因此说“双陪闽蜀守”。他们代表着绍兴徐氏最辉煌的时代。而如今，徐氏已经式微，徐的子孙已经落魄到卖柴养鸭的地步，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养着四十来窠蜜蜂。徐渭的景况还不如徐的子孙，他自己是个无职业者，仅仅靠家里十来亩地收取租米维持生计。整首诗以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对眼下生活的感叹。

冬天，时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分巡岭西道的王泮晋京上计，顺道回家乡绍兴。葡萄牙籍传教士罗明坚和他的助手麦安东随王泮一起抵达绍兴，王泮将他们安排在他家宗庙内住宿。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徐渭听到这一消息，便写了《天竺僧》（《徐渭集》，第102—103页。）一诗。由于并没有直接看到传教士，诗的内容写得比较空泛。不久，徐渭到王泮家拜访，与传教士相见，又写了一首《天竺僧》（《徐渭集》，第144页。），传教士的服饰以及随身物品等在诗中都有描写。由于徐渭对地理上的西方概念缺乏正确了解，加上罗明坚两人穿的是僧装、拿的是钵盂等法器，徐渭认为他们是天竺和身毒的僧人，因而两首诗的诗题均为《天竺僧》，在第二首诗中指称罗明坚两人为“身毒”人。而天竺和身毒都是印度的古称，与地理上的葡萄牙相去甚远。（参见《徐渭笔下的西方传教士》，《徐朔方集》第一卷，第331—335页。）这说明徐渭写上述两首诗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没有深入接触或了解传教士文化的意图。

万历十四年（1586），徐枳已是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正当谈论婚姻的年龄。徐渭家境贫穷，无力支付婚娶的费用，徐枳走上了徐渭曾经走过的路，即入赘王道翁家为婿。徐渭写有《季子往昏南乐，闻其归，喜而有作》（《徐渭集》，第218页。）一诗，诗题的“南乐”属河北大名府，这说明王家主人曾在该地当过官，是一户官绅之家，地位高于徐渭家。徐枳于三月正式入赘王家。入赘前，徐渭杀鸡备酒请亲家翁宴饮，以表示自己的心意，《正元鸡酌枳儿妇之父辈》写道：

东邻盛杀牛，西邻禴以祭，

心诚与不诚，薄厚非所计。

雄鸡一高冠，子路之所戴，

缨以见师宗，我烹酌儿外。

劣果四笾，下羞间廉菜，

衣鹑不能新，履草蹋其坏。

用以邀串亲，如兰俯萧艾，

任彼去不留，我自醉而寐。

（《徐渭集》，第108页。）

尽管菜肴简单，徐渭也没有穿新衣服，但他的招待是诚心诚意的。两位亲家喝得也很尽兴，尤其是最后两句，表现了徐渭放浪形骸的神情。

徐渭回绍兴后，一直与李如松有书函往来。万历十一年（1583），李如松已由马水口参将升为山西总兵官，这一年改为提督京城巡捕，趁刘君路过绍兴之便，托刘君带去一封信和五两银子。端午节这天，徐渭接到了来信和银两，内心异常激动，随即写了《十四年端午，辽东李长公寄酒银五两》一诗，其中写道：“卧病不胜衣，辽书两度飞。绨袍怜叔是，皂帽愧吾非。”（《徐渭集》，第736页。）十分感激李如松两次来信询问他的病情，并认为李如松赠送银两是不忘旧情之举。徐渭随即给李如松写了回信，对他表示了感谢。（《答李长公》，《徐渭集》，第1018页。）李如松在来信中提出请徐渭撰写《世忠堂记》一文，但因刘君行程紧迫，徐渭来不及写。世忠堂是李如松父亲李成梁府邸的堂名，于是徐渭托刘君带去一幅小画和一把扇子送给李成梁，并附上一信，对没有完成《世忠堂记》的撰写作出解释。（《复李令公》之七，《徐渭集》，第1119页。）

自从徐枳入赘王家后，徐渭一直居住在范氏舍，过着孤单的日子。徐枳夫妇对徐渭挺孝顺，时常回去探视。但徐渭毕竟年龄已大，身体又不太好，生活方面有许多不便。到了冬天，徐枳便将徐渭接到王家一起生活。冬至那天，天气晴朗而暖和，徐渭趁着阳光洗了一次脚，结果发现身上积满了圬垢，长满了赤虱。他在诗中写道：“不踏市上尘，千有五百朝。”“痒不知搔半死人。”（《至日趁曝洗脚行》，《徐渭集》，第145—146页。）可见，徐渭的身体状况比较糟糕。“千有五百朝”为约数，实指五年。也就是说，徐渭自从回绍兴后，五年间很少外出结交，而是杜门深居。这大约缘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在北京与富贵人闹得不愉快，从而在性情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愿与富贵人往来；二是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行动也不方便，成为限制外出的客观原因。这五年间，徐渭与外界的交往确实非常少，《畸谱》对每一年的重要行事均有记载，而对万历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的三年行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参见《徐渭集》，第1330页。）当然，“不踏市上尘”是概说，并非实指。本书在前面的叙述中已展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