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贫病残年《徐渭传》

贫病交加

时序进入万历十五年（1587），徐渭的生活已陷入困境。徐渭一直不善经营，祖上留下十来亩田的租税，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而徐渭几年来经常卧病，并以酒度日，虽然也有一些友朋的接济，但家庭费用常常入不敷出。徐渭只能依靠变卖家庭财产来维持生计。他先是卖掉从北方带回的貂皮帽领，这些财物都是他当年在宣府时替人家写文章、作画而获得的，共有九只，比较珍贵，而现在却卖不出好价钱。他将其中六只没有使用过的卖出去，还不值十五两银子。他在诗中写道：“固是此方饶毒热，亦窥生事正空囊。鹿皮破尽惟斑在，大雪关门拥坏床。”（《卖貂》，《徐渭集》，第284页。）想像今后如果遇上大雪天，只能拥着破鹿皮卧在坏床上，不无感叹。

明代文人大都有收藏文物字画的爱好，徐渭也不例外，而且徐渭还擅长鉴定，先后替潘涛、李如松等人收藏的书画作过鉴定。但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一点一点地出售收藏之物，先是卖磬，接着是卖古画，最后是卖古书。他在《卖磬》中说：“贫来一石不能留，解赠王郎愧取酬。”（《徐渭集》，第284页。）对贫困的生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心态。《卖书》诗题下注：“第三言己身亦将卖耳，况书乎！”（《徐渭集》，第285页。）到卖书之时，徐渭已无可卖之物，其贫困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卖书》写道：

贝叶千翻粟一提，持经换饱笑僧尼。

童书我亦王家作，偶散谁非大块泥。

带草连年高纂述，巾箱一日去筌蹄。

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诗的尾联近乎解嘲，意思是说，没有书籍可供阅读，反而可以整天睡眠。这是徐渭从苦中寻乐的性格使然。他曾有一副对子赠人：“乐难顿段，得乐时零碎乐些；苦无尽头，遇苦处休言苦极。”（《赠人》之二，《徐渭集》，第1162页。）这正是徐渭生活态度的写照。

此年，李如松再次以总兵官镇宣府。宣府是徐渭熟悉的地方，他的好朋友沈就冤死在那里，几年前他也去吴兑幕府作过幕僚。因而，他写了一首诗送给李如松：

辽东大将把吴钩，坐笑筹边第几楼。

记室虎头谁投笔，将军猿臂自封侯。

分苜蓿中驷，酿取葡萄覆上流。

好事知君多料理，忠臣祠在保安州。

（《赠李宣镇，沈光禄祠在保安州》，《徐渭集》，第253页。）

诗中除了称颂李如松的雄才武略外，还特地交代李如松料理好沈祠。李如松与徐渭是忘年交，自然愿意做好徐渭交代的事情。然而不久，李如松以骄横罪名被弹劾，调往山西任总兵官。

李如松到任后，随即给徐渭写了一封信，邀请徐渭去山西总兵府。而徐渭当年在宣府时，曾打算去山西浑源探寻恒山，干粮都准备好了，只因朋友爽约而未成行。此次邀请，又激起徐渭漫游边塞的欲望。更为重要的是，去山西总兵府，为解决生计提供了一条路径。于是，万历十六年（1588）新年刚过，徐渭与次子徐枳便启程北上。徐渭毕竟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身体本来就不佳，走到徐州就生起病来，只好返回绍兴，让徐枳一人北上。父子分别前，徐渭写了一封信让徐枳带给李如松，请李如松安排徐枳的生计：

小子枳，以旧尝蒙公误盼，近又屡饷老孱，既已心热，而枳之同辈及长者，亦颇撺掇之，故不揣远趋节下，希厕弟子将命之末，老孱止之而不能也。虽我公宽大，或恕其愚而怜其志，姑付鞭令执之乎？古人为兄者耻其弟糊口于四方，况父子耶，耻可知矣。上谷山川及一二交游，宛然在目，偶一思及，怅怅者移时，公勋名日盛，晋转当不待瓜。老孱景逼崦嵫，无由一握手矣，其为怅怅，尤可知也。书不尽言，临封神越。（《致李长公》之九，《徐渭集》，第1121页。）

信中充满了父子情、朋友义，写得悲伤感人，催人泪下。这是徐渭最后一次出远门，但半途而废。回到绍兴的徐渭，仍然住在徐枳岳父家，身体很差，徐枳又不在身边，缺乏照顾。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徐枚于二月将徐渭接到后衙池王家，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徐渭不习惯徐枚夫妇安排的生活，加上徐枚对他也不够尊敬。到了四月，徐渭又回到徐枳岳父家，与亲家及儿媳一起生活。

张元忭守制结束后回到北京，于上年四月官复翰林院修撰。同月，升左春坊左谕德清理贴黄，仕途显现一派光明。然而，张元忭自幼身体虚弱，加上事务劳累，于万历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死于任上，年仅五十一岁。灵柩于四五月间运回绍兴安葬。

徐渭在北京时与张元忭发生隔阂，以致数年不去张家，尽管张元忭一如既往地请他代撰文章。但是，徐渭又是一个感恩戴德的人，不能不去吊丧，于是他趁张汝霖兄弟外出看墓地时，穿着白衣到灵堂抚棺恸哭：“惟公知我。”不告知姓名就离去。张汝霖说：

余兄弟追而及之，则文长也，涕泗尚横披襟袖间。余兄弟哭而拜诸途，第小垂手抚之，竟不出一语，遂行。（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附录，第1349页。）

徐渭的行为颇有几分魏晋风度，但他对死者的哀悼却是发自内心，十分真诚的，他不愿以热闹、张扬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感受，而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传达。这正是徐渭孤傲之处。

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徐渭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在《雨后次前韵》中说：“飓往魄虽惊，震来耳甘聩。”（《徐渭集》，第105页。）对袭来的大风感到惊心动魄，而对雷声则没有什么感觉，这说明他的耳朵已经出问题。另一首诗诗题为《修拄杖首，修发网，胶漏磁壶及哥窑瓯，某亦病只耳聋，次前韵》（《徐渭集》，第105页。），直接点明一只耳朵已经聋了，只是没有交代清楚是左耳还是右耳。

六月，浙江出现大旱。徐渭对旱情表示了关注，写了《旱甚，久不应祷，再追前韵》一诗。其中写道：“昨孑凛今靡，旧殍埋新悴，渐少乞骄，而多褐夫惴。”（《徐渭集》，第106页。）大旱三旬之后，才出现雨水天气，缓和了旱情。徐渭又写了《喜雨次陈伯子》一诗：

园壶浇不活，客至罢鹅蒸。

翻盆只一滴，起死折三肱。

稍喜蔬堪摘，惜无禾可登。

犹胜往年籴，半斗百钱冯。

（《徐渭集》，第724页。）

徐渭为眼前的景象感到欣喜。这也是他一直关心家国大事的个性使然。

此后，章启谟为葛君远游而饯行，邀约徐渭作陪，一起坐艇游湖，并且观看酒姬歌舞。徐渭在《再次章君》诗题下注称：“鄙杜门者八年矣。章君饯葛君远游，至与诸座客并艇枉邀，勉为一出。”（《徐渭集》，第793页。）所说的杜门八年当是实指。也就是说，徐渭从万历十年春天回到绍兴，到这次颇有兴趣外出游玩，整整八年时间。而徐渭去年去哭吊张元忭，张汝霖说徐渭“捷户十年，裁此一出”（《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附录，第1349页。），所说的十年是约数。当然，无论是“杜门”还是“捷户”，并不是真的不与任何人来往，而是指不与富贵人交往。

冬天，徐枳回到绍兴，准备为岳父王道翁和其弟王溪翁祝寿。王道翁六十岁，王溪翁五十岁，两人寿辰都在十一月。徐枳北方之行所得甚少，必需的贺礼也办不起。王道翁是个开明的人，就说：“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寿二王翁序》，《徐渭集》，第972页。）意思是说，只要你父亲答应写一篇寿文，我就很高兴了，何必拘泥于贺礼呢？替两位长辈做过寿辰后，徐枳又前往山西去了，仍然到李如松的总兵官府谋求生计。

十二月，张子锡举办七十寿辰酒宴，徐渭前往祝贺。张子锡自年轻时起就沉溺于酒色，徐渭对此颇多讽喻。张子锡六十寿辰时，徐渭已表达了这层意思。而这一次，徐渭又在《四张歌张六丈七十》诗中写道：“正宜七十张公子，夜夜香衾比目鱼。”（《徐渭集》，第156页。）指出张子锡晚年依然好色的事实。同时，徐渭又送给张子锡两幅画，一幅为枫树月及白头翁鸟，一幅为古柏芙蓉，其喻意分别为风月白头、老年好色，讽嘲之意十分明确。张子锡死后，其子持这两幅画请徐渭题款，徐渭写了《张海山已死，其子持向所寿父者二轴来索题，其一画枫树月及白头公鸟，继之曰风月白头，其一画古柏芙蓉》（《徐渭集》，第160页。）一诗，诗题表明画中的喻意。徐渭后来又应张子锡儿子之请，写诗回忆张子锡，其中“京兆翻工柳叶颦”下原注：“海山得二齐姜，甚狎。画眉之事，不减张敞。”（《张子锡尝自题镜容，今死矣，次其韵五首，应乃郎之索》其三，《徐渭集》第788页。）仍然涉及张子锡好色之事。徐渭自幼与张子锡为同学，一起嬉戏，行为上也颇多相通之处，如举止放达、喜爱饮酒等。但不同的情趣和追求，导致徐渭对张子锡好色之举颇多讽喻。

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初四是徐渭七十寿辰，住在鄞县的老朋友沈明臣原来打算来庆贺的，只因为天在下雨，行走不便，也就放弃了这一计划，而托人带了两首诗赠给徐渭。徐渭读了来诗，百感交集，便回了沈明臣两首诗。其中第一首写道：

十年才一问平安，只尺浑如对面看。

旧日诗评虽有价，近来公论孰登坛。

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齿时崩苜蓿盘。

腊雪秋潮同马日，何人不道是金兰。

（《答嘉则二首次韵》，《徐渭集》，第292页。）

人生进入暮年，虽然两地近在咫尺，也有相聚的想法，毕竟行动不便，只能信函来往。虽然这种问候十年才一次，但当年在胡宗宪幕府共事时结下的友情，却永远留在心中。

二月中旬，徐渭收到徐枳的来信。徐枳在信中说，自去年十一月前往山西后，不久就带着李如松的信去辽阳拜见李成梁，目前正在都督府谋取生计。徐渭写了一首诗：

天寒地冻正霜宵，被冷风号入帐骄。

贳屋再经飘瓦尽，破炉重补买薪烧。

老牛脊坏堪鸟，小犊书来尚滞辽。

好买紫团参一搭，急鞭归马补虚劳。

（《二月望后，连日夜风甚，不减前年，而是日二儿书至》，《徐渭集》，第264页。）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生活的穷困，第五句下注：“醉后跌损胁脊，烂而疮，少陵《病马》诗：‘日暮不收鸟啄疮。’”徐渭在另一处也叙及跌伤之事，其具体情形是因事伤感而废食，从而致使身体虚弱，因身体虚弱而目眩，由目眩而致使跌伤，结果右臂肩臼脱突。（《闻有赋坏翅鹤者，予尝伤事废餐，羸眩致跌，右臂骨脱突肩臼。昨冬涉夏，复病脚软，必杖而后行，兹也感仙癯之易贼，羡令威而不皆，横榻哀吟，辄得五首》，《徐渭集》，第296页。）两处文字涉及的跌伤原因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伤势较重，出现了溃烂，身体也显得很虚弱。因而，他希望徐枳能买一些人参来给他进补身体。

端午过后，绍兴进入梅雨季节，连续下了将近一个月的雨。陈君写诗来慰问徐渭的病情。徐渭在答诗的诗题下注：“每岁梅天，股几废步。贫惜费，且好饮，便以烧酒当药，希燥之也。”（《梅雨几三旬，陈君以诗来慰，答之，次韵二首》，《徐渭集》，第725页。）诗句云：“两股粗如斗，扶筇接往来。”徐渭两腿浮肿，行走极不方便，只有依靠拐杖才能行动。而家境又贫穷，没有条件进行医治，便以烧酒当药，希望能消除水肿。

随着梅雨季节的结束，徐渭的水肿也逐渐消退。他便去青藤书屋走了一趟，看到青藤大如虬松，郁郁葱葱，无比感慨，于是绘了一幅画，并在画上题诗：“吾年十岁植青藤，吾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寿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题青藤道士七十小像》，《徐渭集》，第1296页。）又在画后题跋云：“正德辛卯吾年十岁，手植青藤一本于天池之傍，迄今万历庚寅，吾年政七十矣，此藤亦六十年之物。流光荏苒，两鬓如霜；是藤大若虬松，绿阴如盖。今治此图，寿藤亦寿吾也。田水月又题。”按，“正德”当为“嘉靖”。尽管贫病交加，徐渭在诗和题跋中都流露出对生活及生命的乐观态度。

方子侯的芳园种出四只并蒂黄瓜，传闻远近，不少文人前往观看并题诗歌咏，徐渭也写了一首。诗的前六句云：“老去圃能便，艰难七十年。坏轳牵远井，破屋接邻烟。脱帽当茶灶，持锹掘笋鞭。”（《方氏子园并蒂王瓜四，予顷亦稍圃》，《徐渭集》，第827页。又，《子侯芳园王瓜骈秀，传闻远迩，快睹咏歌，附骥非才，续貂聊漫》所述内容相同，字句略有出入，《徐渭集》，第313—314页。）备述生活状况，充满艰难和苦辛。第二天，徐渭的寓圃也出现了双蒂黄瓜，刚生长出来就被人摘落了。他非常懊丧，为此写了一首诗《予寓圃亦产双瓜，方，如琴轸，为人落之》（《徐渭集》，第828页。）。当时有一种说法，并蒂瓜是毒瓜，能毒杀人。这种说法似乎对徐渭产生了影响，他在《纪异》中说：

昨往方氏圃看并蒂王瓜甚适，间出一生诗，且口与方氏曰：“并蒂瓜毒能杀人，《本草》果有此说？”鄙旧尝读《本草》，莽应之曰：“然。”归偶视丈圃中，忽见并蒂稚王瓜如箸，颇喜，将其壮，幸诸诗客倘一赏也，次日亡矣，此则凶兆也。（《徐渭集》，第1145页。）

人生进入晚景，对奇特现象的出现和新鲜生命的夭折显得特别敏感，容易因景生情，与自己的生命发生联系。徐渭认为并蒂黄瓜被摘是凶兆，就出于这种联想。事后，徐渭觉得并蒂瓜能毒杀人之说并不可靠，当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于是写了《论瓜》（《徐渭集》，第1145—1146页。）一文进行辨析。这是理智战胜情感的一个实例。

秋天，徐渭收到徐枳从辽阳寄来的信函。徐枳在信中说，以贩卖人参获利。徐渭写了四首诗寄给徐枳。第一首云：

落叶垛阶黄，枯株倚壁长。

孤雏何久客？独雁不成行。

冻色天将雪，愁颠镜满霜。

解之频痛饮，有客饷无肠。

（《枳久于李宁远镇，又云贩人参》，《徐渭集》，第213页。）

诗中充满了对徐枳的牵挂和思念。徐枳一人外出谋生，一直是徐渭晚年最牵挂的事。徐渭有北方生活的经历，想到北方此时已天寒地冻，不免愁绪满头，连白发都增添了许多。对此，徐渭也只好借酒消愁，幸好有友人送来螃蟹作为下酒菜。在第三首诗中，徐渭写道：“贩参如宋清，我作柳宗元。”宋清是柳宗元所写《宋清传》的传主，善于卖药，自称卖药的目的：“清逐利以活妻子耳。”（《柳河东集》卷一七。）徐枳贩卖人参，目的相同，所以徐渭作此比喻。徐渭在第四首云：“汝妇解蒸梨，吾餐每餍之。”这说明徐枳的妻子对徐渭很孝顺，也了解徐渭的口味。这也是前年徐渭从徐枚家搬回来居住的原因之一。

冬天，绍兴的天气显得有些反常。十月、十一月连续下了两个月的大雨；从十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初一起，百舌鸟群鸣数日；十二月初一彻夜雷电。乡村又发生虎吃人之事。徐渭的一首七言古诗不仅如实地描绘了上述现象，而且还写道：“猛虎食人为食豕，百物价高宁倍蓰。”“不饮不啖拼已矣，宾来宾去无将迎。”“几筵屏帐无家火，鞋袜衣衫多补丁。”“我所解者提胡芦，枝头劝我邻家沽。提胡芦，不知吾，少青蚨。”（《十月望，十二月朔，百舌群鸣连日；腊朔之夜，雷电彻晓；大雨两月；乡村人来说虎食人，经秋不去》，《徐渭集》，第163—164页。）从中可见，当时野兽食人，物价昂贵，民不聊生。徐渭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甚至家中断饮，只好不饮不啖，过着饥饿的生活，而身上的衣服鞋袜都缝了补丁，也就不参与迎来送往的活动了。

回眸往事

万历十九年（1591），徐渭七十一岁，按理应该享清福了，但他仍然要依靠自己的劳作来补给生活的用度，或作文作诗来获取酬谢，或作画写字来接受礼物。秋天，徐渭代浙江乡试主考官撰写了《试录前序》（《徐渭集》，第936—938页。）一文。不久，他又接受主持云南乡试的御史之请，写了《齿录序》（《徐渭集》，第938—939页。）一文。而徐渭从两位官员手中获取了酬金，可以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

陈守经送给徐渭三十只大蟹和几条鲈鱼。徐渭一生喜爱吃蟹，晚年尤其如此，蟹与酒成为他日常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徐渭写一诗赠给陈守经：

喜有贤人敬长心，老饕长得饫烹饪。

陈遵减封泥液，董卓脐高塞坞金。

灯火每占花黯黯，人琴俱涩雨沉沉。

细鳞紫甲宜觞物，酒乏诗穷更漏深。

（《陈伯子守经致巨蟹三十，继以浆鲈》，《徐渭集》，第794页。）

诗题下原注：“二儿北游久滞，每占灯花，又连旬淫雨。”徐枳自前年十一月北上，至今未归，始终成为徐渭的牵挂。当时通讯不便，徐渭无法知道他的状况，只能通过对灯花明暗的观察来判断吉凶了。

过了几天，钱王孙也送给徐渭螃蟹，并请徐渭写一幅字。他送的蟹只只饱满，不比陈守经的小。徐渭十分喜爱，也写了一首诗赠给他：

鲰生用字换霸螯，待诏将书易雪糕。

并是老饕营口腹，省教半李夺蛴螬。

百年生死鸬鹚杓，一壳玄黄玳瑁。

不有相知能饷此，止持韭脯下村醪。

（《钱王孙饷蟹，不减陈君肥杰，酒而剥之，特旨》，《徐渭集》，第292页。）

诗末原注：“文待诏却唐王黄金数笏，而小人持一索字，内之。”文待诏即指文徵明，唐王送上黄金来向他求字，他不给写，而小老百姓送上年糕，他却接受了并给写字。（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亦有类似记载，只不过唐王向文徵明求索的是画而不是字。）文徵明是徐渭的前辈。徐渭诗中使用这个故事，意在表明书画家卖书画给谁是由他自己的价值观决定的。文徵明偏重与普通百姓交往，徐渭也如此。王思任《徐文长先生佚稿序》说：“（徐渭）终以对贵人为苦，辄逃去，与不如公荣者饮即快。卒然遭之，科头戟手，鸥眠其几，豕接其盆，老贼呼其名氏，饮更大快。一有当意，即衰童遢妓，屠贩田，操腥熟一盛，螺蟹一提，敲门乞火，叫拍要挟，征诗得诗，征文得文，征字得字。”（《徐渭集》附录，第1350页。）这段叙述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大抵勾勒出徐渭的精神面貌。自从在北京与富贵人闹得不愉快后，徐渭晚年的交往偏重于市井百姓。

史甥是徐渭晚年诗文中经常提到的人物，与徐渭的交往十分密切。有的学者认为史甥即史（字叔考）（徐《徐文长》，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均持此说。），但不知何据。陈继儒《史叔考童斋集叙》云：“余尝见《合纱》、《檀扇》、《鹣钗》、《双鸯》、《樱桃》诸词，惊曰：世乃更有徐文长乎！客曰：此即文长之友史叔考也。叔考自少娴公车言，会江陵下沙汰之令，檄郡国录士上督学使，额无过十五。叔考叹曰：寒书生岂能飞度铁步障乎！遂作《破瑟赋》以谢同仁，不应举。文长闻而喜曰：史君赋使碎琴之陈子昂愧不能穴地遁去。自是与叔考交甚。即南阡北陌，高山大泽之间，无不与叔考俱，而谈艺尤甚洽。”（《陈眉公集》卷六。）陈继儒此文为史所写，其提供的信息当是真实可靠的。文中所说“此即文长之友史叔考也”、“自是与叔考交甚”，均与舅甥之谊无关。史与徐渭交游始于万历三年，徐渭写给他的诗文均标明“史叔考”，而不称“史甥”，如《送史叔考读书兵坑》、《雪中红梅次史叔考韵》、《史叔考荷汀号篇》（《徐渭集》，第307页、第808页、第809页。），等等。因而，史甥不是指史，而是史姓的外甥。

史甥每次去看望徐渭，都带去一些时令食物，而不是贵重礼品。从这一点看，史甥恐怕也是一位寻常百姓，至少不是高官贵人。他所送的蟹和酒正是徐渭最喜爱的，因此他每次向徐渭求索字画都能如愿以偿。从徐渭写给史甥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徐渭晚年的书画作品已登峰造极。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老谑墨》：

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

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

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

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

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裁？

君莫猜，墨色淋漓两拨开。

（《徐渭集》，第154页。）

在这首诗中，徐渭阐明任何事物都是有其特征和规律的，绘画也是如此。绘画的最高境界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不求形似求生韵”，这就指出写意画的本质与特征。

徐渭的写意画在表现方法上主张用墨大胆即“墨色淋漓”，以神韵取胜。徐渭在《题史甥画卷后》说：“万历辛卯重九日，史甥携豆酒河蟹换余手绘。时病起，初见无肠；欲剥之剧，即煮酒以啖之。偶有旧纸在榻，泼墨数种，聊以塞责，殊不足观耳。天池山人徐渭书于葡萄最深处。”（《徐渭集》，第1095页。）强调大写意画的“泼墨”。他为此画而写的诗云：“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成雷。惊花蛰草开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又图卉应史甥之索》，《徐渭集》，第154—155页。）表现了画家创作时的精神状况。

万历二十年（1592），从正月初一起，绍兴就雨雪连绵不断，一直下了十八天，到十九日天才放晴。徐渭已经七十二岁，行动不便，衣着不洁，天气不佳，也就不外出贺年。难得遇上一个晴天，他就坐在门口，对着太阳，捉衣衫上的虱子。他在诗中写道：“对之堪一斗，坐落晚天霞。”（《新岁壬辰，连雨雪十八日，老晴，袒而摸虱》，《徐渭集》，第731页。）他从早上到傍晚，捉下的虱子甚至可以装满一斗，可见身上虱子非常多。

清明节前，徐渭最后一次去木栅山扫墓。春天百花开放，景色宜人。睹物思人，徐渭感慨万分，写成组诗《春兴》（《徐渭集》第261—263页收《春兴》共八首，但八首诗并非一时之作，其中第七首叙及万历二十年秋天事及次年李如松援朝抗倭事，当为次年所作。）。这组诗对了解徐渭晚年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均有帮助，需进行解读。其一云：

好景蹉跎知几回，今春商略紫洪隈。

固应带插挑深笋，兼好提尊饯落梅。

双蹇百钱苦难办，片桨孤舟荡莫催。

见说山家兜子软，借穿峰顶晚霞堆。

诗题原注：“紫洪笋绝佳。”扫墓之时理应带上锄头去挖笋，并带着酒凭吊残落的梅花。然而，七十二岁的老人要去挖笋，恐怕力不从心，大约只是想象之词。徐渭晚景贫困，无钱雇驴上山，只得搭乘乌篷船抵达山脚下。而腿脚行走不便，也只好乘便轿于晚霞中到达墓地。其二云：

乾坤瞬息雪边风，万事阴晴雨后虹。

已分屠门斋后断，只难酒盏座前空。

半缗榆荚求书客，数点梅花换米翁。

小饮墙西邻竹暗，绵蛮对对语春丛。

乾坤瞬息变化，气候阴晴难料，都是对人生际会的感慨。家境贫穷，饮食中已断肉类，只是酒瘾难断，勉强维系。而这些又全凭自己写字绘画所得，徐渭晚年生活的清苦于此可见一斑。但徐渭一生对生活持乐观的心态，几杯小酒，聆听邻居竹林丛中小鸟的鸣叫声，也是一种乐趣。其三云：

二月四日吾已降，摄提尚复指苍龙。

当时小褓慈闱绣，连岁寒衣邻母缝。

一股虫尸忙万蚁，百须花粉乱千蜂。

自怜伯玉知非晚，除却樽事事慵。

徐渭在诗中回忆了自己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家人及邻居均为新生儿的到来感到高兴，慈母亲手绣襁褓，邻母帮忙缝童衣。千般心意万般关爱都在忙乱中体现出来。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然而，徐渭活到七十二岁，依然没有悟出一生中走错了什么路。只是人到古稀，万事皆休，除了能够每天饮酒外，也就懒得去操心别的事了。其五云：

七旬过二是今年，垂老无孙守墓田。

半亩稻秧空饿鹿，两株松树罢啼鹃。

悲来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细雨天。

忽捻柳枝翻一笑，笑侬元是老婆禅。

诗的前四句述及晚年景况，年已七十二，膝下无孙儿，田里的半亩稻秧被鹿吃掉，墓地的两株松树也被人盗砍。诗的后四句又涉及身世，徐渭出生百日，父亲就已去世，“悲”与“哭”均由此而来。他进而追问人生的意义，但无法作出解释，因而自嘲是“老婆禅”，未能达到佛教所指出的觉悟，不能消除烦恼与苦痛。其八云：

孟光久矣掩泉台，海口新阡此再开。

暖色一天霞影入，寒潮万里雪山来。

迢迢支垄何方发，个个曾杨着处猜。

急买松秧三百本，高阴元仗拂云材。

此诗为亡妻潘似迁墓所作。徐渭一生娶过四次妻子，其中张氏被他所杀。潘似是徐渭的第一任妻子，两人共同生活了六年，潘似因病而去世。徐渭在潘似去世四十六年之后，仍然替她改葬，可见他对潘似的恩义深厚，终生不忘。徐渭在《亡妻潘墓志铭》中说：“生则短而死则长，女其待我于松柏之阳。”（《徐渭集》，第634页。）迁墓改葬即为践约之举。然而，墓地的两株松树已被盗砍，于是徐渭设想急买松秧三百本，使墓地种满松树。

这段时期，徐渭与钟天毓交往密切。钟天毓名廷英，号华石，上虞人。其父钟，曾任池州知府。徐渭曾应钟天毓之请，为他撰写《百千斋序》（《徐渭集》，第1089—1090页。又，百千斋为钟天毓的斋名。）。两人曾在一起赌藏钩，钟天毓输给徐渭一斤后山茶叶，徐渭输给钟天毓写十八把扇面。（参见《予与钟公子大赌藏钩，钟输后山茶一斤，予输写扇十八把》，《徐渭集》，第108页。）清明过后，钟天毓送给徐渭石棣茶，并向徐渭索要《春兴》组诗。石棣茶是池州名茶，正是徐渭所喜爱的。徐渭随即写了《谢钟君惠石埭茶》（《徐渭集》，第725页。）一诗给钟天毓，并在信中说：“正苦焦渴，蒙惠石埭，甚感慰。《春兴》都漫作，奉览徒取哂耳，俟当中善抄者来，抄寄耳，腕病不胜书也。”接着又说：“写答了，忽寻封套，得《春兴》旧抄奉上，是诗神不替我掩丑也。”（《与钟天毓》之四，《徐渭集》，第1122页。）徐渭此时病腕，不便书法创作，幸而找出原来抄稿，才得以了却钟天毓之请。

钟天毓是晚辈，寄诗向徐渭请教。徐渭在回信中评价钟天毓的诗：“细腻中有老剌，老剌中有娇丽，且复间出新鲜，真可称大作家也。嚼之不已，更有余味，健羡健羡。”（《与钟天毓》之三，《徐渭集》，第1122页。）对钟天毓的诗作给予了肯定。钟天毓同时还寄来了《长吉集》注释本，征求徐渭刊刻的意见。这个注本采用了徐渭十分之一二的注释。长吉是唐代诗人李贺的字，其诗想象新奇，造境幽眇。徐渭在同一封信中说：“《长吉集》注见示者仅得鄙人注十之一二，刊犹不刊也。必寻最后注，或可付梓。”可见，徐渭对为古人集子作注持审慎的态度。

徐渭倾力改编梅鼎祚的杂剧《昆仑奴》。梅鼎祚，字禹金，号汝南，安徽宣城人，其父梅守德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550—1553）任绍兴知府。徐渭改编《昆仑奴》，事先并没有与梅鼎祚取得联系，而整个改编始终处在兴奋之中。短短几天之内，他先后写过三封信给钟天毓，均道及改编之事：“闻锦帆夜发矣，倘未果，有改宁国梅君《红绡》剧欲呈览，偶无人抄出，倘稽一宿，明午当盱目也。”（《与钟天毓》之五，《徐渭集》，第1122—1123页。）“昨所云改者，乃宁国梅君名禹金字九鼎所作《昆仑奴》杂剧，十有五七可取，而少瑕三四耳。仆妄改之，字甚草草，意俟真书者抄奉，以尊者知音耳。”（《与钟天毓》之六，《徐渭集》，第1123页。）“谬改梅剧，写未完，聊以旧写者并奉请政。凡二纸，却须彼原刻全本对览方彻。小摺红格者万勿令人见之，缘中多狂语也。”（《与钟天毓》之八，《徐渭集》，第1123页。）从徐渭给钟天毓的信函来看，钟天毓也应是一个戏曲行家。否则，徐渭不会以此姿态与他交往。

徐渭完成《昆仑奴》改编后，意犹未尽，又写了《题昆仑奴杂剧后》六段文字，其中涉及对此剧的评价：“此本于词家可占立一脚矣，殊为难得。但散白太整，未免秀才家文字语，及引传中语，都觉未入家常自然。至于曲中引用成句，白中集古句，俱切当，可谓拿风抢雨手段。”（《题昆仑奴杂剧后》第一段，《徐渭集》，第1092页。）徐渭又阐述了他的戏剧本色观：“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题昆仑奴杂剧后》第三段，《徐渭集》，第1093页。）接着，徐渭又表明他的戏剧雅俗观：“点铁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题昆仑奴杂剧后》第四段，《徐渭集》，第1093页。）可见，徐渭的改编是在他的戏剧理论指导下而进行的，目的性十分明确。

徐渭于四十年前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绍兴认识唐顺之，唐顺之对他的才华颇为赏识。尽管唐顺之已于嘉靖三十九年去世，但此事影响徐渭终生。徐渭家境困难，无力刊刻自己的作品。在心灰意懒之际，忆起昔日相知唐顺之，想尽焚作品，聊以祭奠相知。一位朋友极力劝阻，徐渭才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在《年》中写道：

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

哭既不回知久绝，请将一物付秦灰。

（《徐渭集》，第375页。）

诗下原注：“吾欲尽焚旧草，故作此诗。一友止之，遂止。相知者是姓唐人。”从时间上看，注是在诗成之后和焚稿计划放弃后才补上的。徐渭打算以焚稿的方式来纪念唐顺之知遇之恩，可见唐顺之对徐渭的影响至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七十三岁，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他对国家大事保持了极大的关注。他写了一首《春兴》诗，云：

胡烽信报收秦塞，夷警妖传自赣州。

十万楼船指瓯越，结交邻国且琉球。

不臣赵尉终辞帝，自王田横怕拜侯。

几岛弹丸髡顶物，敢惊沙上一浮鸥。

（《春兴》第七首，《徐渭集》，第263页。）

这是一首纪实诗。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宁夏致仕副总兵拜杀死巡抚都御史党馨，据城反叛。御史梅国桢推荐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李如松于六月率兵抵达宁夏，九月平定叛乱。宁夏原为秦塞，诗的首句即指此事。自次句起指日本企图侵扰东南沿海和入侵朝鲜事。万历十九年七月，浙江、福建向朝廷报告日本引诱琉球入犯，一时传言纷纷。到了次年，日本果真入侵朝鲜，李如松又奉命率兵东征。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六起，经略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率兵攻克平壤，血战碧蹄馆，大败倭寇，追击至釜山。（参见《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92—6193页。又，《明史》卷二《神宗本纪》亦略载此事，第275页。）徐枳此时正在李如松幕府中，参加西征宁夏和东征抗倭援朝两次战役，徐渭诗中涉及的史实当为徐枳信函中提供。徐渭以七十三岁高龄，看到平乱及抗倭的胜利，心情自然兴奋，于是诗的尾联表现了高涨的必胜信念。徐渭一直以来就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到了暮年依然壮志不已。

徐渭已经意识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对自己一生的经历应该有个交代。于是，他着手撰写《畸谱》。他在七十岁时就自称畸人：“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答嘉则二首次韵》，《徐渭集》，第292页。）所谓“畸人”，是指独特志行、不同流俗的人。徐渭以此自称，当本于《庄子·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集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页。）也就是说，以世俗的眼光来审视，畸人的行为是怪异而奇特的，但他的一言一行却是合乎天道的，是自然而率性的。徐渭以此来界定自己的一生，说明他对自己有着清醒而确切的把握。

《畸谱》以编年的形式对自己一生的行迹进行了明明白白的交代。确切地说，这是徐渭自编的年谱。除了正文之外，还附以《纪师》、《师类》、《纪恩》、《纪知》四类。徐渭撰写《畸谱》时的心情不是痛苦的，而是十分平淡而真诚的。他对所涉及的事件，不夸张，也不掩饰，而是准确而客观。这是《畸谱》的特色之一。其二，徐渭一生恩怨无数，挫折多多，但在谱中却是详恩略仇。比如他与张元忭在北京时曾有严重的隔阂，但仍然将张氏父子列入四大恩人，其他两位则是嫡母苗夫人和总督胡宗宪。再次，徐渭十分敬重师长，有的只是从学数日，也被列入十五人的“纪师”中，而对影响终身的五人又另列“师类”。对于一生中所遭遇的恨事与悔事，则往往以“劣”“北”“悔”等简单文字表示。

《畸谱》记事止于七十三岁，陶望龄《徐文长传》也说：“年七十三卒。”（《徐渭集》附录，第1341页。）至于卒于何月何日，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无从考证。陶望龄描述徐渭死时的状况：“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稿寝。”可见，徐渭是在贫穷与疾病双重困扰中结束一生的事业的。徐渭死后，被葬在绍兴城南木栅山徐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