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陈管见：关于古徐国史研究中史料运用与论证方法之商榷

徐坤明

徐明旭主任、徐国英副主编钧鉴：

拜读二位关于古徐国史及郯城“豹公墩”辨析之大作，感佩二位对徐氏源流研究的拳拳之心与严谨态度。二位以《郯城县志》方志记载为切入点，对郯城徐氏相关说法提出质疑，其所秉持的“尊重事实”之精神，实为学术研究之基石。晚辈后学，不揣浅陋，敬陈数端，就学术研究中史料运用与论证逻辑之相关问题，略抒管见，以期商榷。

一、方志记载与历史事实并非简单等同

二位论证的核心依据之一，在于乾隆、嘉庆及2001年版《郯城县志》均无“豹公墩”“豹公墓”之记载，由此断言其为伪造。此一论证逻辑看似严密，实则存在可商榷之处。

方志之修撰，虽有存史之功，然其编纂体例与信息收录自有其局限性。方志侧重于当代政区沿革、赋役户口、人物艺文、山川祠祀等实用信息的记录，对于前代陵墓遗址，尤其是久已湮没、地面已无显著标志的远古墓葬，往往失载或仅存其名。以《郯城县志》无载而否定“豹公墩”之存在，恐有以方志之有限涵盖历史之无限之虞。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郯城为徐氏祖源地之说，并非全无文献依据。南宋淳熙乙巳年（1185年）由蔡元定作序的《徐氏宗谱》即有明确记载：“若木……夏仲康封徐国君，食邑东海……豹，夏袭徐国君，以上皆葬东海郯城北七里”。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福建南城龙溪《徐氏宗谱》、安徽歙州《徐氏宗谱》等亦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此类谱牒文献虽非正史，但作为家族世代传承的记载，其史料价值不宜一概抹煞。蔡元定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律吕学家，其学术声誉足以保证其所序之谱牒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考古发现印证徐国曾以费县、邳州为中心，但不能完全否定郯城关联

二位引费县“余子汆鼎”、邳州“梁王城遗址”及“九女墩”等考古发现，论证古徐国中心在费县与邳州一带，此论诚有所据。

关于“余子汆鼎”，据临沂学者考证，该鼎1965年出土于费县东蒙镇台子沟村，铭文“余子汆之鼎百岁用之”中的“余”即“徐”之古字，确为春秋早期徐国国君之物，证实徐国在春秋早期确曾活动于鲁东地区。关于“梁王城遗址”，经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历时五年考古发掘，确认其始建于春秋中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大城与小城的双城制格局与诸侯国都形制一致，学界多认为此即春秋中后期徐国都城所在。该遗址2004—2009年的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层厚度达5米，保存状况良好。

然需注意者有二：其一，徐国历时长达1552年（若木受封至章禹失国），其间国都及活动中心经历了多次迁移，正如学者李常松考证，早期徐国位于蒙山西麓的费县、平邑一带，西周中期徐人南迁后重建于徐州一带。费县、邳州之发现，证明的是徐国在不同时期的中心所在，尚不足以否定郯城作为徐国早期活动区域或祖陵之地的可能性。其二，“豹公墩”作为徐氏始祖陵的说法，得到部分地方文保部门的认可——2001年郯城县政府将其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升级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关于“豹公墩”名称来源的辨析

徐明旭主任文中提出，《郯城县志》所载“处士徐伟行墓志铭”中“葬于郯城北六里墩”一语，乃“豹公墩”名称之来源，此说似有穿凿之处。

“墩”在鲁南苏北地名中本为常见通名，《郯城县志》所载明代“十五墩、十里墩、五里墩”等十一墩台，皆为军事性质之烽火墩。而“豹公墩”之“公”，乃古人对先贤之尊称，与明代墩台之命名逻辑有别。当地徐氏族人世代相沿，称其为“豹公墩”，郯城镇城后村81岁徐祗法老人、龙门村78岁修谱专家徐祗湘均能讲述世代祭扫相传之情形。若仅为“六里墩”之音转，何以当地徐氏世代相传为始祖陵寝？此中或有更深层的历史记忆存焉。

四、方志与族谱互证中应持何种态度

诚然，族谱文献多有攀附、伪托之弊，治史者不可不慎。然宋明以降之谱牒，尤其是蔡元定所序之类具有学术背景者，其中所载“以上皆葬东海郯城北七里”的信息，是纯粹凭空捏造，抑或有所本而传其概，仍可进一步辨析。

此外，二位将“东海堂”郡望的形成完全归因于南朝京口徐氏，而否认其与郯城之关联，此论亦有偏颇。东海郡本为秦置，汉承秦制，郯县长期为东海郡治所。汉代东海郡徐氏已有一定影响力，徐姓族人众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徐羡之、徐湛之、徐勉、徐陵等郯籍或东海徐氏名人，正史列传历历可数。南朝京口徐氏之兴盛，固然是东海徐氏郡望形成的重要阶段，但若谓东海郡望与郯城全无渊源，与历史事实恐未尽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