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下求索《徐渭传》

师从季本

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起，徐渭正式拜季本为师。而此前，徐渭已与季本有交往，其时徐渭年龄为二十一岁。（《胡公文集序》云：“往渭冠时，得见今右布政使胡公边事疏于师季长沙公所，盖读之累日夜。”（《徐渭集》，第519页）文中所提及的胡松上疏为嘉靖二十年事，以此推测。）从结识季本到正式拜他为师，其间经过了七八年。在这七八年中，徐渭在人海沉浮，生活困顿，精神苦闷。尤其是最近几年，徐渭接二连三遭受不幸，百思不得其解。而拜季本为师，恰恰是为了解开精神上的情结。季本是王阳明的学生。王阳明的学说影响了明中晚期整个知识界，成为盛极一时的思想潮流。徐渭在《畸谱》中说：“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徐渭集》，第1332页。）可见，季本对徐渭的影响。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登进士第，授刑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死后，王守仁任庐陵知县，后累迁为南赣巡抚。因平定大帽山、横水等地方民变和宁王朱宸濠叛乱，升为南京兵部尚书。死后被封为新建伯，谥文成。（参见《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2页。）

王阳明的学说是对程朱理学的拨乱反正。程朱理学强调的是“理”，即“天理”，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而王阳明则以“心”为核心。他认为万物统一于心，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即“心外无物”；人心也是一切事理的出发点，即“心外无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致良知”，强调一切道德修养、学问功夫，都是在内心中体认先天具有的“良知”，除去昏蔽“良知”的一切欲望，从而做到“心明”。“心明”便是天理，自我的存在便由此得到最终的实现。他进而认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强调知行合一。这种思想在当时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首先它否定了“天理”的存在，要求一切求诸自我，而排斥所有外在的权威，从而强调了个人意志的崇高和尊严，给个性张扬提供了空间。其次，“致良知”要求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内心自省，而排拒传统道德中虚伪的成分，对确定人的自信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渭对王阳明及其学说表示了极大的崇敬。他在《新建伯遗像》诗中写道：“千古真知听话虎，百年遗像见犹龙。”（《徐渭集》，第228页。）视其学说为“千古真知”，高深奇妙，变化不可测。他代人起草的《为请复新建伯封爵疏》（《徐渭集》，第440—442页。）一文，列举王阳明平生功绩，力辩学术与事功关系密切，请求恢复王阳明的封爵。《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其后》则指出由于推崇王阳明的人品，也就推崇他的书法，进而推崇他少年时的书法。（参见《徐渭集》，第570页。）《书新建公二序手稿》认为王阳明的书法“天风海涛，乃近元常”（《徐渭集》，第578页。）。元常是三国魏时钟繇的字，擅长楷、行、隶诸书，尤精于楷书。徐渭指出王阳明的书法风格与钟繇相近，气势逼人。而在《书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迹》中，徐渭进一步认为，王羲之是“书掩其人”，王阳明则是“人掩其书”（《徐渭集》，第576页。），将人品与书品联系在一起论述。徐渭赠王阳明之子的《送王新建赴召序》则直接称赞：“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之道也。”（《徐渭集》，第531页。）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承继了周公、孔子的道统，具有圣学的地位。

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阳明因父亲病故，回乡守制，在绍兴筑室阳明洞，聚众讲学。徐渭当时处于幼年，自然无法前去听讲。但他后来专门去探视王阳明讲学之所，并写有《阳明洞》一诗：

阳明洞天小，名为道流芳。

马融今别去，传经冷石房。

（《徐渭集》，第834页。）

马融是东汉时的大儒，从学者数以千计。徐渭以王阳明比马融，表示跟随王阳明的门徒众多。而自从王阳明去世后，传经布道便成为空谷足音。此诗充分肯定了王阳明的巨大影响。此外，徐渭还曾专门探访过王阳明被谪途中居住的石洞，写下了《水帘洞》一诗，称颂王阳明“投荒犹自闻先哲”（《徐渭集》，第222页。）的勤苦思索精神。

徐渭的老师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他自幼聪慧，上自儒家学说，下至星历、度数、地理、兵农之书，无所不读，但未得要领。自从师事王阳明后，彻底放弃原有的学说，一心用于致良知之说。正德十二年（1517）中进士后，他打算舍弃仕途而跟随王阳明探究学问，还是在王阳明的劝说下，他才去就任福建建宁推官。由于居官耿直，为人刚正，仕途并不顺利，最后从长沙知府任上退休还乡。应该说，季本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讲学，弘扬和阐发致良知学说。他被贬为揭阳主簿时，曾到王阳明在南宁创建的敷文书院讲学，听讲者“日之百计”。他出任辰州通判时，又在辰阳书院亲自讲学。他升为吉安同知时，又在青原山聚众讲学，阐明致良知学说。他回到绍兴后，讲学长达二十三年。跟随季本学习的人，都是“博洽执持奇俊之士”（《师长沙公行状》，《徐渭集》，第643—650页。）。其中，与徐渭同一时期在季本门下的，有柳文、丁肖甫、萧女臣、叶子肃、李子遂、马世培、任士成、张道本等人。徐渭与他们多有往来，有的甚至保持终生友谊。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原是针对朱熹“格物致知”而提出来的。但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对“致良知”的解说各有不同。季本与王畿都是王阳明的得意门生，而两人对“致良知”的理解就不一致。王畿认为“致良知”当以自然为宗。季本强调“致良知”应以警惕为功夫。为驳斥王畿的说法，季本在青原山讲学时，著《龙惕书》以申明其学说：“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理自内出，镜之照自外来，无所裁制，一归自然。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常以此为先哉？”（《知府季彭山先生本》，《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第308页。）王畿则在《答彭山龙镜书》中反驳道：“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贵自然，警惕时未可自然，自然时无事警惕，此是堕落两边见解。《大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及其正，此正入门下手工夫。”（《郎中王龙溪先生畿》，《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第291页。）对两家的争论，徐渭著有《读龙惕书》一文。他在文中说：“惕之与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徐渭集》，第678页。）试图调和两家的争论，而其倾向性则在于强调“致良知”要在修养上下功夫。

季本对徐渭的才华颇为赏识，在著《诗说解颐》时，曾征求他的意见。徐渭在《奉师季先生书》之三中说：

其中有不尽者，则以《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不知夫子以为何如？（《徐渭集》，第458页。）

《诗经》中兴体的起句，有些兼有“比”、“赋”的作用，有些只是一种发端，辞义与下文并不相连。此种现象在民间歌谣中也普遍存在。然而自从《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后，儒生解经，往往穿凿附会。徐渭则明确指出《诗经》的“国风”与乐府民歌及当时的俗曲童谣并无二致，性质完全相同，因而可以通过当时民间歌谣中兴体的特点来理解《诗经》的兴体。这就揭开了历来披在《诗经》身上的神圣色彩，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钱钟书极为推崇此论，认为“深有得于歌诗之理，或可以阐‘触物起情’为‘兴’之旨欤”（《关雎（四）》，《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徐渭与王阳明的另一位得意门生王畿关系极为密切。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人。嘉靖二年（1523）下第后，跟随王阳明探究学问。嘉靖十一年中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武选郎中。后来辞官返乡，讲学四十多年，进一步把良知学说与禅宗思想相结合，强调良知“无善无恶”，主张只要守住这无善无恶的本心，任其自然，不作任何人为的调节、束缚，便是“致良知”。（参见《郎中王龙溪先生畿》，《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第291页。）徐渭和王畿是姑表兄弟的关系，两家多有往来，徐渭代作的《题徐大夫迁墓》一文，就是以“王畿”署名的。徐渭虽然没有正式拜王畿为师，但对王畿非常崇敬，敬王畿为师。他在《畸谱》的“师类”共列举了五人，而王畿被列为第一人，其他四人分别为萧鸣凤、季本、钱和唐顺之。（参见《徐渭集》，第1332—1333页。）可见，徐渭自认为受王畿的影响很大。

对徐渭来说，王学提供了一种从根本上把握人生的途径。徐渭从小在受压制、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成年后又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因而在精神上积聚了沉重的痛苦。他表面上表现出孤傲、偏激的个性，与外部世界产生对立，而内心里恰恰潜藏着自卑。这种矛盾的情结在徐渭身上显得十分突出。就本来意义而言，王学是一种引导人们通过内省的方式自致于“圣人”境界的学说。它否认任何外在的价值标准，要求人们不要计较于事功的成败得失，而把自我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对解决徐渭当时的人生困惑，无疑提供了精神支撑。既然人生的价值在于内心修养而不在外在的表现，那么世俗的一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更没有必要为一时的成败得失而痛苦了。王阳明学说的这种精神渗透到徐渭一生的方方面面。从为人处世的疏狂到诗歌书画创作的率意，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