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意绘事
嘉靖三十年(1551),徐渭从绍兴来到杭州,在玛瑙寺陪伴潘读书。潘,字时谊,是湖州的富家子弟。玛瑙寺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它的西面就是岳鄂王祠。两人一起谈诗论文,情趣相投,相见恨晚。徐渭在困难的情况下,得到潘两个月的饭食,心存感激。潘则对徐渭的率直性格和出众才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经历关涉到徐渭此后的生活。
徐渭在玛瑙寺伴读时,一次到寺西的岳鄂王祠游览。岳鄂王祠两边廊庑上的壁画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壁画描绘了岳飞的成长及征讨、抚降等事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画面不能表达的事件,就以简单的文字予以表述。徐渭感到绘画的表现力比史书的记载更明畅,也更动人。几天后,徐渭在市场里买了四幅《明堂图》。《明堂图》描绘的是人体上的脉络和穴位,以长萦表示脉络,以圆孔表示穴位,而将脉络和穴位的名称记在旁边,从而使人一目了然。这使徐渭很受启发。他觉得《四书》的语言,是圣贤留下的精髓,就像人体上的脉络和穴位一样,应该让人一目了然,而不应该像传注讲章那样,使人越读越糊涂。有感于此,他开始用五色笔给《四书》绘插图,用形象来表达圣贤之意。(参见《四书绘序》,《徐渭集》,第521页。)这便是《四书绘》产生的过程。《四书绘》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徐渭早期绘画作品之一。
同一年,徐渭还创作了《枯木竹石画》。北京图书馆藏余姚萍实写本《十百斋书画录》上函甲卷记徐渭此画,题画诗云:“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暮烟中。”(此诗亦见《徐渭集》第406页,题作《枯木石竹》。)下署:“嘉靖辛亥秋日写,青藤道人。”有“一泓秋水”、“田水月”、“天池道人”三方印章。“嘉靖辛亥”即嘉靖三十年。从时间上看,此画创作于秋天,当晚于《四书绘》。这又是一幅徐渭早期的作品。
徐渭还有一幅早期作品叫《笋竹》,但确切创作时间难以考订。徐渭题画诗《笋竹》云:“客里盐齑无一寸,家乡笋把束成柴。尽取破塘聊遣兴,翻引长涎湿到鞋。”跋云:“积斋丈出卷索书,予书其半而竹其半,缘日来初习乏纸,借人笺素打稿故也。一笑。天池山人徐渭。”又云:“余学竹于春,不逾月而至京,此抹扫乃京邸笔也。携来重观,可发一笑。渭。”(《徐渭集》,第1305—1306页。)徐朔方根据徐渭四度晋京的情况及上述文字的内容,推测徐渭“在二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已有北京之行”,将此画创作时间系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徐渭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第71页。)可备一说。
实际上,徐渭对绘画的关注,起于更早的时候。在越中结社之时,他已留意陈鹤的绘画,并在陈鹤那里见到过杭州的名画家沈仕,与沈仕结为朋友。他曾亲眼看过沈仕的许多画作,为沈仕写过题画诗,如《青门山人画滇茶花》写道:
武林画史沈青门,把兔申藤善写生。
何事胭脂鲜若此,一天露水带昆明。
(《徐渭集》,第404页。)
从诗的内容来看,徐渭此时虽未着手绘画,但对绘画的评论已有见地。他到吴中寻求生活出路时,对吴中的绘画艺术也颇为留意。后来,他写下了不少绘画题跋,可见吴中绘画艺术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徐渭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是颇为自负的。他在《书刘子梅谱二首》诗的小序中说:“刘典宝一日持己所谱梅花凡二十有二,以过余请评。予不能画,而画之意则稍解。至于诗,则不特稍解,且稍能矣。”又,诗题下自注:“此予未习画之作。”(《徐渭集》,第302—303页。)从中也可以看出,徐渭在没有学习绘画之前,对绘画已形成一定的见解。也就是说,徐渭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开始绘画创作的。
从杭州伴读回到绍兴后,徐渭又去拜访同知俞宪。在交谈中,俞宪说他父亲临终前写了“冰心雪操”四字交给母亲,母亲一直遵循这一遗嘱教育和培养他,使他考中进士。徐渭听后,很受感动,写了《俞母节诗》一诗:
藁砧一别泪阑干,冰雪遗书墨未干。
每执寒灯看不尽,独居罗帐岁将残。
红妆久歇孤鸾镜,白发仍簪五凤冠。
地下相逢应有问,丈夫犹自立孤难。
(《徐渭集》,第814页。)
同是幼年失父,徐渭与俞宪的状况很不相同。俞宪在慈母的抚育下,考中进士,仕途顺利,官至同知,是很幸运的。而徐渭却在幸与不幸之间,所幸的是得到嫡母苗夫人的爱护和抚育,不幸的是十岁时生母被遣,十四岁时嫡母又去世,从此失去了母爱,更为不幸的是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秀才。相同的身世,不同的命运,这正是徐渭深受感动的原因所在。
秋天,俞宪调任南京刑部主事。临行之前,徐渭写了三首诗送别。他在诗序盛赞俞宪“以文学饰史治”的功绩,并感激俞宪的知遇之恩。其中第二首写到了俞宪勤政的形象:“俯案问疾苦,春风被野草。岁月计有余,山谷惭无报。”(《送俞府公赴南刑部三首》,《徐渭集》,第57—58页。)
同在秋天,赵锦被任命为云南按察副使,云南遣使者杨时学到余姚迎接赵锦。赵锦字元朴,余姚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张天复的女儿嫁给赵锦的儿子赵淳卿,两人是儿女亲家。十月十二日,赵锦路过绍兴,住在张天复家里。徐渭前去拜访。席间,徐渭对云南边疆的情况极有兴趣,听杨时学聊起少数民族首领那鉴与明朝政府的冲突事件。徐渭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事后写成了一篇传记《那鉴》。(参见《徐渭集》,第1044—1045页。)从中也可以看出,徐渭对边疆事件一直很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