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戎幕生涯 （1-3）《徐渭传》

第五章　戎幕生涯

犹疑入幕

胡宗宪是东南抗倭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南直隶徽州府绩溪人。他于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先后被委任为山东益都和浙江余姚知县。在任期内，他不畏豪强权贵，作风强硬，显露了治理才能。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胡宗宪调任宣府、大同巡按监察御史。次年十一月又调任北直隶巡按监察御史。嘉靖三十年四月，胡宗宪出任湖广巡按监察御史。在这些任上，他整顿边防，加强防御，振作士气，处理事件，表现出较强的军事才华。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在浙江倭寇之患愈演愈烈之际，胡宗宪被委以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的重任。

嘉靖三十四年（1555）是倭患极为严重的一年，几乎每月都有倭寇的侵扰与洗劫。同时，这年也是明朝军队抗倭扭转局面的一年。总督张经与巡按胡宗宪接连挫败倭寇，先后取得王江泾、平望、横泾、陆泾坝、龛山与清风岭诸战役的胜利，抗倭形势渐趋好转，明军士气为此大振。

正当张经为彻底歼灭倭寇进行精心部署之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却以为倭寇进犯沿海，是因为触犯海神所致。他于二月向明世宗上疏提出祭海神以消除倭患的建议。赵文华，字元质，浙江慈溪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因重贿内阁首辅严嵩，被认为义子。不久，在严嵩的奏请下，赵文华被明世宗遣往松江、苏州和常州等地祭祀海神兼区处御倭之事。

赵文华抵达松江后，依仗严嵩的权势，颐指气使。而总督张经以自己位在赵文华之上，内心又轻视这个奸诈骄横的钦差大臣，根本瞧不起他。在王江泾战役中，他不仅拒绝了赵文华的所有建议，而且也不将作战计划告诉赵文华。赵文华气恼之下，秘密草拟奏疏，诬陷和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罪失机。欲俟倭饱扬，剿余寇报功，宜亟治，以纾东南大祸”（《张经传》，《明史》卷二五，第5407页。）。与此同时，赵文华转而与胡宗宪接近，希望以胡宗宪来牵制和排挤不听指使的张经。胡宗宪敏感地意识到赵文华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主动迎合赵文华的意旨。有意思的是，当五月十九日，张经关于王江泾战役的捷报辗转传到京城时，赵文华的弹劾奏疏早已呈至明世宗的手中。在严嵩的操纵下，明世宗关于缉拿总督张经和参将汤克宽来京讯问的诏令已于五月十六日发出。

不久，胡宗宪也上了一道弹劾张经的奏疏。在奏疏中，胡宗宪极尽诋毁之能事，对张经未能乘王江泾大捷之势直捣倭巢，永除倭患的行为极其不满，诬陷张径“狃于一胜而有骄心，苦于百战而萌怠意”，“心惑于利害之私而漫无定主，志骄于战胜之后而不听善言。机昧时衡，识迷当局，致使余烬复燃，前功积弃。此一臣者，盖功之首而罪之魁者也”，要求“将张经严加戒治”。（《题为督抚大臣玩寇殃民乞究治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六。）赵文华和胡宗宪弹劾的奏疏，对张经的被逮、治罪和被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王江泾大捷是明代抗倭战争的转折点，被认为“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二，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条。），而指挥战役的主帅却在事后被斩，权力斗争的残酷于此可见一斑。

五月二十三日，赵文华报告王江泾大捷的奏疏传到京师。他在疏中极力称赞胡宗宪的功绩。五月二十五日，赵文华再次上疏对失事诸臣进行弹劾，并极力举荐胡宗宪。而此前，严嵩也在明世宗面前极言赵文华和胡宗宪的功劳，而诋毁张经所起的作用。六月十九日，胡宗宪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出任浙江巡抚，并兼管福建福州、兴化、建宁、漳州和泉州海道事务，提督军务。与此同时，赵文华也被明世宗擢升为督察军务，并被赋予广泛的职权。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十九日，胡宗宪升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成为东南沿海抗倭战争的总指挥。

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月，明世宗根据赵文华的奏疏，改巡抚浙江都御史阮鹗于福建，其浙江巡抚事宜由总督胡宗宪兼理。胡宗宪请徐渭起草了《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对明世宗的委任表示感谢。在这份谢表中，徐渭首先表示了胡宗宪的自谦：“且昔叨监军纪功之任，偶成事于一时，比于今提督巡抚之难，亦奚啻夫百倍。昔犹不逮，今复何能？”其次表明了胡宗宪的决心：“臣敢不洒涕誓师，矢心图报。黄金横带，敢怀先乐之心；沧海扬波，岂望生还之日。”最后表达奋斗目标：“仗天威而策励，尊庙以周旋。取彼鲸鲵，爰助鼓鼙之衅；伫看溟渤，翻为雁鹜之池。”（《徐渭集》，第430页。）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徐渭与胡宗宪交往的最早的文献依据。至于徐渭是通过什么途径开始与胡宗宪交往的，一时已难以找到确切的依据。但是，有一个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胡宗宪的同僚和幕僚中有不少人是徐渭的朋友，徐渭与他们多有来往。如会稽典史吴成器，是胡宗宪的同乡。他在绍兴率地方军随胡宗宪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并曾取得龛山大捷。徐渭曾随吴成器参加柯亭之战、皋埠之战和龛山之战，而且写下了《龛山之捷》与《龛山凯歌》。

在胡宗宪的幕府中有一个幕客王寅，字仲房，号十岳山人。柯亭之战时，王寅挟带计策，赶赴辕门，纵论柯亭之战胜负的各种原因，于是与徐渭相识。吴成器十多次到王寅家中讨论时事，听取王寅对抗倭战争的意见。他从陶宅战败归来，王寅请徐渭撰写《陶宅战归序》，用来赠给吴成器。徐渭在文中指出抗倭战争不能取胜的原因：“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虚位，在下者无实权。此事之所以日敝也。”（《徐渭集》，第529页。）这一看法切中时弊。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徐渭在绍兴一带文名颇盛，而胡宗宪的总督府恰好驻扎在绍兴，正在忙于处理诱降王直和围攻舟山等事宜，与朝廷大臣函札往来极为频繁，需要一位文字表达能力强且表述得体的人来草拟各种函札。或许是通过上述列举两位中的一位，或许是通过其他人，胡宗宪招致徐渭来起草了《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三月，胡宗宪又召徐渭到总督府。徐渭代笔写下了《代祭阵亡吏士文》（《徐渭集》，第656—657页。）。这篇祭文是胡宗宪用来祭祀前一年冬天在岑港之战中阵亡吏士的。徐渭这两次写完文章后，并没有留在总督府，而是选择了离开。恐怕胡宗宪与徐渭都处在试探阶段，胡宗宪需要试探徐渭写这类文章的才华，而徐渭需要确认胡宗宪的诚意。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总督府是抗倭的中枢，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危、百姓生死的重任。徐渭是识大局而又有爱国情怀的人，这才是他应召捉刀的根本原因。否则，以徐渭孤傲的个性，是不会随便应召的。

徐渭离开总督府后，经山阴知县李用荧介绍，到平湖设帐授徒。此行的原因，在于徐渭当时生活相当穷困。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自己目莲巷的房屋：“每当雨雪时，举族集盆。”（《补屋》，《徐渭集》，第84页。）屋子又破又漏，遇上雨雪天，全家只得用瓦盆来接水。因而，他不得不设法去挣钱养家糊口。

九月，沈被害于宣化府。原来沈在削职安置保安后，愤郁不平，便用木块削成秦桧像，影射严嵩，早晚射捶。又经常触景生情而为诗赋文章，感慨时事，痛骂奸臣祸国。严嵩的党羽杨顺当时任宣化、大同总督，每当俺答入侵抢掠之时，总是避而不战。而等俺答扬长而去后，他却杀戮边民，割下首级以冒功。沈性格刚烈，愤怒不已，写信给杨顺，数落他的罪行，并要求杨顺出兵击虏。当时，保安发生旱灾，饥民无数，沈筹款放赈，救活一万多人。杨顺害怕罪行暴露，又暗承严嵩的旨意，想方设法陷害沈。嘉靖三十六年（1557），宣化、大同一带发生白莲教之乱，杨顺就和巡按御史路楷相勾结，在捕获的两个白莲教徒的姓名后加上沈的姓名，申报朝廷，严嵩父子又在朝廷起作用，于是沈以聚集白莲教谋反之罪，被斩于宣化府。同在保安的沈次子沈褒、三子沈衮也被害于狱中，只有夫人徐氏带着幼子逃出虎口。在家乡山阴的长子沈襄被逮送到宣化牢狱，因恰逢给事中吴时中上疏弹劾杨顺、路楷畏敌避战，残害边民，明世宗诏令逮捕两人下狱，沈襄才幸免于一死，被充军到辽东。

沈既是徐渭的老师，又是徐渭的密友，对徐渭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沈死后，徐渭写下了大量涉及沈的诗文，如《锦衣篇答钱君德夫》、《哀四子诗·沈参军》、《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作此》、《与诸士友祭沈君文》、《赠光禄寺少卿沈公传》，表达了对沈深厚的感情。

十一月，胡宗宪诱擒了王直。王直，号五峰，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他从嘉靖十九年（1540）起从事海上走私活动，几年间成为暴发户。随着明王朝海禁的加强和对海上走私的打击，王直加入了海寇集团，成为许栋的助手。许栋被剿灭后，他成为首领，招集各种亡命之徒，僭号曰宋，自称徽王，侵扰东南沿海。胡宗宪自上任浙江巡按御史那天起，即着手改变前任一味采取武力剿杀的抗倭战略和措施，而确立了“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基本战略。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胡宗宪派遣浙江鄞县生员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招抚王直。蒋洲、陈可愿与王直取得联系后，答应他两个条件，一是封官，一是开海市。王直对此很满意，表示愿意归降，并派出义子王与胡宗宪联络。经王的再次证实，王直便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以送蒋洲回国的名义，率数千精锐抵达舟山岑港。十一月，胡宗宪派指挥夏正为人质去岑港，王直将王留在岑港指挥军队，自己来到宁波，向驻扎此地的胡宗宪总督府归降。按照胡宗宪的本意，是要招安王直的，待王直为上宾，每天宴请不息。而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坚决反对，工科给事中徐浦又上疏弹劾胡宗宪，而明世宗也传来谕旨，“严责宗宪擒剿”王直及其屯聚舟山岑港的倭寇。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宪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将王直逮捕，派人押送杭州。

明世宗对胡宗宪逮捕王直的行为进行了奖励。胡宗宪召来徐渭写谢表。徐渭写下了《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徐渭集》，第431—432页。）。徐渭《畸谱》中说这年“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便辞归”（《徐渭集》，第1328页。）。四六，即指四六文，是骈体文的文体。有的论者认为“京贵人”“有极大可能是严嵩”（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第95页。）。但从胡宗宪和徐渭的行迹来看，徐渭《畸谱》所言及的“作四六启京贵人”，当指草拟《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一事，“京贵人”实指明世宗。

在总督府草拟谢表的过程中，徐渭遇见了出使日本回来的陈可愿，陈可愿与徐渭谈起了出使的有关情况，徐渭写下了《赠陈君》一诗：

长席挂帆轻，鲸波万里程。

片言降粤尉，尺组系田横。

日出亲曾见，风便始约行。

归来不邀赏，世上自有名。

（《徐渭集》，第176页。）

诗题下原注：“陈奉敕命往日本羁致王直者。直非陀、横比，取海岛之雄，略相似耳。”序中“陀”即指赵佗，秦时为南海尉，兼并桂林、南海、象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定天下，立赵陀为南越王。吕后时，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边邑。汉文帝时，派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上书削去帝号。景帝时，赵佗称臣。“横”指田横，秦末跟随田儋、田荣起兵反秦。田儋、田荣死后，他收齐散兵，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为丞相。田广被韩信击杀后，他自立为王。刘邦称帝后，他率所属五百人入居海岛。后来他应召来洛阳，在途中自杀。徐渭认为，王直的事迹虽不能与赵佗、田横相比，但雄居岛屿之事却十分相似，因而在诗中将王直比作赵佗（即“粤尉”）和田横，从而充分肯定陈可愿出使招降的功绩：“世上自有名。”

有的论者认为，徐渭直接参与了胡宗宪诱降徐海、王直的密谋，其依据为两条资料。其一，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王）、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徐渭集》附录，第1342页。）其二，钱谦益在《徐记室渭》中说：“文长知兵，好奇计，少保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皆与密议。”（《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1页。）这两条资料本身并不可靠，由此而引出的结论也就更值得怀疑。首先，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而钱谦益生于万历十年（1582），并不是与徐渭同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关于徐渭的记载当源于传闻。其次，徐渭本人并未提及诱降王直、徐海之事。他在《畸谱》中自称：“三十七岁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徐渭集》，第1328页。）徐渭三十七岁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他在《春祭先墓文》说：“渭去年春，以书记从督府驻师于鄞；前年，授经陈平湖县中；再前年，往延平滞内兄官署。”（《徐渭集》，第658页。）此文写了嘉靖三十八年，往前上推三年，即嘉靖三十五年，徐渭到福建延平府顺昌县去了。而这一年恰好是胡宗宪诱擒徐海之时。再次，有关胡宗宪诱擒徐海的记录，是茅坤写的《纪剿徐海本末》。如果徐渭参与此事，从徐渭入胡幕后草拟大量函札来看，则执笔者当为徐渭，而不是茅坤。

徐渭在总督府写完《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后，胡宗宪请他留在总督府作幕僚。徐渭坚决推辞，回到家里度过嘉靖三十七年（1558）新年。但新年刚过，胡宗宪又派人去请他到总督府作幕僚。这样，徐渭于正月初三日入胡宗宪幕府。后来，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徐渭集》，第639页。）

从这段文字来看，胡宗宪表现出礼贤下士的风范，而徐渭则态度相当傲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徐渭在自杀前写的这段文字，其真实性当不容置疑。他曾“数赴而数辞”，对是否入幕犹疑不决，其时间达一年之久。最后，促使他下决心入幕，原因恐怕有下述几方面。其一，徐渭关心国家大事，并且站在抗倭战争的前列，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功名心。进入总督府，无疑增加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其二，徐渭尽管个性孤傲，不愿与达官显贵打交道，但胡宗宪“性喜宾客”（《胡宗宪传》，《明史》卷二五，第5414页。），为人豪爽，不拘细礼，因而当徐渭提出“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2页。），即要求保持宾客身份而不是下属幕僚时，胡宗宪都爽快地答应了。从中也可见胡宗宪对徐渭的重视。其三，胡宗宪的幕府中罗致了不少名流，像茅坤、王寅、沈明臣、田汝成等都是当时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徐渭与其中的一些人关系密切。而胡宗宪待这些人都相当不错。其四，徐渭当时生活依然穷困，而胡宗宪为人大方，挥金如土，入幕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