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意《四声猿》
徐渭创作的《四声猿》，在明代戏曲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四声猿》是指《狂鼓史渔阳三弄》一出、《玉禅师翠乡一梦》二出、《雌木兰替父从军》二出、《女状元辞凰得凤》五出。他的弟子王骥德回忆说：“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赏为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曲律》卷四。）这段文字将《四声猿》创作情况交代得一清二楚。《玉禅师》（即《月明度柳翠》）是徐渭“早年之笔”，其余三剧顺序为《雌木兰》、《狂鼓史》、《女状元》。而《女状元》的本事是由王骥德提供的。
然而，由于王骥德的回忆没有提及《四声猿》创作的具体时间，有关其创作时间的推定就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完成于徐渭入胡宗宪幕府之前，是为“嘉靖说”。另一种认为完成于徐渭晚年寓居北京之际，时值万历前期，是为“万历说”。笔者认为“嘉靖说”较为接近事实。其一，《徐文长逸稿》卷四和卷八有诗两题共七首，为杂剧创作年代提供了信息。卷四《倪君某以小象托赋而先以诗，次韵四首》小序云：“倪诗以黄祖讽我……又以幕客讽我……倪别有七言绝讽我云：‘犹喜曾无江夏权。’谓我幸无权耳，不然即一黄祖也。”（《徐渭集》，第799—800页。）卷八《倪某别有三绝见遗》小序云：“一以渭《渔阳三弄》杂剧内有黄祖，乃讽我即是黄祖，特无权耳……一因四剧名《四声猿》，谓为妄喧妄叫。”末一绝云：“桃李成蹊不待言，鸟言人昧枉啾喧。要知猿叫肠堪断，除是侬身自做猿。”（《徐渭集》，第854页。）前后两序所提及的江夏太守黄祖杀害祢衡是《狂鼓史》的本事。而《四声猿》得名于《水经注》所引三峡民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三声已使人眼泪纵横，四声则更为悲惨。倪某赠徐渭诗，既以黄祖讥讽徐渭，又以幕客讽徐渭，徐渭不以为意，反而依韵答诗，可见两人交情不错。假设倪某的赠诗写在胡宗宪被捕甚或徐渭杀妻之后，倪某就不至于说徐渭妄喧妄叫，无病呻吟了。同时，徐渭即便已成为胡宗宪的幕客，但仍未受到重用，因此倪某说他“无权”了。其二，徐渭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迁居目莲巷，与其弟子王骥德仅一墙之隔，嘉靖三十七年冬迁居塔子桥，三十八年即迁居师子街，历时甚短。徐渭与王骥德从容商讨剧作，当在居住目莲巷这一段时间里。其三，《狂鼓史》的创作与沈被害有关，剧情以曹操喻严嵩，以祢衡喻沈。而沈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死于宣府。由此可以推论，创作时间在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沈被害之后，嘉靖三十七年冬迁居塔子桥之前。
《四声猿》的创作均有本事可寻，而徐渭又对本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从而寄托了徐渭的个人情感，显示了徐渭的艺术魅力。
《玉禅师》是根据当时流传极广的柳翠引诱玉通和尚破戒的故事改编而成。这个故事从宋代起就在民间流传，此后成话本、拟话本创作的素材。故事讲述玉通和尚不去参拜新任临安府尹柳宣教，柳宣教指使妓女红莲前去引诱玉通破戒。玉通中计后，随即沐浴辞世。玉通为了报复，转世为柳宣教的女儿柳翠，堕落为妓女，败坏他的家风。玉通的生前法友月明和尚让柳翠明白自己的前身来历，指引她坐化以成正果。徐渭将它改为两出杂剧，前一出写玉通受红莲引诱破戒，后一出写月明和尚指引转世为柳翠的玉通修成正果。就人物与情节而言，徐渭的创作与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相似（冯比徐小五十三岁，可能受徐的影响），而与元杂剧《度柳翠》有较大差异。在戏剧中，徐渭除了保留故事中原有讽刺官府和讽刺和尚的表层意蕴外，还表达了他对人性复杂的深刻认识。玉通在破色戒后，内心十分痛苦，他与红莲有一段对话：
【新水空】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欲河堤不通一线。虽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这等样牢坚，这等样牢坚，被一个小蝼蚁穿漏了黄河堑。（红）师傅，吃蝼蚁儿钻得漏的黄河堑，可也不见牢。师父，你何不做个钻不漏的黄河堑？（《徐渭集》，第1188页。）
这说明人欲的诱惑力十分强大，尽管玉通修行了二十年，仍然无法戒除欲根。接着，玉通援引阿难菩萨的例子为自己的行为开脱。阿难被摩登伽女用一个淫咒摄去，几乎坏了戒体，幸亏世尊如来将他救回。玉通说：“那阿难是个菩萨，尚且如此，何况于我。”（《徐渭集》，第1190页。）由此可见，无论是修行的高僧，还是菩萨，都免不了人的七情六欲。情欲是人的根本需求，禁欲是违背人性的。第二出通过月明和尚对柳翠的度脱，表达佛法理念，即“把要将不将都一齐一放”（《徐渭集》，第1196—1197页。），从而达到万虑皆空、一片空明澄澈的境界。徐渭通过对佛理的阐述，表达了他对人性复杂的理解与体悟。明代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兴起，尊重人性，尊重人的自然情欲，成为社会的普通风气。徐渭深受时代思潮的熏染，在创作中注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
《狂鼓史》写祢衡阴间击鼓骂曹操的故事。祢衡在曹操面前傲然不屈的故事在《世说新语》和《后汉书》中已有记载。《世说新语》叙说孔融的一席话说得曹操心中惭愧，不再追究祢衡的狂妄失礼。《后汉书·祢衡传》有祢衡在曹操营门外击鼓和“言语”的情节，但并没有当面责骂曹操。《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才有《祢正平衣骂贼》的故事。徐渭将史书记载与小说描写合二为一，发挥大胆的想象虚构，将祢衡骂曹操的场景设置在阴间地府，通过一次次的击鼓骂曹，宣泄其愤世嫉俗、抑郁不平之气，为天下寒士鸣不平。
《狂鼓史》是借祢衡骂曹操以骂明代的奸相严嵩，借祢衡为沈泄愤。沈被严嵩父子迫害致死，徐渭在诗文中多次以沈比祢衡，表达愤懑之情。如《哀四子诗·沈参军》：“伏阙两上书，裸裳三弄鼓……借剑师傅惊，骂座丞相怒。”（《徐渭集》，第67页。）《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骂座曾喧丞相筵，槌鼓终埋江夏土……啸歌本是舒孤抱，文字翻为触祸机。君不见，沈锦衣。”（《徐渭集》，第126—127页。）《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曹操沽名不杀贤，终付祢衡与黄祖。”（《徐渭集》，第718页。）《与诸士友祭沈君文》：“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徐渭集》，第1051页。）曹操让江夏太守黄祖杀死祢衡，严嵩指使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陷害沈，手段相似，这是作者的自白。徐渭借用祢衡之口，历数曹操奸诈、虚伪、狠毒、凶残的本性，刻画了一代奸相的典型形象。曲词慷慨悲壮，激越奔放，犀利尖锐，充分体现作者孤傲狂放、自由不羁的个性。同时，《狂鼓史》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徐渭的自喻。剧中写天帝白玉楼落成，礼请祢衡为修文郎。徐渭通过这个典故，表达了文人怀才不遇而自我安慰的情怀，这与徐渭自己的科场经历十分吻合。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在剧中却化为扬眉吐气了。
《雌木兰》取材于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辞》，剧情与叙事诗基本相同，只是将剧中的人物具体化并加上团圆的结尾。徐渭选用这一题材，显然出于他的逆反心理，木兰的唱词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一点：“休女身拚，缇萦命判，这都是裙衩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徐渭集》，第1198页。）即封建社会的大人先生还不如他们所轻视的女流。再加深一点考虑，也可以说举人进士还不如他一个穷秀才。徐渭在剧本中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此剧在《四声猿》中文辞最佳，但也最缺乏创造性的发挥。
《女状元》写五代时黄崇嘏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这故事最早见于《太平广记》所收的《玉溪编事》中，明代杨慎亦有记叙。据王骥德《曲律》所说，徐渭写完三剧之后，叫王骥德再觅一事，凑足四声之数。王骥德提出杨慎所述黄崇嘏故事适应写戏，因而徐渭有此作。在剧中，徐渭极力张扬了黄崇嘏的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难得的是吏治精明。这多少有徐渭个人的生活影子在内。同样，徐渭借助考生胡颜与主考官的对话，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胡颜说：“韵有什么正经，诗韵就是命运一般。宗师说他韵好，这韵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师说他韵不好，这韵是叶的也是不叶的。运在宗师，不在胡颜，所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周庠回答道：“也要合天下的公论。”胡颜又说：“咳！宗师差了。若重在公论，又不消说‘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了。”（《徐渭集》，第1211页。）徐渭多次应试，屡战屡败，感同身受，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与其说这是胡颜的感慨，倒不如说这是徐渭的内心独白。
《四声猿》四剧自一出到五出不等，除两套《点绛唇》（《狂鼓史》和《雌木兰》第一出）是北杂剧外，其他都是南戏或以南曲为主的短剧，形式自由，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南北两大声腔互相渗透的产物。而这正好体现了徐渭对杂剧体制进行大胆的创新。这种创新具体表现在折数、曲调、演唱方式等方面。
首先，元杂剧的固定形式是四折一楔子，而徐渭则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来确定折数。《狂鼓史》写击鼓骂曹，剧情简单，节奏紧张，徐渭仅用一出来表现，痛快淋漓。《玉禅师》写因果轮回，第一出写因，第二出写果，简洁明了。《雌木兰》写花木兰代父从军，第一出写战争，第二出写凯旋。《女状元》情节复杂，徐渭用五出表现了黄崇嘏从隐居到参加科举、断狱、辞凰得凤等一系列事件。
其次，元杂剧限用北曲，徐渭则根据剧中人物的性格选择曲调。《狂鼓史》表现祢衡的愤世嫉俗，感情激越奔放，故用北曲。《雌木兰》第一出写战争，表现尚武精神，也用北曲。而《女状元》写黄崇嘏多才多艺，表现文采风流，因而用南曲。
再次，元杂剧限定一人主唱，《四声猿》则根据剧情和塑造人物的需要采用多种演唱方式。《雌木兰》第二出分别由主帅、士兵、二军、木兰轮流演唱，显得紧凑活泼。《女状元》每个角色几乎都有唱词，第二出运用对唱，将各种人物的情态表现得惟妙惟肖。
创作《四声猿》的同时，徐渭对《西厢记》进行了评点，时作时辍，延续时间更长。此外，徐渭还对多个刻本作了评点。据王骥德所说，徐渭早年就对《西厢记》进行过评点，这就是流传的“暨阳刻本”。后来，徐渭又以刻于嘉靖二十年（1541）的碧筠斋本为底本作了评点。徐渭的评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西厢记》的意蕴进行鉴赏性的发挥，力图阐述作者的原意，文字活泼，富有机趣。二是对《西厢记》的方言、调侃语、伶坊中语、拆白道字、俚雅相杂、讪笑冷语等古奥难解的语词作出解释，同时补释了底本未备的部分文字。然而，正如王骥德所指出的那样，徐渭评本对“声律故实”，“未必详审”（《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古本西厢记考》，转引自《徐渭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第100页。）。而这又与徐渭作《南词叙录》及《四声猿》时对南戏和南曲的高度关注，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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