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狂生末路《徐渭传》

杀妻疑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徐渭的身体得到康复。随着嘉靖四十五年（1566）新年的来临，徐渭的心情也变得明快和愉悦起来。这一天，他写了《丙寅元日》一诗：

小园梅柳色津津，海国迎阳易得新。

令节已更今岁日，微疴莫恋去年身。

凤鸣梧引真平世，女嫁男婚渐老人。

尚有旧心消不得，偏题彩笔对青春。

（《徐渭集》，第237页。）

“小园梅柳”是指酬字堂的景色。从诗的前四句来看，这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徐渭的内心也充满了春意，他要告别去年的病痛，迎接新的生活。第五句“凤鸣梧引真平世”下有原注：“时有海主事公之疏。”去年十一月，户部主事海瑞上疏力谏明世宗崇道一事，购置棺材等待处罪。徐渭将此事写入诗中，说明他即使在病中，也是相当留意时事的，对于国家事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第八句“偏题彩笔对青春”下有原注：“病后欲绝笔于举业，并诸散文，而不能也。”这个小注点明了徐渭当时的矛盾心态。他想放弃科举考试和散文创作，但他又不能放弃。导致他处于两难境地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没有完成“女嫁男婚”之事。当时长子徐枚虽然已经二十二岁，但仍然没有独立门户，幼子徐枳才五岁，尚需抚育。但是，随着杀妻案件的发生，徐渭被取消了诸生资格，自然放弃了科举，而散文创作却伴随他终生。此是后话。

二月，沈襄从保安把沈的遗骸运回绍兴，当地官绅和沈的生前好友举行公祭。徐渭参与其事，并撰写了《与诸士友祭沈君文》。在文中，徐渭写道：“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裸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徐渭集》，第1051页。）再次把沈上疏弹劾严嵩比作祢衡挝鼓裸骂曹操。

沈上疏弹劾严嵩，时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的胡朝臣极力支持沈的行动。胡朝臣，字敬所，山阴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沈因得罪严嵩，被削职为民，充军边塞，胡朝臣也因此事而被逮入狱。随着严嵩的倒台，胡朝臣于上年九月才被放出，削职为民，发回原籍。此时，与胡朝臣同榜中进士的汪道昆任福建巡抚。生活没有着落的胡朝臣，于这年春天从绍兴启程去投奔汪道昆。徐渭写了《送通政胡君入闽》一诗，为胡朝臣送行：

访旧暂为闽海客，归涂兼得武夷游。

不堪暮雨张筵别，况值春花带叶抽。

山障入云迷去骑，溪涛作雪泻行舟。

幕中无事同君饮，好向尊前借箸筹。

（《徐渭集》，第220页。）

不久，季本的儿子季子微将去北京，向阁臣乞求撰写墓志铭。徐渭写了一首《送季子微北上》。面对分别的场景，想起老师季本昔日的恩德，徐渭在诗中写道：“野棠立马人辞墓，津柳迎舟客渡关。满眼临歧双涕泪，不因为别故潸潸。”（《徐渭集》，第819页。）

六月，天下大旱。明世宗“亲祷雨于凝道雷轩。越三日雨，群臣表贺”（《世宗本纪》，《明史》卷一八，第250页。）。徐渭听到这个消息，也写了一首贺诗《九重》。诗中写道：“九重忧隐德如汤，祷祀坛傍夜有光。”（《徐渭集》，第216页。）直接将明世宗比作商汤。这种比喻是言过其实的。当然，徐渭未必知道身居深宫的明世宗长期不理政务，完全沉溺道教的事实。但从皇帝为天下祈祷降雨这个角度来看，却是关心民瘼的举动。徐渭生活在民间，懂得干旱对百姓造成灾害的严重性。他写这首贺诗，大约是出于对民情的关注。

此后，徐家又上演了一幕悲剧，即徐渭把继室张氏给杀了。有关徐渭杀妻的原因，在一段时间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徐渭在被捕下狱后，写了一封《上郁心斋》。其中对杀妻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顷罹内变，纷受浮言。出于忍则入于狂，出于疑则入于矫。但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如以为忍，何不漫加于先弃之妇？如以为多疑而妄动，则杀人伏法，岂是轻犯之科？如以为过矫而好奇，则蹀血同衾，又岂流芳之事？凡此大凡，虽至愚亦知所避，求诸众恶，惟明公或在所原。顷者如闻月旦，亦步雷同……抑不知河间奇节，卒成掩鼻之羞；贾宅重严，乃有窃香之狡。（《徐渭集》，第885—886页。）

徐渭杀妻的极端行为，在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将他杀妻的原因归结为忍、狂、疑、矫四个方面。忍是指残忍，狂是指疯狂，疑是指多疑妄动，矫是指行为过激。徐渭对这四点一一进行了辩解。“河间”句出自柳宗元《河间传》，它讲述了一个原先十分贞洁的妇人后来变得极为淫浪的故事。“贾宅”句系用西晋贾充之女贾午与韩寿私通的典故。这两句明确指出妻子张氏有外遇，因而招致被杀。

徐渭这种说法是有明显动机的。必须还原到具体历史环境中去，才能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郁心斋即郁言，字从忠，出仕前与徐渭居住在同一条巷内。郁言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先后任宜兴知县、睢州同知、颍上知县。当时，郁言的同榜进士岑用宾任绍兴知府。徐渭写这封信给郁言，是想通过郁言的关系，向岑用宾说明杀妻的原因，保存性命。因而，徐渭进一步写道：“伏望明公曲谅隐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说，赐挽后评。倘能出万死于一生，即是垂三纲于九鼎。”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其辩解理由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徐渭晚年写作《畸谱》时，提及杀妻之事，并没有提到张氏有外遇之事，而是说：“易复，杀张下狱。”（《徐渭集》，第1329页。）这就是说，杀妻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说法，较为真实。因为时过境迁，回首往事，心境反而和平宁静，其说法也就较接近事实。

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说：“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徐渭集》附录，第1340页。）徐渭一生续娶过三个女人，一是妾胡氏，二是王氏，三是张氏。徐渭与胡氏在一段时间内婚姻不错，后来就闹翻了。徐渭入赘杭州王氏，没有几个月就离开了。而张氏却死在他的手里。从这些事实来看，陶望龄说徐渭“猜而妒”，当是有道理的。显然，问题不在女方，而在于徐渭的“猜而妒”。所谓“猜”，即徐渭自己提及的“多疑”。陶望龄的说法与徐渭的辩解和叙述有两点不同。其一，徐渭自称杀妻是由疑张氏有外遇而起，陶望龄却认为是由“猜而妒”引起，不仅肯定“猜”，而且增加了“妒”。其二，徐渭晚年说杀妻是因“易复”而起，陶望龄没有相信这一说法。

陶望龄是徐渭的同乡，比徐渭小四十一岁，视徐渭为先辈。他在《徐文长传》中，对徐渭评价极高：“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徐渭集》附录，第1341页。）认为在越之文士中，只有陆游与徐渭最为著名。他对徐渭为人处世的评价，当是有根据的。而从徐渭个人的行为来看，性格多疑，心胸褊狭，是确实存在的。而嫉妒与上述因素又是紧密相连的。袁宏道在写《徐文长传》时，也认为徐渭“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徐渭性格的褊狭，恐怕是公认的事实。

清人顾景星《白茅堂》卷四三记叙徐渭遗事，涉及杀妻一事。其文云：

文长之椎杀继妻也，雪天有童灶下。妇怜之，假以亵服。文长大詈，妇亦詈。时操收冰，怒掷妇，误中。

四齿耙。这段文字对徐渭杀妻表述得非常清楚：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是“雪天”，即冬天；二是事件的起因，张氏把便服借给童仆穿；三是事件的性质，徐渭与张氏争吵，愤怒之中将四齿耙投向张氏，“误中”而使张氏致死。只是我们不知道顾景星这些材料的来源和出处，毕竟顾景星是清代人，而不是徐渭同时代人，其资料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明末冯梦龙创作《情史》时，也写了一篇《徐文长》，认为徐渭杀妻是一种因果。文字简洁，通俗易懂，现录部分如下：

渭尝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一二辈，斩之辕门。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再娶，辄以嫌弃。续又娶小妇，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归，忽户内欢笑作声。隔窗斜视，见一俊僧，年可二十余，拥其妇于膝，相抱而坐。渭怒，往取刀杖，趋至，欲击之，已不见矣。问妇，妇不知也。后旬日，复自外归，见前少年僧与妇并枕，昼卧于床。渭不胜愤，怒声如吼虎，便取铁灯檠刺之，中妇顶门而死。遂坐法系狱。后有援者获免。一日闲居，忽悟僧报，伤其妇死非罪。（《情史》卷一三，《冯梦龙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冯梦龙描绘徐渭杀妻是因果报应，说法荒诞，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这段文字有两处值得留意：一是徐渭“为人猜而妒”，沿用陶望龄之说；二是徐渭杀妻的细节，用铁灯檠刺张氏脑门。

梳理上述引征的文字资料，徐渭杀妻的案情大致可作如下描述。其一，徐渭杀妻是在精神病再次发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二，徐渭为人多疑，而且性格褊狭，张氏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件事引起徐渭的猜疑和愤怒，从而导致杀身之祸。其三，徐渭杀妻的手段极其残忍，恐怕使用了某种利器。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尤其前两者关系极其密切。否则，就难以解释徐渭自己提出的问题：“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张氏的行为是直接的导火索。而一家人在生活之中，磕磕碰碰的事情难免会发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绝不是张氏有外遇。也许在徐渭发狂的状况下，张氏哪怕有一点细微的差错，都可能导致徐渭杀人行为的发生。

杀妻事件发生后，徐渭被捕入狱，等候判决和处置。

这年十二月，明世宗在北京病死。裕王朱载继承皇位，这就是明穆宗。次年改元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