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狂生末路《徐渭传》

第六章　狂生末路

寄人篱下

尽管徐渭对胡宗宪感情颇深，但他对胡宗宪被捕入京完全无能为力，只得回到绍兴闲居。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徐渭才正式移居酬字堂。经过一年多的修整，酬字堂已颇具规模，有池、有鱼、有花、有木，这里环境十分适应文人生活。而徐渭经过几年的幕僚生活，也有一定的钱财。在半年时间里，徐渭过着闲适的生活。

四月二十九日，徐渭的老师季本在会稽家中去世。徐渭听到消息，非常悲伤，当即写下了《季长沙公哀词二首》，他在诗中写道：“死因双宿去，生为六经来。”“绝学千年启，斯文一线传。”（《徐渭集》，第180页。）充分肯定了季本在学术上的地位。季本于这年的十二月营葬。徐渭又写了《师长沙公行状》。此文长达四千多字，这是徐渭现存诗文集中不可多见的长文之一。他详尽地叙述了季本的生平事迹，再次肯定了季本的学术地位：“其勤学苦心，皓首而不倦，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奖后进，翊颓纲，孜孜，目不暇给，则人人所共知者。”并且表达了他的感情：“而先生于渭，悯其志，启其蒙，而悲其直道而不遇，若有取其人者。”（《徐渭集》，第649—650页。）徐渭对季本感恩戴德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徐渭不擅长经营家业。他在胡宗宪幕府时，有人赠送给他十几匹洮绒。这是数量相当大的财富。而他请来裁缝，不仅替自己甚至替家中仆人都缝制了衣被，一天之内就把这批洮绒用完了。（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0页。）他在幕府中的几年，不断接受胡宗宪的馈赠，当有一定的积蓄。然而，闲居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就花尽了这些财物。到了年底，生活已陷入贫穷。

而在此时，远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春芳邀请徐渭入京掌文书。在此之前，徐渭曾代胡宗宪写过几封致李春芳的书函，但个人之间并无来往。李春芳对徐渭感兴趣，恐怕缘于徐渭为胡宗宪起草“进白鹿表”从而得到皇帝赏赐之事。而这又与李春芳个人的经历有关。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因善作青词，得到皇帝的重用，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被擢为礼部尚书。所谓“青词”，原指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由于是用朱笔书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为“青词”。到了元代以后，青词演化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文体，其内容主要是谢罪禳灾与祈求保佑平安。明世宗酷信道教，晚年更是抛开政务，一心沉溺其中，达到痴迷的程度。他任用大学士，甚至根据青词撰写的好坏而决定，史称李春芳、严讷、郭朴和袁炜为“青词宰相”（《袁炜传》，《明史》卷一九三，第5118页。）。李春芳邀请徐渭入京，主要是看中徐渭的文才，可以替他撰写青词。于是，他让自己的门客杭州人查某带了六十两聘银，催促徐渭北上。

与入胡宗宪幕时犹豫再三正好相反，徐渭对李春芳的聘用不仅没有任何推托，而且接受聘金后，很快就动身北上。这主要是出于生计考虑。自从胡宗宪幕府解散后，徐渭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徐渭不善于经营，几个月下来就已是坐吃山空。而一家老少的生活，需要他去解决。继续去当门客，不失为一种谋生手段。再者，对徐渭来说，北京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此行也带有探寻出路之意。

徐渭从绍兴出发，顺道到江苏武进看望老师薛应。薛应招待徐渭吃饭。两人畅谈十一年前的情谊，非常高兴。十一年前，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薛应为浙江提学副使，录取徐渭为县学廪生。第二天，徐渭离开武进，骑马来到镇江，即将去游金山寺，立马江边，回想起薛应的恩情，写下了一首诗，用以酬谢恩师。其中写道：“当年国士知，昨夕鸡黍会。十载并一朝，倏已成梦寐。”（《将游金山寺，立马江浒，奉酬宗师薛公》，《徐渭集》，第67—68页。）意思是说，薛先生当年把我当作最优秀的人才，昨天又设宴招待我。但是十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同做梦一样，而我却仍为生计而奔波。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北京，徐渭便去李春芳的尚书府报到。李春芳的尚书府养有不少文人，徐渭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于是，徐渭便有时间从事交游。一次，“越中十子”之一的诸大绶设宴招待徐渭，徐渭却很晚才到达。诸大绶问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徐渭说，在一位士人家避雨，看到墙壁上挂着归有光的文章，便反复诵读，不愿离去，因而就迟到了。诸大绶马上派人取来文章，张灯快读，与徐渭相对叹赏。（参见钱谦益：《震川先生归有光》，《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0页。）归有光于两年后经诸大绶推荐而考中进士，与徐渭这次赞赏不无关系。诸大绶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考取状元，此时是翰林院修撰，而徐渭却还是一介书生。但诸大绶很重视情谊，同时也很看重徐渭的才华，并没有因地位的升迁而看不起徐渭，而且很友善地对待徐渭。这是一种纯洁的友情。徐渭为此写下了《南明篇》一诗。在诗中，徐渭称赞诸大绶的才华：“对策时成一万言，传胪竟压三千客。昨日新从杏苑行，今朝已得侍承明。词臣旧自推枚乘，史笔今来让长卿。”认为诸大绶比枚乘、司马相如更有文采，同时叙及诸大绶的友情：“贱子游燕何草草，相逢下马长安道。”（《徐渭集》，第119页。）徐渭最看重的就是这种道途相见、执手交谈的平等感情。

过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节，浙江湖州天池山的和尚祖玉来到北京，找时任兵部侍郎的浙江德清人蔡汝楠，请蔡侍郎为其师玉芝大师写传。玉芝大师名法聚，俗姓富，浙江嘉兴人，于上年五月十九日圆寂。而蔡汝楠将撰写传记之事交给了徐渭。祖玉曾结庐山阴镜湖之滨，徐渭与他有交往，也是一种缘分。徐渭很快便写好了《聚禅师传》一文。徐渭在文中评论玉芝大师的著述言论：“多出入圣经，混儒释为一。”并且叙述了玉芝大师的为人举止以及聚众说法的效果。（《徐渭集》，第622页。）祖玉等人回南方时，徐渭写了《都门送湛玉二上人南还》一诗送行。诗中写道：“为师乞铭碣，持向青山埋。飘然别我去，有翼不能偕。何以赠远行？欲折南枝梅。”（《徐渭集》，第72页。）字里行间充满情感。

严嵩倒台后，其余党被一一罢免。而沈是被严嵩及其党羽陷害致死的，其时昭雪平反已有可能。沈之子沈襄在茅坤等人的资助下，去北京为父亲伸冤。徐渭在北京遇到沈襄，听说沈襄即将去保安访求沈的遗骸，写下了《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一诗，对沈表达了崇敬之情。诗中写道：“忆昔何人正当路，若翁上书凡两度。请缨直欲系单于，借剑亲将斩师傅。”诗中的“师傅”指严嵩。沈上疏时，严嵩为当政者。诗中又写道：“逐臣犹自怀孤愤，结客边庭欲破胡。”（《徐渭集》，第718页。）赞扬沈虽被削职充边而仍心系国事的情操。

徐渭答应李春芳的聘请，是希望得到李春芳的重用。但是，现实情况完全出乎徐渭的料想，李春芳只是视徐渭为一般的门客。徐渭在《寄彬仲》一诗中流露了这种实情：

学剑无功书不成，难将人寿俟河清。

风云似海蛟龙困，岁月如流髀肉生。

万户千门瞻壮丽，三秋一日见心情。

平原食客多云雾，未必于中识姓名？

（《徐渭集》，第232页。）

彬仲即柳文，是“越中十子”之一，与徐渭关系密切。此时，柳文远在山阴。徐渭在诗中向柳文吐露了真情。“平原”指战国时平原君赵胜，以养有数千名食客而闻名。徐渭自喻为“蛟龙”，希望得到李春芳的青睐，而李春芳却没有把他当回事，因而徐渭感到困顿，担忧岁月流逝而一无所成。

李春芳不看好徐渭也事出有因。李春芳聘用徐渭，目的是想让徐渭代作青词，而徐渭却不答应。《朱邦宪集》卷一五《与徐文长》云：“往岁知足下在长安不肯为相门作玄文，仆闻而高之。”即指不为李春芳撰青词之事。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说：“当是时，上方崇祷事，急青词，柄政者来聘，而文长知少保与有郄，不应。”（《徐渭集》附录，第1348页。）钱谦益《徐记室渭》也说：“当是时，上方崇祷事，急青词。当国者谓文长文能当上意，聘致之。文长知与少保有郄，弗应。”（《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第561页。）柄政者、当国者均指李春芳。从上述记载可以了解到，徐渭不愿替李春芳撰写青词，主要在于徐渭认为李春芳把胡宗宪看成严嵩的党羽，要彻底摧毁，而徐渭视胡宗宪为大恩人，所以不答应李春芳的要求。

到了二月，徐渭感到在李春芳的门下无法生存下去，就提出辞去聘用。在《奉尚书李公书》中，徐渭详细地解释了不能继续侍奉李春芳的五条理由，即“其中有不可者五”（《徐渭集》，第1020—1021页。）。整篇文章虽然措辞极为委婉，但态度极其坚决，时时流露出徐渭孤傲倔犟的个性。文章真实地叙述了徐渭与李春芳发生冲突的原因。首先，李春芳颇为多疑，相信“入粟之说”。所谓“入粟”即纳粟，是指以缴纳钱财的方式取得监生的资格。当时，南方士子有通过纳粟入北监而在顺天府（北京）应乡试的事例。查氏为了催促徐渭尽快北上，似乎答应过这件事。而其他人来问徐渭北上之由时，徐渭也以此事来应付。然而，徐渭到达北京后，李春芳并没有替徐渭办理纳粟入监事宜。这在徐渭看来，是李春芳失信。而李春芳则觉得徐渭不愿撰写青词，是因为此事未办而致，其入幕的动机不纯。这是徐渭与李春芳闹翻的根本原因。所以，徐渭才会提出于暮春辞聘，赶往南方参加乡试的想法，虽然他在文中表明对纳粟入监的态度：“但在某之身，非时力有所决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实，这不过是欲盖弥彰之举。其次，是“习效斯事”，即学习撰写青词之事。徐渭曾以不擅长撰写青词而拒绝接受青词撰写任务，其实是另有原因。而李春芳要求徐渭“习效”，这同样是对徐渭的轻视。在李春芳看来，徐渭不过是个老秀才，不会这种文体，就应抓紧学习。而从徐渭来说，向来以擅古文闻名，颇为自负，接受不了这种指使。再次，文书撰写任务太重，规矩太多，这也违背了徐渭入幕的初衷。李春芳对待门客极其严厉，不仅安排大量的撰写文辞的任务，而且要求“收散文目”，入住内府值班，集体聚餐。李春芳采取这些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将门客视作仆人，无非是为他服务的工具。而徐渭以前在胡宗宪幕府中被视为上宾，可以自由出入，即使有紧要文件，也是由胡宗宪派人送去或取回的，人格上受到尊重。李春芳的做法，无人格平等可言，这是徐渭难以接受的。

徐渭的辞呈并没有得到李春芳的同意，但徐渭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便拂袖而去。离开北京之前，徐渭写了《入燕三首》。在诗中，他不仅表达了内心的孤独，而且表达了对北京之行的懊悔，更抒发了怀才不遇、漂泊不定的感受，如第一首写道：“感事复怀人，生年苦不早。欲吊望诸君，迹陈知者少。”（《徐渭集》，第70页。）“望诸君”是战国时燕国将领乐毅投奔到赵国后而被赵君重用所取的封号。徐渭北上，也怀着某种希望，但他没有被赏识，而是失意而归。第三首写道：“春冬递迁谢，倏忽两月中。卧席不得暖，来往何憧憧。”两个月间北上而南下，飘忽不定，行色匆匆，这一切都源于不得意。

在回到江南的途中，徐渭遇到方阜民。方阜民是徐渭恩师方廷玺的儿子，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此时，方廷玺已经去世并已安葬，方阜民请求徐渭撰写墓表。徐渭答应了。在《方山阴公墓表》中，徐渭除了叙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外，还流露出自己不得志的情绪。方廷玺在任山阴知县时，赏识徐渭的才华，使徐渭成为诸生，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徐渭仍然是诸生。因而徐渭写道：“感旧伤知，悲悯时命，不觉其涕之横流也。”（《徐渭集》，第1028页。）在徐渭所撰的墓表、墓志铭中，像这样流露情绪的作品并不多见。

江南已是春雨绵绵的天气，行路不便，徐渭与方阜民盘桓了几天。等到天气转晴，方阜民提出回歙县，而徐渭也要赶回绍兴。分别之日，徐渭写了一首赠诗《送方阜民公子还歙》。在诗题下注云：“方阜民尊公知山阴，渭始籍诸生，提调师也。”（《徐渭集》，第220页。）再次提及方廷玺的知遇之恩。

经过旅途的奔波，徐渭回到了绍兴。由于过度的劳累，他病倒了。而此时，他的朋友柳文以捐资的方式成为岁贡，即将去就任高邮训导。徐渭病体好转后，就去拜访柳文。祖玉和尚已在柳文家里，柳文又招来同学丁肖甫。由于祖玉和尚是出家人，大家只得共用斋饭。席间，大家兴致很高，分韵吟诗。徐渭当即吟诵一首《病起，过访柳君彬仲，因玉公先在座，因招丁君肖甫共斋饭，分韵得行字》（《徐渭集》，第74页。）。还没有轮到祖玉和尚，他因事先走一步了。徐渭意犹未尽，就代祖玉和尚吟了一首，这便是《玉公分得黄字，时已先去，代作一首》。不久，一批朋友在王光禄的春园设宴为柳文饯行，每个人都写了赠诗，又一致推举徐渭写送别文章。于是，徐渭写了《送柳彬仲序》。在这篇文章中，徐渭指出，捐资入贡不是科举时代的正途，所得的官职也不会太高，但他认为，以柳文的才华和品行将会取得成就：“其遇事为节，作吏为循，师为贤，难为忠，儒为宗，使为不辱君命。”（《徐渭集》，第921页。）也就是说，柳文无论将来任什么职位，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徐渭对柳文寄予很大的希望。

正当徐渭准备这年秋试时，在北京的李春芳放出风声来，威胁徐渭马上到他的门下去。徐渭晚年在《畸谱》叙及此事时，用“声怖”一词。至于“声怖”的内容，没有具体说明。学术界一般认为，李春芳是以徐渭与胡宗宪案件有牵连来恫吓徐渭。因而，徐渭听到这一消息，便立刻带着银两北上。临行前，谢谠写了《送徐天池入京》一诗赠别。诗中写道：

莫负才名海内知，五云深处去何迟。

丈夫须建非常业，万里风尘不可辞。

（《盖东谢氏宗谱》附录，转引自徐朔方《徐渭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第120页。）

谢谠当时隐居在上虞农村，对徐渭再次北上的情况并不了解，还以为徐渭去北京预示着远大前程的开始。为了告知实情，徐渭写了《答谢太兴海门》作为回应：

江上芙蓉千万枝，交花接叶弄秋姿。

片帆此日江湖去，怕接郎官送别诗。

（《徐渭集》，第346页。）

诗下原注：“值秋试罢入京。”徐渭非常看重这场秋试，却由于李春芳的威胁而放弃，因而深为感慨。自此之后，徐渭再也没有参加过秋试了。徐渭晚年对弃考之事仍然耿耿于怀：“是岁甲子，当科，而以是故夺。后竟废考。”（《畸谱》，《徐渭集》，第1329页。）

徐渭赶到北京，就将六十两聘银交给李春芳的门人查氏，查氏拒绝接收。徐渭又将聘银送还李春芳，李春芳也不接收。徐渭原本以为只要交还聘金，就可以解除聘约，而到此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李春芳在有意为难他。或者说，李春芳要以他的权势驯服这个孤傲的书生。这是权势与个性的较量。

徐渭已无能力自行了结这起冲突。于是，他向诸大绶求助。当时，诸大绶因骑马摔伤，在家中养病。徐渭就在病榻前向诸大绶请教。（参见《哀诸尚书辞》，《徐渭集》，第663页。）诸大绶是翰林院修撰，李春芳也由翰林院修撰出身，两人算是同僚。由诸大绶出面向李春芳说情，李春芳才同意解除聘约，这才算了结了这场麻烦。

徐渭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此时，他已有心情从事书法创作了。一次聚会时，他分别为诸大绶和陶大临写过草书，并有一首题诗《再至燕，诸陶两翰君索草书，述怀卷端》：

越南燕北客中身，北去南来只一春。

樽酒又酣今宵月，布衣如怯去年尘。

既将细论酬词客，别取高歌混市人。

却怪舍傍杨柳树，故飘黄叶似含。

（《徐渭集》，第226页。）

第二句下原注：“一年中来往京师。”徐渭对去年北上之事仍心有余悸。尾联典出宋代晏几道《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原词意谓通宵歌舞，纵情欢乐。徐渭反其意而用之，虽然也身处繁华的都市之中，却与歌舞升平的生活无涉，只能过着冷清的日子，其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这段时间里，徐渭与当年的同学李子遂接触较为密切。李子遂，名有秋，福建建阳人，早年与徐渭一起师从季本。李子遂比徐渭早到北京，此行的目的是求人替父母撰写墓碣。中秋节那天，他去北京西庙逛旧书摊，看到张某的一幅王母骑青凤图，十分喜欢，就花重金买了下来。徐渭来到北京后，李子遂将此图送给徐渭欣赏。徐渭对此画也很赞赏，写了一首《王母骑青凤歌为子遂赋》（《徐渭集》，第147—148页。）赠给李子遂。到了冬天，李子遂即将离开北京。徐渭和他一起游西郊的碧云寺，并在枯柳下流觞饮酒，尽兴而回。（参见《将别，复偕游碧云，流觞枯柳之下》，《徐渭集》，第250页。）李子遂临行之日，徐渭又写了一首送别诗，这就是《子遂以尊人墓碣故抵燕，至腊始去，送之》（《徐渭集》，第250页。）。在诗中，徐渭称颂了李子遂的孝道，为“朝庭久罢孝廉科”而叹息。

徐渭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感到生活没有着落，带着惆怅，于年底前回到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