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公墩祖陵与补葺护冢考辩 ——兼述谱牒记载与祖庭培土续建之事

豹公墩祖陵与补葺护冢考辩

——兼述谱牒记载与祖庭培土续建之事

山东 徐绍贵

内容提要：豹公墩为坐落在沂沭平原上的古代封土，为古代徐国开基国君若木及数位继世君之陵寝，徐氏世代尊为始祖陵。南宋蔡元定所序谱牒载“若木至豹，葬东海郯城北七里”。本世纪始，当地族人依风水培土护冢、补葺封土，属祖陵文化的当代延续。徐氏祭祀豹公墩，与国人祭祀黄帝陵相类，同入中华民族传说时代祖庭文化之范畴。

主题词：豹公墩 徐氏始祖陵 蔡元定 封土续葺

近年来，有些徐氏宗亲说“豹公墩是山东宗亲从车站拉土堆起来的，是假祖陵”，并在网络发文公开进行质疑。实际上，这个说法将当代祖陵培葺封土与故意造假混为一谈，是很片面的。作为论证豹公墩为徐氏始祖陵的见证者及后续维护修葺参与者，本文就豹公墩徐氏始祖陵的考证过程和所谓堆土造墓的实际情况做如下说明。

一、关于豹公墩的考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广东韶关的徐伟坚先生构想主编出版《古今徐氏文化大观》文集。他在搜集研究海内外大量史料时发现：徐国的发祥地在东海郡，其行政中心曾在东海郡治所郯县一带，徐国开基国君若木及以后数代君王，安葬于“东海郯城北七里”。于是，他致信郯城县委宣传部，约请撰写介绍郯城徐氏历史的文章，并随信寄来几页古代《徐氏宗谱》中有关上述内容的复印件供参考。部领导当即安排我处理此事。

当时，南方粤、闽、江、浙一带的姓氏研究已如火如荼，而山东这边却多有忌惮。为完成任务，我到位于郯城县政府办公大楼内的郯城县史志办找文史专家秦士杰主任求助。秦主任对此课题很感兴趣，当即应允。于是，我俩拿着伟坚先生寄来的《徐氏宗谱》复印件，来到位于郯城城北的郯城镇郑城后村，找到当地有名的文化人——河南嵩山少林寺《少林拳法丛书》主编与作者----时任郯城少林武校总教练的徐祗法，请他带我俩到谱中所载“东海郯城北七里”实地考察。在现场，徐祗法指着村西一座在平原地带突兀而起的缓坡状大土丘告诉我们：老辈人口耳相传，此地叫豹公墩，俗称大墩，也叫六里墩或者七里墩。墩上安葬着徐氏开基始祖若木公至豹公等人。徐祗法讲解的这一民间说法与伟坚先生寄来的谱牒记载不谋而合。

在此后的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清代《淮涟郯新徐氏宗谱》修撰者徐嗣爱的裔孙、郯城县酒厂退休干部徐祗湘，郯城县港上镇徐圩子村谱牒研究者徐启升分别给我们送来他们收藏的清代之前徐氏宗谱供参阅。之后，安徽砀山县官庄坝村徐氏家谱研究者徐福贵，山东郓城县苏鲁豫皖48县市徐氏鲁西南统系联谱发起人徐星五，平邑县史志办原副主任、东鲁徐氏宗谱续修发起人徐斌，四川邻水县中学徐建维等也分别给我寄来有关宗谱资料和谱系图表。这些谱系资料中关于“若木……豹公 ……以上葬东海郯城北七里”的记述与伟坚先生寄来的宗谱复印件内容都大致相同。

通过查阅有关资料，我们得知，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由著名理学与易学大家蔡元定作序修撰的《徐氏宗谱》就已明确记述：“伯益…若木…征国、房、仁、豹，以上皆葬东海郯城北七里”。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进士、曾任鄱阳县知事、后迁观察推官徐申主修的《歙傅溪族前谱》（又名《歙傅溪前谱》）也有上述内容相同记载。清乾隆《新安徐氏宗谱》、清道光二年《惇叙堂徐氏宗谱》、四川巴中《东海堂徐氏宗谱》、江苏《华夏徐州徐氏宗谱》等亦多引此说。现藏于浙江衢州市博物馆的清代光绪年间由衢州知名文人徐守恩等纂修的衢州西安县/衢县《西河徐氏宗谱》中收录的《徐氏祖茔墓迹考》一文明确记载：“东海郯县北七里墓，五祖都，总二十五墓，华表石柱，石羊四，石虎八，石人四，石碑……。墓田周十二里，守墓人十六户。”这个记载说明该墓地在历史上曾有过相当规模的陵园建制，已经超出了普通家族墓地的规格，指向诸侯王级别的墓葬。另外，江西临川草坪、福建南城龙溪、贵州铜仁、台湾《徐氏大宗谱》等，均有与南宋蔡元定谱基本相同的记载，构成徐氏祖陵“唯一性”的文献依据。

上述宗谱资料写得很清楚。其中南宋淳熙乙巳（1185）蔡元定作序的《徐氏宗谱》更是谨慎地写道：“按，伯益公以前荒邈难稽，史传互异，罔所适从，而皋陶生伯益尤经书未载，苐出于杂记，今不敢漫宗，故谱牒自伯益公始。伯益，名大费，佐禹平水土，封嬴邑侯，娶姚氏生二子。长大廉，封陆氏后为嬴；次若木，夏仲康封徐国君，食邑东海。若木生征国。征国，夏袭徐国君，徐氏得姓始祖，生子房。房，一作王房，夏袭徐国君，生子仁。仁，夏袭徐国君，生子豹。豹，夏袭徐国君。以上皆葬东海郯城北七里。”

上述文字翻译成白话是：伯益公以前的时代遥远渺茫，难以考证，史书传记说法互不相同，让人无所适从。至于皋陶生伯益的说法，尤其不见于经典记载，只是出自于杂记野史。如今不敢随意攀附祖先，所以族谱特意从伯益公开始记载。伯益，名叫大费，曾辅佐大禹治理水患、平定水土，后来受封于嬴邑，称嬴侯，娶姚氏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大廉，被封于陆，其后代为陆氏，后来成为嬴秦的祖先；次子叫若木。若木，在夏朝仲康年间受封为徐国国君，封地在东海郡一带；若木的儿子叫征国，在夏朝世袭徐国国君，是徐氏得姓的始祖。征国的儿子叫房，在夏朝世袭徐国国君；房的儿子叫仁，在夏朝世袭徐国国君；仁的儿子叫豹，在夏朝世袭徐国国君。以上这些人，都葬在东海郯城以北七里的地方。

蔡元定在序中明确说“伯益公以前荒邈难稽……今不敢漫宗”，这种审慎的考据态度使谱牒的可信度大大增加——他不是在攀附远古，而是明确划定了谱牒的起点。这种自我设限的写法，在宗谱中是比较罕见的，说明蔡元定确实是以学者身份而非宗族宣传者身份在修谱。

南宋著名学者蔡元定作序修撰的这个《徐氏宗谱》是后世诸谱奉为祖本。这主要是由蔡元定在文史方面的权威地位决定的。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南宋建阳（今福建南平建阳）人，学界称“西山先生”。他是朱熹（别号紫阳）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被誉为“朱门领袖”“闽学干城”。他自幼跟从父亲蔡发研习北宋理学大家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人的学说，无心仕途，十九岁登西山绝顶筑室苦读；二十五岁拜朱熹为师。朱熹惊其学识渊博，称赞他为“此吾老友，不当在弟子之列”。二人师友相称长达四十年，被朱熹喻之为左肱右臂，说是：“季通之亡，熹若折左肱而失右臂也”。其代表著述有：《律吕新书》《皇极经世指要》《大衍详说》《洪范解》《八阵图说》等，并协修《近思录》《周易参同契考异》等。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圣祖颁赐蔡元定“紫阳羽翼”金匾，以尊崇其功。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豹公墩

在豹公墩现场，我们看到，郯城县城以北是一片开阔的沂沭河冲击平原，唯该墩在此地带隆起甚高，直径一百多米，形成一个东西稍长的不规则圆锥状大墩。据附近村民介绍，豹公墩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整地运动中被逐渐削平了很多，加之附近村民经常来此取土做坯建房或垫高宅院，使得大墩逐渐变低，墩上种植着花生、大豆等庄稼和桃树。唯有豹公墩的西部位置有一个直径约二三十米，高约五六米的圆锥形大土丘，形成大墩最高峰。这个大土丘的顶端有一处大约七八平米的空地，空地中央埋设有军事部门使用的永久性测量标志---- 正方形混凝土觇标（觇音chān）。由于这个裸露顶部的觇标属于军用控制点，因而该土丘未被破坏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一个立于大墩之上的硕大土丘。

关于豹公墩的形成，有学者推测，由于夏代实行不封不树，因而徐国君若木等人去世后安葬地并没有留下确切的标记。直到周末墓葬制度形成后，徐姓人士依照祖辈传说，意识到先祖安葬在那里，应该封土祭祀，经过多年堆积，才形成大墩的规模。这片陵区亦成为后世徐人归葬的墓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墩上曾有多处古代墓葬发现和绳纹砖出土。由于在这些古代墓穴中发现有汉代器物遗存，豹公墩被考古部门认定为汉代墓葬群。我们在现场考查时，当地一位在此放羊的姜姓老人讲述，早年他曾在豹公墩上垂直往下挖了深达十四五米的井窖用来储存生姜。挖的过程中井窖周围都是黄土层，深处没有发现任何金属、砖石和其他器物。

为了得到更可靠的佐证，我们还查阅了大量史籍和专家著作。有清代《郯城县志》、李白凤著《东夷杂考》、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以及《考古》杂志等。

在经过对照宗谱、查看史籍、实地勘察、调查走访、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人与秦士杰主任共同完成的专论《豹公墩考》，于1997年在郯城县委机关报《郯城报》首先发表，随后该文陆续刊载于台湾世界徐氏宗亲总会会刊及多家媒体，引起了海内外许多宗亲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郯城县政府在年度例行的人民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连续多年提出，要保护开发利用好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

三、关于堆土造墓的实际情况

随着豹公墩知名度的增加，许多徐人纷纷前来拜谒。大约2000年前后，有位徐姓堪舆学者拿着罗盘，在豹公墩上反复测量查看，说是按照风水学所讲，理想的墓地应该是“四灵守位”，即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豹公墩古墓群正南朱雀方有广阔的平地和水流，象征明堂开阔，气运通畅；东西方位亦好；惟玄武方（即北部位置）地势低缓，属不吉之象，寓意靠山乏力、气场不稳。如果在豹公墩北部垫起一座山来，这个祖陵在风水上就十分完美了。

巧的是，2001年12月，国家“十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胶新铁路开工建设，郯城站作为沿线车站同步规划。2002年上半年，郯城站在主体工程建设中，清理出许多渣土没处存放。县内几位热心并且笃信风水的徐氏族人看到后，经有关领导协调，主动组织人力财力，把这些渣土运到豹公墩北部，硬是堆出了一座假山模样。之后，按照“父昭子穆、祖孙同列”的墓葬布局，在豹公墩上分别堆出了伯益、若木、征国、房、仁五位先祖的坟墓，并把那座顶端埋设有军事勘测觇标的大土丘堆成了豹公墓。2018年左右，又利用江苏盐城热心企业家徐步顺、徐长忠等人对豹公墩始祖陵的捐款，在这几座坟墓前分别制作树立了六通豪华大气的墓碑，形成了如今豹公墩古墓群的规模。

令人遗憾的是，郯城热心徐氏族人的孝心善举，虽然使豹公墩始祖陵较前更为壮观，却也给不明真相的外地人留下了“豹公墩是近年来拉土堆成的”，“郯城徐人造假祖陵”的口实。有些外地徐人听风即雨，不顾历史事实随声附和，说豹公墩是假祖陵，对郯城徐氏甚至山东徐氏出言不逊。同时，在豹公墩上堆建的伯益、若木等人的坟墓和墓前不很严谨的碑文，亦成为从事徐国历史研究、关注祖陵建设的人士所诟病的话题。我们不得不以大量篇幅写出文字，耐心地予以回应、解释。

平心而论，徐氏始祖葬郯北七里，出自南宋以降谱牒相承，并非信史可据。当然，质疑者亦拿不出“必在别处”的铁证。我们只是从宗谱所载、史料旁证、现场指认、合理推断等角度予以考释。可以说质疑始祖陵真伪的话题永远是无解的。在豹公墩上新建坟墓立碑是否妥当，也并非是不可商榷的。我们惟有面对现实，理性地看待祖陵所在，向广大徐氏宗亲说明实际情况，以便集思广益，尽量把好事做好。

正如一些权威智库分析的那样：始祖陵多属于传说时代遗存，缺乏同期文字证据和具体出土器物遗存证实，难以形成绝对定论。因此，对豹公墩始祖陵的争议和质疑也是历史与考古双重局限下的常态。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目前，历代文献对黄帝陵位置的记载也存在多处异说。有陕西桥山、甘肃天水、河南新郑等多说。虽然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黄帝崩，葬桥山”，但早期记载亦多为传说性追述，并非考古实证。尽管如此，黄帝陵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地位早已深植人们心中，公祭黄帝已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因此，国家每年仍在陕西黄帝陵举行盛大的公祭典礼。同理，从严格意义上讲，豹公墩始祖陵已演变为一种象征，是广大徐人慎终追远的心灵寄托的精神家园。因此，近年来全球多地徐氏宗亲和组织，每年前来举办祭祖大典，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

   （作者为山东省历史学会徐国文化专委会副主委）

附：早期豹公墩照片

1997年冬季豹公墩全景

2008年春季豹公墩

豹公墩最高点。2006年春拍摄

2006年清明，郯城和江苏省部分徐氏宗亲祭拜祖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