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求真辩以明理 ——回复徐国英副主编的“商榷”_徐氏资讯_资讯

学以求真辩以明理

——回复徐国英副主编的“商榷”

山东徐绍贵

近日，我从几个徐氏宗亲群中看到署名为“中华姓氏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主编”徐国英先生的大作——《与徐绍贵宗亲商榷评〈略述古代名人对“东海徐”的认同——兼论徐氏郡望与族源渊源〉》（以下简称《商榷》）。这位冠以“中华”名号研究会的副主编，直接点名与我商榷，我深感荣幸。

说起来，我与国英主编虽未谋面，但打交道已久。早在前些年，我俩就曾因中华徐氏始祖陵之所在，进行过多次探讨。如今徐主编又公开在网络发文，指名与我商榷，我理应回应。这次徐主编比较绅士，大标题用了“商榷”二字，颇具学者风度，在此谨表谢意。

之前与徐主编在宗亲QQ群中的交流中，我曾向他直言：与其只言片语地质疑郯城豹公墩徐氏始祖陵，不如拿出像样的学术文章来坦诚交流。如今他果然写出了长篇“商榷”之作。然而拜读之后，却觉该文观点漏洞不少，甚至还有基本的语法常识性问题。原打算分三五个段落回复一下的。争奈《商榷》除了抄录的大量史料，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文字除了“棍子”就是“帽子”，完全没有商榷的味道。我只好就事论事，按照徐主编的思路择要梳理《商榷》中十几处明显的问题予以答复，请徐主编耐住性子，看看我说的是否在理。也请热心关注此番商榷的宗亲明察。

一、徐国存续时间：精确数字从何而来？

徐主编在《商榷》一文中，开篇即称徐国“国祚达1552年”。这个精确到个位数的年份，不知徐主编从何时算起？

史料记载，徐国灭于周敬王八年，即公元前512年，此数字学界无异议。但徐国具体始封于夏朝何年，目前并无确切的史籍记载，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亦未给出明确答案，只有大致的时间范围推算。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徐国为夏启时期所封，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存续时间约计1600余年。徐主编精确到“1552年”的说法，不知有何根据？若非对学术研究不够严谨，便是刻意标新、故作高深。

学术讨论，数据精确固然可贵，但前提是来源可靠。若无确凿依据，与其给出一个看似精确实则无据的数字，不如承认“目前尚无定论”更为妥当。

二、“砸场拆台”之说：事实与真相

徐主编在简述徐国历史之后，话锋陡然一转，使用极具挑拨性的语言展开“商榷”：

“在费县古徐国溯源研讨大会上，费县徐晓磊把徐绍贵请来作为贵宾主持这次大会，而徐绍贵却大肆宣讲郯城……这不但直接否定费县是古徐国的发源地，同时，无疑也是砸费县徐氏的场子，拆费县徐氏的台！也砸了费县徐晓磊的锅！”

哎呀，这可了得！这三个挑拨离间之语如同三条大棍子接连袭来。在这里，先容我澄清一下事实吧。

2025年11月22日，山东省历史学会徐国文化专业委员会应费县徐晓磊会长邀请，在山东费县召开学术年会。作为该会会员，我有幸参加，并提交了拙作《略述古代名人对“东海徐”的认同——兼论徐氏郡望与族源渊源》。我到费县参加会议，系根据专委会的统一安排，并未受晓磊会长专门邀请为贵宾，更未主持大会。

应该指出，费县徐晓磊会长是位十分优秀且热心宗亲事业的成功人士。他出钱出力，多次组织会议，将费县徐国历史研究搞得有声有色，是我们山东宗亲引为自豪的楷模。会议期间，我与晓磊会长友好会面，并合影留念，彼此之间十分融洽。

然而，徐主编却说我的《略述》是“直接否定费县是古徐国的发源地”，“砸费县徐氏的场子，拆费县徐氏的台，砸了费县徐晓磊的锅”——这真是欲加之罪！早在三十年前，我在《豹公墩考》论文中，就曾引述平邑县学者李常松先生的观点，对费县在古徐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过明确肯定。徐主编连续使用“砸场子、拆台、砸锅”等十分粗劣的排比句来污蔑我，挑拨我与费县宗亲、特别是晓磊会长的关系，其用心未免偏狭。我和费县宗亲、和晓磊会长之间血浓于水的沂蒙深情，岂是这几句话所能离间的？

三、“费国就是徐国，徐国就是费国”吗？

在用不实之词对我进行指责之后，徐主编便对我的论文扣起了帽子，称《略述》“罔顾事实，无中生有”。他先以大段篇幅抄录史籍，试图以此论证我的观点——即“郯邑作为核心区域，夏商时期更是徐国的行政中心”等——均属无据。

为了反驳我，徐主编在论证中抛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费国就是徐国，徐国就是费国。”

伯益（又作柏翳）与大费为同一人，二者是名与字的对应关系。《史记·秦本纪》载：“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伯益因辅佐舜、禹有功，被舜赐姓嬴氏。关于费国的起源，学界通常认为嬴姓费国为大费及其后裔所建，地望在今山东费县。《史记·秦本纪》明确记载费氏出自大费；殷墟甲骨文中亦有“悖（费）”地卜辞。（甲骨文中以“悖”通“费”，为费地的早期表记）。

徐与费虽同源——均为嬴姓东夷支系，但分属两个不同的独立封国。同源不等于同一，这是先秦古国研究的基本常识。徐主编一句“费国就是徐国，徐国就是费国”，不仅无视了两国各自在历史地域中的明确区分，也混淆了古国研究中最基本的“同源异流”概念。徐主编创造性地乱下结论，胡编惊人之语，真是贻笑大方。估计费县人也觉得徐主编此言太离谱。

四、费国、鄪国、徐国，三个概念岂能混为一谈

徐主编在论证“地上、地下文物对故徐国的证实”时称：“古费国（徐国）都城遗址，即鄪城遗址。费国，国都费邑，后人书写将费邑合二为一成鄪。”此说极不准确，直接混淆了费国与鄪国、徐国与鄪国（费国）的不同时空概念。

据史料考证，夏时山东地区即存在以“费”为名的古国，其地望大致在今山东费县西北一带，是东夷文化分布区域的一部分。西周初年该地成为鲁国附庸。春秋时为明确国名属性，将“费”字右旁加“邑”部，称为“鄪国”。战国鲁悼公之后的鲁元公时期，季孙氏正式受封为费君，该地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封邑，即后世所称的费邑或费国。（见《史记》《左传》等传世文献）。由此可知，历史上先后存在夏朝费国、春秋鄪国、战国费国，这是几个不同的时空概念，不可混为一谈。1965年在费县出土的“徐子汆鼎”，仅能证实徐国在西周早期曾活动于今费县、平邑一带，却不能直接得出“徐国就是费国”的结论。徐主编将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古国混为一谈，不仅混淆了基本的古国沿革，也暴露了其对先秦山东古国史的认知模糊。

五、时空引述错位，“费誓”不是“疵誓”

徐主编称：“规模庞大的梁王城和九女墩，证明伯禽平定徐国、‘遂荒徐宅’后，移到苏皖泗州一带，之后徐偃王北走彭城武原，古徐国国都已经到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附近。”这里不仅存在语法逻辑混乱，更有史实引用不确之弊。

伯禽作《费誓》的战役结果是“遂平徐戎，定鲁”。（见《史记·鲁周公世家》），而“遂荒徐宅”所述则属另一时空范畴的史事。《费誓》是伯禽在费地誓师兴兵的现场动员令，开篇即点明“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东郊不开”，核心目标是应对徐戎、淮夷的叛乱。誓词中“惟征徐戎”是本次战役的预期表述，时间对应在西周前11世纪中后期。而“遂荒徐宅”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宗庙祭祀乐歌《诗经·鲁颂·閟宫》，是鲁僖公时期（前659年—前627年）对祖先伯禽功绩的追述。这里的“遂荒徐宅”并非单指某一次战役，而是概括西周早期鲁国通过多次军事行动，最终将徐国原有居地纳入控制范围的长期战略成果，其成篇时代远晚于《费誓》。

两者一个是战役当场的动员令，一个是数百年后对先祖功业的追叙——属于不同时空、不同层级的历史叙述。徐主编将两者混为一谈，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知识盲点？

另外，徐主编在抄录《史记•鲁周公世家》原文时把“伯禽率师伐之于费，作费誓”，写为“伯禽率师伐之于疵，作《疵誓》”。这真是骇人之举。不知费县人对自己的故乡“费”字被别人写为“疵”，情何以堪？估计这两处不是徐主编笔误。因为费与疵，音、形、意皆不同。

这还不算，徐主编在全文抄录《费誓》时，将原文中的“敜乃穽”改为“敜乃□”（敜，音niè，意为堵塞；穽，音jǐng，阱的异体）。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尚书》以唐《开成石经》为底本，并未将“敜乃穽”识读为缺字。此处一字之差，即反映其治学之随意。

六、郯城古徐国遗存：“空白”之说不能成立

徐主编称《略述》中关于“郯邑作为核心区域，夏商时期更是徐国的行政中心”等表述“毫无信史记载”，并称“本人专门去上海图书馆查阅《郯城县志》的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各种版本，结果发现就连郯城县自己的《郯城县志》对古徐国、徐氏文化信息均无记载……所谓古徐国遗存，在郯城都是空白”。

此说与事实相去甚远。

其一，方志有载。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刻本《郯城县志》（王植纂修、张金城续修）叙述郯城历史沿革时，开篇第一句即为：“郯城县唐虞时为徐国之域，《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是也。”此语直接将郯城与古徐国绑定，印证其上古归属，何来“均无记载”之说？徐主编声称查阅了多种版本的《郯城县志》，却对此开宗明义之语视而不见。更为可笑的是，徐主编还说查阅了《郯城县志》道光时期版本。实际上清代《郯城县志》传世的官方修纂版本仅有三部，即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所修，何来道光时期版本？不知实情的还以为他真的做过学问呢。

其二，正史有据。东汉《汉书·地理志》载：“郯，故国。”此处“故国”即指古徐国故都。南宋《路史》更具体指出：“沂之郯东北有徐城、城北有徐君墓。”这些正史与文献的明确记载，皆可作为郯城与徐国渊源的有力佐证。

其三，宗谱有记。古代的方国，是指活动在一定区域内以血缘纽带连接的部落集团。夏时徐国是众多方国之一，史学家称之为徐方或徐夷、徐戎。若木受封于徐地立国后，广东学者徐伟坚主编的《古今徐氏文化大观》等资料即记载徐国发祥地为郯城，徐国国都曾设于郯城。清代之前多部《徐氏宗谱》更明确记载徐国最初几代开基君王安葬于郯城。

其四，治所可证。秦朝初期，始皇帝推行郡县制，将郯城设为郯郡（后改称东海郡）。此后郯城长期作为郯县、郯郡、东海郡和徐州刺史部的治所。治所是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郯城能长期维持这一核心地位，本身就说明其古代早已具备区域中心的历史积淀。虽然古代史籍并未以现代语言逐字写明“早期徐国都城在郯”，但鲁国扶持少昊后裔中的炎族首领在郯城建立附庸国炎国，却是正史明确记载——炎国建于“徐国旧都”之上。这本身就是徐国曾都于郯的间接证据。

七、中华徐氏始祖陵，历史由来不容抹杀

徐主编在《商榷》中忿忿地说：“郯城建造的所谓‘中华徐氏始祖陵’，纯粹是极少数徐氏宗亲无中生有、主观臆造的产物！”“此地被极少数郯城县徐氏宗亲强行占用，人为建所谓的‘豹公墩’。”

对豹公墩中华徐氏始祖陵的历史由来，我早有多篇专文论述，近日我回复辽宁徐明旭文中又已详细阐释。相信关注此番争论的学者和长期关心徐国历史研究的宗亲早已读过。此处就不再重复解释了。徐主编喋喋不休地肆意抹黑中华徐氏始祖陵，反复旧调重弹，对我有理有据的耐心解释到底是装作没看见，还是故意忘却？

八、中华徐氏始祖陵“无权称陵”吗？

徐主编在《商榷》中说，“‘陵’是古代礼制等级‌的皇权符号，专指帝王墓葬‌，非姓氏属性‌；中华徐氏始祖陵……单凭姓氏无权称陵”。“这个中华徐氏始祖陵，一定会被砸掉，用‘中华’两字违反国法”。此说真是荒谬至极。

“陵”本义为大土山，汉代以后固定作为帝王墓葬的专称，如茂陵、长陵、乾陵、明孝陵、十三陵等。徐氏始祖若木为徐国开国君王。徐主编既然承认历史上有徐国，难道徐国开基国王之墓难道不能称“陵”？后世徐人把始祖墓尊称为“陵”，表达的是对先祖的崇敬；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和郯城县人民政府在豹公墩联名竖立中华徐氏始祖陵碑，表达的是对徐氏始祖即徐国开基君王的尊重。徐主编认为徐氏始祖即夏朝徐国开基君王不是他心目中的“帝王”，就说徐国王的墓葬不能称陵，表现了对徐氏始祖的极度蔑视和不认可。

九、中华徐氏始祖陵冠名“违反国法”吗？

徐主编不但称中华徐氏始祖陵“无权称陵”，而且说冠“中华”二字“违反国法”，此说更是荒谬。现行法规对“中华”字词的使用规定是：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经批准可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词；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社会组织名称中间含有“中华”等字词的，该字词应当是行业领域限定语。上述规定，规范的对象是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中华徐氏始祖陵是2004年由郯城县人民政府与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联合定名，并竖立纪念碑确认的官方称谓，用于徐氏文化研究与寻根活动等正式场景，是一个纪念性墓葬标识，并非社会组织名称。徐主编将规范组织名称的法规套用于官方认定的墓葬，逻辑上自然不能成立。

说到这里，我倒是对徐主编的中华姓氏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主编头衔产生联想了。经天眼、千问、豆包、deepseek等多个平台查询，均显示中华姓氏谱牒文化研究会“合规性存疑”。网上只能查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下属的“中国民协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而非“中华姓氏谱牒文化研究会”。与此名称高度相似的“中华谱牒文化研究会”已被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此段题外之议，徐主编不必着急。

十、“汉墓群”与“上古陵”：年代岂可互否

徐主编说，“将政府确认的‘古汉墓群’认定为徐氏始祖陵墓，……意味着全部徐氏要认不知名的汉代人为徐氏始祖”。

我在回复辽宁徐明旭的质疑中对豹公墩的形成做过认真解释。如果徐主编佯装作未见，我就再简释一下。中国的墓葬制度是春秋战国时逐渐形成，秦汉时期趋于完善。而上古时期是“不封不树”的。豹公墩古墓群就是在墓葬制度形成完善之后，徐姓先人根据老辈口耳相传或有关文字记载，意识到祖先葬在那里，应该封土凭吊才逐渐堆建而成的。豹公墩附近村上一位姜姓老人曾告诉笔者，年轻时他在豹公墩上垂直挖了深达十四五米的井窖用来储存生姜。挖的过程中井窖周围都是黄土层，没有挖到任何石块和器物。而豹公墩北面约三公里远隆起的小埠岭，薄薄的土层下面就是红页岩。这也可证明豹公墩的封土是古人堆积而成的。

政府文物部门对豹公墩为汉代古墓群的认定，是基于发现该地有秦汉文物遗存。我们说豹公墩为夏朝徐氏始祖墓地，是基于多地徐氏宗谱对若木公等人安葬地的记述。以秦汉文物遗存当作否定上古陵墓的绝对证据，其武断定义，不是基于无知就是思维僵化。

十一、多地谱牒有载：徐氏祖陵并非孤证

徐主编在《商榷》中指责笔者“轻信个别宗谱，大做文章”。说“既然清代《新安徐氏宗谱•卷首》明确记录徐氏始祖若木等人葬于东海郯城北七里，怎么之前没人知道？”

在这里，徐主编拿自己的无知“之前没人知道”当借口来指责别人，真是强词夺理。

经查阅，古代及近世为《徐氏宗谱》作序并参与修撰的知名人物众多，仅唐宋时期就有颜真卿、欧阳修、朱熹、文天祥、蔡元定等朝廷重臣文坛巨匠。笔者手中的《新安徐氏宗谱》《巴中徐氏宗谱》《鲁西南统系徐氏宗谱》等多部徐氏谱牒一致记载徐氏先祖葬于“东海郯城北七里”。就连江苏睢宁徐清义于1997年编修的《华夏徐州徐氏宗谱》也在该谱首卷上册第25页赫然写明：“若木……豹，承袭徐国第五代国君，卒葬山东郯城北七里，生一子。”笔者曾拍摄多幅印有上述内容的宗谱内页在回复辽宁徐明旭的文中贴出。相信许多查看研究过上述徐氏宗谱的学者和宗亲对此记载都有所知。徐主编有什么证据敢说“之前没人知道”？

历代徐氏宗谱对此基本上口径一致，且郯城豹公墩的地理位置与这些记载高度吻合，若全是“伪造”，难道古今各谱修纂者事先能串通一气？徐主编以自己不知道否定一切，置清代歙州谱牒学家徐禋等人依据老谱记载，辗转数千里专程赴郯城实地查访的事实于不顾，对“今往无考”四字曲意理解。假如郯城与徐氏祖源毫不相干，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何必千里迢迢千辛万苦亲临郯地考察？号称“东省第一才子”的著名学者、为《芦塘徐氏宗谱作序》的清代丙申科进士吴步韩，以他的渊博的学识断不会无根无据地写下“权舆嬴姓之兴，首称大费，踪迹徐山所在，乃在古郯”之语的。

十二、“万人坑”之讥：对族葬成规何其无知

徐主编在《商榷》中将徐氏始祖陵讥讽为“万人坑”，称“几代先祖同葬一墓、同埋一穴”，此论不仅失当，更显对古代丧葬习俗的无知。

众所周知，豹公墩是位于郯城县城北部一处占地数亩的徐氏祖林墓地，祖林内分别安葬着多位徐氏先祖。徐主编却将此处老祖林地说是一座大墓，并恶意讥为“万人坑”，其心理之龌龊、理解之偏差、对先祖之不敬，已非常人。

《周礼·春官·冢人》载：“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同一邦国之国君葬于同一陵区，历代常见；同一家族之人死后归葬先祖墓地，亦为沿袭久远的成规。豹公墩作为徐氏早期祖陵区，数位先祖相继安葬于同一区域，完全符合族葬之制。这一丧葬习俗至今仍在各地沿袭。徐主编若对此存疑，不妨回乡察看自家祖坟，检视你家先辈死后是否昭穆有序归葬于同一老祖林地？是否属于“几代先祖同葬一墓、同埋一穴”？

十三、引文讹误沿袭，学术规范何在？

前不久，辽宁徐明旭先生曾质疑对“豹公墩”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有北七里、北六里、大墩等异称。我已经及时撰文对其进行了耐心解释说明。徐主编在《商榷》文中抄袭徐明旭曾引用过的清代郯城县志载《处士徐君墓志铭》和质疑观点，也说豹公墩徐氏祖陵是位于郯城北六里的处士徐君墓演变的，真是想象丰富。

事实上，“东海郯城北七里”乃是众多徐氏谱牒对祖陵位置记载的约数，“六里墩”为当地群众对豹公墩的俗称，“大墩”则是民间对高大土堆的泛称。三者所指皆为同一地理实体，并无实质矛盾。至于将豹公墩混同于清《郯城县志》所载明初处士徐伟行墓地之说，更是明显地张冠李戴。

需要指出的是，徐主编在引用徐明旭文章时，抄袭得十分认真。徐明旭写道：“依照辽宁鞍山博物馆《郯城县志》在第337页上载：【处士徐君墓志铭】曰："君讳伟行，字长倩，洪武间官于郯，今为郯人也，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君之孤源淳等死葬君于"郯城北六里墩”。徐主编也“依照辽宁鞍山博物馆……”。徐明旭在抄写“君之孤源淳等死葬君于"郯城北六里墩”这句时，在原文里添加了“死”“郯”二字和半个双引号。徐主编依然一字不落全文照抄，引文失范至此，实非严谨治学之道。

十四、是“自相矛盾”，还是刻意曲解？

徐主编在《商榷》中指责我的《略述》“一会儿说郯城是徐国行政中心，一会儿又说伯禽在费地誓师讨伐徐国”，因此得出“自相矛盾”“七拼八凑”的结论。

此说实属刻意曲解。

我在《略述》中陈述的逻辑十分清晰：徐国早期以郯城为中心，势力范围向西北延伸至费县一带；伯禽作《费誓》征讨徐国的地点是徐国与鲁国临近的前沿阵地，而非否定郯城为徐国早期腹地。两者并不矛盾，恰恰构成了徐国早期地理格局的完整图景。

伯禽在费地誓师，恰恰说明费地是徐国势力所及的西北边界。而郯城作为徐国的核心区域，正是徐国能够对鲁国东部构成威胁的战略纵深所在。徐主编认为伯禽在费地作《费誓》，费地就是徐国中心，将“费地有战事”与“郯城是中心”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对立起来，其逻辑实难成立。

十五、“东海堂”：文化符号岂可割裂于地理原点

在《商榷》中，徐主编花费大量篇幅，说东海堂的堂号出自京口南东海郡，是南朝时期徐人在辉煌时期依据“南东海郡”称谓简称为“东海堂”的，与原“东海郡”没有丝毫关系。此论暴露了其对姓氏堂号文化概念的认知偏差。

侨置（又称侨置郡县）是中国古代政权在部分领土沦陷后，北方士族在侨居的南迁地重置的州、郡、县，以东晋南朝时期最为典型。为宣示正统地位与收复失地的决心，侨置郡县在南方仍用北方旧名，只是在侨置政区名称前加个“南”字。侨置的“南东海郡”，之所以名中存有“东海郡”三字，正是因为迁居此地的徐氏先祖原籍在北方的东海郡（治所在郯）。——侨置郡县的命名，核心目的就是“不忘本”“不忘根”。对此概念，不知徐主编是否晓得。

南东海郡于东晋元帝初年（317年）先在江苏常熟北侨置，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正式定名，治所侨置于今江苏镇江京口区。徐主编使用大量篇幅，介绍东海郡郯县人徐宁（字安期）随晋朝“衣冠南渡”后升迁发达的经历，然后列举了生活于南朝宋齐梁陈时期出将入相的几十位徐氏名人，如“三世徐羡之，五世徐湛之，七世徐孝嗣，八世徐勉，九世徐陵；一位皇后，九世徐佩昭……”等，继而得出结论，说是由于生活在侨置南东海郡的徐姓人士的至为发达，因此形成了南东海堂的堂号，简称东海堂。这实属典型的偷换概念。徐主编例举的“京口徐氏兴盛”，只是“东海堂”人在这段历史上的辉煌时期，而非这个堂号的起源地。追根溯源，东海堂得名直指秦汉东海郡。《南史》在记录上述徐氏名人时，无一例外地称之为“东海郯人”。徐主编将“东海堂”文化符号割裂于其地理原点，认知实为偏颇。

另外，徐主编在列举徐氏名人时，把有的名字搞错了。例如对梁元帝萧绎的正妻徐昭佩，竟然写成徐佩昭，还专门在名字后加括号解释：“徐佩昭（成语典故‘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主人翁）”，把这位徐姓先人的负面记载当典故津津乐道地标出，看似引经据典，实则仅一个字的颠倒，就暴露了徐主编的草率和一知半解。

十六、“没有研究过”，不是正当理由

徐主编在质疑《新安徐氏宗谱》的价值时，摆出三条理由：一是“之前没人知道”，二是“郯城志无记载”，三是自注“今往无考”。对《芦塘徐氏宗谱》说是“没有研究过”。依此进行质疑、搪塞。

徐禋在雍正、乾隆年间修谱时，明确说他“曾查阅了大批早期徐氏谱牒，发现各版本谱牒一致指向东海郯城为徐氏祖源”，因而才有辗转郯城之行。徐主编所谓“之前没人知道”，不知依据何在？徐禋所查阅的“大批早期徐氏谱牒”虽未逐一列举，但从他收录的南宋时期蔡元定、汪徹、祝世禄、许国、徐申、徐文清等名家为新安老谱写的旧序即知。古人修谱有“述而不作”的传统，如果没有大量前代谱牒的依据，徐禋不可能凭空得出“一致指向”的结论。

对于徐主编说“郯城县志无记载”，我已在回复徐明旭时详解。即便如此，清代《郯城县志》开篇即称“郯城县唐虞时为徐国之域”，何来“无记载”？至于徐氏始祖葬地这等家族内部事务，县志不载是常态，载了反倒稀奇——方志记载地方建置沿革、赋役户口、职官人物，岂会逐条记录某姓祖坟所在？徐主编以此质疑，实属外行之论。

对于徐主编死死抓住的“今往无考”之说，我早已做过阐释。徐禋实地考察虽未找到确切墓葬位置，恰恰说明他依老谱记载专程赴郯查访过。“今往无考”是忠于实际的严谨表述：意为徐氏祖陵老谱就记载在郯城，但我到那里未找到确切位置。徐主编将此解读为“徐禋否定郯城”，不是理解力有问题，便是故意曲解。

对于《芦塘徐氏宗谱》序言作者吴步韩的学术地位，不是徐主编一句“没有研究过”就能否定的。他若非没有渊博的学识，不会享有“东省第一才子”美誉，他的专著《锦堂集萃》也不会刊行于世。徐主编以“深感谬误”否吴，却拿不出任何具体理由，实难令人信服。

十七、扣帽子、打棍子，无助于学术讨论

徐主编在《商榷》中指责我的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反历史”“贻害无穷”“辱没始祖，欺骗宗亲，误导世人”。

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这一连串的扣帽子、打棍子，甚至有“辱没祖宗”之语，非但不能增强说服力，反而暴露了理屈之后的情绪失控。在此我不妨反问几句：

我引用《新安徐氏宗谱》《芦塘徐氏宗谱》《水经注》《汉书·地理志》《史记》《尚书》《路史》《郯城县志》等多部文献，皆有出处可查。相比徐主编的评述，棍子、帽子、过激之词满天飞，不是凑字似地转贴史料就是抄袭别人篇幅，还出现了多处转抄错误，难道不感到脸红吗？

徐主编对费县、邳州的考古发现数次引用，却对郯城作为东海郡治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地位视而不见。从秦设郯郡、西汉置东海郡，到东汉徐州刺史部治所，郯城始终是该区域的最高行政中心。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而非凭空而来。郯城能在秦汉至魏晋数百年间保持区域核心地位，本身就说明其在上古时期已是重要的政治地理节点。何况郯城和费县，同处沂蒙大地，同属徐国故园。郯城和邳州地缘紧邻，历史上曾经互相隶属，原本是一家。徐主编故意将郯城与费县、邳州三处对立，其心叵测。

我对费县徐国遗存的价值从未否定，早在三十年前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豹公墩考》就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我对邳州、泗洪、乃至徐州在徐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学术研究十分推崇。徐主编却将学术观点的发布，描述为“拆台砸锅”式的宗亲内斗。究竟是谁在蓄意破坏宗亲团结？是谁在肆意践踏学术规范？读者自可明辨。

十八、何必把自己推到广大宗亲的对立面？

徐主编的《商榷》极力否定豹公墩徐氏始祖陵的存在，说是“自发堆土假造一个所谓豹公墩”“此后数次人为推土增大、增高”“干脆建立所谓中华徐氏始祖陵碑，要求全国，乃至全球徐氏前去顶礼膜拜、送礼鲜花！”“其荒唐、无知程度，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并咬牙切齿地说：“郯城县政府为郯城徐氏竖立的中华徐氏始祖陵拆砸时日将临！”“这个中华徐氏始祖陵，一定会被砸掉”。这一连串失态之语，令人唏嘘。

大家知道，郯城豹公墩徐氏始祖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被海内外宗亲认知，打那以后，每年都有宗亲组织前往瞻仰祭扫。2009年11月27日，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包括台湾的宗亲代表集聚厦门召开全球徐氏联谊会筹备会，笔者有幸参加。会议决定翌年在郯城豹公墩始祖陵举办海内外徐氏宗亲祭祖大典。2010年4月1日，盛大的祭祖大典在郯城北始祖陵前如期举行，来自台湾和大陆三十多个省市宗亲代表虔诚致祭。我在现场亲见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承云中将等宗亲在始祖陵前长跪十多分钟。2011年9月，全球徐氏联谊会在江苏常熟正式成立。打那以后，全球徐氏联谊会在郯城豹公墩始祖陵前相继举办过多次祭祖大典。徐国忠、徐之伟、徐兆佑、徐伟新、徐晓东等历届总会长们都曾率员到豹公墩始祖陵祭拜过。2026年清明前夕，全球徐氏文商联谊总会在豹公墩始祖陵举办盛况空前的祭祖大典。来自国内三十多个省市以及海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亲代表参加。徐后峰总会长致辞，徐爱家会长恭读祭文，三十多位省市分会长手擎高香列队致祭，在场宗亲依次叩拜，场面十分感人。俗语云，“男儿膝下有黄金”。若豹公墩始祖陵为虚，何以能得天下徐氏宗亲如此景仰？徐主编将自己置于全球绝大多数宗亲的对立面，意欲何为？

结语

学术讨论，贵在实事求是，重在以理服人。以上是我对徐主编《商榷》的回复，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前不久，国家举办了隆重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作为奠民族之基、开文明先河之人，其陵所在虽有他说，但陕西黄帝陵仍被历朝历代敬仰，已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同理，对于徐氏始祖陵，单就真伪而言，争论或可永无休止。我只能从宗谱所载、史料旁证、现场指认等角度尽力阐释。也许你不服，这也可理解，毕竟弯子是不可能一下子扭转的。我要重点表达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始祖陵已演变为一种象征，是广大徐人慎终追远的心灵寄托。对始祖陵的尊崇，表达的是传承文化、沟通情感、增强凝聚力的心愿与意志。所有徐氏家人都应该对始祖陵保持虔诚之心、敬畏之意，膜拜之举，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